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跨文化性即兩種文化相遇所具有的特殊性。由這個特殊性引起的交際活動短路現象十分普遍:熱心扶上了年紀的外國人過馬路遭到謝絕;提前到外國朋友家赴約卻引起主人的不快(東方人的詫異);同性朋友手挽手走在街頭會引來外國人異樣的目光;一位外國人在火車到站整整一小時前就被乘務員叫醒說:“You can wash your face. ”彼此都認為對方的行為令人費解,甚至不可思議。這些現象說明,造成文化隔離的遠非僅是語言上的問題,還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問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際,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這些文化碰撞,要有效地消除誤解與磨擦,需要深入分析潛藏在這些行為背后的那些看不見的力量——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
胡文仲教授(1992)在提出跨文化交際的六點不足時指出:“價值觀念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數量不大,且缺乏系統性。”張后塵教授(1999)又指出:“近來在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中,價值觀念,認知行為,思維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本文將從四個方面對價值觀念進行探討——價值觀念的定義、價值觀念的形成、價值觀念對比尺度、東西方價值觀念對比與分析。其中重點對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四個方面的差異進行較深入的分析和系統的概括。
二、價值觀念的定義
文化群落只有在其成員遵循著可以預測的行為模式時才能得以保存。同一個文化群落中,人們的衣、食、住、工作、娛樂以及社會交往都是可以預測的,并且平常得讓人往往忽略其存在。這些可以預測的行為模式建立在被稱為“價值觀”的心理活動之上。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盡管它對于文化行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卻不能被看到,聽到或者體驗到;盡管它所引起的結果——人的行為很容易被觀察到,但對它本身卻無法進行直接的調查。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Lustig,1988)。
價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差異是在價值觀念基礎上形成的,在某種意義上,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為人們的思想、行為提供了一套基本準則,提供了一套被廣泛認可的關于什么是“正確”與“可取”的行為方式標準。價值與交際行為的關系是綱與目、深層與表層的關系,交際行為各個層面的文化差異往往都可以在價值觀念層面找到解釋(胡文仲、高一虹,1997)。價值與文化又不可分割地緊密相連,彼此都只能在對方那里得到解釋。
三、價值觀念的形成
文化群落中價值觀念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主要是因為兩種影響文化的力量的作用,即:環境適應(environmental adaptions )和歷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環境適應是指一個社會群落為了生存去適應外界的各種約束的行為,如:嚴酷天氣的約束,對某種食物、某些原材料的可獲性與不可獲性的約束,預期壽命、人口出生率之類的生物力量的約束。這些外界約束直接影響這個社會群落的生存能力。歷史因素則指某個社會群落中的戰爭、傳統習慣、經濟發展、以往的經歷、法案、對個人的權力分配等影響價值觀念形成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構成了這一群體的心理活動的一部分。
為舉例說明這兩種力量對價值觀念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Singer (1987)描寫了19世紀末人口、宗教、自然資源、預期壽命等對愛爾蘭和印度兩個國家的某些社會價值觀的形成產生的影響。當時的愛爾蘭人口相對于可獲得的食物而言已經過剩,食物短缺嚴重,迫切需要控制人口增長,但愛爾蘭人大多數是天主教教徒,無法接受人工控制出生率的方法。鑒于價值觀對生育控制所起的消極作用,面臨人口過多、食物缺乏等眾多問題,一個新的文化價值觀念悄然形成:婦女不應該在30歲之前結婚。晚婚晚育使人口增長率得以下降。
大約相同時期,印度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但當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只有28歲,幾乎一半的小孩5歲前夭折。基于這一現實, 一個新的文化價值觀念逐漸形成了:印度婦女十二三歲時結婚更好。這樣一來,印度民族生存下來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Singer認為,這些激進的文化適應行為都是無意識的。這些社會在面臨使自己適應環境的需要時,如不成功,就會遭來滅絕的可能。
另外,價值觀念的形成也深受各民族的圣賢、哲人的思想及其著述,以及早期的宗教活動的影響。如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就深受《圣經》的影響。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都宣揚對上帝的愛高于一切,甚至包括親情,這種對上帝的崇拜就產生了至今對西方社會仍有很大影響的價值觀念:“天職”概念。現在西方流行的一些價值觀如為知識而知識,為美而美,為昌隆而昌隆等,都是由“天職”概念演變而來的。中國古代圣賢如孔子、孟子、荀子、莊子的思想及其儒家學說、道家學說、易經哲學等對當代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的價值觀形成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個社會群落的基本價值觀念一旦形成,就會牢牢扎根于人們的心中,堅若磐石,揮之不去,而且代代相傳。
四、價值觀念對比尺度
由于文化價值觀念在許多方面以各種方式存在著差異,因此,對其差異的描述必須分類進行。Rokeach(1968,1971,1973,1975, 1979)通過大量的研究,提出把價值觀念分為兩大類, 即: 手段性價值觀(instrumental values)與目的性價值觀(terminalvalues)。手段性價值觀包括誠實、愛、服從、有雄心、獨立。手段性價值觀又能進一步劃分為道德價值觀(moral values )和能力價值觀(competencevalues)。道德價值觀與人際關系密切相關,如:性情歡快、樂于助人、富有愛心、誠實待人。能力價值觀與人的個性有關,它包括有理想抱負,想象能力強,邏輯推理能力強以及自制力強。關于生存的最終目標的價值觀被稱為目的性價值觀,包括贏得自由,生活舒適,世界太平,真摯的友誼。它又能細分為社會目的價值觀,如爭取世界和平、得到社會承認、真摯友誼,以及個人目的性價值觀,如自由、幸福,靈魂得到超度。
