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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于17、18世紀英國和法國反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進一步演進，成為一個源遠流長、內容龐雜的理論學說。自由主義因時而變，因人而異，不同的歷史時期自由主義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思想家、學者對自由主義有不同理解。盡管如此，自由主義自有其內在的一致性。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堅持以個人自由為核心和 出發點，強調天賦人權、自由民主、權利平等以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價值， 主張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把市場經濟、憲政國家作為根本的制度設計。就 其內容來看，自由主義可謂近現代西方以“自由”、“民主”為基本價值理念的各種思 潮的基礎、前提和總匯，它們所闡述的實際上都是對自由主義這個理論體系中某一方面 內容的側重、加強，或者至少與自由主義共同分享同一理論前提，或者是自由主義在某 一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
    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自由主義也傳播、滲透和影響到世界各個角落。早在五四運動時期，自由主義就由一些受歐美思想文化熏陶、影響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引介到中國來，對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斗爭，自由主義在中國失去了市場和存在空間。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自由主義重新找回了市場，在與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纏斗競爭中又獲得了存在的空間，成為當代中國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社會思潮，并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綜觀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思想文化領域的情況，自由主義主要作為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意識(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挑戰者，其歷史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不是一種完整的思想理論學說，而主要表現為一些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精英、政治人物要求基本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激進變革的政治訴求和政治行動。1979年春天，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思想解放熱潮中，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現了以反對國家政權、批判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和目的的一些政治活動，發生了“西單民主墻”事件和部分青年人上街游行，一些人還組織了“解凍社”、 “民主討論會”，鼓吹資產階級“民主”、“人權”，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到走到 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可以說是自由主義在當 代中國的最初形態，一開始就體現了其與社會主義相對抗的特征。之后，雖然黨和國家 著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思想理論戰線上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強了在意識形態領 域的斗爭，但一些自由主義的知識精英并沒有停止活動，自由主義的影響不但沒有消除 ，反而隨著國內外政治氣候和環境的變化，也以“啟蒙”、“反傳統”、“人道主義” 等形式，在民眾特別是思想界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擴散自己的影響。
    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涌入了西方各種思潮，但反映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啟蒙主 義”無疑是其中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眾所周知，啟蒙主義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 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即資產階級用“自由”、“民主”、“人權”等觀念去 啟迪封建專制思想之“蒙”，把人們從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統治之下解放出來。這樣的“ 啟蒙主義”得以出現在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幾十年的80年代的中國，自然是自由主 義知識精英鼓吹操弄的結果。在他們看來，當代中國實際上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 封建專制主義，主宰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價值觀念仍然是蒙昧主義和思想專制，即所謂 “現代迷信”，主要矛盾仍然是民主與專制、科學與迷信的沖突，因此解決問題的首要 方式仍然是“啟蒙”，只不過形式和內容具有當代特點，所以叫“新啟蒙主義”。通過 這樣的“啟蒙”，向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宣傳民主自由的觀念，破除人們的蒙昧主義專 制主義的價值觀念，無疑是形成和凝聚顛覆性力量的根本和前提，對于改變現行政治結構具有極大破壞作用。因此，在整個80年代，自由派人士極力推動的就是所謂“新啟蒙”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人道主義”和“反傳統主義”是自由派手中的兩個利器，兩者既相互關聯、貫穿始終，又代表不同的發展階段，各有不同側重。
    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思想學說中一種以人性、人道、人權為主題和價值的哲學思想，具有獨特的世界觀歷史觀，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有著天然的聯系，是資產階級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80年代伊始，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就把人道主義搬運進來，傳播開來。不過，這種傳播在剛開始的時候是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解釋而表達出來的。1980年，有人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孔子再評價》一文，對孔子的思想作了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解釋，認為孔子所維護的周禮包含著原始人道和民主遺風，孔子思想的中心范疇是“仁”，它主要是由“人道主義”、“個體人格”等四大因素組成的，其基本特征是實踐(實用)理性。[1]這一轉折性評價被認為直接觸發了80年代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
