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長期以來，中國歷史學家及考古學者便投入極大的關注在古代鹽的生產及分配之上，并認為鹽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受限于歷史材料的限制，往往只能上推至東周時期。近年來由于三峽水庫及南水北調工程的進行，工程受影響的區域剛好都是先秦鹽生產的重要地區，使得考古學家在搶救發掘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到相關的遺跡現象，辨識出許多鹽生產遺址，使得我們對于古代鹽生產的研究有飛躍性的突破。但相較于美洲、歐洲、日本及非洲地區的鹽業考古研究，中國考古學界對于鹽業考古的議題仍在初步的階段，有許多方面值得從國外的相關研究吸取經驗。本文將對目前為止中國鹽業考古的研究做一簡短的回顧，并綜合國外的研究案例，提出中國鹽業考古學未來研究應著重及注意的方向，以供參考。
　　近年中國鹽業考古的研究區域與方向
　　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對于古代鹽生產的研究極為關注，已有數篇相關文章從整體鹽業考古學的發展進行討論①。但由于不斷有新的材料發表，使得這類文章很快就無法涵蓋最新的成果。此外，各地區的材料性質與研究進程各異，因此我們先概略地回顧目前中國各地考古學鹽業考古方面的研究，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峽江地區與成都平原
　　受《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對于廩君的傳說②，以及歷史時期四川盆地為中國主要的鹽產地之一的影響，很早即有學者主張鹽是四川盆地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因素③。但由于缺乏相關的證據，使得許多推論流于臆測。近年三峽水庫的搶救考古過程中，發現許多具有同一時期大量單一陶片堆積的遺址。這些大量陶片堆積的現象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漢代初期，與國外已知使用陶器進行鹽生產的遺址有許多共同之處④，引起許多考古學者的關注，并嘗試以鹽業考古為主題進行研究。目前發現的主要遺址分布在重慶市忠縣的井溝流域周圍，包括在井溝口的哨棚嘴⑤、瓦渣地⑥、杜家院子⑦、羅家橋⑧、崖腳⑨，井溝中游的中壩⑩，涂井河中游的李園(11)，以及周圍的鄧家沱(12)、石地壩(13)等遺址。
　　由于三峽地區鹽業遺址發現的時間較早，從正式的發掘與研究到目前已有十余年，累積了相當的研究基礎。目前三峽地區鹽業考古的研究，除了發掘報告外，主要可以區分為幾個不同的研究主題，包括遺址的介紹(14)、個別遺物、遺跡的判斷研究(15)、制鹽環境的背景分析(16)、鹽業生產技術的重建(17)、鹽業生產的專業化發展(18)，鹽業生產與宗教信仰的關系(19)、長距離鹽貿易的分析(20)以及動物遺存或鹽腌制品的研究(21)。
　　盡管仍有許多未解的問題，但從整體上來看，近十年來的研究已使我們對三峽地區的鹽業歷史有一個概略的認識(22)。目前看來，最遲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約3500～1800BCE)，人們便開始在井溝口一帶進行鹽生產，而且生產范圍隨后擴及至井河中游的中壩遺址。最早的鹽生產工具是以一種帶花邊口的大口尖底缸，而在接下來的三星堆文化時期(1800～1250BCE)及十二橋文化時期(1250～1000BCE)，熬鹽工具由大口尖底缸轉成幾種小型尖底杯，以及船形小杯。到西周初期，這種以小陶杯作為熬鹽工具的技術又有變化，熬鹽陶罐變成花邊口圜底罐。從春秋時期開始，這些圜底罐在容量和形態上變得相當標準化。由于古代陶器制鹽時常以陶罐兼作塑造鹽塊的模子，因此制鹽陶器的標準化不但顯示專業工匠的出現，同時標準化的鹽塊可能也有助于形成固定的交易單位，以便長距離貿易運輸。
　　使用陶器制鹽的技術在井河流域可能持續了兩千余年。直到漢初，這些鹽生產遺址的陶片數量銳減，再也看不到如先秦時期文化層中大量的制鹽陶器堆積，取而代之的是許多長條狀被稱為“龍窯”的遺跡。如果參照四川地區東漢時期制鹽畫像磚的圖像(23)，這些龍窯很可能是熬鹽的鹽灶，鐵鍋取代了早先的陶罐，成為直至近代最主要的熬鹽工具。
　　目前，四川盆地先秦時期的鹽業考古主要集中在三峽一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川東地區的鹽礦存在于較淺的背斜地層內，當河川下切背斜，古代人類即可在河流溝谷內發現鹽鹵的露頭。川西地區鹽礦較深，必須具備一定的鑿井技術方能探得鹽礦(24)。盡管《華陽國志·巴志》有李冰開廣都鹽井的記載，但目前尚未發現川西先秦時期鹽業生產的考古證據。在蒲江縣曾發現有完整的大鐵鍋，口徑131公分，底徑100公分，高57公分，內刻漢隸「廿五石」，其形態與前述畫像磚中的熬鹽鐵鍋相近(25)，是目前川西地區少數漢代鹽業生產的直接證據。
　　四川盆地已發現數處唐代及以后的制鹽遺址，均集中于蒲江縣內。成都市考古隊清理了其中白云鄉鹽井溝的兩座鹽井，并在灰沙嘴一帶進行調查試掘，發現有大量煤渣堆積，以及鹽井、蓄鹵池、輸鹽筧槽、煤礦坑道等，在鹽井附近還發現有唐代元和八年(813年)、大中(847～860年)年間的佛教石刻造像(29)，對唐代川西的鹽業狀況有了初步認識。
　　山東沿海地區
