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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一生有兩大情結,一是保皇情結,二是中國文化情結,懂得了辜鴻銘的情結,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要留著辮子,戲弄洋人,抱著中國文化中被人詬病的裹小腳、納妾、狎妓等陋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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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的一生便是一個傳奇。概括辜鴻銘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圣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辜鴻銘的語言能力來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父親辜紫云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辜鴻銘的啟蒙教育得益于橡膠園主布朗先生。沒有子女的布朗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担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
辜鴻銘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識極強,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節必定祭祀,給兒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譜排序。辜鴻銘后來說:"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來,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漢語里有‘罪'的意思)。但這并不足以為羞,如果你數典忘祖,那才真正可恥!"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還摸著他腦后的小辮子說:"第一不可信耶穌教,第二不可剪小辮子。”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并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并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21歲的辜鴻銘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布朗對辜鴻銘的呵護是精心的,愛丁堡大學畢業后,又送他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僅一年時間,辜鴻銘便獲得土木工程師文憑。課余,他精研德國文學、哲學經典。
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在德國的聲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后,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的著作已列為哥廷根等大學哲學系學生的必讀書了。
萊比錫大學畢業后,辜鴻銘又至巴黎大學留學。令他吃驚的是,義父刻意將他安排與巴黎一個名妓女作鄰居。目的是不僅讓他學法語,更讓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鴻銘在染缸中領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軍人、富商們的伎倆,練就了"金臉罩,鐵嘴皮"的功夫。他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識的。
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九種語言。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氏手筆。
完成學業后,辜鴻銘回到祖國研究中華文化,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里,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后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是中國文化的捍衛者。他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制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20世紀初,西方認可的東方文化人只有兩位:印度的泰戈爾和中國的辜鴻銘。他們同被提名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獲獎)。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辜鴻銘一定要在房間里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么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某天,辜鴻銘在他位于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
中日甲午海戰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么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么,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
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英文造詣,孫中山、林語堂皆推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
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的掌聲。至于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學的詩歌,終生不忘。曾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凌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首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沒錯!他嘗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co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辜氏有言:“許多人笑我癡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實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國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國之文明。”
到晚年的時候,辜鴻銘終于受到宣統的首次個別召見,當溥儀邀請他到善心殿御花園一同“用膳”時,這個平時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緊張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對辜鴻銘來說,這次會見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一天,直到他臨終之際,這次召見“仍在慰藉著他的心靈”。
辜鴻銘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也在回憶中寫道:“先生還常以擁有發辮而感到自豪,若有人問及此事,他就會搖頭晃腦地說:‘這是我的護照’。”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勛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學部侍郎喬君對辜鴻銘說:“您所發的議論,皆是王道,但是為什么不能在今天實行呢?”辜鴻銘回答:“天下之道有兩種,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仁,仁與不仁而已矣。’”
馮友蘭說起辜鴻銘:“他在堂上有時候也亂發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他說,比如說法律吧,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說‘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不行。”他講課輔以聲色,很受學生歡迎。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么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后,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
北大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歷來受尊重。辜鴻銘卻從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國教授到教員休息室,見頭戴瓜皮帽,身著穢跡斑斑的長袍,頭上還拖條小辮子的老頭倦臥在沙發里,洋教授沖他不懷好意地一笑。辜鴻銘也不介意,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見此人說這樣地道的英語,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學的。辜鴻銘一聽,馬上用拉丁語與他交談,那洋教授語無倫次結結巴巴,出了洋相。辜鴻銘問:“你是教西洋文學,如何對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無言以對,倉皇逃去。
辜鴻銘在北大時,一天他正準備去紅樓上課,后面有兩位外國女教師,他們看見辜鴻銘穿著長袍馬褂,留著長辮,戴著瓜皮帽,以為他聽不懂英文,就用英語嘲笑他。快到紅樓門口臺階時,辜先生回過頭來,沖著兩位女教師用英語講:你們還沒有說完啊!然后又講了一大串希臘語,兩位女教師不懂,弄得很窘。
對洋人辜鴻銘歷來不客氣。當年在張府當幕僚時,一外國顧問起草文件時問辜鴻銘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書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丟在洋顧問的案頭:“你自己去查去!”
