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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是中國近代文化發展的一條主線。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知識分子是外來文化的傳播者和介紹者，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一種外來文化能否被社會接受，或以何種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從這一意義上說，農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學術界對少數先進知識分子理解外來文化研究較多，而對更為廣大的社會群體——農民與外來文化的關系較少涉及。有鑒于此，本文擬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
　　由于語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與世界處于隔絕狀態，直到外國傳教士的到來，才給中國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戶。農民對傳教士及其傳播文化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對外來文化的態度。
　　十六世紀末，隨著利馬竇等一批傳教士的到來，基督教文化開始在中國傳播，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的農民在驚異中竟抱著一種寬容的態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國的教徒據說達30萬人，而且農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慮到當時傳教士的活動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傳教處在公開、半公開之中，30萬的數字是頗能說明一些問題的。另一個能說明農民接受外來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起義軍領袖李自成、張獻忠均對傳教士表示友好態度，并對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勝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機會向中國進行“文化”輸入和傳播。這一次傳教士是在炮艦的掩護下進入中國的，除了傳教外可能還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時的中國農民對傳教士帶來的文化持一種什么態度呢？事實是讓我們吃驚的，基督教經一個農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成為農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農民思想達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發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糾紛引起的徐家匯教案。難道中國農民對外來文化真的具有一種絕對開放的拿來主義精神嗎？然而當天父的靈光還未散去，中國農民又投入到一場場的反洋教斗爭中去了， 到1900年義和團興起時，“滅洋”幾乎成了所有農民的共同心愿，不但滅洋人、滅洋教，而且要滅洋貨，凡與洋字沾邊的都在掃除打擊之列。從拜上帝教到反洋教，農民的態度又奇跡般地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農民的態度發生如此的起伏和變化呢？農民又是如何認識、理解、接受乃至排斥這一外來文化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透過歷史的迷霧，根據農民的心理，對農民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農民是小生產者，因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而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狹小的土地上，很少去關心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但是農民又極具現實精神，他們重經驗，重實用，對闖入他們生活的新鮮事物并不一概排斥。這一特點使他們的思想在頑固保守之外，又具有變通、兼容的一面。在農民看來，只要能給他們福祗運氣，只要能攘除災禍，他們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則許杖于鐵拐李仙，足疾則許鞋于翹腳娘娘，腹疼則許五臟于寶藏爺爺，筋疼則許麻經于筋骨老爺，目昏則許眼鏡于眼光菩薩，耳聾則許耳包于耳光菩薩。”（注：《萊陽縣志》。）這樣，農民的實用精神就為他們與外部世界打開了一條通道。據利馬竇的記載，當他們在肇慶首次建立教堂，傳播天主教義時，當地百姓大都抱一種好奇的態度，并樂意與他們討論宗教信仰中的許多問題。而且“中國第一個公開信仰基督教的人是來自最底層的百姓，”此人是一個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家人無力為他治病，將他拋棄在大路上，神父們將他接回家里，給與了必要的護理和照顧，并向他講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們為他做了洗禮，正式接受他入教（注：《利馬竇中國札記》上冊。）。利馬竇稱此人“公開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辭，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為了得到護理和照顧，才勉強答應接受洗禮，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這也符合農民的心理。但無論如何，農民對基督教這種外來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則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傳教士是抱著“中華歸主”的目的來到中國的，為了配合傳教，他們創辦各種慈善機構，廣泛介紹西方世界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學文化和他們國家的歷史。他們的文化傳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①傳播基督教教義；②宣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③創辦西式的學校、醫院等慈善機構。在這三者中，傳播基督教教義是主要目的，其它則是輔助手段。然而，由于認知主體的特點，這些被傳入文化的命運卻是極不相同的。
　　農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基督教滿足了他們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揚原罪，提倡來世，認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懷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終進入天國。基督教的這些說教，對于那些生活在苦難之中，看不到前途的農民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時，利瑪竇等人也時時照顧到中國人的心理，他們用基督教附會中國思想，稱“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與天主教同出一源，”這樣就消除了農民因陌生而對外來文化產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傳播。
