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痼疾與祖先崇拜  ——魯迅小說一個文化學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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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近代發展史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傳統文化的革新史,這次文化革新的高潮無疑是在“五四”前后。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思想家們從改造國民性的歷史高度出發,對傳統文化的價值進行了深刻地反思和重估,他們在廣納異質新文化思想的同時,不斷批判以廣大農民為主體的普通民眾身上所體現出的傳統積習和落后的文化心態,而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表現上述文化思想的則是魯迅的小說,特別是其農村題材的小說。對于這些小說,我們已經從政治的、思想的多個角度多層面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本文則試圖從祖先崇拜——這一中國農民最為普遍的文化信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一下這些小說,力求更全面地把握魯迅小說的深刻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歷史價值。
  作為一種精神信仰,祖先崇拜是早期人類社會曾經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是由上古的生殖器崇拜發展而來的。原始人類為了適應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迫切需要強大而穩定的生殖能力,反映在精神信仰上就是對生殖器的崇拜。黑格爾就曾說:“東方所強調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識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創造力。特別是在印度,這種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響到佛里基亞和敘利亞,表現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來連希臘人也接受了這種概念。更具體地說,對自然界普通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狀來表現和崇拜的”〔1 〕。在經過女陰崇拜之后,生殖崇拜便進入男根崇拜期,從而也就形成了對男性祖先的崇拜,這種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祖先的崇拜便成為早期人類社會主要的精神活動方式。祖先崇拜在中國也相當突出,極為普遍,而且以極強的生命力綿延下來,成為中國普遍民眾最為重要的精神信仰,這一方面是由于傳統的極為艱苦的農耕環境對人的生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單位——宗族的強有力刺激。“天子宇宙之祭,列國諸侯皆來階祭。諸侯亦各有國,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是在其列祖列宗。故諸侯之歸其國,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畝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禮,固已下達于天”〔2〕。 從錢穆的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對于中國精神文化系統而言,祖先崇拜無疑是官方儒家文化的基礎、民間文化的核心,是農民精神信仰的基本內容,而成為中國普通民眾的宗教。中國人正是通過對祖先的祭祀和崇拜來祈福避兇,渴求愿望變為現實,這與西方人信仰上帝是不同的。正因為此,祖先崇拜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近乎無孔不入,深刻影響了華夏民族的道德觀念,倫理意識,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成為直接塑造中國國民性的深層文化根源。卡西爾就曾經總結說:“在很多情況下祖宗崇拜具有滲透于一切的特征,這種特征充分地反映并規定了全部宗教和社會生活。在中國,被國家宗教所認可和控制的對祖宗的這種崇拜,被看成是人民可以有的唯一宗教”〔3〕。 魯迅的小說則以其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國普通國民所處的祖先崇拜原始文化環境,以及這種落后文化所造成的諸種精神悲劇和國民劣根性,標志著魯迅反思傳統文化所達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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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的小說首先揭示了祖先崇拜對于中國民眾生存觀念的深刻影響,批判了這種文化的強大異己性。
