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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影響的問題又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本文從個人、經濟組織（企業）和社會這三個層面對此展開討論。
　　　　　　一
　　任何的經濟活動首先表現為個人的經濟行為，人是經濟行為的主體，經濟行為必須具有一定的行為動機。在東亞地區，儒家文化價值觀是怎樣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的呢？是怎樣影響了作為經濟行為主體的個人的呢？
　　赫曼·卡恩在《世界經濟發展：1979年以后》認為，儒教社會始終如一地提倡個人和家庭的節制，注意教育，追求各個領域中的成就（尤其在學術和文化方面），認真對待工作任務、家庭和責任。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人工作勤奮、有責任感、有技術、有理想，樂于幫助集體，對個人利益關注較少。馬里恩·J·利維認為，在東亞社會中， 由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社會人”可以轉化為“經濟人”。他在《試論東亞社會的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一文中指出，這種轉變會將實利主義化為強大的精神動力。人們為改善物質生活條件，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致富欲望，以至于以一種近似于宗教式的、韋伯把它當作新教倫理的苦行僧方式勞作。東亞經濟危機發生后，1998年1月22 日德國《經濟周刊》發表了題為《“亞洲模式死亡”純屬謬論》的文章，說亞洲的“經濟史無前例地迅速崛起應歸功于其他因素：其居民辛勤勞動、謀求越來越好的教育、克制消費、勤儉節約……。”（注：新華社參考新聞編輯部：《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1998年出版，第164頁。）
　　實際上，從古代的傳統來看，儒家文化價值觀對作為行為主體的個人的影響是塑造了所謂“君子”的人格典范。這種“君子”在行為偏好上是遵從所謂“義”和“利”的區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用現代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詮釋的話，即是“君子追求精神等高層次需求的滿足，小人追求物質等低層次需求的滿足。”那么，君子為什么不追求“利”呢？這一方面可以解釋為儒家人格高尚，但更可能是在小農短缺經濟下的一種無可奈何心態的表現。重義輕利，鄙視物質追求，鄙視生產勞動，也就是鄙視經濟行為，也就缺乏從事經濟活動的內在動力。
　　但是，人們對物質滿足的追求是不可抗拒的。“富于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注：《論語·里仁》。）在短缺經濟的情況下，人們無可奈何，還可以“安貧樂道”。一旦外來的物質洪流洶涌而來，“義”的說教就會變得空洞無力，“利”的誘惑就會大行其道。在“利”的層次的需求未能滿足之前，對“義”的追求就不可能是社會大眾的普遍行為。因而，這種“重義輕利”的說教要么是虛偽，要么就根本做不到。“君子”在中國幾千年的社會中就只可能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典范。但在這種人格典范的影響下，帶有強烈物質功利性的工商精神就不可能是社會的主流價值。這也是中國和東亞社會不能原發性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文化精神中，盡管對“利”的追求被抑制，但并沒有把人的追求寄托到天國和來世上。“儒教所關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儒教對于職業生涯與財產的態度，……與佛教的拒絕沾染俗世物質相反。”（注：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 月第一版，第181頁，187頁。）這種文化精神還是功利的、現世的。它追求現實的功名，“學而優則士”，“經世至用”，“安邦定國”。它追求人格在政治層面和倫理層面的實現。在這種追求中，實際上對“利”的追求也包括其中，只不過是沒有明說而已。
　　在儒家文化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中，教育被廣泛地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東亞社會對于教育的確非常重視。與此相聯系，儒家文化提倡節儉導致東亞社會的高儲蓄率也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高儲蓄率和在人力資本和有型資本上的高投資率是東亞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節儉所導致的高儲蓄率能夠轉化為物質資本，教育則是人力資本投資。東亞社會作為后發性的地區，教育的內容在引進西方近代和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后對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當然就有重要影響。此外，儒家倫理對于勤勞的規定也影響了東亞人的工作態度。日本人、韓國人都被認為是工作狂。
　　　　　　二
