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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波普(Karl·Popper,1902～1994)是以科學哲學著稱于世的學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歷史哲學家。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年）中，把人類社會區分為“封閉社會”和“開放社會”，主張通過漸進的改良實現“較合理的社會”即“開放社會”，并系統地闡述了改良主義歷史觀。他認為抽象的哲學認識論并非遠離政治的，恰恰相反，不論自覺不自覺，認識論觀點和政治觀點是相互影響的，并聲稱他的認識論觀點和他的改良主義歷史觀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一、“漸進改良”的歷史觀
　　在波普看來，“開放社會”比之“封閉社會”是“較合理的社會”。那么如何實現這一“較合理的社會”？他反對對整個社會進行大規模的、過于長遠的改造計劃，主張通過“逐步的社會工程”達到目的。他解釋說，“逐步的社會工程”就是對社會進行逐步的、切實可行的改造，它是“試錯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就像在自然科學中一樣是行之有效的。他的“逐步的社會工程”至少有如下三個特征：它是對社會的短期的、漸進性的改造；它是對現實的具體問題的解決；它使社會在不斷地嘗試和消除小的錯誤中進步。
　　“逐步的社會工程”以較小的步驟一步一步地進行社會改革，并不是為了不犯錯誤；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會犯錯誤，所以才不能貪大求全，才應該逐步地進行。因為這樣即使出錯也是小的錯誤，損失也小，改正也快，易于從中學習或汲取教訓。從政治方面看，這種辦法雖也不免要冒風險，但不至于在公眾中引起大的分歧或爭論，容易得到民眾的贊同，便于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當然，波普也并不排斥大規模改革，只是認為必須先進行許多小規模的改革，不斷積累經驗和教訓，之后才能進行比較大的改革。就是說，大規模改革的成功，取決于先前進行的許多小的試驗。否則，急于求成，一開始就進行大規模改革和實施總體性計劃，就必定導致失敗。波普強調，“逐步的社會工程”所要實現的“開放社會”，是個現實的“較合理的社會”，而不是未來盡善盡美的最理想社會。人們可以希望總有一天會實現最美好、最理想的社會，但是即使將來可能實現這樣的社會，也是非常遙遠的事情，而社會工程必須從現實的情況出發，從可能實現的步驟開始。他把開放社會的人稱為“漸進技師”或“漸進工程師”，說漸進技師或漸進工程師心中可有也可沒有社會藍圖。他可抱有也可不抱有人類總有一天會實現“最理想國家”的愿望，但他們深知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不足，因而“仔細地把預想的結果同已取得的結果相比較，警惕改革中難免出現不利后果，他將避免進行復雜的和大規模的改革”。他不奢望把社會作為總體來控制和改造，而致力于零星的、局部的改良。比如他應該采取具體可行的措施，尋找社會上最嚴重、最迫切的禍害，并極力把它們消除。他知道“有步驟地反對人們的苦難、不正義和戰爭，比起爭取實現某個理想的奮斗，較能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和贊同”（注：［英］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6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逐步的社會工程”不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以“盡量減少可以避免的疾苦”為指導原則。波普認為，邊沁的“最大幸福”概念和柏拉圖的“至善”“最美好的國家”的概念如出一轍，都是企圖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烏托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是不能用論證的方法來證明和檢驗的。他認為，什么是“最大幸福”的問題是難以知道的，正像確保無誤的真理是難以獲得的一樣。但是什么是公眾當前最迫切的疾苦和困難則是容易知道的。所以他主張用“盡量可以減少的疾苦”（簡稱“最少疾苦”）來取代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簡稱“最大幸福”）。他說在倫理政治領域里，把道德的和政治的要求以否定的形式來表達，即消除公眾的疾苦，而不是尋找和創造公眾的幸福，就像在科學方法里把科學的任務看作消除錯誤而不是獲得確定無誤的真理一樣，是更確切和更有幫助的。“逐步的社會過程”的目的是實現可以檢驗和操作的人們的最少疾苦。
　　 二、認識論依據：理性有限論