    與此同時，人道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和道德問題，開始在學術界討論。但這樣的討論不久就超越了學術范疇，把“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聯系起來，賦予了越來越濃厚的政治內容和現實要求，并在1983年達到高潮。在這場討論中，自由派照般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觀點，竭力宣傳抽象的“人性”、“人道”、“人權”等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把抽象的人性和孤立的個人作為考察世界分析社會的基本前提，認為馬克思主義把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現實社會關系和能動地表現自己的實踐活動當作最基本的出發點，是不關心人、不研究人的切身問題，是見物不見人。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提倡階級斗爭、社會革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都是不講人道，社會主義就是泯滅人性、踐踏人權、扼殺人的個性和自由的制度，這些都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所講的人類解放的初衷背道而馳，導致“社會主義異化”和“馬克思主義異化”。因此，他們主張用人道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一元化的地位。
    “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以其強烈的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傾向，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之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造成了很大影響，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意識形態領域里講“黨性”、“階級性”等傳統政治觀念和價值標準的滑落和失范。比如，文藝界有人公開提出文藝的最高目的是“表現自我”；新聞界有人把人民性和黨性對立起來，提出“人民性高于黨性”。“絕對自由”等典型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在社會上特別是青年學生中流行起來。
    自由主義者這一時期的思想傾向和理論學術主張，是在人民推動下，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聲討林彪、“四人幫”的封建主義，批判毛澤東晚年專斷、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揭示我國社會和政治、經濟體制中仍存在封建遺跡的旗號下提出的，有些口號客觀上對當時的一些政治、思想批判也曾起過積極作用，但他們自由主義的主觀追求將客觀真理向前推進了一步，從而陷入了荒謬，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實面貌，表現出自己是當時社會 主義前進力量的同路人。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領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由于種種原因，“清除精神污染”半途而廢。之后，自由主義思潮進一步擴張。自由主義的知識精英出于對“清除精神污染”的怨憤和反彈，在繼續揮舞人道主義思想武器的同時，又在中國文化和革命傳統問題上大做文章，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自“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的全面反思和徹底否定，割斷社會主義政權的歷史臍帶，并且在對歷史的反思中進一步散播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進而提出“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與“人道主義”相比較，這種“反傳統主義”更具有直接的破壞性和殺傷力。
    如前所述，自由派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始于1980年，但當時并沒有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而在1984年以后，自由派反思傳統文化的目的在于全面否定，他們自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者，放言“向傳統全面開戰”、“要使傳統文化后繼無人”，其基本思路是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不暢歸咎于儒家思想的阻礙，認為當務之急仍然是把儒學批倒批透；認為思想解放的根本出路在于徹底反傳統，用西方人文傳統全面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實行“全盤西化”。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自由派掀起了“文革”以后又一次的批儒浪潮，其最大成果就是1988年轟動一時的電視系列片《河殤》。該片把中國近代的落后歸罪于中國的黃色文明，即農業文明和內陸文明，認為黃色文明的代表者儒家文化已經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宣告儒家文化已經被歷史所淘汰，黃河文明已經隕落，必將為藍色文明的代表者西方文化所取代。
    自由派對革命傳統的反思集中體現在對“五·四”精神的曲解和“五·四”以來的革命愛國傳統的詬病。眾所周知，五四運動高揚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極大地啟迪了處于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統治下人民的民主意識，并通過愛國救國的實際行動，進一步喚 醒了人民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憂患意識和救國意識，從此，中國人民走上了反帝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因此，五四精神不僅包括民主、科學，而且還體現為拯救國家、復興民族的歷史責任感。但自由派卻對五四精神作了符合“新啟蒙主義”的解釋，認為五四精神的真諦在于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和“全盤西化”的主張；而對于“五·四”及其以來的救國運動和愛國精神，則視之為“教訓”，認為中國現代史的“悲劇”是“救亡壓倒啟蒙”，愛國主義代替了個性主義。在對中國現代史反思的基礎上，自由派提出，今天中國的啟蒙，必須吸收五四的教訓，不能僅停留在振興中華、高喊愛國上，要以個性解放、個性自由為主要目標，強調個性主義高于民族主義；有的人甚至把愛國主義看成是民主自由的對立物，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和民主虛無主義的泥坑而不自知。