　　山東沿海有相當長的鹽生產史。《尚書·禹貢》就有海岱地區“厥貢鹽、絺，海物唯錯”的記載(27)。而《管子》一書也記載了春秋時期齊國發達的鹽業情況(28)。在如此發達的鹽業基礎下，自然可以期待大量的鹽生產遺跡出土。近年來考古學者們在山東北部多處遺址發現盔形器及碎片，堆積情況與三峽的制鹽遺址相似，這些遺址在萊州灣沿岸密集分布，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它們應是熬鹽器具(29)。
　　目前，山東地區的鹽業考古尚在初始階段，主要著重于制鹽遺址的尋找與確認，以及相關遺址年代的確立。前者方面，已有學者針對盔形器和相關遺跡進行化學分析(30)，至于后者的看法則較為分歧；目前的看法有較泛地定在商周時期(31)，有較明確地定在商代晚期(32)，或西周至漢之間(33)，或春秋戰國時期(34)。從目前的證據來看，盔形器的上限應至少在商晚期之時，甚或更早。
　　在鹽業生產遺物及遺跡辨識上，特別是相關的化學分析已有相當成果。山東壽光市大荒北央遺址(35)及陽信縣李屋遺址(36)出土的許多盔形器內壁附著白色凝結物，根據XRF及XRD分析結果，發現這些白色凝結物的氧化鈉及氯的含量都遠高于周邊土壤數倍，而氧化鈉及氯應是成鹽過程中由鹵水中析出的成分(37)。在遺跡方面，大荒北央遺址發現大量黑色草木灰與白色凝結物交互成層現象。這些白色凝結物與盔形器上的白色凝結物基本一致，有研究者指出這很可能是煎煮海鹽前，先將鹵水淋在草木灰上曬干，再淋溶成濃度較高的鹵水的遺跡(38)。筆者于2005年曾在甘肅禮縣鹽官鎮古鹽井旁見過用草木灰煎淋方式所留下的遺跡，確與上述報告所述相近。事實上，過去在忠縣中壩遺址出土大量東周時期的類似“房址”遺跡，也與上述現象相當類似，過去由于無法厘清其外形、墻基及柱洞，以至其功能不明(39)，現在看來，很有可能也屬于這類草木灰淋煎的遺跡。
　　山東地區早期鹽業考古的另一議題是關于鹽產區的討論。過去認為山東早期的鹽資源主要來自海水，但有學者在重建當時海岸線后指出，當時部分制鹽遺址確實分布在沿海一帶，但更多的產鹽遺址位于當時海岸線15公里、甚至30公里以外，這顯示當時制鹽除海水以外，很可能也包含開采地下鹵水(40)。除了生產用的陶器外，還發現有戰國至秦代的古璽及封泥(41)。這些實物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鹽業的管理與交易狀況。
　　目前山東地區的鹽業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漢代以前的生產，漢以后僅有數件制鹽器物的報導(42)，這或許是未來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
　　山西
　　山西地區的主要鹽產地在晉南的解池。《左傳·成公六年》中晉人在決定首都時，便有將鹽資源列入的考慮，担心首都過于靠近豐富的自然資源，會有國饒民驕的憂慮(43)。由于解池鹽的開采相對容易，許多學者都相信當地鹽的開采應遠早于這個時間，并認為解池鹽的開采與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系(44)。近年來考古界相當重視這個議題，從二里頭文化以至商代聚落型態與自然資源運用的角度出發，做出許多早期鹽生產與運輸的有力推論(45)。較為可惜的是，由于解池的鹽礦可能是在適當季節采收鹽池旁風干的鹽粒，很難留下相關的考古遺留，使得這方面的證據相對薄弱。
　　廣東/香港/海南
　　隨著中國考古學界對于古代鹽生產的重視，學者們也將注意的焦點轉至東南沿海地區。有學者提出，嶺南地區在先秦時期已有相當規模的生產與貿易(46)。這個設想有相當的可能，但仍待進一步證實。除此之外，香港、深圳一帶已發現數十座隋唐以至元明時期的蜃灰窯遺址，有學者指出《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廣東通志》等書均有提及南海人以竹釜為鍋，外敷石灰煮鹽的情形，而主張這些蜃灰窯遺址很可能就是煮鹽相關的遺址(47)。這是一個相當有趣、且可與歷史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向，未來應受到更大重視。此外，也有考古學者注意到，至今尚存的海南島洋浦鹽田村利用火山石鑿成石鹽槽進行曬鹽的行為，并從民族考古學的角度思考這個已有一千余年歷史的鹽業生產方式(48)。
　　對于未來中國鹽業考古的檢討與展望
　　從以上回顧可以發現，過去十多年中，中國的鹽業考古有了長足的進展。近年來的研究主要著重在特定鹽生產工具、遺跡，以及遺址的辨識與分析方面，而在這些研究基礎上，學者們紛紛尋找新的方向。在此筆者綜合自身在三峽的研究經驗，以及國外的研究成果，嘗試指出一些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并找出必須注意的問題。
　　1.鹽業遺跡與遺物的化學分析
　　先前的回顧顯示，中國鹽業考古的研究已注意到利用陶器制鹽的遺物與遺跡的共同特征，特別是化學殘留物的分析。由于鹽的主要成分氯化鈉具有高度水溶性，在考古遺址中難以直接發現，因此考古學家必須采用間接的方式進行檢測。目前的化學分析以XRF及XRD分析制鹽陶器器壁及遺跡中殘留白色鈣化物為主。由于在析出氯化鈉的熬煮過程中會形成碳酸鈣或碳酸鎂等難溶性鈣化物，因此，這種方法是目前最有效的間接證實鹽業生產活動的方式(49)。另外也有針對鹽成分進行分析的嘗試，包括使用XRF分析制鹽陶器及土壤中氧化鈉(Na20)及氯(Cl)的含量(50)，以及運用電子掃描顯微鏡(SEM)檢驗制鹽陶器器壁內外鹽的梯度變化(51)。這些研究顯示，即使氯化鈉溶解后，在器壁及土壤中仍有殘留鹽分。
　　盡管科學分析的方法帶給我們許多確切探討古代鹽生產的線索，但在解讀時仍須注意許多細節問題。首先，在呈現科學分析結果時，應全面呈現從采樣、分析方法、背景值及推論過程等一連串的步驟，使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比對及驗證彼此的實驗。此外，在材料及預算允許的情況下，應提高樣本數量，以避免誤差值的干擾。