　　宣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是傳教士進行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在傳教士傳播的各種文化中，這一部分往往最有價值，也受到了統治者的歡迎，然而它卻是最容易為農民忽視乃至排斥的。以屬于新教的益智會為例，她們致力于介紹傳播西方科學文化，計劃出版包括歷史、地理、哲學、神學、醫學、力學、機械工藝、特別是世界史、國別地區史、專門史（世界商業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學史）等多種著作和書籍。他們聲稱出版書籍的目的是“啟迪中國人的思想，”克服中國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們的主觀目的如何，這些書籍對于閉目塞聽的中國無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個了解世界，“師夷人長技”的絕好機會。然而農民對西方的歷史、地理、科學技術不感興趣，發到他們手中的各種小冊子被當作廢紙丟棄。
　　然而傳教士通過創辦慈善機構介紹的具有較強實用性的知識如醫學，則是另外一種命運。可以說在傳教士進行的文化傳播活動中，創辦醫院等慈善機構是最成功、也是最受農民歡迎的。1834年，基督教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開設“博濟醫院”，為中國人治病，結果很受老百姓的歡迎。伯駕利用給病人治病的機會進行傳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會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寧波、廈門和香港等地相繼建院辦所，并成立“醫院傳教會”，獎勵和支持以醫療為職業的傳教士來華進行醫藥傳教。對于傳教士傳播的西方醫學，農民不加拒絕地接受了，他們樂意到教會醫院看病求醫，并對它產生好感。這也在于它具有較強的實用性。
　　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克服了農民的頑固和保守，使他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來文化，給他們僵死沉悶的生活注入種種新鮮的東西。但是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終歸是一種小農經濟的思維方式，它眼界狹窄，目光短淺，只能被動地接受，不能主動地拿來，更不能對外來文化作出科學地分析。中國近代以來始終沒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農民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無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農民是從實用的角度來接受外來文化的，但這種實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分析之上，而是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農民地位低下，沒有文化，缺乏理智，頭腦里充滿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種外來文化是否實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主觀感受，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他們的心理、情緒、欲求都會對他們的判斷、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表面看來，農民是從實用的角度來接受外來文化的，而在他們實用主義態度的背后則往往是非理性的沖動。認識到這一點才能了解為什么帶著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為農民革命的一面旗幟。
　　假使沒有基督教的傳入，一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在十九世紀中期爆發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樣，太平天國運動的思想面貌就不會像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樣子了。十九世紀中期拜上帝會的創立實在是農民接受外來文化的一個創舉，如果說以前農民對外來文化還停留在被動地接受上的話，那么這次則是主動地拿來了，標志農民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農民的思想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許多中國人對侵略勢力抱著深刻的仇恨心理，對一般的外國人和外來事物也毫無好感，連教會的傳教活動都面臨著巨大困難。可是就在這樣的環境里，作為農民知識分子的洪秀全，卻把《勸世良言》視若“天書”，把圣經崇為“真道”，在此基礎上創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萬農民的心，這應該作何解釋呢？
　　以前學者們多強調拜上帝會的基本教義和所反應的階級利益都與基督教迥然不同。對洪秀全發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過圣經接觸到的早期基督教義中的階級對抗因素和平等觀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內容，因而得到農民的歡迎和接受。這種看法說出一部分道理，農民歡迎拜上帝教，確是因為它滿足了農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權威、思想獨斷、不利于內部團結的一面。特別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種種落后、消極的方面充分暴露出來。站在農民與外來文化關系的角度看，農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對洋教的科學分析和對形勢的正確估計之上。農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特定環境下的心理、情緒的反映，帶有很強的非理性色彩。
　　從表面上看，洪秀全他們接受、改造洋教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文化心理，他們在外來文化面前表現出高度自覺，對外來文化進行主動的選擇和接受。但從更深一層來看，農民對洋教的狂熱正是他們狹隘、保守心態的反映，是他們對現實極度失望后一種非理性的沖動。宗教來自人的依賴感，人們無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虛構出萬能的神靈，作為世間的主宰。神靈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實質則是一致的。所以當農民對舊的信仰悲觀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懷抱，并且因為信仰了“洋上帝”便對舊的信仰統統排斥，一概否定。這看似革命，實際正是他們落后心態的反映。
　　　　　　（三）
　　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是農民與外來文化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而在實用主義背后則是非理性的沖動，這就使農民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很不穩定。當他們感覺到一種文化對他們有用時，他們可能會接受、吸取它，甚至產生狂熱的感情；而當他們感到這種文化無用、或者傷害他們的利益時，他們的好感便轉化為一種憤怒，以前的主動接受也就轉化為盲目排斥了。因此，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構成了農民對外來文化的兩個重要方面。
　　如果說整個太平天國運動時期，農民的心理不斷向主動接受外來文化擺動的話，那么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時，盲目的排外心理無疑又占據了上風。上一次是狂熱的接受，這一次是無情的排斥，在這一張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滄桑巨變。