    1988年10月，自由派創辦了以宣傳人道主義、全面反傳統為己任的《新啟蒙》雜志。雖然前后只出了4期就被停刊，但卻出了《論異化概念》和《廬山會議教訓》的專刊，發表《為五四精神一辯》、《形而上學與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等文章，力圖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再檢討來承繼五四以來的人文精神，將抽象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人格”的思想情懷發揚光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新啟蒙》的創刊，連同電視片《河殤》的上映，把“新啟蒙主義”推向了高潮。1988年被認為是“新啟蒙”年。
    自由派的知識精英在致力于“新啟蒙”的同時，并不甘心坐而論道。一方面他們按照自己的“思想、政治、經濟”的順序設計了激進的改革方案，即先在思想上進行民主啟蒙，破除人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再通過政治改革取消共產黨領導，實行西方的政治模式；最后是通過經濟改革向私有化過渡。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政治訴求付諸行動，到處寫文章、散發傳單，特別是在高校發表演講、組織政治集會和政治上書，對青年學生進行政治性煽動。從1986年開始，我國一些大城市多次發生學潮，直到1989年嚴重的政治風波。學潮和政治風波的發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和自由派知識精英的鼓動，無疑是最為直接的因素。
    由上述分析可知，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第一階段，自由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挑戰者，其最基本的色調就是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無論是它在反封建反專制口號下對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徹底否定，還是它以民族虛無主義的情緒對待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它關于“全盤西化”的主張和按照“思想、政治、經濟”順序的改革方案，都表現了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的偏執和過激；同時，自由主義者還往往以“民主斗士”自居，把對現實的批判直接付諸政治行動，進行改變、顛覆現政權的政治動員，這更是其激進主義的充分體現。激進主義是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征。
    　　　　二
    1989年6月黨和國家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因自由主義思想泛濫而引起的嚴重的政治風波。從此，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發展演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如果說第一個時期自由主義思潮基本特征是激進主義并與國家政權直接對抗的話，那么，此后的整個90年代則是自由主義淡化激進色彩而轉向保守、并在與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和國家政權的纏斗競爭中實現某種契合的時期。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的兩三年時間里，隨著思想界學術界對80年代激進主義的反思和 批判，特別是黨和國家加強了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早已聲名狼藉的自由主義一時失去 了市場而沉寂下去，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成為思想輿論界的時髦話題。但是，1992 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 標的提出和確立，自由主義在進行了巧妙包裝之后又以新的面貌重新全面上市，很快成 為思想輿論界的話語核心和主要社會思潮。人們在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各個領域都能 夠聽到自由主義的聲音。
    鑒于八九政治風波的教訓，自由派不再像80年代那樣赤膊上陣，而是調整策略，改變了與國家政權激烈對抗的做法以及顛覆現狀的政治訴求，轉而尋求與國家政權的契合點，力圖對國家政策施加自己的影響。綜觀1992年以后的自由主義思潮，其最顯著的特征和主要形式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市場經濟要求資源配置通過市場來完成，市場主體之間的自由競爭是其基本特征。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有本質不同，但畢竟有作為市場經濟的共同之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確立、推進，不僅在客觀上為自由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以很大刺激，而且也為自由主義發揮作用提供了著力點。因此，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和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后，自由主義很快獲得了巨大的話語空間而活躍起來，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甚至成為政府智囊和主流媒體吹捧的對象。而自由派也利用這一大好局勢，著力在經濟領域大做文章，竭力鼓吹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政治學說，力圖以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來影響改革開放，并對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符合自由主義胃口的解讀，推動改革向著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自由派相信，經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定會導致政治的自由化和思想的自由化。
    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經濟自由主義者極力鼓吹和推動的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主張不加限制的自由競爭；二是主張全面私有化。就第一點而言，自由派盲目照搬西方古典自 由主義經濟學說，以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主張限制政府的 管理職能，只發揮市場“守夜人”的作用，反對政府的宏觀調控。1992、1993年我國出 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提出以后的第一次嚴重的經濟過熱，其矛盾問題在1994、19 95年集中體現出來，如果不采取宏觀調控的有力措施，經濟危機將不可避免。而一些自 由主義經濟學家卻對此視而不見，堅持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條， 對中央治理整頓經濟、控制通貨膨脹的做法大唱反調。