荷蘭學者霍福斯泰德(Geert Hofstede,1980)對來自40 個國家和地區的116000份調查表格進行統計分析,分離出了跨文化價值觀念對比的四個尺度,這四個尺度后來被證明不僅適用于與工作相關的價值觀對比,也普遍適用于文化價值觀念的對比,它為行為模式與心理研究提供了很有參考價值的理論框架,為文化對比研究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霍氏的四個尺度是:權力分配的不同差距、風險回避的不同程度、個體化與群體化、男性化與女性化。
權力差距小的社會希望縮小社會或階級不平等現象,減少等級制的組織機構。權力差距大的社會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人人都希望在穩定的社會中找到一席受到保護的、合法的位置。
在遭到不明確情況的威脅時,愿意承担風險程度高的社會希望減少各種規定,能夠接受不同意見,愿意冒險,能容忍預期行為出現偏差。反之,愿意承担風險程度低的社會表現出內心極度的焦慮,從而產生一定要努力工作的心理,希望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希望對所要達到的目的取得一致意見,渴望確定性和安全性。
“個體化與群體化”指一個社會對自己或對集體的依賴程度。在信仰個人主義、追求個人價值至上的社會里,人們努力體現個性化的自我,喜歡標新立異,獨辟蹊徑,以個人奮斗,自我肯定,獨立自治,自我意識(“I”consciousness),為理想,強調個人隱私需求。群體化的社會則要求其成員符合群體要求,提倡相互幫助和對集體履行自己的責任,愿意以自己對集體的忠誠來換取集體對個人的關懷與照顧,強調對組織的歸宿感,提倡“我們”意識("we"consciousness)。
具有男性化取向的社會追求業績、成就、抱負、對物質財富的獲取以及虛飾的男子氣概。具有女性化取向的社會追求生活質量、服務他人、兩性平等、敬老愛幼、同情世運不濟者。
中國學者賈玉新(1997)在《跨文化交際學》一書中提出了對比中國與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六個尺度:1. 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Onenessvs Divided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2. 群體取向與個人主義取向(Group vs Individualism Orientation);3.求變與求穩(TheSeeking of Change vs the Seeking of stability);4. 做人與做事(Being vs Doing ); 5. 性本善與性本惡(Innately Good vsInnately Evil); 6. 時間取向:過去取向與未來取向(Past vsFuture Orientation)。賈玉新提出的價值觀對比的六個方面都與中國與西方的跨文化交際密切相關。
胡文仲、高一虹從四方面對中國與西方英語國家在文化價值觀方面的差異進行了對比:1.個人與集體:“個人主義”的褒與貶;2.人與外部世界:“一”與“多”;3.思維方式:整體與分析;4.知識與價值:真與善。
根據Rokeach 的手段性價值觀與目的性價值觀的兩類分法, 根據Hofstede對40個國家和地區四個方面的價值觀的問卷調查結果以及賈玉新、胡文仲、高一虹等對中國與西方英語國家價值觀差異所做的大量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差異最為懸殊,即:1.權力分配的不同差距;2.個體化與群體化;3.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對立;4.思維方式的綜合與分析。
五、東西方價值觀念對比與分析
(一)權力分配的不同差距
Hofstede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權力差距項下菲律賓、印度、香港、新加坡、日本排名最前,排名在后的是奧地利、丹麥、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美國。這充分說明東西方對社會階級和權力分配不平等現象的不同態度。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freedom),崇尚平等(equality),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也就是許多西方人心中的“美國夢”。按照Rokeach 目的性價值觀的劃分, equality 與freedom是他們生存的最終目標。 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東方人相對而言更加維護等級制度,順從權威,尊重長輩,強調做事情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漢語中很多復合詞的排列順序就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尊卑”觀念。如:天地、日月、國家、君臣、父子、兄弟、長幼、男女、老少、夫婦、官兵、干群、師生等。這種“尊卑”觀很可能深受中國古代的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的影響。為了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關系的和諧,人們可以抑制自己對自由的向往,循規蹈矩,可以說這種對安定團結,良好的秩序,信誼和睦的追求,也深受孔子的“大同世界”思想之影響。
日本學者(Roichi Okabe 1983 )在對比日本與美國的價值觀念差異時,將日本描寫為“豎”的,將美國描寫為“橫”的,意思是一個較強調等級制,另一個更強調地位平等。他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豎的社會里,一個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和社會地位比他日后的成就與發展更為重要。也就是說“What he is”比“What he does”重要。東方人在初次相識時常“寒暄”的一個問話是:“What are your parents?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可見人們急于了解這個人時往往先了解其家庭背景。相反,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都是“doers ”——people who getthe job done。英語中不少表達法都說明“do”是美國人的首要活動,如:
——How are you doing?