  阿Q 曾言“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 我們常常把這句話只視為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一個佐證, 卻忽視了他所包含的文化內涵。《禮運·大同》中說:“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說,人們通過對共同祖先的崇拜消除家庭內部個人與個人間的精神隔閡,完成整個家族的親合,這就是祖先崇拜的直接作用。正因為祖先是整合整個家族的巨大精神力量,所以,祖先的形象便象征著家庭或家族的地位,祖先的偉大也便喻示著整個家族的繁榮強盛,這就勢必激勵著每個家族成員都把光宗耀祖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美化、圣化、甚至神化祖先形象也就成了每個中國民眾的內在要求,因此,阿Q便極為自然也“理直氣壯”地抬高自己祖先的形象, 為自己的樂觀精神找到了一個恰當的思想支撐點。與之相反的是,在祖先崇拜的文化環境中,中國民眾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的祖先受到冒犯和侮辱,在他們看來,嘲弄和辱罵別人的祖先是極其陰損的,不道德的。“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這無疑是中國農民極為典型的報復策略,通過辱罵別人的祖先而能痛快地發泄內心的憤恨,以獲得最大程度的心理平衡。阿Q 的這些言語中無不透露出祖先崇拜文化對中國國民文化心態的深刻影響,只有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在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之后,阿Q“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的深刻內涵,在此時,家族的整體利益和榮光已處于阿Q思想的第一位, 而現實生活中所遭受“本家”的壓迫和屈辱已退居次席了。在這里,魯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正是在祖先這個溫情脈脈的面紗掩飾下,不同階層之間的利害沖突得到了協調,矛盾得到了遮蓋,人們思想的關注點得到了轉移,祖先崇拜便成為了一種調節人們精神趨向均衡與和諧的思想資源。
  對祖先的崇拜之情在現實生活中便具體表現為對老者的崇拜,從而形成了所謂的“老者本位”意識,中國民眾的這一文化心態在魯迅的小說中也得到生動反映。在魯迅的筆下出現了大量的老者形象,七大人、趙太爺、花白胡子等,他們都毫無例外地保守、迂腐、死氣沉沉,既是社會的政治、思想權威,又是舊歷史的殘余之物。這些人物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個祖先崇拜盛行的社會中,老者是祭祀祖先的主祭者,只有他能夠領會祖先的神秘存在,他的意志就代表了祖先的意志,因此家族中的老者便成為后輩們師法的對象,而備受推崇。老人成為一個家庭、家族中絕對的精神權威,年齡本身也變成了力量與地位的象征,年齡愈大就愈受尊敬。在如何對付要熄滅長明燈的瘋子時,魯迅寫道:“這事件的中樞,不久就湊在四爺的客廳上了。坐在首座上的年高德韶的郭老娃,臉上已經皺得如風干的香橙,還要用手捋著下頦上的白胡須,似乎想將他們拔下”。這是一個令人恐怖的老者世界,是古老中國社會運行體制的縮影。它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普通中國民眾,如闊頭等對老者的崇拜敬畏心理,也以絕妙的筆調嘲諷了作為社會意志體現者的老者——郭老娃,他的威權來自象征著高齡,也代表著地位的臉皮和胡須。他對自己胡須的陶醉式的、近乎是下意識的欣賞深刻表明了老者崇拜思想已深入到人們骨髓,成為人們,特別是老者所極力維護的準則,任何違反這種準則的舉動必將受到毫不留情的懲罚,即使連“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也絕不允許被踏上一腳。這種老貴長尊的思想猶如一扇沉重的閘門壓制著幼者,使他們只能處于被裁決、被玩弄,甚至于“被吃”的慘境。狂人的“救救孩子”無疑是傳統思想文化劇變時的第一聲吶喊,以其嶄新的時代意識標志著新生一代的覺醒。然而,魯迅同時又清醒地看到,對這種老者本位思想進行價值轉換面臨巨大的阻力,這種阻力不僅來自社會外部的壓力,更來自溫情脈脈的長者們。“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一切都那么不易覺察,不易發現,嚴酷的現實使得“救救孩子”這一時代主題變得異常沉重而復雜。