    就第二點而言，自由派特別不喜歡在“市場經濟”之前冠以社會主義的字眼，極力排斥公有制作為我國社會基本的經濟制度，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論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不相容，為私有制、私有化大造輿論，有的公開喊出了“私有制萬歲”的口號，認為限制私有制是“戴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項神秘的無形緊箍咒”。[2](p.320)不過，鑒于歷史的教訓，自由派更多的不是直接鼓吹私有制，而是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曲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主張，誤導輿論和民眾。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對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997年十五大報告的曲解，認為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是破除了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教條，從而沖破了“姓資姓社”的界線；而十五大報告關于“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股份制“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等論述，則是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否定，從而沖破了“姓公姓私”的界線。按照自由派的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五大報告無異于不問“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自由主義宣言書。他們以此大做文章，對那些責問“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觀點主張大加責難，一概斥之為“左”，是反對“三個有利于”標準。在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之下，“私有化”思潮已有洶涌之勢。十五大以后，國有企業改革成為重點。有人高聲宣稱，當前國有企業改革“要突出一個賣字，落實一個股字，抓好一個私字。”[2](p.521)而在事實上全國許多地方的確出現了“賣”字當頭的國企改革惡潮，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化為少數人的 私產。這正是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改革的典型注腳。
    實際上，在自由派心目中，“市場經濟”本來就沒有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只有這樣的市場經濟才是惟一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他們認為，中國要按照市場經濟的模式來改造自己的經濟體制，只有照搬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特別是要全盤學習美國的經濟法律制度，并且要不惜代價強制實行。
    自由派在著力鼓吹經濟“自由化”、“私有化”的同時，還熱衷于在政治問題上大做文章，解析他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基本思路。第一，他們竭力鼓吹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模式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他們說，“既然我們的經濟體制必須和世界接軌，那么政治體制又怎么可能獨立于門外?”[3]提出政治體制也要與世界接軌。他們雖然沒有明說如何接軌，但意思是很清楚的，即向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接軌。第二，鼓吹按照“弱政府”的理念設計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認為“強政府”容易踐踏“人權”。而當前中國政府就屬于“強政府”型，因此要給予“限制”。同時要保護個人權利，特別是保護個人財產權，要把“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入憲法。第三，在人權觀上也要與西方“接軌”。在自由派看來，中國堅持“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不是世界共同的觀念，是完全過時的。他們認為，世界共同的人權觀是“人權即公民權利”，不贊成經濟、社會、文化權，更不承認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種說法顯然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也有悖于全面的人權觀。
    與上述經濟政治發展觀相關的是，自由派還不加分析地照搬“腐敗無害論”這一西方政治學領域中曾時髦一時的觀點，大肆散布“腐敗有利論”和“代價論”，荒謬地認為“腐敗是一種保障系統，可以抵制壞政策”，“在某種意義上說，有些腐敗是消除計劃經濟約束的催化劑，就是說，腐敗在某種條件下對舊體制的解體有促進作用”；認為腐敗和賄賂“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經濟改革的成本費”，“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同時，腐敗還“化解著人們的革命愿望——你可以通過行賄的方 式達到利益上的要求”[2](p.394)。自由派鼓吹這樣的荒唐理論，既是為腐敗自由邀功請賞，為那些通過腐敗得到好處、而又對他們給予支持的利益集團進行辯護開脫，又是與他們所倡言的“弱政府”的價值和目的相通的，即把以消除權力腐敗根源為重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向邪路，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侵蝕于腐敗、消解于無形。
    除了經濟政治問題之外，歷史文化領域仍然是自由主義者活動的空間。自由派繼續通過反思歷史來散播其觀點主張。其中最盛行一時的就是1995年以《告別革命》一書在香港的出版為標志掀起的“告別革命”的討論，內地的自由派遙相呼應。就歷史淵源而言，“告別革命”并不新鮮，8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思想把“救亡”(即民族革命)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把五四運動看成是“破壞運動”而予以否定。這實際上就是“告別革命”的一種形態。但相比而言，90年代的“告別革命”則更加徹底系統，不僅否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包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而且也否定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包括法國大革命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認為“革命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破壞社會秩序，阻礙歷史進步；相反，改良則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好的方式，“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的積累”。[4](pp.68、71、79)他們因此對諸如戊戌變法、英國“光榮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這樣的中外近現代史上的改良運動倍加贊賞。自由派“告別革命”的宣誓對現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無疑具有侵蝕作用(這也是其主要目的所在)，但他們對改良的推崇，又在客觀上為當代改革從而為現政權提供了歷史的合理性論證。
