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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社會歷史的現階段的特點是，由于當代文明的前途問題，文化又面臨著歷史的召喚。
　　考慮到可以把現代文明稱之為技術文明，因此，導致社會革新迅猛發展的技術——工藝進步，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與傳統文化的價值不同的特殊的價值體系，是它的文化基礎。在技術文化的價值體系中，最重要的成分可以分為：把人理解成與自然對立的活動的生物；把活動理解成旨在對客體進行改造并使人服從于它們的威力的創造性過程；把自然理解成無機界，是改造活動的材料和資源的客體的合乎規律的、有序的領域；活躍的、獨立自主的人的價值；創新和進步的價值；科學理性的價值。
　　這一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體系，是技術文明的特殊的染色體組；在它們的基礎上，實現文明的進步。
　　在科學、技術、教育、保健、改善人的生活質量等等領域中，技術革命獲得了令人難忘的成就。然而，它引起了非常嚴重的全球性危機，人類自身面臨著生存問題：它由于制造了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使永生的人類必死無疑，并導致生態危機日趨嚴重；導致空前異化的規模，以及破壞人類生命活動生物遺傳基礎的現實可能性。看來，技術文明在實際上已結束，向某個另外的、新的文明發展形式的過渡已勢不可擋。反之，許多破壞文明活動基礎的方案，以及人類的滅亡將越來越成為現實的問題。
　　新的文明發展的形式，必須以從前占主導地位的價值的變化為前提。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某人能馬上和突然設計出新的價值體系，并把它恩賜給人類。這些價值在當代文化內部成長起來。它們將形成于文化的各個領域，而哲學的任務是抓住新的趨勢，并為它們的形成和發展作出貢獻。根據這一觀點，重要的是要在當代文明進程的框架內確定新的世界觀定向的獨特的增長點。
　　首先，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始終是技術文明獨特核心的科學技術發展的新趨勢。當代科學和技術活動越來越與開發的特殊對象有關，這種對象在歷史上是一個復雜的不斷發展著的體系。這些體系改變著我們有關周圍世界的觀念，并需要特殊的活動戰略。
　　當代世界科學的情景，已與過去人周圍的自然環境只是無機自然界的觀念不一致。現已弄清楚，這個環境是全球性的生態系統——生物圈，是一個特殊的完整的有機體，要限制對自然的破壞性開發。
　　現已弄清楚，在歷史上開發復雜的發展系統的過程中，工作的戰略也不斷改變。在對這樣的系統采取行動的時候，積極的強制的改造世界的方針就不是有效的。它們是開放的系統，協同的特點是它們固有的。這些系統的發展表現為從一種自組織形式過渡到另一種自組織形式。發展著的系統周期性地通過兩歧點，在每個這樣的點上，具有幾種可能發展的路線。不大的、往往是偶然的影響與協作的影響一起，將根本改變發展的方向，并使系統的組織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外部強制的影響增強的情況之下，系統可能對以下情況作出反應，即它簡直將再現同一套結構。然而，往往不大的影響就能產生新的結構，并使系統更加復雜。
　　具有復雜的、在歷史上發展著的客體的活動，揭示了道德命令、理性認識和有目的的行動的有機聯系。這最明顯地表現為發展著的客體在歷史上變化的時候，作為組成部分的人包含在這一客體中。系統的這種形式的范例是生物圈、生物地理群落和社會客體。
　　在兩歧點上準確地預測發展著的系統的未來軌道，是根本不可能的，每次都面臨起作用的主體的選擇問題。重要的是，對人來說，不要陷入災難性的軌道，并避免不利于發展的方案。在這里，定向標不僅是有關可實現的方案的知識，而且是價值和道德觀點。
　　從這一使真理和道德一體化的角度說，在復雜的、發展著的系統的開發過程中，也產生了與古代東方文化相似的東西。從這些文化中合理地理解世界，不能把真理與道德分開。一個象形文字和一個“道”概念，在古代中國的文化中，同時指出了真理、道德和人的生命之路。
　　我并不想說，拯救人類在于恢復傳統文化固有的世界觀的思想。所要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傳統文化固有的是，崇敬自然和把人溶解于自然中，個人和人的價值在這里是處于第二位的。在技術文化中，恰好相反：第一位的是人的價值、個性，而自然被理解成改造活動的材料。在這種文化中，人的生命力的向量旨在從外面改造客體。然而，它旨在從內部培養自我節制的人，甚至對有創造性和個人施加一定的壓力。而這就意味著，不能簡單地采用東方的思想，并把它與西方的思想結合起來。這里說的是把它們改鑄成第三種東西，即確保與自然相互關系的新戰略，同時發展人的個性因素，人的開放性的擴大人的交際范圍的能力。在當代技術文明的深處，在它的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極限，形成了對自然、人及其活動的新認識，開辟了綜合各種文化傳統的途徑，為新一圈的文明發展創造了前提。
　　如果說今天許多人說到和寫到的后工業社會，應當找到擺脫全球性危機的出路，那么它并不是簡單地延續技術文明，而是要加強新的發展形式的最初階段。這種情況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探索當代俄羅斯改革的戰略時，至今仍以簡單地借用西方的經驗為基礎，并把它移植到俄羅斯的土壤上。西方本身也在變，重要的是要制定向俄羅斯后工業發展的戰略，既要考慮進一步的目標（文明的前途），也要考慮到自身的文化傳統，而不是簡單地借用后工業社會的思想及其在開始全球性的文明轉變的條件之下的大眾文化。
　　我想，整個世界哲學不是對當代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作好一切準備，而是必須探索新的世界觀定向。在20世紀下半葉，西方哲學家就開始論述轉變價值定向的必然性，并指出，擺脫全球性危機的出路，只有在確定文明發展的戰略變化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我認為，這在今天是最迫切的課題。俄羅斯哲學家應當積極參與這一課題的研究。
　　在俄國的哲學中，既有悲劇，也有正劇。然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有思想的低潮，也有思想的高潮。在評價俄國過去的事情時，往往采取極簡單的轉換：從前是從正的方面來評價規律，現在則從負的方面來評價規律。這樣的評價——畢竟是意識形態化意識的表現，這種意識妨礙對歷史情況進行客觀的分析。當然，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妨礙了哲學思想的自由發展。馬克思主義被教條化，并在蘇聯社會的條件之下履行著獨特的國家宗教的角色。