  不僅如此,魯迅小說對祖先崇拜文化的思想還進一步表現在對其潛隱層面,即倫理規范——孝的批判上。作為倫理規范的“孝”是祖先崇拜的必然產物,《論語·學而》就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孝”把祖先崇拜升華為具體的行為規范,從更高的層次上涵括了祖先崇拜的精神本質,二者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倫理的基礎和核心內容,因而受到儒的推崇,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綱”無疑把“孝”道由父子關系擴大到君臣關系,推廣到社會關系的各個層面。朱熹則干脆把“孝”及其相關的倫理規范神圣化,稱為“天理”。這樣,由祖先崇拜發展出來的“孝”便越來越成為一種道德強制力量,魯迅曾經感慨地說:“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4〕。 本來就不平等的“孝”道極易被絕對化,越來越“蔑視了真的人性”,脫離了人的情感本性,走向了虛偽,以至于在中國出現了“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等荒誕不經的“孝”例,這自然會受到魯迅尖銳地批判。四銘贊揚“孝女”的真實目的與其對“孝”道的宣揚本身就是對“孝”道的巨大嘲諷,“孝”只是其一塊遮羞布而已。必須指出的是,在魯迅的小說中,“孝”不僅僅是一種倫理規范,能夠滿足人們的理性要求,同時這種“孝”又由宗教信仰祖先崇拜蛻化而來,當然也能滿足人們的情感需求。其實,“孝”道思想之所以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能夠被推向極端化,沒有深厚的感情信仰因素作支持,無疑是做不到的。因此,盡管魏連殳是新黨,信洋教,或許他已認識到,也能夠割斷“孝”的倫理束縛,卻不能徹底擺脫“孝”的情感系聯。他答應了族人們的要求,并不是完全出于被迫,所以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對于這一描寫不能簡單地理解成魏連殳為自己的孤獨感到哀傷,其中也包含著他對自己唯一的情感系聯——祖母的真切留戀,只有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深刻理解它所蘊含的多重情感內容和復雜的感情基調,魏連殳深深感受到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劇烈沖突所帶來的極端痛苦;但他又為自己無力擺脫這種痛苦而感到無可奈何;無奈之余,油然而生的是一種悲哀;處于這樣尷尬的窘境,才使得情感上無所依靠的魏連殳像一匹受傷的狼,慘傷中夾雜著憤怒;這種無法向外人言說的憤怒之中又分明表現出一無所有的魏連殳要向不公的世界復仇,然而,卻又無處著力,只能靠自己折磨自己來發泄內心的痛苦。這一描寫深刻喻示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反對以“孝”為首的傳統的倫理規范時所表現出的復雜性和內在的矛盾性。
  中國人崇拜祖先,歸根到底是對祖先具有的偉大的生命力的崇拜,魯迅的小說還以深刻的筆觸揭示了這種觀念對中國民眾的精神扭曲。由于祖先具有強大的生命延續功能,保持了整個家族生生不息,延及子孫。所以,每個家族成員都有義務去承續祖先的這種生命能力,有責任去發展本家族的生命力,這一要求也是“孝”的具體體現,《孝經》就曾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它反映了一個十分神圣的集體意志,就是對延續后代的強調。阿Q 念念不忘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更明確地體現了這種思想,這也是普通中國民眾“歷來如此”的生存哲學,不能簡單地用封建思想來概括。當阿Q 被尼姑罵作“斷子絕孫”時,他深刻感受到了無后的痛苦,無法利用精神勝利去獲得心理平衡。因為生育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感情的結晶,而是個人必盡的義務,帶有倫理的強制性,使得像阿Q 這樣沒有子嗣的中國民眾的生命意識處于緊張之中,從而導致了個人的欲望本能與社會倫理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在生育后代即是一種義務,即為“孝”的倫理觀念影響下,欲望本能無疑得到支持與強化,推動了阿Q向吳媽“求愛”, 但這種“求愛”卻根本不是合理的健康的性愛意識,不屬于兩性感情交流的必然結果。問題還在于,這種被強化的欲望本能一旦表現出來,又會受到其他社會倫理規范的壓制,阿Q因此也遭到了秀才的窮追猛打。 矛盾就出來了,欲望本能一方面被強化,另一方面被壓制,沖突的結果只會扭曲人們正常的情愛心理。“他便伸開臂膊,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單四嫂子便覺乳房上發了一條熱”。藍皮阿五的這一舉動很明顯地體現出這種被扭曲的情愛意識,他既需要發泄自己的欲望本能,又有所“克制”,不致于陷于阿Q 那種被敲擊的尷尬境地。對于生活在祖先崇拜文化環境中的中國民眾來說,阿五的這一變態心理無疑是帶有普遍性的,代表性的,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如果說,由祖先崇拜發展出來的對生育義務的過分強調直接扭曲了男性的情愛意識,那么,對于處于祖先崇拜文化環境中的女性而言,這種對于生育義務的過分強調則摧殘了她們。這一情況勢必引起一直關心婦女問題的魯迅去深入思考,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首先,魯迅揭示了女性所遭到的性壓迫。在一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祖先崇拜盛行的國度里,人們衡量女性的價值尺度,有時是相當重要的尺度便是她們的生育能力,女性變成傳宗接代的生殖工具,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它是作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為整個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沖突的宣告而出現的”。