　　另一個相關問題在于，科學分析所需要的知識往往不是考古學家所能獨立完成的，必須借助其他學科的學者協助。但在判讀時，考古學家仍須了解各種分析方法的特性及解釋上的局限性，并從中找出進一步的問題。以前述電子掃描顯微鏡的研究為例，研究者發現陶片呈現由內到外鈉元素及氯元素遞減的梯度變化。但筆者曾用中壩遺址出土的圜底罐做過一個非正式的煮鹽實驗。陶罐的外壁在盛放鹵水之后立即因陶罐的高滲水性而變得十分潮濕，而在小火熬煮約十多分鐘后，陶罐外壁便開始出現一層鹽結晶，也就是說，在制鹽過程中，內外壁皆有成鹽現象，甚至外壁的成鹽現象更早于內壁。在此情形下，內外壁的鹽度相差應不大。如果分析時發現內外壁鹽度有顯著差異時，或許應更進一步去探索當時生產技術是否與我們所推測的不同？堆積環境是否造成了后來的差異？抑或是在實驗步驟中有所誤差，這些都值得再深入探究。
　　2.鹽業考古遺址發掘報告的撰寫
　　一般中國的考古發掘報告對陶器的分析多是分型分式后，例舉數個代表性器物描述，但這樣的報告方式對鹽業考古研究并不完全適合。已知制鹽陶器在遺址所有陶器中所占比例是辨認制鹽遺址的重要指標之一，但傳統分型分式的報告方式往往降低制鹽陶器的重要性，使我們無法得知某種制鹽陶器在該時期內所占的比例。在三峽地區許多商周遺址制鹽陶器的報告都存在類似問題，光從報告我們很難得知該遺址究竟是制鹽遺址，抑或是純粹消費鹽的遺址。這是未來發掘報告撰寫上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
　　另一個與此相關但又有矛盾的是遺址中非制鹽陶器的問題。雖然傳統的報告方式會降低制鹽陶器的重要性，但在已確定為鹽生產的遺址中，因陶器的出土量極大，發掘者或研究者常常以其作為判斷遺址文化屬性的代表器，而對其他非制鹽陶器不予重視。但制鹽陶器是一種生產技術，它的學習與傳遞的基礎與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不同。不同族群的人可能因為學習某種生產技術而把生產器物的風格一并學走，造成該器物風格的快速擴散。相對而言，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較難有這種情況。在大部分情況下，制鹽陶器與非制鹽陶器的分布范圍大致是重疊的，但唯有先注意到這兩者間的差異，才能使我們更進一步討論重疊范圍邊緣周圍的互動問題。
　　此外，發掘報告也應強調制鹽陶器的測量。許多考古及民族志資料都顯示出同一時期模塑鹽塊的制鹽陶器在形狀及大小上有標準化傾向。這是因為當鹽塊標準化后，便于運輸并作為標準的交易單位。因此測量制鹽陶器的各種屬性，并以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檢定，可以讓我們得知當時是否有專業化的制陶及制鹽的工人，以及組織化的專業生產團體是否存在，更可進一步推論當時手下業與貿易的關系，這也是目前中國鹽業考古學界較為忽略的問題(52)，而要發展這方面的討論，不但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細致，同時也要改進鹽業考古報告的呈現體例。
　　3.民族學類比與實驗考古
　　目前中國鹽業考古仍有許多未解問題，特別是制鹽遺跡的辨識及鹽生產工序的重建。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須仰賴民族志的類比工作。目前國外已有相當成功的鹽業民族學類比研究(53)，而中國鹽業考古的民族學類比工作才剛剛起步(54)，許多問題必須注意。民族考古學類比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類比的效度問題。在器物與遺跡的比較上，要從功能及伴隨的現象著手，而不能只從形狀相似便直接拿來類比。以制鹽陶器為例，我們必須考慮該陶器的功能是純粹熬鹽，還是用來塑模鹽塊，抑或是兩者皆是，而不是盲目因陶器外形相似便直接將其功能等同。而在深入進行鹽的生產及交換的類比時，也要注意比較對象之間的自然環境條件、所在區域及文化發展程度是否能提供類比的基礎。
　　當沒有合適的民族學類比材料時，運用實驗考古學的方法進行模擬實驗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向。國外鹽業考古曾針對煮鹽時的最佳溫度、煮鹽的方式，以及鹵水蒸發的效率等問題進行實驗(55)。目前中國這方面的實驗也尚待開展，不過較需一提的是，實驗考古學的工作必須反復多次測試，同時嚴格控制實驗中的各種變數，否則準確率將會大打折扣。
　　4.多學科的互動及議題的深入
　　除化學分析外，鹽業考古應該考慮運用更多的跨學科分析方法來擴展相關的議題。例如運用磁力探測的方式尋找及確認熬鹽產生的用火遺跡、探測當時的用火溫度，以及運用植物考古學的研究，重建當時可能使用的植物性燃料種類。而大量取得燃料的同時可能會對當地植被造成破壞，進而影響地形地貌的發展，這些也可透過對孢粉及地質的分析獲得解釋。
　　經過近十年來的努力，鹽業考古已成為中國考古學中一門極具發展潛力的方向，由于這是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有很多傳統方法或觀念往往會忽略應注意的線索。隨著學術界對這個議題的重視，我們期盼在未來能有更深入淺出的發展，以理解鹽在古代中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注釋：
