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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指出矛盾的兩方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有無相生”）并且相互轉化（“反者道之動”），從而推動事物的運動，這一辯證思想可以說是老子對哲學史的最大貢獻；而“尚柔”的處世態度、“無為而無不為”的治國之道，均在此辯證思想基礎之上派生出來。從整體上看，老子思想既不像他的崇拜者們所贊的那般“清凈無為”，也不似他的貶抑者們所斥的那么“充滿陰謀權術之道”；老子思想中既包含著對社會的深切關懷，又貫穿了對立統一思想指導下的“相反相成”的處世技巧。老學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既有積極的一面，如提倡以柔克剛（重點是在于“克”）、追求“無為而無不為”（目的是“無不為”）的“君人南面之術”；同時又有消極的一面，如“尚柔”，“尚雌”容易過度，以及“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而汲取老學中合理、積極的因素，特別是他的辯證思想，以及深謀遠慮的操作技巧，服務于當代社會，是后人應采取的一種積極的態度。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洶涌、探索改革之路眾說紛紜之時，借鑒老子的辯證觀點，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這一對矛盾的范疇作一簡單的分析，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一、“有為”和“無為”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并非僅僅停留在純粹理論意義之上，而是配備了一系列操作技巧，最終服務于一個政治上的目的。以下逐層分析：
　　１．對立統一的深刻認識
　　中國古代思想中對于事物內部對立面的存在及其相互轉化的認識，老子之前早已有之。但將這一理論作出深入、細致闡述的第一人，則非老子莫屬。
　　（１）“有無相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生相和，前后相隨。”（《老子》二章，以下本文所引老子原文均只注章數）
　　始終堅持從對立的兩面平等地看事物，反對重此輕彼、見此忘彼，這既是老子辯證法的鮮明特征，同時也是老子的過人之處。用這樣一種客觀、全面的觀點看事物，便會發現常人所容易忽視的一些真理。三十根輻條環繞支撐一個車軸，用粘土作器皿，建門造窗等等，世人多看重車輻、容器外觀、房屋構架等有形的部分，老子卻敏銳地指出，為我們所使用的恰恰不是這些外形，而是由它們圍成的那些空間——“無”（參看十一章）。與中空的“無”相比，外形的“有”并不具備任何優越性，它們在功能上是等值的：“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十一章），二者不可偏廢其一。如果我們的思路不僅僅停留在“有”和“無”等老子慣用的表述詞上，而是從“對立面”這一普遍意義上去理解“有無相生”，那么就會發現，老子是在提醒我們，對于對立面的雙方而言，我們應該給予同等的重視。
　　（２）“反者道之動”
　　雖然對立面雙方在功能上居于同等地位，但他們并非靜止不動，而是時刻在發展，發展的方向不是沿著一條直線無止境地走下去，而是一方的發展達到了極限就會走向相反的一方，“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二十二章），就是這個道理。這樣一條迂回曲折的發展道路，老子把它概括為“反”：“反者道之動”（四十章）。
　　（３）“知常曰明”
　　對立面中的一方發展到極端就會走向另一方，這便是事物發展所必然遵循的規律。老子又把它叫做“常”。真正的智慧、對規律的最深刻認識，就是要“知常”。只有認識規律、尊重規律，才能明確、主動地采取對自己有利的措施，所謂“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十六章），就是這個意思。
　　２．守柔處下的應世技巧
　　了解了事物走向自己對立面的發展趨勢后，老子再一次表現了他不同尋常的方式：他不是主張站在自己看重的一面（此）、時時刻刻防微杜漸、排斥異已（彼）一面、防止走向對立面（彼），而是大膽地接受對立面，甚至干脆搶先一步直接站到對立面一方去，通過“兼容并包”的策略，為自己爭取到最大限度的主動。人常說老子尚柔，然而尚柔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守雌”、“守辱”并非過于退讓，而是在“知雄”、“知白”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種避實就虛的迂回戰術。“尚柔”的前提必須是對對立面雙方有深刻的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事物發展的趨勢；如果缺少了這個必要的前提，“尚柔”就會變成消極的退避，不僅不能容納對立面，最終連自身也會喪失。“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三章）并非“精神勝利法”，而是“欲取先與”、“欲強固弱”（三十六章）的結果。