    要“告別革命”，就不能留戀愛國主義，要批判民族主義。在自由派看來，許多革命都是在“愛國”、“救國”的旗號下發動起來的，共產黨更是善于利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搞無產階級革命。因此，90年代的自由主義在承繼80年代“用個性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主張的基礎上，繼續這方面的反思和批評。一方面，他們在“全球化”的討論中，用“地球村”反對“民族性”，不贊同動輒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主張中國無條件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另一方面，以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為借口，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表現出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大加譴責。甚至危言聳聽地說“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的崛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激化著中國人同西方人的對立情緒。”[5](p.280)
    此外，在思想文化領域，自由派一方面繼續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鼓吹思想多元化，排斥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把政治和文藝對立起來，要求在意識形態方面也要和西方接軌，也要去實現全球一體化；另一方面又承繼80年代“反傳統”的香火，對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進行反思、篡改和批判，貶損共產黨和革命者形象，按照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大肆詆毀魯迅這樣的左翼作家和愛國主義者，吹捧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名家胡適，甚至大做翻案文章，為周作人這樣的漢奸鳴冤叫屈。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要顛覆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和價值標準，可以說是“告別革命論”的繼續和延伸。
    綜上所述，90年代的自由主義在繼承80年代自由主義精神遺產的同時，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說80年代的自由主義是激進的、左傾的自由主義，那么這一時期的自由主義則是保守的、右傾的自由主義。80年代自由主義者自詡為“民主斗士”，在體制外進行以顛覆現政權為目的的政治動員；90年代自由主義者則致力于以經濟自由、法制分權為內容的制度設計，更側重于體制內的纏斗競爭，期待著“靜悄悄”的革命；雖然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對立甚至沖突，但自由主義還是力避它與主流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權的直接沖撞，在淡化原來的激進色彩、進行巧妙的學術包裝的同時，努力尋找它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契合點，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取得了某種契合，致使經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成為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最主要的形式。保守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就是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思潮的基本特征。
    　　　　三
    90年代末，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進入到它發展演變的第三個階段。在此之前，自由主義歷經近20年的發展演變，雖然已經成為中國具有相當影響的政治社會思潮，但它在相當程度上并不是一種系統的思想理論學說，并沒有呈現出完整的面貌而顯得支離破碎，更多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甚至只是一些名詞術語，諸如“自由”、“民主”、“人權”、“個性”、“私有”等，這些時常被自由派人士和對現政權不滿者引用來闡述支撐自己的政治訴求和觀點主張。至于究竟什么是自由主義?如何以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對當代中國問題進行理性分析?這些并不是自由派人士關注的重點。可以說，90年代末以前，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批判現實、顛覆傳統的思想武器和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它時而以人道主義、啟蒙主義面目出現，時而表現為經濟自由主義、憲政主義。到90年代末，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知識界學術界的核心話語，開始在本身的旗號下以完整面貌出現，進入到了系統闡釋和全面宣傳時期。許多文章關于“90年代末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的斷語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的；本文開篇所說“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觀點也是從這個角度而言的。
    一般認為，90年代末自由主義“浮出水面”，1997、1998年是具有標志性的重要年份。1997年7月李慎之為《顧準日記》作序，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公開亮出旗幟的標志。這篇序不僅把顧準定位為自由主義者，而且認為“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6](p.16)11月，《南方周末》大版刊登了評介剛剛去世的英國自由主義學者伯林的文章，對自由主義作了初步推廣宣傳。但是自由主義剛一露面，就遭到了一些被冠以“新左派”的學人的批判，爆發了“自由派”與“新左派”的爭論甚至論戰。1997年，《天涯》雜志先后發表了“新左派”學者的《讀書札記：關于自由主義》和《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等文章，對自由主義、“新啟蒙主義”進行抨擊批判，拉開了爭論的序幕。隨即“自由派”進行反擊，發表系列文章論著，特別是借1998年北大成立100周年之際，編輯出 版《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收集了89篇文章，其中李慎之為該書 寫的序《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軔與復興》，簡明扼要地闡述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 展過程、性質、目的、功能等，并且表明自己的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1998年自由派還 圍繞著如何認識顧準、國學大師陳寅恪和當年病逝的具有自由主義風格的青年作家王小 波等三人的思想和人生歷程，進行了討論。