　　①a.李水城：《近年來中國鹽業考古領域的新進展》，《鹽業史研究》，2003(1)：9～15；b.孫華：《四川盆地鹽業起源論綱—渝東鹽業考古的現狀、問題與展望》，《鹽業史研究》，2003(1)：16～22；c.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李水城、孫華，《結論與展望》，《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318～339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d. Pochan Chen (陳伯楨)， Investigaciones recientes sobre arqueologia de la sal en China(近年中國鹽業考古學的研究)，Diario de Campo: Bolet ín interno de los investigadores del áera de Antropologia.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 íae Historia, Mé xico (田野筆記：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及歷史研究所人類學領域學報)，將于2008年出版。
　　②《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第28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③a.任乃強：《巴族與食鹽》，《民族研究文集》，第522～558頁，任乃強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b.任乃強：《說鹽》，《鹽業史研究》，1988(1)：3～13；c.屈小強，《三星堆文明時期的食鹽貿易》，《鹽業史研究》，1994(1)：11～15。
　　④使用陶器進行鹽生產的遺址、遺跡與遺物有許多共同的特性，參見陳伯楨：《由早期陶器制鹽遺址與遺物共同特性看渝東早期鹽業生產》，《鹽業史研究》，2003(1)：31～38。
　　⑤a.四川省博物館：《川東長江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1959(8)：393～397,403；b.忠縣試掘工作組：《四川省忠縣井溝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況》，《文物》，1959(11)：76；c.王鑫：《忠縣井溝遺址群哨棚嘴遺址分析——兼論川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銅文化》，《四川考古論文集》，第19～43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d.孫華：《忠縣哨棚嘴新石器時代至周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8》，第216～217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e.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三峽考古隊等：《忠縣井溝遺址群哨棚嘴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重慶市文物局等編，第610～65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f.樊力：《忠縣哨棚嘴新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2001》，第259～260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g.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忠縣哨棚嘴遺址商周時期遺存2001年發掘報告》，《成都考古發現2001》，第421～438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h.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等：《忠縣哨棚嘴遺址發掘報告》，《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9卷》，第530～643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⑥a.孫華：《忠縣瓦渣地新石器時代和周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8》，第215～216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b.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三峽考古隊等：《忠縣瓦渣地遺址發掘簡報》，《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第649～678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慶市杜家院子遺址2001年度發掘簡報》，《成都考古發現2001》，第384～420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⑧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慶市忠縣羅家橋戰國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報告》，《成都考古發現2001》，第439～459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重慶市忠縣羅家橋戰國秦漢墓地第二次發掘報告》，《成都考古發現2001》，第460～483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⑨a.