當年,歐美人在中國如同洋菩薩,到處受到尊敬,辜鴻銘對這種崇洋媚外的現象十分反感,他決心不失時機地羞辱白人,以證明中國人才是真正優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蘇格蘭人時,他就用煙斗和蓄著長指甲的的手輕輕敲著那個人的光腦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樣子,以不容拒絕的的口氣說:“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以為遭遇上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開罪不起,只得乖乖的掏出火柴,膽戰心驚的點著了辜氏的煙鍋。
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斗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余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種良民宗教,在于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針對新文學運動以西方為標準的做法,辜鴻銘說:“古文是高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正如莎士比亞的英語比現代英語口語更優美一樣,而改革者帶來的那種使人變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死文學’。”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對外國銀行無好感,他說:“銀行家是晴天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兇巴巴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這話成了諷刺名言,被收進《英國諺語》。
辜鴻銘說: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西化成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吉田貞子去世后,辜鴻銘又覓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懷。他在一本鼓吹中國文化救世論的英文書中,振振有辭地鼓吹“納妾并非不道德”,像為辮子保駕一樣,為納妾護法:“許多西方人在談中國官大人納妾如何不道德,其實,這比那些開著小轎車,從馬路上拾回一個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將其推到馬路上的歐洲人,要無私和道德得多。納妾的中國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開小轎車的歐洲人不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還認為,中國男人納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歐洲男人搞秘密情婦,偷偷摸摸,見不得人。
1917年辜鴻銘到北大當教授,講授英文詩。他上課引經據典。今天教學生們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離騷”(彌爾頓的《悼亡友詩》)。
辜鴻銘對學生要求很嚴,他上課前給同學立三條規矩:“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學們懾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異議。
辜鴻銘的課,學生最怕的還不是背誦,而是辜鴻銘要求他們翻譯。學生一聽要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譯為英文,個個抓耳搔腮。
辜鴻銘在北大講英國詩,旁征博引,海闊天空,怪論疊出,比如他把英文詩分為三大類,國風、小雅和大雅,國風中又分為蘇格蘭風、威爾士風等七國風。在列舉詩人的作品時,他常常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翻開詩集一對照,竟一句也不差,記憶力之驚人讓所有學生,包括反對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據女作家凌叔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彌爾頓《失樂園》。辜鴻銘給學生布置的英文練習也與眾不同,他要學生用英文翻譯《三字經》、《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常常還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常常令問者瞠目結舌。所以,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堂里總是擠得滿滿的。
辜鴻銘上課有時天馬行空,喜歡罵人。一次罵袁世凱,從上課鈴響罵到下課鈴響。
辜鴻銘先生古文爛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詼諧幽默,一般是沒有學生退堂的。辜鴻銘講到得意處,他會忽然唱段小曲,或者從長袍里掏出幾顆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鴻銘在北大上課時,帶一童仆為他裝煙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辮子拖著,慢慢吞吞上課,一會吸煙,一會喝茶,學生著急地等待著他講課,辜鴻銘卻一點也不管。有時一年下來只講6首十幾行英文詩。
在北大一次教員會上,辜鴻銘公然揚言:“如果今天沒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時為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差點氣暈了過去。
辜鴻銘在北大教書時,有一年一個畢業班的班長請他給一張照片貼在畢業簿的同學錄中,作為紀念。結果辜鴻銘火冒三丈地說:“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錢,給我鑄個銅像做個紀念豈不是更好?”