　　“柔弱勝剛強”的奧秘，一旦挑明便不再玄妙，無怪乎老子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七十二章）。然而天下竟“莫能知，莫能行”（同上），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人在對待對立面雙方時很難將得失利弊、福禍吉兇等等平等地看待，而往往是只想得不想失，只愿有利不愿有弊……，重“此”而輕“彼”，崇“有”而畏“無”。老子一針見血地指出，越是回避，對立面就越會找上門來，避到極端，恰好進了對方的門。其實，想常“有”常“得”也不難，只要適當地包容一些對立面的成發即可。正所謂“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四十一章），“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四十五章）。
　　３．“無為而無不為”的治國之道
　　正如“守雌”、“守柔”是為了克雄、克剛一樣，“無為”在老子那里從來就不是消極意義上的，否則他不必費盡心機講述他“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卻“莫能知，莫能行”的“道”的奧秘。也正如“尚無”是為了“崇有”一樣，“無為”只是一個表相、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無不為”。老子用的是“欲取先與”的計謀，“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六十六章）。能夠仔細觀察對立面的“彼”“此”雙方，預見事物的發展趨勢，采取“搶先一步占領對方地盤”、甚至干脆連對方的發展也容納到自身之中，使其成為自身進程的一部分（通過先取后與），這就超越了得失利弊、福禍吉兇等等對立的局限，從同一和轉化的角度看問題，從而獲得了一種全面的、立體的和動態的觀點，這正是辯證法的精粹所在。“無為”之所以能夠“無不為”，靠的就是這個。
　　而“無為”的具體推行方式就是前面所講的“守柔”、“處下”等技巧。這里需要再一次強調，這些技巧的基礎，是對于對立面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轉化這一辯證法基本原理的正確認識和深刻領會。
　　由上可見，老子之“道”就其出發點和目的而言，均是“治道”而非“隱道”。然而，“老子對于自己的學說主張，總是居高臨下，沒有絲毫的猶豫”[①]，這就使得原本就不大好理解的老學更加在形式上不容易為人所接受。如果我們能夠透過他“居高臨下”的表達方式，直接面對以上生動活潑的辯證法或方法論，其可應用性則十分明了。
　　 二、“計劃”與“市場”
　　“市場經濟”在國內的風行，只是９０年代以后（特別是１９９３年以后）的事。而市場經濟本身并非新鮮事物，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即通過價值規律的作用對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這一對矛盾作自發的調節。“計劃經濟”正好相反，它是“國民經濟在國家或社會中心事先制訂的統一計劃的指導和規范下，在某種計劃管理體制的作用下，按比例地協調地發展”[②]。套用一對哲學術語，如果說市場經濟是“自在”的經濟模式的話，那么計劃經濟可以說就是“自為”的了。再對比老子的概念，則市場經濟仿佛“無為”，計劃經濟宛若“有為”——這是給我們的直觀印象。下面就來看看他們之間的具體關系。
　　１．“無為”的市場經濟
　　價值規律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和商品供求變化而引導生產和消費、平衡供給與需求，這一規律自發而且普遍地存在于一切商品經濟中，因而被喻為“看不見的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封建制生產關系、商品經濟從小農經濟中解放出來、正蓬勃成長之時，這只“看不見的手”幾乎成了“萬能的手”，極大地刺激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經濟危機給人們兜頭澆了一桶涼水，經濟學家在檢討衰退的原因時，市場機制又被認為應負一定責任。盛也市場，衰也市場，看來“無為”的市場經濟難以“無不為”。經濟學家指出，市場機制的盲目性（自發調節）和局部性（著眼于單個生產者的利益）是造成供求不平衡，導致“生產過剩”的主要原因，由此看來，“自在”的“無為”不僅不可能無不為，自身也會出現問題。回顧老子，其“無為”是自覺的、主動的，在這一點上，市場經濟相去遠矣——原來貌似“無為”，實則有其表而無其里。
　　（１）“無為”不等于放任自流
　　前面說過，“無為”的含義是在承認“有無相生”的前提下，基于對事物發展趨勢的清醒認識，而主動地采取“守柔”、“處下”等一系列技巧，以達到“克剛”、“有為”的目的。其實，“有為”也好，“無為”也好，老子技巧的妙處在于“兼容并包”，“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不回避矛盾，而是將對立面納入自身的進程中，這樣便為自己爭取了最大限度的主動。明確了這一點，就不難發現，徹底的市場經濟只見“此”不見“彼”，不是老子意義上的積極主動的“無為”，實為一種消極應世之道，出現問題實屬必然。實際上，自本世紀３０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亦紛紛出臺各種方式的“國家干預”或“計劃調節”，逐漸納入了一些“彼方”或“有為”的因素，市場經濟不復“純粹”。
