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中下旬，國軍徐蚌會戰的失敗幾成定局，華北戰場也已岌岌可危，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形勢每況愈下，國民黨內求和呼聲日益高漲，派系矛盾也隨之突顯。12月24日，國民黨桂系代表人物，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司令白崇禧首先發難，致電國府要求停止對共軍作戰，進行和談。同時，湖南省主席程潛也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李濟深則在香港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與副總統李宗仁的代表，立法委員黃紹竑暗通，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主張蔣介石辭去總統一職。隨后，國府內部主和派紛紛附議，終至求和之聲日盛一日，迅速發展成為一場“和平運動”。12月26日，蔣介石派代表與副總統李宗仁商談，表示愿意由其代理總統之職。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電議和，河南省主席張軫亦于同日要求蔣介石下野。

此時，國共力量對比和內戰之初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面對國府的求和，中共根本“不許討價還價”，堅決要將不肯投降的國民政府武力“掃地出門”。1948年12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共毛澤東起草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人民解放戰爭在1948年7月至12月發生了根本變化。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只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的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后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現在中國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這就是國民黨內部有人開始大談“光榮的和平”，而且美國官方人士也在熱心于中國的“和平”……中國人民絕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加偉大的勝利。”。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是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的消滅國民黨勢力的。

面對桂系的逼宮、黨內的和平呼聲以及美國人的勸和態度，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在萬般無奈中決定以退為進，考慮下野謀和。1949年1月1日，蔣介石在發表的元旦文告中表示：“只要共產黨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愿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只要和議無害于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圣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1月2日，蔣介石分別致電白崇禧、張軫，表示只要共產黨能保全國家命脈，顧念人民涂炭，合理合法解決國是，則個人進退出處，惟全國人民之公意是從。

面對蔣介石破天荒的求和呼聲，中共毛澤東于1月4日為新華社起草了《評戰犯求和》，指出：“人們不要以為戰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為這樣的求和聲明實在可惡。須知由第一號戰犯國民黨匪首出面求和，并且發表這樣的聲明，對于中國人民認識國民黨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計劃，有一種顯然的利益。中國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來現在喧嚷著的所謂“和平”，就是蔣介石這一伙殺人兇犯及其美國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東西。”。此一評論等于是拒絕了國府的求和。1月8日，國府外交部長吳鐵城將政府議和決議通知美、英、法、蘇四國大使，請求其調解國共內戰，并讓主和派黃紹竑等人在香港與中共接洽。

1月10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說：南京政府照會蘇、美、英等國政府調停中國內戰，“我們打算這樣答復：蘇聯政府過去、現在都是贊成中國停止內戰和實現和平的。但是在同意進行調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國共產黨一方是否同意接受蘇聯的調停。因此，蘇聯政府想使另一方即中國共產黨一方也被告知中國政府的這一和平舉措，并征得另一方對蘇聯進行調停的同意。”。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要毛澤東這樣答復南京政府：中國共產黨一向贊成中國和平，但是，由于挑起中國內戰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應對戰爭后果承担責任。中國共產黨贊成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但“不能讓那些發動中國內戰的戰犯參加，中國共產黨贊成在沒有任何外國調停人參加的情況下同國民黨進行直接談判”。

對于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心中非常不爽，因為當時東北、華北，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都差不多是共產黨的了，眼看蔣介石就要兵敗大陸，可蘇聯卻又要中共像四年前那樣與國府議和，這簡直就是要在中國搞“南北朝”，讓國共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然而，此時的中共早已不像十幾年前那樣唯莫斯科的命令是從了，毛澤東對于斯大林的“不許革命”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事實證明，雖然中共后來違背蘇聯的意志渡過長江，但并沒有引起美國的出兵干預，反而統一了中國，沒有讓中國陷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

1月10日，解放軍結束淮海戰役，徐淮大局已定，北平國軍傅作義部也在暗通中共，準備投誠。接著，黃紹竑由南京飛抵漢口，與白崇禧會晤，并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國府此前議定的五項和談基礎：一、蔣總統下野；二、釋放政治犯；三、言論集會自由；四、雙方戰線以10英里為緩沖地帶；五、上海為中立區，作為和談地點。1月14日，毛澤東進一步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指責國府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并強調中共的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國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八項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對于中共提出的條件，蔣介石覺得這簡直就是要他無條件投降的“哀的美敦書（ultimatum，最后通牒）”，絕對不能接受。不過，當時“形勢比人強”，國民黨內主和呼聲有增無減，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蔣和共”活動也正加緊進行，而在華北戰場中共也即將結束平津戰役，國軍兵力因此驟降至200萬人，且戰斗力、士氣低落，已經難以繼續對抗已發展至360萬的共軍了，即使防御江南亦捉襟見肘。面對這種局面，蔣介石戰不能戰，和不能和，只好決定下野。1月19日，國府行政院通過與共黨進行和談案，蔣介石亦于同日與李宗仁商談時局，明確表示了“引退”之意。1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同意了行政院頭日的決議，敦促蔣介石盡快辭職。1月21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常會，正式宣布下野。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的規定，副總統李宗仁于1月21日代行總統職權。

1月21日，章伯鈞、李濟深等55人發表對時局聲明，響應中共1948年5月初提出的“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辦法”，李宗仁也致電李濟深等，表示愿共同促進“和平運動”。1月22日，李宗仁發表文告，宣布將以高度之誠意與最大之努力，謀取和平之實現；凡過去一切有礙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則之法令與行動，悉將分別迅速予以撤銷停止，以使和談工作順利進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項條件，愿意立即開始商談。同日，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令，釋放政治犯，改各地剿共總部為長官公署，啟封一切因戡亂期間而被查封的報館雜志，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特種刑事條例。

1月25日，中共發表聲明：一、與國民政府談判，并非承認國民政府，而是因其尚控制若干軍隊；二、談判地點待北平解放后在北平舉行；三、反對彭昭賢為國民政府代表；四、戰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1月27日，李宗仁親自致電毛澤東，再次表示愿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政府方面愿以中共八條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

至此，國共在開戰3年后，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上，只不過這一次雙方攻守之勢逆轉，中共不再是受制于內外而被迫與國府談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