民國建立后,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還特意包下一個留著同樣辮子的車夫,拉著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個堅持不肯剪辮子的人。
辜鴻銘受的是西洋教育,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鐘情、終身不負。
1921年,辜鴻銘對英國學者毛姆說:“你看我留著發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一個代表。”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慈禧太后過生日,兩湖地區各衙門張燈結彩,并唱新編的“愛國歌”以示慶祝。時在張之洞幕中的辜鴻銘對梁鼎芬說:“滿街都在唱‘愛國歌’,竟未聞‘愛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說:“那你就編出歌詞來給人家唱吧。”辜鴻銘脫口而出的:“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凱的張謇、唐紹儀以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來游說辜輔袁,辜回敬說:“鄙人命運不濟,誠當見棄。然而你們兩人,倒也是一個土芥尚書,一個犬馬狀元。”辜還曾多次在不同場合罵袁世凱是“賤種”、“流氓”。
辜鴻銘對袁世凱的揶揄更令人叫絕。在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處之時,有一次,袁世凱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一位幕僚將這件事作為袁世凱的得意之舉告訴辜鴻銘。不料,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辜鴻銘對袁世凱的厭惡由來已久。他曾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公開譏諷袁世凱只配給“老媽子倒馬桶”,他還公開說:“人家都說袁世凱是豪杰,我偏說袁世凱是賤種。”。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后,辜鴻銘不但沒有收斂罵袁世凱的架式,反而變本加厲,改用英文大罵袁世凱對朝廷的不忠,以期破壞袁世凱在國際上的形象。
袁世凱對辜鴻銘非常惱怒,但又無可奈何。據德國漢學家衛禮賢在《中國精神》一書中記載,袁世凱為了堵住辜鴻銘那張極具殺傷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請辜鴻銘到袁家做家庭教師,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緩和一下與辜鴻銘的關系。當時,辜鴻銘雖然窮困潦倒,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民國初年,議會賄選成風。辜鴻銘在參加北京飯店的國際聚會時,遇到一個賄選的議員,辜鴻銘指著此人,操英語說道:“這家伙要用800大洋買我的選票,諸位,我辜鴻銘如此之卑賤嗎?”
段祺瑞當權時,頒布了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凡國立大學教授,或者是在國外大學得過學位的,都有選舉權。于是,像辜鴻銘這樣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餑餑。有位留學生小政客到辜家買票,辜鴻銘毫不客氣,開價五百大元。當時的市價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鴻銘優惠一點,降至四百,少一毛錢不行。小政客還想討價還價,辜氏大叫一聲,叫他滾蛋。到了選舉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選舉入場證,來人還叮囑他明天務必到場。等送錢的人后腿剛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門。他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將四百元悉數報銷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兩天后,他才盡興而歸。小政客早氣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罵辜鴻銘寡信。辜氏二話不說,順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學生小政客身上打來,口里大聲罵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幾個臭錢來收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小政客懾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頭鼠竄,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國記者逮住這個空當乘機采訪辜鴻銘,他提的問題很刁鉆:“如今中國內政如此紛亂,有什么法子可以補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開出一劑猛藥:“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在場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的政局就會安定些……”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嗎?”有人問“好人”作何解釋。他很從容地說:“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這種人什么地方有第三個?”
1919年9月初,教授辜鴻銘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發言。……他發言主要的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他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接著說,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里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良”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辜鴻銘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
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于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并非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
辜鴻銘歸國以后,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么要給他那么多錢,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后,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
辜鴻銘操守廉潔。在上海黃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員貪污巨金,辜鴻銘怒不可遏,拒絕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和說情風,要予懲辦。洋員大懼,乃于暮夜袖金十五萬求緩,又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氣。