孫華：《忠縣半邊街東周時期和漢代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鑒1998》，第219～220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b.唐飛：《忠縣崖腳戰國時期及漢、宋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2001》，第268～269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c.北京大學考古文物學院三峽考古隊等：《忠縣崖腳墓地發掘報告》，《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第679～734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⑩a.巴家云：《忠縣中壩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商周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第272頁，中國考古學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縣中壩遺址發掘報告》，《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第559～609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縣中壩遺址Ⅱ區發掘簡報》，《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第607～648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d.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壩遺址的鹽業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1)：37～49。
　　(11)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等：《四川忠縣涂井鄉永興、李園兩處遺址調查簡報》，《四川文物》，1995(3)：63～66；b.孫華：《忠縣李園戰國至漢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5》，第229頁，中國考古學會編，1997年。
　　(12)李鋒：《忠縣鄧家沱西周時期文化遺存的初步認識》，《重慶市2001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99～106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13)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酆都石地壩遺址商周時期遺存發掘報告》，《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9卷》，第702～737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14)a.王魯茂、巴家云：《揭開巴人之謎的窗口-四川忠縣中壩遺址》，《歷史月刊》，1993，68；b.黃健：《川東鹽區考察初步報告》，《鹽業史研究》，1995(2)：77～81；c.鐘長永、黃健：《川東鹽業與三峽庫區的鹽業遺址》，《四川文物》，1997(2)：3～6。
　　(15)a.孫智彬：《忠縣中壩遺址的性質—鹽業生產的思考與探索》，《鹽業史研究》，2003 (1)：25～30；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壩遺址的鹽業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1)：37～49；c.孫華：《渝東史前制鹽工業初探——以史前時期制鹽陶器為研究角度》，《鹽業史研究》，2004(1)：3～14；d.孫華、曾憲龍：《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兼說峽江地區先秦時期的魚鹽業》，《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286～315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e.曾先龍：《中壩遺址在三峽庫區鹽業考古中的地位》，《鹽業史研究》，2003(1)：22～24；f.曾先龍：《中壩龍窯的生產工藝探析》，《鹽業史研究》，2003(1)：46～50；g.巴鹽(Ian Brown)著、陳伯楨譯：《尖底杯：一種可能用于制鹽的器具》，《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260～285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h.