〔5 〕這就必然導致了男性對女性的性壓迫,使得女性時時面臨著巨大的危險,“只要用繩子一捆,塞在花轎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祥林嫂的這一遭遇便是處于性壓迫下中國婦女悲劇命運的一個縮影。其次,魯迅的小說還揭示了所謂貞操倫理對婦女身心的扼殺,而這正是祖先崇拜文化的衍生物。正如我們前文所指出的,由祖先崇拜發展出來的對于生育義務的過分強調,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整個家族的生生不息,數量上不斷增加,質量上則更注重家族成員的血統純潔性。“亂宗”是人們極大的忌諱。為了徹底排除所謂“野種”的侵入,必須保持和維護男子的先天授孕權,其實這正是后世“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套倫理觀念深入人心的深層的、根本的原因。男人自然可以像魯迅所諷刺的那樣“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6〕, 女性卻必須“從一而終”, 保持節烈,“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 做了無主名的犧牲”〔7〕。所以,單四嫂子將終生孤苦無依, 倘不如此呢, 只能和改嫁的祥林嫂一樣,為世人所不容。除此之外, 為了避免“亂宗”事件的發生,還必須限制女性的行動自由,這就是小小年紀的六斤就已經纏腳的原因所在。應該說明的是,在魯迅的小說中,直接執行這些倫理規范的往往不是上層統治者,而是下層民眾自己,而這其中又不僅僅限于男性,這些倫理觀念也受到女性自己深刻的認同與支持,她們有意無意之中摧殘了自己,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作為民間文化信仰的祖先崇拜的一個特點。第三,魯迅還表現了祖先崇拜文化對女性愛情幸福的吞噬。“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這正是愛姑所引以為自豪的根本。非常明顯,在她看來婚姻儀式的正規與隆重便代表了人生的滿足與幸福。然而在祖先崇拜觀念盛行的社會中婚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孝敬父母,傳宗接代,增加勞動力。這樣,婚姻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不再屬于愛情的范圍,而只是保證家族延續的手段。男女的結合在魯迅看來“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8〕的, “撮合”就是這種婚姻的本質。這種無愛情的婚姻長期盛行的惡果便直接扭曲了女性的愛情觀,幸福觀,使她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婚姻儀式上,而不是愛情本身上,從而吞噬了女性真正的愛情幸福。就這一點而言,縱使不會出現愛姑離婚的悲劇,但她卻同樣繼續著無愛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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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的小說不僅深刻揭示了祖先崇拜文化對中國民眾生存意識的深遠影響,也同樣表現了它對中國民眾死亡觀念的巨大影響,進一步顯示了祖先崇拜對中國民眾文化心態的獨特的影響力。
  死亡猶如鋒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人類的頭上,然而世界上各個民族卻未因此而會有相同的死亡心態。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依靠天堂的美麗去對抗死亡的痛苦,信仰祖先崇拜的中國民眾卻依靠他們的祖先,他們通過祭祀祖先去深切體驗祖先無處不在的神秘力量,利用這種非凡的精神信仰的力量去抗拒死亡的恐怖,完成了對“死”的精神超越。阿Q在被砍頭時, 雖無師卻能自通地說“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這種循環式的圓型死亡觀念固然受到佛教“輪回說”的影響,但它所蘊含的深層意識卻無疑是中國式的,樂觀主義的。在中國民眾看來,逝去的祖先始終與他們同在,而人“死”之后,他的靈魂便回歸到祖先那里去,與其他祖先一齊共同成為后世子孫的庇護者和新的生命源頭。阿Q 對“死”的這一看法典型地體現了華夏民族所獨具特色的死亡心態:死亡即回歸,死也是一種生,循環不已。當然,這種由祖先崇拜這一民間宗教發展出來的死亡意識也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一是佛教的地獄說(也包括道教),然而這種地獄說在其流傳過程中被深刻地中國化、簡單化、民間化了,中國民眾對于地獄的設想已經和佛教的大相徑庭了。就感情本性而言,普通中國民眾沒有人肯相信自己的祖先及自己死后會入地獄,地獄說往往是給別人準備的。第二則是儒家倫理的滲入,它的影響遠比前者巨大,在其影響下,人們死后的世界同樣劃分著封建等級、履行著世間的諸種倫理要求。