——I'm doing fine. 人們往往通過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來鑒別他的價值與身分(identification),也就是說,人們了解你是誰,不只是通過你的名字,更多是通過你能做的事情, “You are, insignificant measure,what you can do”。
(二)個體化與集體化
東西方在這一方面的價值觀念差異性最突出。有一種很流行的看法是:個人價值至上是整個西方文化的特點,社團價值至上是整個東方文化的特點。從高一虹1988年和1991年對中國被試和英語被試所做的語義分析測驗中也可以看出東西方人對“individualism ”理解和評價的明顯差異:中國被試總體視之為貶義詞,把“individualism ”看成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詞,是無父無君無友的忤逆,而英語被試則視之為褒義詞,把個人主義當作一種美德,一種積極的處世哲學。
西方的個人價值至上文化也被描寫為“我”文化,這種對“自我”的強調、對個人主義的崇拜可以從英語中大量的以ego或self 組成的詞組中體現出來,如:egoanalysis, egocentric, ego ideal, egoism, egoist, egopsychology;self—control,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 self—esteem, self— made,self—reliance,self— respect等等。實際上,美國總統林肯之所以成為美國人崇拜的偶像就是因為他是一位靠自己奮斗成功的人(aself—made man)。 在西方諺語中, 也有不少表現個人進取、個人力量、 個人意志與命運抗爭等的語句, 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You have toblow your own horn. He travels the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這些諺語中都體現了尼采的“強者哲學”、“超人哲學”——在意志上、力量上超群出眾。
西方個人價值至上論可以追溯到個人自由主義哲學(朱維芳,1997 Sarah Trenholm)。 它的理論基礎是人群中的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選擇,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負責。因此,他們放任個性,自由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肯定,強調個人的智力、能力與性格,強調外在的、個人的、功利的東西,認為社會要服從個人,個人的利益高于社會的利益,他們不怕發表相反的意見,以標新立異為榮,努力體現個性化的自我。美國電影塑造的英雄人物James Bond長期以來深受美國人的喜愛,也正是因為他是“個人主義”的典型代表。
社團價值至上文化也稱“我們”文化,或“無我文化”(I —less culture)。它是東方文化,特別是儒教文化特點,儒教極力推崇社會的有序與和諧。佛教教條往往把個人看成是整個宇宙的一部分,認為“我”就是“我們”。孟子把道德、善作為人的真實的本質,這意味著個人利益服從于社會利益,甚至可以犧牲個人自由來保障社會的利益。群體取向使東方人性格內向、含蓄,不愿人注目,因為“The nail that sticks up is hit”“Birds that come forward will be shot first”。人們不愿發表不同意見,維護融洽、避免分歧,凡做事前,先要考慮別人會怎么看、怎么說。日本人最怕被單獨提出表揚或批評,因為這會使他們感到沒能與集體和諧地融洽。中國人的“不”字經常被“研究研究”、“考慮考慮”的詞語來替代,有時“是”也能表達“不是”的意思。東西方人的含蓄與直接從反意疑問句的回答中可以略見一斑:
——You have never met each other before,have you? (你倆以前沒見過吧?)