胡明明：《先秦時期三峽地區鹽業考古研究—以忠縣瓦渣地遺址為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論文，2003年；i.陳伯楨：《由早期陶器制鹽遺址與遺物共同特性看渝東早期鹽業生產》；j.陳伯楨：《由「龍窯」的爭議看考古「遺跡」的問題——一個田野觀察》，《人類與文化》，35/36：26～35；k.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中壩遺址的鹽業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1):37～49;l. Rowan K. Flad, et al., 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early. salt product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2(35): 12618～12622。
　　(16)a.李小波：《四川盆地古代鹽業開發的地質基礎》，《鹽業史研究》，2002(4)：20～24；b.張強等：《川江中壩遺址5000年來洪水事件研究》，《地理科學》，2004(6)：715～720；c.黃潤等：《三峽中壩遺址剖面中汞的地球化學特征和影響因素分析》，《地球與環境》，32(2)：44～48；d.黃潤等：《長江三峽中壩遺址地區中Rb和Sr的分布特征及其古氣候演變》，《第四紀研究》，24(5)：531～536；e.史威等：《重慶中壩遺址磁化率曲線異常特征的環境考古分析》，《環境考古研究(第四輯)》，第302～306頁，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f.劉衛國、曾先龍：《渝東地區古鹽業發展史初探》，《鹽業史研究》，2000(3)：24～30；g.劉衛國：《試論渝東古鹽泉向人工井的演進》，《鹽業史研究》，2002(1)：32～40；h.劉衛國：《從忠縣涂井溪的古鹽泉看人工井的早期演進》，《鹽業史研究》，2003(1)：71～76；i.劉衛國：《渝東古鹽業探源》，《鹽業史研究》，2004(3)：28～36。
　　(17)a.孫華、曾憲龍：《尖底陶杯與花邊陶釜——兼說峽江地區先秦時期的魚鹽業》，《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286～315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b.曾先龍：《中壩遺址在三峽庫區鹽業考古中的地位》，《鹽業史研究》2003(1)：22～24；c.陳伯楨：《井溝遺址群的鹽業生產與相關問題》，將發表于《鹽業考古(第三冊)》。
　　(18)Rowan K. Flad, 2007, Rethinking spe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alt production in prehistoric Sichuan, Rethinking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complex societies: 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Zachary X. Hruby and Rowan K. Flad, pp. 107-128, Berkele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Rowan K. Flad,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 UCLA, 2004; Rowan K. Flad, Divination and power: A multi-regional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acle bone 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2008(待刊)；傅羅文(Rowan K. Flad)：《貞人：關于早期中國施灼占卜起源與發展的一些思考》，待刊；Rowan K. Flad, The oracle bones of Zhongba: Divination at an early salt production site，《中國鹽業考古(第三冊)》，待刊。
　　(20)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salt of Ba: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peripheries"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s of Bronze Age China, Arts Asiatiques, 61: 45-56；傅羅文(Rowan K. Flad)著、陳伯楨譯：《新幾內亞、烏干達及西羅馬帝國的鹽業生產、交換及消費—重慶地區先秦時期鹽業生產的比較研究》，《鹽業史研究》，2003(1): 95-104; PochanChen (陳伯楨), Sal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 UCLA, 2004.