　　在經濟組織也就是企業的層次上來探討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時，一般的研究者都強調儒家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美國專欄作家威廉·普法夫指出：“在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中集體歷來占首位，個人服從集體，社會墨守成規是積極的價值觀，人們依賴家庭和宗族關系。”（注：威廉·普法夫：《亞洲經濟危機與西方價值觀》，《洛杉磯時報》1997年12月1日，參見《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第174頁。）一項對美英法日韓的“亞歐美價值觀調查”表明：“在東亞，‘個人’很少擺在前面，‘個人’同家族及企業是命運共同體，‘個人’對家族和企業有很強的歸屬意識。”“重視家族，這是亞洲價值觀的一個特征。”（注：（日）福田優二：《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價值觀》，《編譯參考》1997年第8期第14頁。 ）“韓國企業是一種軍事化的巨大家庭組織。華人企業像是由無數小的家庭實體織成的網。”（注：《亞洲資本主義的三種特色》，法國《回聲報》1997年10月31日，參見《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第166頁。）在日本，推崇團隊精神， 員工對企業存在著長期的依賴關系，大多數企業都實行所謂的“終身雇傭制”，企業象一個家庭一樣，保持著對員工多方面的影響力。
　　在東亞社會中，企業的主要組織方式是家族（家庭）或以家族（家庭）為基礎的。這種以家族或準家族為組織基礎的企業體制有著強有力的利益激勵機制和長期合作的、穩固的人際關系。金廣全在對韓國約100個大企業的高層行政人員的分析中發現，其中12 ％的人屬于“世襲”，與企業的創始人有關系，而創始人的兒子或兄弟占有很大的比例。在非“世襲”人員中，他們盡管和企業的創始人沒有血緣或姻緣關系，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與創始人有著地緣或學緣的關系。“這意味著雇員的個人忠誠和關系是企業上層管理者十分重視的因素。”（注：樸永信：《對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社會－文化分析：韓國的經歷》，《韓國研究論叢（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9頁。）而對于一般的普通工人而言，“他們都意識到，公司是一個家族式的團體，他們可在其中發現和諧與友誼，他們之間也因此而系縛為一體。他們被鼓勵成為第二家庭即公司的一個部分。”（注：樸永信：《對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社會－文化分析：韓國的經歷》，《韓國研究論叢（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10頁。）
　　就家族企業來說，它是以特殊的姻緣和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利益高度統一的經濟組織。由于人際關系是建立在特殊的生命遺傳基礎上的，家族企業中的成員在利益上高度統一，并由此天然地解決了對其員工的“放心”問題。此外，由于儒家數千年的家族主義文化精神的深刻影響力，家族企業贏得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與倫理原則強有力的支持。家族經營對于中國人來說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經營方式。在海外華人那里，家族企業、家族經營都有著持久的生命力。在日本和韓國，儒家的家族主義文化精神照樣影響深遠。
　　但是，家族企業本身的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一，人事上的封閉性。家族企業在進行經營管理活動時往往具有“族閥主義”、“親戚主義”或“門戶之見”。他們對非本家族的人總是難以放心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只能任人唯親。唯親所任之人盡管放心但不一定稱職。所有權和管理權的統一，使得由家族所進行的經營管理活動難以引進專門人才，因而很難真正做到科學的管理。這樣，本家族人員素質的局限性就必須局限了企業的發展。第二，由于這種人事上的封閉性帶來的繼承危機。家族企業的創始人往往是比較能干的人，在企業中有著較大權威。按照韋伯的分類，這種權威屬于傳統的權威，和現代科層組織的法理權威有著很大的差異，并且在代際交替時容易造成危機。第三，規模狹小，難以發展。家族企業為保持其獨立性，不太可能容許他人資金加入，因而擴大發展很難。第四，家長制的領導決策體制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容易造成決策失誤。
　　總之，與現代科層制企業相比較，以傳統人際關系為基礎的家族企業或準家族企業盡管有著強有力的利益激勵機制等優勢，但是它的封閉性、保守性和非理性對企業的發展來說是一種根本的缺陷。這種根本的缺陷當然和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義精神緊密相關，當然也對東亞經濟的發展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
　　如果說在企業的層面來考察，儒家文化的家族主義集體價值觀所帶來的非理性還不是十分突出并且影響亦是有限的話，那么，從社會的層面來看，則這種非理性就有可能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許多研究者指出了儒家文化精神對于東亞社會經濟制度和環境的影響。“在華人經濟中，家庭和公司依賴生產要素市場中的個人關系網來獲取和分配資源。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他們作為高度競爭性的主體，不愿意參與市場的整合而強烈地希望越過市場通過經紀人進行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這種對非個人關系的回避而對個人關系的強烈偏愛，是華人經濟行為主體的顯著特征。”（注：弗農·W ·魯坦：《東亞經濟與儒家思想》，《編譯參考》1997年第8期，第15頁。 ）和東亞華人社會一樣，儒家文化精神也影響了韓國和日本的社會經濟制度與環境。這種經濟環境的特點被稱作“伙伴資本主義”、“裙帶關系資本主義”或“‘官民一體’結構”。所謂“伙伴資本主義”就是指“由官僚主導、不向國民公開信息，沒有政策透明性的‘以官僚為中心，靠企業界伙伴關系求發展的封閉性資本主義’吧。