因此,在柳媽看來,祥林嫂死后要被鋸開,從而引起了祥林嫂的恐怖與緊張,這種恐怖與緊張之下隱藏著兩種死亡觀念的沖突,一種是由祖先崇拜發展出來的死后能夠團聚的觀念。在普通中國民眾看來,“死”了的人回到其祖先那里,又能和其先輩們、親人們重新生活在一齊,猶如生前現世一般,繼續過著溫馨的生活,而且在現世生活中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死后便可以得到彌補,“死”后的人亦能再享現世的幸福,這是祥林嫂所向往的。另一種則是受儒、釋、道倫理思想影響的,死后被鋸開、受懲罚的觀念,這是祥林嫂“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令其感到恐怖的。在這兩種死亡觀念中,祥林嫂對于前者的“向往”最終壓倒了對于后者的恐懼,所以“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這一細節與其對魂靈、地獄的有無與死后一家人能否相見的追問無疑表明了祥林嫂對“死”后世界的理想設想。不難理解,對于在現世生活中屢屢遭受苦難的祥林嫂來說,這種“理想化”的“死”更是一個充滿誘惑的解脫,可以說,她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殺”,是一種象征性很強的文化行為。在過去論述祥林嫂之死時,我們往往斷定是一種“他殺”,十分強調社會權勢(政權、族權、夫權)和思想意識(儒、釋、道)對祥林嫂的摧殘,這是不很全面的,因為任何外在因素只有通過內部因素才會起作用,脆弱、麻木的文化必然孕育出脆弱、麻木的生存意志和特定行為方式,祥林嫂之死正說明了這一點。魯迅通過祥林嫂的死,一方面暗示出“生”不如“死”的近代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深刻批判了祖先崇拜文化對“死”后世界的理想的、然而虛假的設想在近代社會對人的生存意志的麻痹與扼殺。
  中國民眾這種死就意味著生的樂觀主義死亡心態,在抗拒死亡的恐懼與痛苦的同時,也必然生發出對死者喪禮的重視,魯迅的小說也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文化心態:
  “但單四嫂子待他的寶兒,實在已經盡了心,再沒有什么缺陷。昨天燒過一串紙錢,上午又燒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斂的時候,給他穿上頂新的衣裳,平日喜歡的玩意兒,——一個泥人,兩個小木碗,兩個玻璃瓶,——都放在枕頭旁邊。后來王九媽掐著指頭仔細推敲,也終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壽材壽衣早已做成,都無須籌畫;……聚議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條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請和尚道士做法事。總而言之:是全部照舊”。
  王九媽和魏連殳族人的這些舉止反映出了中國農民的一個集體意識:人死之后,只有經過“入殮”、“出殯”、“入葬”、“圓墳”等多道必不或缺的程序才能導引亡者的靈魂安穩地回到祖先那里去。這樣,無形之中,人們的注意力便由對死亡本身的恐懼和悲傷轉移到葬禮儀式上,從而進一步使葬禮變得更加復雜、瑣細,在變動劇烈、水深火熱的近代社會,這些圍繞著死者而施行的繁文縟禮成為一個極不和諧的音符,自然,一個屢屢遭受重壓而又無路可走的民族也只能將希望寄托于,或者說逃避到精神幻想中。中國民眾重視喪禮,既與文化傳統相關聯,也包涵著深廣的歷史內容,是我們民族精神勝利的一種表現形式,成為近代中國國民精神麻木與愚弱的顯著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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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及中國人被稱為土人時,魯迅不無感慨地說:“試看中國的社會里,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有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發度及吃印度麻一樣。至于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9 〕魯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社會實際上還處于一個原始的、甚至于野蠻的文化階段,能夠概括這一文化屬性的顯然不是士大夫化的儒家文化,而只能是祖先崇拜文化,對于農民來說尤是如此。無獨有偶,對于這一點,周作人論述的更為明確。他認為“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才是”〔10〕。他們的這些看法不僅能夠印證我們上文的某些具體結論,而且也可以幫助我們從更高層次上把握魯迅小說中人物的人格特征。在魯迅的筆下,祖先崇拜文化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民眾的具體“生”“死”觀,也在塑造中國民眾的文化人格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從而在許多方面既規定了中國國民性的內容構成,也決定了它的基本屬性。下面,我們將看一下祖先崇拜文化影響下的文化人格的具體內涵。