　　（２）“無為”是一種全局的觀念
　　李澤厚說：“所謂‘無為’乃是一種‘君道’：君主必須‘無為’才能‘無不為’，表面不管，實際卻無所不管。否則，如果不是‘無為’，而是‘有以為’，統治者不是處‘無’，而是占‘有’，那就被局限，就不可能總攬全局了。”[③]所以“無為”不是只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看問題，而是以統領全局的身份從高處俯瞰。它之所以不進入到任何一方的具體操作之中，并且不為任何一方所拘限，目的就是為了把對立的雙方全都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它追求的是整體利益，這個整體不是部分簡單相加之和，而是高于部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資本主義世界小心翼翼不觸犯私人利益的“國家干預”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包括“滯脹”等在內的一系列新老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純粹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老子所講的“無為”。
　　２．“有為”的計劃經濟
　　與市場經濟相比較，計劃經濟不僅在年紀上輕得多，而且是在對市場經濟作出反思的基礎上誕生的。當馬克思勾畫出“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④]時，“計劃經濟”還只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把它變成了現實，但這個現實又經歷了一番坎坷曲折，從一開始的完全徹底的國家調配，到斯大林時代承認商品經濟的存在（等于承認了價值規律仍在起作用），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在其問世不久后便也不復“純粹”。可以看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理想和作為一種實踐，其間仍有很大一段距離，特別是在生產力水平遠不夠發達、物質財富遠遠不是“極大豐富”的當今許多國家（包括社會主義中國）。那么推行計劃經濟，是應該“勉力而為”，還是該冷靜地作些分析思考，以兼容并包的“無為”之道作為過程，“計劃”與“市場”并行不悖，以求最終“無不為”的“完美計劃”？
　　注釋：
　　[①]黃瑞云：《老子本原》，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１頁。
　　[②]劉詩白主編：《社會主義經濟學原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７０頁。
　　[③]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８～８９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４５８頁。＊
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17-20B5中國哲學劉文靜19971997堅持從對立面雙方的相互對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中看事物及其發展趨勢，通過“有”“無”兼顧，以“無為”的形式達到“無不為”的目的，是老子辯證法的核心。將這一辯證方法運用于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一對矛盾的分析，提示我們從全局出發，不可偏廢任何一方。有 無 有為 無為 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作者單位：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 作者：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17-20B5中國哲學劉文靜19971997堅持從對立面雙方的相互對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中看事物及其發展趨勢，通過“有”“無”兼顧，以“無為”的形式達到“無不為”的目的，是老子辯證法的核心。將這一辯證方法運用于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一對矛盾的分析，提示我們從全局出發，不可偏廢任何一方。有 無 有為 無為 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網載 2013-09-10 2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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