——No.(是的)
從東西方人的交際風格中也能看出各自所遵循的個人主義取向與集體主義取向。中國人為了建立和維護良好的人際關系,常使用尊人卑己的禮貌原則,他們稱自己的家為“寒舍”,自己的字畫為“拙筆”,自己的意見為“拙見”。西方人則當仁不讓,自我“推銷”:“好啦,你的招聘工作到此結束,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不雇傭我是你的損失。”
(三)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對立
東方人認為人與自然是“和諧”的關系,而西方人則認為人與自然是“對立”的關系。
西方人突出人與自然的抗爭,把人與自然看成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看成“主人與仆人”的關系。人們不斷地應付自然的挑戰,努力支配、改造自然。在經濟和科技利益的驅動下,努力操縱自己的生態環境,這一取向帶來的積極后果是荒地得到了開拓,科學技術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但消極的后果則是自然資源開采過度,筑堤攔壩導致洪水泛濫成災。
受中國古代自然崇拜、天地崇拜的影響,東方人不思改變自然,而是努力“順其自然”,通過改變自身去適應自然。道教將人與自然看成是“化”的關系,認為人只有回歸自然、將自我融于自然之中,生命才有意義。因此,東方人突出人與自然的協調、渾然一體。東方人的建筑多木質結構,似乎也根源于這一觀念,因為人們認為木和紙是不會把人與自然隔離開的,還能讓人享受到日光與月光,與自然和諧得仿佛是從其中生長出來的一樣。
(四)思維方式的綜合與分析
人們在描述思維方式差異時習慣用對峙的兩分法,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整體、直覺與分析、邏輯式思維
東方的思維方式為精神的、內向的、整體的、直覺的和主觀的,西方的思維方式是物質的、外向的、分析的、邏輯的和客觀的。東方人重整體和諧的思想主要來源于易經哲學,強調從多到一,強調統一;而西方重分析差異,由一到多進行分析。西方人采用焦點視的思維方式,東方人采用散點視的思維方式(王秉欽 1992)。 東方人習慣從整體到局部,由大到小考慮,而西方人則從局部到整體考慮,這一點從漢語與英語中地址和時間的表達順序的差異上可以看出。
第二,絕對與相對
西方人傾向于絕對性,東方人傾向于相對性。在一個人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獨立平等的個體這樣的社會中,任何思維方式都只能是普遍性的、絕對性的。地位平等適用于所有人,比如,“正確”與“謬誤”的概念必須明白無誤、恒定不變,不能考慮個別特殊情況。而在一個人人視自己為集體的一員的社會中,特定的關系就有可能高于普遍性原則,也就是說,標準不是絕對的,可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人而異。東方的這一思維模式可以說是受了古代中國相對主義的典型人物莊子的思想的影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第三,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西方人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東方人則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比如,日本人性喜內省而對事實細節不太有興趣。Murry也曾指出,中國人往往以主觀的、 善良的愿望看待事物,中國人的對話風格之一是按他人期望的、想要的而不是已實現的方式去回答,出于好心,他們給予滿意而不一定準確的答復,把“what should be”說成是“what is”或“what soon will be”。
第四,準確性與模糊性
西方人重準確性( precision), 傾向于無情的思維邏輯(mindlike logic),東方人喜歡模糊性(ambiguity), 傾向于柔軟的感情邏輯(heartlike logic)。 這一取向根于東方人強烈的“面子觀”;東方人視“直接”為不成熟的表現,是不給對方面子。Murry 曾有感于中國人話語中最常用的幾個詞:“也許”“大概”。這些詞常弄得美國人很窘,不知所措。“Maybe I will come with you. ”通常意味著“I'm coming.”“Perhaps it is too far for you to walk”,意思好像就是“There's no way I'll let you walk ”, 如果有什么事情“inconvenient”,那就是說“impossible”,沒進行明確的聲明就暗示著“也許”還有進一步磋商的余地。可以說,東方人的“面子觀”是模糊性的根源。
六、結語
對價值觀差異進行對比分析,有助于增強異文化交際中的差異意識和敏感性,幫助我們預測對方的交際行為,從而提高交際效率。有一點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差異不是絕對的,我們在注意到差異的同時還須防止過于簡化或夸大差別,防止“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極端做法,還要防止把文化視為靜止的偏向, 因為, 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加快,各民族間的交流日益密切, 不同民族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相互影響、滲透,出現了異文化的交融。許多東方人,特別是青年人已經能夠變換視角來進行交際了。如,在受到贊揚時說聲“謝謝”、“還行”之類的話。中國50年代就在“人定勝天”的口號中開始了對自然的改造, 而近年來西方人也開始尋求“回歸自然”了。 東方人已能對individualism和帶修飾語rugged/rampant的individualism進行區分,而西方人則開始了對東方“團隊精神”的研究,并已運用到企業管理和集體性體育項目之中。當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一旦形成,就會牢牢扎根,不會輕易改變。總之,我們在了解價值觀念差異的同時,還不能用靜止的眼光看問題。
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10~114B8倫理學李君文20002000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在以下四個主要方面的差異最為懸殊:一是權力分配的不同差距;二是個體化與集體化;三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對立;四是思維方式的分析和綜合。跨文化/價值觀/差異李君文(1963—),湖南財經學院外語系講師,主要從事應用語言學研究。長沙 410008 作者: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10~114B8倫理學李君文20002000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在以下四個主要方面的差異最為懸殊:一是權力分配的不同差距;二是個體化與集體化;三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對立;四是思維方式的分析和綜合。跨文化/價值觀/差異
網載 2013-09-10 21: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