　　波普在《客觀知識——進化論觀點》集中體現了“理性是有限的”這一科學哲學認識論。概括波普的理性有限論的主要思想要點：(1)人的知識和經驗是有限的，人不能認識真理。對于真理，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得到它，也許即使得到了它也不知道；(2)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假設性的，都是對事物的一種“猜測”，因而其中必然潛藏著錯誤；(3)“科學態度就是批判的態度”。在知識領域中，不存在任何不向批判開放的東西。反對對任何理論的迷信或教條式接受；(4)要不怕犯錯誤，科學是試驗性的事業，科學史就是一部錯誤的歷史。科學在清除錯誤中前進，人在連續的失敗中成長。
　　波普認為以往哲學認識論所關心的是如何或何以獲得關于“實在”(realty)的確定性知識的問題。在波普看來，這是對認識論問題的嚴重誤解，因為“真理是不明顯的”。觀察雖然是科學的來源，但并不提供確實無誤的權威性知識，人們的知識難免有錯誤，甚至科學知識也不是像柏拉圖所說的“真知”(epistme)，而是他所說的“意見”(doxa)。科學史已經表明，曾為絕對正確的開普勒或牛頓理論，尚被證明是具有相對性的理論體系。就此波普提出他的“可錯論”。
　　可錯論認為，既然人們的經驗知識是有限度的，因而在進行社會改革時就不能好高騖遠、一步登天，而應該有步驟地不斷通過嘗試和消除錯誤來實現；而可檢驗原則既然是科學的標志，社會工程如果要采取科學的方法，那么它就必須要經過檢驗。波普認為，過于長遠的大規模改造計劃是無法檢驗的，因而也無法通過嘗試和消除錯誤來接近真理。
　　 三、方法論依據：烏托邦社會工程的危害性
　　除了“理性有限論”這一認識論前提外，烏托邦主義的危害成為他“漸進改良”歷史觀的方法論依據。波普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著作中針對柏拉圖所主張的烏托邦主義歷史觀進行了抨擊。在波普看來，烏托邦主義的目的是要在人間建立盡善盡美的社會，實現“最美好的國家”而沒有任何污點、沒有一點丑惡；要實現這種最美好的社會，方法就是徹底、全部重新建立一個新社會，整體地把舊社會連根拔起，“清洗畫布”。波普認為，這種唯美主義、徹底主義、整體主義、烏托邦主義的理想藍圖及其實現手段是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知道和證明的，至少以目前科學所達到的水平來說是如此。因為社會生活十分復雜，誰也難以用這個巨大的天秤做出評判。為此，對烏托邦主義的危害性進行了批判。
　　首先，認為烏托邦主義會導致不必要的、無可挽回的災難。烏托邦工程往往是把整個社會作為實驗室，整體變革幅度很大，其意料不到的和極不希望出現的反響也會增多，往往會出現“無計劃的計劃”，對意外情況的審慎和準備就相對不充分，造成的損失也就越大。這種整體主義方法與真正的科學態度是不相容的。
　　其次，認為烏托邦主義往往是暴力的根源。因為通向烏托邦的道路漫長修遠，其政治行動的理性要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目標要始終如一，而且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而要達到這一點，它不僅要壓倒與它對抗的各種烏托邦宗教，而且還要盡可能徹底抹掉對它們的記憶。“所以要實現烏托邦目標，惟一的方法似乎只有暴力。”“烏托邦主義的態度和理性的態度互相對立”（注：［英］波普：《猜測與反駁》第51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再次，認為烏托邦的方法往往導致“欲速則不達”。由于全面而徹底的烏托邦工程不可能在一個社會工程師或一代社會工程師的有生之年內實現，需要有人繼承這一烏托邦工程，所以問題出現了：如果選定的繼承人對這個理想國家藍圖的看法與原來制定藍圖的人不同，則整個方案就會前功盡棄，于是又出現了新的方案和藍圖。以此循環下去，烏托邦的事業又遇到了同樣的危險。結果是，盡管我們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沒有什么收獲。我們的努力離最終目標只能更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最后，認為烏托邦工程往往會破壞價值傳統。烏托邦工程主張通過革命來徹底地改造社會，而在革命中一切都受到質疑、一切傳統價值都遭到否定，以為建立一個新世界就必須把舊世界連根拔起、徹底埋葬。波普認為，毀滅傳統就意味著毀滅人類的文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一個毀滅了全套傳統價值的社會會自動地變成一個較好的社會”（注：［英］波普：《猜測與反駁》第49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總之，在波普看來，烏托邦工程＝整體主義＝極權主義。這種危害不僅是學術上的，更主要的是對現代民主精神的否定，是民主改革的絆腳石。它是極權社會的基礎，是民主社會的敵人。
　　 四、評價