    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爭論涉及到雙方的基本價值觀、對中國國情和社會弊病的基本判斷和對當代中國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吸引其他學者紛紛投入其中，不僅自由主義的推動者積極著書立說，出版“公共論叢”，宣傳鼓吹自由主義，而且自由主義的客觀研究者、反對批評者也紛紛發表文章論著，介紹研究批評自由主義。同時，學術界集中翻譯出版了諸如伯克、伯林、哈耶克、霍布豪斯等自由主義經典 作家的著作。隨著爭論的延續擴展和對自由主義研究的深入，自由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 政治思潮，還是作為一種思想理論，都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在這場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學理推介中，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觀點主張得到了極大張揚和鼓吹。一方面，自由派把自由主義看成是最好的“主義”，“是一切‘主義’中最為開放的主義、最能寬容其他主義的主義，是唯一允許甚至提倡反對自己的主義。”“自由主義者不但樂于聽取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且保護反對意見。”而自由則是各種價值中最核心的價值，“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可以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7](p.338)因此“自由主義對現代中國有特殊意義：可以推進我們采取有效的經 濟建設方式，以便治理貧窮，可以促進我們進入一種適當的政治生活狀態，可以導引我 們朝向一個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發展。”[8]自由主義被認為是社會穩定時期的建設性 方案，也是使中國走出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自由派還結合當代中國若干重要的思想理論問題，特別是在革命和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自由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上，闡述了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他們承襲了“告別革命論”的基本觀點，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基本持否定態度，認為它脫離了資本主義這一世界文明的主流，改革開放就是要回歸這一主流。冷戰時期中國站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甚至認為當代世界由于中國仍然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沒有進行最關鍵的政治體制改革，因而世界的冷戰還沒有結束。
    在民族主義和全球化問題上，自由派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看成是五四以來的兩個精 神“病灶”，并比喻為“慶父”，稱“慶父不死，魯難不已”。解釋說，民族主義在根 本上是與個性自由相對立的，認為“民族主義強調族國的絕對主權，排斥個人自治，從 而極可能壓制、剝奪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造就對內對外都不受約束的絕對專制的政治主 權。”“在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的眼里，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 。”[7](pp.253、254)同時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相背離，當前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不是外 來的資本主義，而是包括狂熱的民族主義在內的體制問題與意識形態。并指出，全球化 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化”，中國應該而且必須進入世界這個主流秩序，盡早資本主義化 ，這是大勢所趨。
    在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問題上，針對中國在推進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貪污腐敗、化公為私和兩極分化加劇等現象，自由派認為這些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舊體制與市場機制并存造成的。解決之道在于完善市場機制，保護私有財產，而不是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干預。并且進一步闡述了保護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的決定性意義，認為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無財產即無自由”，“經濟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并為其他自由的擴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徑。”“財產權與經濟自由為個人創造了一個不 受國家控制領域，限制了政府及統治者的專橫意志。”[7](pp.365、368)
    在自由民主和政治改革問題上，自由派反對通過發展直接民主、基層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來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認為只有把市場機制改革延伸到政治體制改革，在制度層面建設權力監督機制，以憲政治國，即通過西方式的代議制間接民主，才能既解決好社會公正，又避免“大民主”可能導致的混亂和暴政。認為間接民主是一種自由民主，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是一種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制度；而直接民主則是一種最簡陋、最粗糙的政治結構，沒有過濾器和安全閥，與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容易導致專制主義；兩者的本質區別就是“自由民主”和“極權民主”的區別。[7](pp.212—213)