  首先,魯迅揭示了祖先崇拜文化對中國民眾生活終極目的的深刻影響,即塑造了一種認現世享用為其生活的基本內容的文化人格。阿Q 臨死之時想到的是如何“托生”,祥林嫂在臨死之時想到死后怎樣生活得更好一點。他們在臨終之時并不是像基督徒一樣進行道德懺悔,也不像佛教徒一樣進行道德自醒,之所以出現這種巨大的差異,其根源不僅是生產力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的不同。作為一種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固然也有對死后彼岸世界的設想,但這種設想完全是世俗化的,是等同現世生活的。這種面向現世、為生而在的文化大大強化中國民眾追求現世享受的動機,使他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欲望本身的滿足上,而并不是對“形而上”精神的追求,這就是以阿Q 為代表的中國農民文化人格的基本內容和終極生活目的。我們來看一下阿Q的“革命”。阿Q革命的目的與劉邦沒什么兩樣,“簡單地說, 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11〕。如果從馬斯洛的人格構成理論來看,“阿Q ”們這種以生理需求為主要的內容的文化人格無疑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上。〔12〕從這種較低層次的文化人格中絕難找到基督教那種禁欲主義的影子,更不用說更高層次的道德向善了,其實,這也正是四銘力圖霸占孝女,四爺強占“瘋子”房產不僅不會產生道德緊張感,犯罪感,反而神態悠然的原因。所有這些也只不過是祖先崇拜文化精神在人格特征上的必然反映罷了。
  其次,魯迅還揭示了祖先崇拜對中國民眾精神面貌的影響,即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必然產生出因循守舊與封閉僵化的人格。崇拜祖先就要“德從先祖”,就是在思想觀念、行為舉止上要和祖先相一致,一切認祖先的是非為是非,然而,正如魯迅所言“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13〕。古老的思想被作為神圣的家訓代代承傳,深刻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一切向后看,古代社會成為理想的典范時代。九斤老太念念不忘的是“一代不如一代”,趙七爺則云“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盡管這兩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卻都毫無例外流露出復古的文化心態,體現出一切向古代看齊的思維方式,因循守舊成為他們兩人共同突出的精神特征。因循守舊必然帶來思想的封閉與僵化,在魯迅的小說中,中國農民深刻體現出絕多的傳統主義因素,使他們成為舊社會犧牲品的同時,又成為舊社會中舊習慣、舊觀念不自覺的擁護者,宣傳者,執行者,承傳者。
  再次,魯迅還進一步深刻揭示了祖先崇拜對中國國民順從與忍耐奴性性格的影響。“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愿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里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在這里,與其說四銘對學程進行“孝”道倫理的教育,到不如說,他在培訓奴隸。在祖先崇拜盛行的中國,人們的奴性就在這無形當中形成了,中國人常把“孝”與“順”聯系在一起,孟子就說過“順之為孝”,即必須絕對地遵從祖先的傳統、思想,順從長者的意志、教誨才是真正的“孝”,人們在信奉“孝”的同時,也就不知不覺地選擇了順從,這樣無疑就把順從變成了一種帶有專制主義色彩的倫理要求。這一要求恰好于統治者對順民的要求相一致,歷代統治者也十分重視宣揚和強化這種要求,使得人們順從的對象由家庭權威漸擴展到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統治者通過強調對既定權威的順從,力圖使其國民地位兒童化,使他們能夠自覺地安于順從者的地位。七大人稱愛姑“年紀青青”,其目的也不過如此。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只會產生出奴性性格,“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14〕。無條件的順從與忍耐就構成了老年閏土奴性性格的主要內容,也代表了中國農民傳統人格中主要的負面特征。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由于奴性性格與對既定權威的“孝”“忠”有關,因此,有時在正常的感情交流過程中也體現出來,閏土的那一聲“老爺”和學程對四銘的畢恭畢敬一方面是出于親近感,另一方面也表現了這種奴性的無意識特點,甚至有某種程度的自愿成分。在以往論述這種奴性特征時,我們常常忽視了它的復雜性。