　　第一，改良主義歷史觀產生的真正歷史背景——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集權主義的盛行。20世紀上半期，是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和危機極度激化時期。有兩個方面的情況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法西斯主義的猖獗，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把人類文明推到了毀滅的邊緣。于是，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紛紛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并致力于揭示其產生的根源和具有“蠱惑力”的原因。其次是在帝國主義的危機中，社會主義和民族獨立運動高漲，出現了蘇聯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國家，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傳播。然而，由于缺乏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蘇聯黨和政府在理論與實踐中犯了許多錯誤，特別斯大林執政期間錯誤更為嚴重。如權力高度集中，個人崇拜，以黨代政；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意識形態專政”；肅反擴大化，踐踏民主和法制；對外強制推行“蘇聯模式”；理論上的僵化、教條主義等等。這些錯誤嚴重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聲望與形象，以致一些西方學者把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波普錯誤地將馬克思主義等同于斯大林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則純屬偏見。
　　第二，關于理性有限論。首先，波普的理性有限論只是片面的真理。人類思維是無限性和有限性、絕對性和相對性的對立統一，這一矛盾在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波普的理性有限論肯定人的經驗和知識的有限性或“相對謬誤”的一面，無疑是正確的，但他沒有看到人的認識的無限性，不懂得有限和無限的辯證關系，不懂得“擁有無條件的真理權的那種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誤中實現的”（注：《馬列著作選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152頁，人民出版社1977版。）。
　　第三，關于整體主義方法論。波普反對“整體主義”的觀點，把它與烏托邦相提并論，也是片面的。從辯證的觀點看，整體與部分、總體與個體是密切聯系、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從系統論的觀點看，部分與整體都是由若干要素的相互聯系而構成的系統。所以，離開部分的整體和離開整體的部分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波普卻把兩者絕對對立起來，強調部分而否定整體，認為科學研究只能把世界的某一部分當做對象，甚至對這一部分也不能做整體的觀察和敘述；對社會的改造也只能一點一滴地進行，只能搞漸進的改良和局部的修補。從社會改造的角度說，漸進的改良和局部的改革，對于一個社會的完善和發展固然是有益的，但是這種局部的改革如果沒有或離開了全面的社會計劃和整體的社會改造，它便是盲目的、短視的，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用主義。不僅如此，沒有對社會的全面計劃和整體改造，就不能推翻舊制度，創建新制度，就不能實現歷史的飛躍。
　　第四，用經驗自然科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來分析看待社會歷史問題。無庸質疑，在自然科學哲學領域，波普的理性批判主義哲學觀獨樹一幟，彌補了邏輯經驗主義的不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如果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尤其是形而上學自然觀的方法生搬硬套到社會歷史領域，就很難行得通，難免帶有機械性和簡單化。
　　當然也應該看到，波普的“逐步的社會工程”理論也有許多可取之處。他強調社會工程的可檢驗原則，提醒我們在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時，必須首先進行許多小的實驗，以積累經驗教訓，然后實施大規模計劃。他強調要從現實的情況出發，強調社會計劃的可行性、步驟性，反對不切實際的好高騖遠，對于我們的工作有啟發意義。他否定關于“最美好國家”的觀念，認為只有“較合理的社會”，是符合社會進化規律的，對于破除我們頭腦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理想化觀念有積極意義。他以“最少疾苦”取代“最大幸福”為目標，也較切合社會實際，因為“最少疾苦”的概念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呼聲，消除各種社會積弊，解決群眾最迫切的疾苦和困難。
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19～22B2科學技術哲學陳海平20022002 作者：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19～22B2科學技術哲學陳海平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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