　　然而，決不能認為，除了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其他任何哲學了，那是違反這一傳統的。洛謝夫（А.Х.Лосев）和巴赫京（М.М.Бахтин）就在非常困難的社會條件之下，繼承原來的俄羅斯哲學思維。在60年代，即赫魯曉夫解凍的時代，出現了新的趨向：轉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富有成效的發展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傳統，與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對立（З·В·伊利延科夫學派）。在這一時期，開始恢復哲學家的專業著作。在70～80年代，在哲學史、邏輯、科學哲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形成了獨創的學派，獲得了揚名西方、獲得國外的同行高度評價的成果。對活動理論及其在人文知識各個領域中運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Г·П·謝德羅維茨基等）。對全球性問題的提出和哲學思考，包含著許多積極的東西。但最主要的是，在這個時期（70～80年代），我們形成了觀點的多樣性。他們的擁護者盡管仍然在馬克思主義詞匯的框架內，但在本質上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并發展了源于非馬克思主義流派（實證主義和后實證主義，新黑格爾主義，新康德主義，結構主義，現象學）的思想。所有這些思想相互影響，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就形成了思想的多樣化，從而為卓有成效地創造性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應該記住，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西方哲學思想的流派之一，曾對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在當代許多杰出的哲學家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她作為世界哲學中的一個流派，今天仍繼續存在著。
　　然而，20世紀的哲學產生了許多思想。順便說說，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吸收這些思想。譬如，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中，對人類生命活動的最重要方面、并確保社會經驗的積累和傳播的文化課題就研究得很少。社會生活的這個方面，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流派就作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很難理解文化符號學的思想，這種思想提出了價值觀在社會生活的再現和變化中的作用，以及在傳播社會經驗等等中，社會和個人下意識的作用。在政治哲學中，吸收了非暴力思想、以文明市場的經濟為研究定向的社會公正概念、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思想，其中許多東西具有牢固的哲學傳統。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缺少一些價值哲學的內容。它存在于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中，以及馬克思成熟的活動理論及其作為歷史上不斷發展的系統的客體研究的方法論，一系列涉及社會、人、社會本質、認識、科學和技術在當代文明發展中的作用等等思想。否定所有這些建設性的思想，是缺乏理智的。
　　不應把非常意識形態列入馬克思主義。必須把它理解為特殊的理論，其中有積極的內容、局限性，也有需作批判分析的錯誤。概而言之，在當代，馬克思哲學有權利作為哲學思想的一個流派存在，但不是作為凌駕于一切學說之上的學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消失，而且大概也不會復興。
　　許多俄羅斯哲學家都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別爾佳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司徒盧威（П.Б.Струве）和布爾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等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而后來， 他們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公設，轉向研究原本的哲學體系，并充分重視俄羅斯的東正教傳統。在俄羅斯哲學中，曾經研究過的一系列全新的思想，目前已是越來越迫切了。它們對現階段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將弄清引起當代技術文明危機狀況的原因。其中包括，我們看到俄羅斯的宇宙學家激烈批評消費社會，以及簡直預先警告有關可能發生的、當代文明引起的全球性生態災難。應該記起，韋爾納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關于生物圈和智力圈的學說，也是在所謂俄羅斯宇宙論哲學中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哲學思想的軌道上發展的。這位著名的學者屬于宇宙學家。
　　對俄羅斯哲學感興趣并非偶然，這與瞬間的熱情和企圖為馬克思主義尋找替代物無關。然而，對企圖賦予俄羅斯哲學以類似于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時代具有的某種新的意識形態地位，必須提出預先的警告。
　　當再回到有關文明發展戰略變化的問題時，我想指出，近幾年來，西方和俄羅斯哲學在這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譬如，發展了生物圈倫理學——在哲學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接合部的一個新領域，提出了對待自然的道德問題。現在，有大量著作討論當代文明的全球性危機引起的政治、法律和公正問題。最后，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俄國，還是國外，都饒有興味地研究涉及科學理性形式的變化，以及作為向新的文明發展的形式過渡的條件的科技進步方向的變化。（全文完）
　　　　　　　　　　　　　摘自《俄羅斯科學院院報》1997年第5期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50～52B1哲學原理斯捷平19991999黃德興［俄］斯捷平（В.С.СтеПИН） 作者：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50～52B1哲學原理斯捷平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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