  正如我們前文已經指出的,由于這種文化人格的祖輩傳統、長者觀念等傳統思想培養形成的,它深刻體現出了整個家族群體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因此,就這種文化人格的本質而言,它是群體性的,而不是個人性的。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15〕。在魯迅的小說中,這種文化人格的群體性表現在數量上,是指具有這種人格的不是少數,而是群體。僅就奴性性格而言,阿Q、愛姑如此,而一向自大的趙太爺在阿Q造反之后,也變得怯怯地叫“老Q”了。 這種群體性表現在性質上則是同質性(homogenous),而非獨異性。“赤膊的還將葦子向后一指,從喘吁吁的櫻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聲道:‘吧’!”這并非是對孩子天真的描寫,而是深刻象征了“瘋子”反傳統的“獨異”舉動的悲劇命運,這些孩子在精神上傾向上與他們的父輩何其相似。而他們的父輩呢,也只能承傳那個稱夏瑜“發了瘋”的“花白胡子”的衣缽。這種缺乏獨異性的文化人格以其深刻的穩定性,成為維護舊社會和諧運轉的習慣力量。阿 Q 也確曾想革命,其革命要求亦有歷史合理性,然而, 就其本質來講,阿Q式革命是一種“造反”而不是“解放”, 其目的與劉邦等并沒有什么兩樣,“造反”成功,他們維護和需求的仍將是這樣的文化人格,以保證社會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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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農村題材的小說以其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藝術地再現了近代中國農民的精神悲劇,這不僅是對舊社會,舊思想罪惡的控訴,也是對中國農民主要的精神信仰——祖先崇拜文化悲劇屬性的展示。這種由重視祖先生命力而發展出來的重視“生”的原始文化,并沒有給近代中國農民帶來好的運氣。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重新探討一下造成祥林嫂死亡的外部因素,實際上,祥林嫂的死正典型地體現了祖先崇拜文化的強大異己性。在篤信祖先崇拜的人們看來,祭祀祖先是件威嚴而神圣的大事,祥林嫂“不干不凈”,她做的飯菜“祖宗是不吃的”,四嬸于是勸阻說:“你放著罷,祥林嫂!”這一勸阻無疑給祥林嫂帶來巨大的精神創傷。祥林嫂可以承受肉體的痛苦,可以忍受人們的嘲弄,然而,她通過捐門檻而獲得的精神解脫并沒有得到參加祭祀的權利,愿望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將其推向精神崩潰的境地。祥林嫂的這種精神崩潰最直接源于祖先崇拜文化的強大異己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是其得不到以祖先為代表的神秘力量的寬恕而陷入自我審判的精神狀態,因此,她顯得那么恐懼,“怕黑夜,怕黑影”。這充分表明了祖先崇拜文化對中國農民脆弱思想的威壓與摧殘,可以說,祥林嫂正是祭桌上的一個供品、一個犧牲,供奉“莊嚴”的祖先崇拜文化面前。不僅僅如此,祖先崇拜還以更持久而隱秘的力量浸蝕著農民的精神,使他們面對帶有“死亡”兇兆的社會變得麻木,失去了對歷史現實的真實感受,而陷入到精神勝利的虛幻中。魯迅的這些小說正是通過揭示中國農民的這種原始文化與近代歷史要求的巨大錯位,率先在文學領域中提出改造舊文化,建設民間新文化這一深遠的歷史命題而顯出獨特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注釋:
  〔1〕黑格爾《美學》第40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2〕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8頁,岳麓書社1989年版。
  〔3〕卡西爾《人論》第10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4〕《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8〕《熱風·隨感錄(四十)》。
  〔7〕《墳·我之節烈觀》。
  〔9〕《熱風·隨感錄(四十二)》。
  〔10〕仲密《祖先崇拜》,原載1919年2月31 日《每周評論》第10號。
  〔11〕《熱風·“圣武”》。
  〔12〕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次思潮》第57 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15〕《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14〕《華蓋集·忽然想到(五)》。
魯迅研究月刊京49~5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愛強19981998陳愛強 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250014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9~5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愛強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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