1927年一個秋風蕭瑟的雨天,辜鴻銘帶著惆悵和遺憾,孤零零從日本回到中國。日本人推薦他做張作霖大帥顧問,當時張作霖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張作霖對辜一身油光閃亮的清朝服飾和一條灰白的小辮子感到很有趣,匪氣十足地劈頭就問:“你能做什么事?”這使辜馬上聯想起42年前剛入張之洞幕府之時張之洞留給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相隨張之洞20余年,雖然不敢說“以國士相待”,但“始終禮遇不少衰”。面對張作霖的劈頭一問,辜拂袖而去。
胡適這樣寫辜鴻銘: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里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后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拖帶著假發接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后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余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余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泰戈爾訪華,學人踴躍迎迓,唯辜鴻銘閉門謝客。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年輕的胡適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并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北大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歷來受尊重,辜鴻銘卻從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國教授到教員休息室,見頭戴瓜皮帽、身著穢跡斑斑的長袍、頭上還拖條小辮子的老頭蜷曲在沙發里,洋教授沖他不懷好意地一笑。辜鴻銘也不介意,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見此人說這樣地道的英語,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學的。辜鴻銘一聽,馬上用拉丁語與他交談,那洋教授語無倫次、結結巴巴,出了洋相。辜鴻銘問:"你是教西洋文學的,如何對拉丁文如此隔膜 "那洋教授無言以對,倉皇逃去。
辜鴻銘經常將孟子的那句名言掛在嘴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辯滔滔,亦詭辯滔滔,其雄辯與詭辯如山洪暴發,勢不可扼,難以阻截,當之者莫不披靡,不遭滅頂之災不得解脫,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都曾領教過他的歷害。有一次,辜鴻銘在宴席上大放厥詞:“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客問他二人是誰,他回答道:“是嚴復和林紓。”嚴、林二人均在同席,嚴復涵養好,對辜鴻銘的挑釁置若罔聞,林紓則是個暴脾氣,當即質問辜氏何出此言。辜鴻銘振振有詞,拍桌叫道:“自嚴復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莘莘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于是人欲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之者為之面面相覷,林紓也無從置辯。
辜鴻銘說:“我向來不拜客。”
五四運動的時候,辜鴻銘曾在日人所辦的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羅家倫看報之后受不住了,把這張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先生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先生氣得臉色發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后站起來拿手敲著講臺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留學時,辜鴻銘偶然結識了一位英國姑娘,那姑娘可愛、淘氣,竟玩賞他的小辮子,并說希望他送給她。辜鴻銘好勝,一時興起,把父訓丟在腦后,操起剪刀,將辮子喀嚓剪下,真的送給了那位姑娘。
辜鴻銘喜愛三寸金蓮。在北大執教時,他去一位學生家看藏書,見到開門丫頭的小腳,頓生興趣。本來他是來看學生所藏宋版書的,此時心意全亂,匆匆瀏覽。這位學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這個丫頭,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頭行前把小腳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鴻銘捉起丫頭的小腳,嗅不到一絲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人把丫頭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書四字"完璧歸趙"。
張勛生日,大學者辜鴻銘(1856一1928年)送給他一副對子,說:“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技。”后來,辜鴻銘和胡適說這件事,說“擎雨蓋”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張勛都留著的長辮子。
本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一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著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在上湯時,終于忍不住,學著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地問道:“likke soupee?”(喜歡這湯嗎?)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贊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低聲問那已經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歡我的演講嗎?)
辜先生經常是一副鄉村打扮,神情態度亦老氣橫秋,與人們心目中的懂洋文治洋學的教授,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一次,辜先生在上海乘電車,兩個英俊瀟灑的洋場少年,彼此用英文嘲笑衣著土氣的辜先生,不料這位看似甚不起眼的土佬竟然立刻用流利的英語“回敬”過去。兩少年覺得這樣敗下陣來心有不甘,于是又用法語繼續嘲笑于他,辜先生立即又用法語狠狠地回擊過去,最終使兩伙子無地自容,車一到下一站時,趕忙跑了下去。
十歲那年,辜鴻銘跟義父母布朗夫婦到了倫敦.他按照父親的交代,在倫敦也始終穿著長衫馬褂,留著長長的辮子,永遠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當時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電車上看倫敦泰晤時報,幾個同車的英國人覺得好玩,侮辱辜鴻銘.起初辜鴻銘不理他們,干脆把報紙調頭來看.那幾個英國人更來勁,說:"看,那個中國小子連字都不認得,還看什么報紙?".這下把辜鴻銘給惹火啦,他用純正嫻熟的英語把整段文章念出來,然后說:"你們英文才26個字母,太簡單,我要是不倒著看,那就一點意思都沒有!"