    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和觀點主張的張揚，是以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學說被深入研究和系統闡述為基礎的。這是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特點。綜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到自由主義的概念內涵、基本原則、價值體系、內在邏輯、哲學基礎、歷史發展、思想流派、類別劃分、人物研究等方方面面。這些研究既有來自自由主義的推進者，也有來自自由主義的客觀研究者的，它們對自由主義的推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許多學者以比較研究的視角，在對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民族主義、后現代主義甚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沖突、異同、關聯進行分析辨別的過程中，分析了自由主義的價值特征和理論要旨以及對于當代中國的意義，也指出自由主義不可自為中心，應弄清自身的局限性。
    在與各種主義的比較中，值得關注、頗有意味的是何家棟等自由派學者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研究。何家棟在其《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一文中，通過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想歷史發展的考察，認為兩者雖然是相互競爭的思想流派，但同時也存在彼此借鑒、彼此補充的關系，二者的合流由來已久。在他看來，19世紀中后葉英國經濟學家穆勒之所以對放任主義的自由主義做出修正，20世紀初英國社會學家霍布豪斯進一步提出并論證了“自由社會主義”，都是因為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當代德國學者在給“社會市場經濟”下定義時，把市場上的自由與社會平衡結合起來，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思潮的結合。進一步指出，當今發達國家大多數人都是中間派或說折中主義者，不是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中間偏右的“自由社會主義者”。進而認為這樣的情況很可能在中國出現。[9]自由派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表明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不僅在實踐中努力尋求與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契合，而且還試圖為這種努力提供理論支撐；盡管他們反對和批判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制度，但卻避免與之公開對立和沖突。這正是90年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的一貫邏輯。
    綜觀二十多年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這一思潮雖然經歷了曲折和冷卻，但在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與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競爭。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和主流意識，在本質上是與社會主義對立的。因此，如何處理好與自由主義的政治關系、學理關系，有效地遏制其消極破壞作用，當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需要認真對待的理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滬77～83D4中國政治余科杰20052005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自由 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權激烈對抗的時期，具有濃厚的激進主義的色彩。第 二個階段，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自由主義在總體上淡化其激進色彩而轉向保守的同 時，把對現實的批判轉化為以法制分權、經濟自由為內容的制度設計，在某種程度上找 到了與國家政權的契合點。第三階段，即90年代末以后，自由主義在對前一時期思想繼 承的同時，開始從理論上進行系統的闡述和宣傳。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就 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對自由主義思潮批判與反思，是當今我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意 識形態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歷史演變/基本特征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研究項目“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項目批準號：02JAZJD71003)的階段性成果。滴石張長浩，西安政治學院武裝沖突法方向碩士研究生Develop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romote the land system scientification
   SHEN Shou-yu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 China北京外交學院副教授 作者：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滬77～83D4中國政治余科杰20052005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自由 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權激烈對抗的時期，具有濃厚的激進主義的色彩。第 二個階段，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自由主義在總體上淡化其激進色彩而轉向保守的同 時，把對現實的批判轉化為以法制分權、經濟自由為內容的制度設計，在某種程度上找 到了與國家政權的契合點。第三階段，即90年代末以后，自由主義在對前一時期思想繼 承的同時，開始從理論上進行系統的闡述和宣傳。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就 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對自由主義思潮批判與反思，是當今我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意 識形態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歷史演變/基本特征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研究項目“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項目批準號：02JAZJD71003)的階段性成果。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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