在韓國，由于一直保護財閥企業，以財閥企業為中心的‘伙伴資本主義’盛行一時。……在亞洲的經濟和政治文化領域，對親朋的優待，不僅根深蒂固地存在著，而且還作為社會價值在發揮作用。”（注：重村智計：《美國同亞洲的“文明沖突”》，參見《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第177—178頁。）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后，1997年11月《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當世界被最高尚的亞洲價值觀念所吸引時，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掩蓋了最糟的東西：裙帶關系資本主義和腐敗”。（注：《西方不應對亞洲價值指手劃腳》，《亞洲華爾街日報》1997年12月5日，參見《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第180頁。）這種“裙帶關系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在形式上的市場體制下實際上由個人關系來配置資源，在一個非民主的政體中就形成官商勾結，導致普遍的腐敗。這實際上是一種非理性的社會經濟結構。
　　由于東亞社會是所謂后發地區，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以及相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是作為外來的東西引入的，它勢必和本土的社會經濟文化傳統有一個整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之初，要動員所有的社會資源來優先發展經濟，顯然只有政府才能完成這一任務。因而，在發展的一定時期，這種由政府主導的強調秩序與穩定的社會觀念就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當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期，官商勾結、腐敗叢生，經濟泡沫大量出現，社會經濟發生動蕩，就會要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這個時候，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內在的文化精神的弊病就會暴露無遺。小關哲哉指出：“在以追趕和超越發達的歐美各國為目標的趕超時代，儒教思想堪稱是一種美德。但是，在實現了經濟增長、社會富裕以后，儒教思想就變成了一種丑德。同情心致使相互之間日趨融合和依靠，上下長幼的次序導致了對前人的不正當行為視而不見的相互隱瞞的惡習，而且惻隱之心形成了排除競爭的磋商的習慣。于是，擁有政治權力和接近政治權力，就能最迅速和最穩妥地獲得利益。”（注：小關哲哉：《“亞洲型資本主義”走到了盡頭》，參見《東南亞金融危機評說》，第155頁。 ）《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人們對亞洲價值觀認識的變化：“對家庭的依賴成了裙帶關系。比正式的義務更為重要的個人關系成了任人唯親。意見一致成了賄賂和腐敗的政治。保守主義和對權威的尊重成了僵化與無力革新。大肆夸耀的教育成就成了死記硬背的學習與不敢質疑權威。”一些美國的評論家甚至說：“亞洲獨特的價值觀最終只不過是使腐敗和專制合法化的借口。”
　　西方的批評者把東亞社會的依賴私人關系、官商一體所導致經濟資源調配不當以及腐敗和專制并最終引發金融危機歸因于儒家文化的影響，應當承認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四
　　韋伯在探討資本主義精神時，特別強調理性。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理性的企業和“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如果進一步追問的話，則“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那么人的理性又從何而來呢？他的回答是：這“實際上是一個關系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的問題。”最終的答案則是來自新教倫理。
　　沿著韋伯的思路，我們來分析儒家文化精神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影響。在個人的層面，儒家文化精神盡管“重義輕利”，但它本質上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它是現世的、世俗的，因而也是理性的。而且，即使它有超功利的一面，在現實的物質洪流的沖擊下，它也不可能阻擋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行為。而它對教育的重視，其現實的意義就在于教育可以使得人們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群體或組織的層面，儒家文化精神集中表現為對家庭價值的重視，即所謂家庭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在韋伯等人看來是非理性的。韋伯把中國的家庭定性為“經濟的血緣枷鎖”，認為它削弱“工作紀律”，妨礙“以自由市場方式選擇勞動力”，并阻礙超脫親故關系的“普遍商業信用”之產生。馬里恩·利維則認為傳統的中國家庭是“高度本位式的結構”，是工業化的主要障礙，“它從兩方面使華人現代企業的經營大為復雜化了，一是就業方面，它被本位主義廣泛地注入了裙帶關系成份。二是在維持企業外部關系方面，它涉及購銷及服務之類”（注：參見（香港）Siu LunWong：《從香港看華人家庭的組織價值》，《社會科學情報資料》1989年第6期。）。