　　農民的排外帶有反抗侵略的性質，是一種正義的愛國行為。而農民的階級本性使他們無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帶來的文化區別開來，正如他們由于憎惡地主而憎惡一切傳統文化習俗一樣，他們也由于憎惡侵略者而憎惡一切來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們憎惡一度被他們奉為神明的洋教，旗幟鮮明地提出“滅洋”的口號，在他們看來，洋教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們憎惡洋貨，“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注：《義和團》（二）第146頁。）他們不加區別地憎惡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 教民，以至華人之與洋人往還，通洋學、諳洋語者，”分別等差，列為“十毛之目，”“必殺無赦；”（注：《義和團》（一）第271頁。 ）他們憎惡現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將他們通通排斥掉，“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先將教堂燒去，次將電桿毀盡，郵政、報館、學堂自當一律掃凈，”“拆毀同文館、大學堂，所有師徒決不饒放。”（注：《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第20頁。）農民強烈地排外，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外來的東西不僅不實用，而且還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種種不幸和痛苦：洋貨的泛濫，使農民生產的土貨無人問津；鐵路郵電的發展使以運輸為業的挑夫、船戶、車夫紛紛失業，客棧、店肆、碼頭紛紛關閉，農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所以，農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們的直接生活經驗之上，反映了他們樸素的要求。但是農民小生產的地位和狹隘眼界使他們無法對外來文化做出科學的分析和抉擇，他們的“滅洋”往往是不分好壞，不分優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帶有極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農民排外的精神武器是傳統信仰中的天地神佛，反映出他們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正如他們曾經用洋教打倒傳統的天地神佛一樣，他們這次是用天地神佛去對抗外來的洋教、洋貨、洋物了，形式雖然不同，精神實質則是一致的。他們用傳統的天運觀表達民族斗爭的新內容，他們宣稱激起天怒人怨的洋人洋教“氣運已盡，天意該絕，”而自己的使命則是“替天行道，出力于國家而安社稷，佑民于農夫而護村坊，”“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用造謠惑眾的手段，煽動人們的排外情緒，什么“男女混雜、白日宣淫，”“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等等；他們對抗洋教的精神偶像是傳統信仰中的神靈英雄，英勇善戰的趙云、馬超，多謀善斷的諸葛亮、劉伯溫，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二郎神，智勇雙全、忠義如一的關云長，以至于“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之說在其意中，平時將信將疑，一遇可以附會之端，登時信以為實。”（注：《義和團》（一）第180頁。 ）甚至服飾裝束、行為習慣都有自己的特點，決不與洋人混同，誠如魯迅先生所說：“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健康，我偏生病……”（注：《且介亭雜文》第63頁。）樸素的愛國熱情卻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表現出來。
　　實用主義的認知態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構成了農民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實用主義和盲目排外看似矛盾，卻統一在農民狹隘落后的心理之中。一方面他們從經驗出發，接受、選擇他們認為實用的東西；另一方面對于他們不理解的事物則求助于迷信的說法、荒唐的念頭，在他們重經驗的同時又表現出非理性特點。這種非理性因素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既可以表現出對外來文化的迷信、狂熱，也可以表現為對外來文化的盲目排斥，而不管是哪一種形式，都無法對外來文化作出科學、理性的分析判斷，無法積極吸收融化外來文化的先進成果。十九世紀中期，越來越多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被介紹到了中國，有些在社會上還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這一切在農民那里未得到任何反映。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出現了一部《資政新篇》，我們驚異地從中發現建立近代工礦企業，興建鐵路、郵局，創辦報紙，設立民政局，協助監督天王的政務等一系列新內容。這些內容已涉及到近代文明的重大課題，它無疑是對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的一次大膽“拿來，”充滿了科學嚴謹的態度。然而《資政新篇》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歸于洪仁ｇāｎ＠①所受的西洋教育，從這點上講，《資政新篇》并非農民選擇的結果。它被冷落在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之外，沒能產生任何影響。中國近代以來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步履維艱，原因很多，重要的一點則是農民落后的文化心態在作祟。更有甚者，一場政治風暴到來，多年學習的文化成果傾刻毀于一旦。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太多了。因此，如何改造農民落后的文化心態，消除其消極影響，依然是我們今天文化建設中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
人文雜志西安116～120K3中國近代史梁濤20002000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一種外來文化能否被社會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它的態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農民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是實用主義。近代/外來文化/農民/態度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116～120K3中國近代史梁濤20002000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一種外來文化能否被社會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它的態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農民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是實用主義。近代/外來文化/農民/態度

網載 2013-09-10 2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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