　　(21)Rowan K. Flad(傅羅文), Evaluating fish and meat salting at prehistoric Zhongba,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39(3): 231～253;傅羅文、袁靖：《重慶忠縣中壩遺址動物遺存的研究》，《考古》，2006(1)：79～88；黃蘊平、朱萍：《忠縣瓦渣地遺址T363動物遺骸初步觀察》，《重慶市2001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73～278頁，重慶市文物局等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22)限于篇幅，筆者無法全面將研究成果在此陳述，部分成果可見陳伯楨：《中國早期鹽的使用及其社會意義的轉變》，《新史學》，17(4)：15～72，以及未來將出版的《中國鹽業考古(第三冊)》。
　　(23)高文：《四川漢代畫像磚》，圖說10～14，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
　　(24)李小波：《四川盆地古代鹽業開發的地質基礎》，《鹽業史研究》，2002(4)：20～24。
　　(25)a.侯虹：《蒲江鹽井的開發與西漢四川鹽鐵經濟的發展形態》，《鹽業史研究》，2002(3)：18～27；b.侯虹：《渝東地區古代地質環境與鹽礦資源的開發利用》，《鹽業史研究》，2003(1)：55～64。
　　(26)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蒲江縣古代鹽業遺址考古調查簡報》，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126～145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b.龍騰：《蒲江縣鹽井附近摩崖造像考察》，《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第146～159頁，李水城、羅泰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27)(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第143～1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尚書·禹貢》的成書時間可能在東周早期，但某種程度上可能反映了較早的一些情況。
　　(28)學者們對于《管子》一書的成書時間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傾向于相信《管子》成書是于戰國時期參考當時春秋時期當存的史料寫成，某種程度上仍反應春秋時期的情況，可作為參考。
　　(29)a.曹元啟：《試論西周至戰國時代的盔形器》，《北方文物》，1996(3)：22～26；b.王青、朱繼平，《山東北部商周時期海鹽生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6(4)：84～89,96；c.王青、朱繼平：《山東北部商周時期盔形器的用途與產地新探索》，《考古》，2006(4)：68～76；d.王青：《淋煎法海鹽生產技術的考古學探索》，《鹽業史研究》，2007(1)：32～37；e.方輝：《商周時期魯北地區海鹽業的考古學研究》，《考古》，2004(4)：53～67；f.李水城、蘭玉富、王輝、胡明明：《萊州灣地區古代鹽業考古調查》，《鹽業史研究》，2003(1)：82～91；g.王青、朱繼平、史本恒：《山東北部全新世的人地關系演變：以海岸變遷和海鹽生產為例》，《第四紀研究》，26(4)：589～596；h.王青：《〈管子〉所載海鹽生產的考古學新證》，《東岳論叢》，26(6)：135～139；i.于嘉芳：《牢盆與泲水——關于齊國的制鹽技術》，《故宮文物月刊》，19(7)：106～121。
　　(30)、(50)朱繼平、王青、燕生東、秦潁、常敘政、佟佩華、王昌燧：《魯北地區商周時期的海鹽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35(1)：139～142。
　　(31)a.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新石器遺址調查》，《海岱考古》，l，第124～140頁，1989年；b.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鳳凰臺遺址發掘》，《海岱考古》，1，第141～182頁，1989年；c.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趙鋪遺址的清理》，《海岱考古》，1，第183～201頁，1，1989年；d.方輝：《商周時期魯北地區鹽業的考古學研究》，《考古》2004(4)：53～67。
　　(32)李水城等：《萊州灣地區古代鹽業考古調查》，《鹽業史研究》，2003(1)：82～91。
　　(33)曹元啟：《試論西周至戰國時代的盔形器》。《北方文物》，1996(3)：22～26。
　　(34)a.濱州地區文物志編輯委員會，《濱州地區文物志》，第11頁，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1年；b.山東利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四處東周陶窯遺址的調查》，《考古學集刊》，11，第292～297頁，1997年。
　　(35)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壽光市博物館：《山東壽光市大荒北央西周制鹽遺址試掘簡報》，《考古》，2005(12)：41～47。
　　(36)燕生東：《山東李屋商代制鹽遺存的意義》，《中國文物報》，2004年6月11日。
　　(37)a.朱繼平，王青，燕生東、秦潁、常敘政、佟佩華、王昌燧：《魯北地區商周時期的海鹽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35(1)：139～142；b.王青：《淋煎法海鹽生產技術的考古學探索》，《鹽業史研究》；2007(1)：32～37。
　　(38)a.王青、朱繼平：《山東北部商周時期海鹽生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6(4)：84～89，96；b.王青：《淋煎法海鹽生產技術的考古學探索》，《鹽業史研究》，2007(1)：32～37。
　　(39)孫智彬：《忠縣中壩遺址的性質——鹽業生產的思考與探索》，《鹽業史研究》，2003(1)：25～30。
　　(40)a.王青：《〈管子〉所載海鹽生產的考古學新證》，《東岳論叢》，26(6)：135～139；b.王青、朱繼平、史本恒：《山東北部全新世的人地關系演變：以海岸變遷和海鹽生產為例》，《第四紀研究》，26(4)：589～596。
　　(41)a.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鹽字及相關題研究》，《考古》，2004(8)：56～61；b.周曉陸：《在京新見秦封泥中的中央職官內容》，《考古與文物》，2005(5)：3～15；c.周曉陸等：《于京新見秦封泥中的地理內容》，《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4)：116～125。