　　這種批評主要認為家族主義的觀念任人唯親，缺乏或者不能建立與維持完善的、法律化的規章制度，因而是排斥理性的。的確，這種批評有相當的道理，但顯然也有失偏頗。人的行為是否是理性的呢？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人是經濟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這個基本假設并沒有區分美國人、日本人、德國人和中國人，換言之，這個基本假設并沒有考慮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可能使得人們對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然而，盡管有種種形式上的不同，人類所追求的利益實質上還是大至相同的。馬斯洛所講的人們追求的五種層次的需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都是存在的。馬克思則認為滿足人們基本物質需求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也即物質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個人和企業都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他們都會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因而他們大都是理性的。在一個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適者生存，不理性者會被嚴酷的競爭所淘汰。“即使非理性的決策單位也必須接受現實，……非理性單位因機會的變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應。”（注：加里·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新一版，第201—202頁。 ）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家族或準家族企業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也必然會按照理性的法則去從事經濟活動。
　　從一個法制嚴明、市場完善的西方社會背景來看，東亞社會的家族或準家族企業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帶有很多非理性的東西，就如韋伯等人的批評一樣。但是，我們很難想象，在長期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能夠生存和發展的企業沒有一個理性的組織管理方式。在東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義精神對東亞社會中的企業有著巨大的作用：它是人們努力工作的原始驅動力，它在經濟組織中有著難以替代的內聚作用，它是人際關系的潤滑劑，它甚至直接就是一種信用、一種資本。在微觀的經濟領域，家族主義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不可替代。這也是為何東亞儒家文化圈能夠創造令西方世界頗為驚奇的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社會的層次來觀察，東亞社會的確還不是一個嚴格的、完善的、法治的、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還缺乏“法律和行政相關的理性結構”。“伙伴資本主義”、“裙帶關系資本主義”和“官民一體結構”的說法盡管顯得刻薄也不一定十分準確，但還是大致上描述出了這個準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征，并且也是這次東亞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社會是一個后發展的社會，長期封建統治的痕跡不是一下子可以去掉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人治重于法治，人情面子大于一切，傳統的社會紐帶還廣泛地聯結著人際關系。儒家文化的傳統精神使得市場經濟體制變形，契約化的、法制化的關系被人情所扭曲，公開化的操作背后有種種黑幕。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理性的個人和企業被迫按照社會既定的、內在的、非明文規定的游戲規則行事。“裙帶關系”就是人們的社會資本，就是謀取利益的最好捷徑。這就是社會的不理性，因為它不可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造成資源配置的失誤。
　　最后，我的結論是：如果說儒家文化精神對個人和企業的影響是積極的方面多于消極的方面的話，那么，它對東亞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的影響則是負面的東西居多。儒家文化精神塑造了基本理性的個人和企業，但它所影響形成的經濟環境卻不那么理性。這不是自相矛盾。與個人和企業的發展相比較，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的建設與完善是一個更為長期艱巨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個理性的、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要經過人們的長期博弈才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克服儒家文化傳統的負面影響是題中應有之義。
嶺南學刊廣州67～71G0文化研究劉林平20002000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作者：嶺南學刊廣州67～71G0文化研究劉林平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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