　　(42)林仙庭、崔天勇：《山東半島出土的幾件古鹽業用器》，《考古》，1992(12)：1139～1141。
　　(43)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成公六年》，第827～828頁。
　　(44)a.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第一冊——遠古史》，(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1)；b.何維凝：《中國鹽政史》(臺北：何龍澧芬，1996)；c.朱大為、王波：《夏都靠近鹽池新證》，《鹽業史研究》，1991(1)：57～64。
　　(45)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劉莉、陳星燦：《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從二里頭和二里崗的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系談起》，《古代文明》第1卷，第71～134頁。
　　(46)a.李巖：《從考古看廣東的先秦商業》，《廣東經濟》，2002(9)：34～37；b.李巖：《嶺南先秦商業活動的考古學立場管窺》，《古代文明(第3卷)》，第150～160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47)區家發、佟寶銘：《香港深圳地區的古代煮鹽業》，《香港考古學會會刊》，1997，14：81～87。
　　(48)王仁湘：《海南洋浦古代曬鹽場》，《邊疆民族考古與民族考古學論壇·200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辦會議論文，2007年11月9～11日，預計發表于《邊疆民族考古與民族考古學集刊》第一期。
　　(49)a.朱繼平等：《魯北地區商周時期的海鹽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35(1)139～142；b.朱繼平等：《長江三峽早期井鹽開發的初步探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c. Rowan K. Flad, et a1., 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early salt product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2(35): 12618～12622。
　　(51)a.朱繼平等：《長江三峽早期井鹽開發的初步探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b. Rowan K. Flad, et al., Archaeolog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for early salt product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2 (35): 12618～12622。
　　(52)Rowan K. Flad,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 UCLA, 2004; Rowan K. Flad, 2007, Rethinking spe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alt production in prehistoric Sichuan, Rethinking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complex societies: 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Zachary X. Hruby and Rowan K. Flad, pp. 107-128, Berkele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53)Connah, Graham, Kibiro: The salt of Bunyoro,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 Africa, 1996; Williams, Eduardo, The ethnoarchaeology of salt production　at Lake Cuitzeo, Michoacan, Mexico, Latin American antiquity, 1999, 10(4): 400～414; Good, Catharine, Salt production and commerce in Guerrero, Mexico: an ethnographic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reconstuction, Ancient Mesoamerica, 1995, 6(1): 1～13; Parsons, Jeffrey R., The last saltmakers of Nexquipayac, Mexico: an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 2001, Ann Arbor,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54)a.傅羅文、陳伯楨譯：《新幾內亞、烏干達及西羅馬帝國的鹽業生產、交換與消費——重慶地區先秦時期鹽業生產的比較研究》，《鹽業史研究》，2003(1)：95～104；b.王連第：《中國、德國古代熬鹽情況淺析》，《化工礦產地質》，24(4)：237～242。
　　(55)Riehm, Karl, Prehistoric salt-boiling, Antiquity, 35(139): 181～191; Akridge, D. Glen,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brine evaporation rates during salt produc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預計將于2008年初出版)。

南方文物南昌40～47K1歷史學陳伯楨20082008
陳伯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作者：南方文物南昌40～47K1歷史學陳伯楨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27:5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