美國的婦運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鴻銘爭論關于納妾的問題,最后辜鴻銘問她:"親愛的女士,請問你們家的馬車有幾個輪子?""有四個。""用一個打氣筒灌氣,還是用四個打氣筒灌氣?""當然是用一個。""娶小老婆就是這個道理!"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說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家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一個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說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1891年,俄羅斯皇儲攜內戚希臘世子來中國游玩,依照條約規定的特權艦船耀武揚威地停泊在漢口。湖廣總督張之洞盡地主之誼,前往艦上拜謁俄羅斯皇儲,身為幕僚的辜鴻銘隨同前往充當翻譯。期間,留著長辮的辜鴻銘流暢的法語令皇儲非常驚訝。數日后,張之洞設宴款待俄羅斯皇儲一行。席間皇儲為避中國人,用俄語和希臘世子交流,說晚上另有約會,應節制食量。辜鴻銘暗笑,用俄語對皇儲說:“此餐非常衛生,請您盡興品嘗,也請轉告世子多吃一點。”皇儲越發驚訝,眉宇間的傲氣頓時消失。張之洞飯后有吸鼻煙的習慣,未見過鼻煙子用希臘語問皇儲:“總督鼻吸何物?”辜鴻銘聽后便和張之洞耳語一番,接過張之洞的鼻煙遞給希臘世子,皇儲和世子都大驚失色。俄羅斯皇儲到達上海時逢人便說:“漢口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
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里洋場。洋人見沿途艷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丑,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1913年,袁世凱搞“善后大借款”時,六國銀行團的德國代表科士達因不懂中文,想找一個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國人來做翻譯,便鎖定辜鴻銘為最佳人選。辜鴻銘自恃身價,開口就要六千銀元的月薪。銀行團只得答應。辜鴻銘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
辜鴻銘長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寫錯漢字的事時有發生。有次講《晏子春秋》時,他把“晏”寫成“宴”。經同學指出后,他很尷尬。一邊糾正一邊自語:“中國漢字真討厭,‘晏’與‘宴’不過把‘曰’字的部位換一下而已,字義就不同了。英語中就沒有這樣調皮搗蛋的。”有個好事的學生指出英語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過來就成了“dog(狗)”了,將了他一軍。辜鴻銘一聳肩一攤手一笑了之。
辜鴻銘雖然學貫中西,但字丑的要命。陳昌華先生《我知道的辜鴻銘先生》中說:“我曾親眼看見他寫的‘求己’二字,初看時,我不相信是他寫的,他自己署名那個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離約摸有二三分闊,誰相信這是鼎鼎大名的辜鴻銘先生寫的呢?”羅家倫在北大聽過辜氏講英國詩的課,寫《回憶辜鴻銘先生》,也說“在黑板上寫中國字”,“常常會缺一筆多一筆”。張中行《負暄續話》中也談到辜氏的字,說:“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義》,扉頁的題字正可以作證,十幾個漢字,古怪丑陋且不說,筆畫不對的竟多達五個。”看來辜氏的字丑,大家是有共識的。“但是我想,”張先生又說,“這出于辜氏就再合適不過,因為,如果竟是趙董或閣館,那就不是辜鴻銘了。”
胡適《記辜鴻銘》記載,民國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適的老同學王彥祖先生請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飯,陪客的有辜鴻銘、徐墀、胡適。入座之后,戴彌微的左邊是辜鴻銘,右邊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鴻銘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嚇了一跳,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顛子的中間!”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CrankyHsü”和“CrazyKu”這兩個綽號。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后,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有一次,辜鴻銘先生與曾駐節海外多年的梁松生先生打賭,說能背出英語的《失樂園》全文,梁先生不信,于是辜先生拿出那本書,交到別人手里,一定要人家聽他背完全文,結果是,他滔滔不絕地真把上千行的彌爾頓的《失樂園》完全背誦出來,而且一個字都沒錯。為了贏定對方,他還要接著再背另外一篇文章,后來在大家的勸阻下方才罷休。凌叔華在回憶文章中說:辜的眼睛“像貓兒眼寶石那樣閃耀著光彩,望著他,使人佩服得要給他磕一個頭。”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沈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后,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么?”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后,中國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鴻銘喜歡狎妓。民國以后,辜鴻銘做了北京袁世凱政府的議員。一天,開完會后,他收到三百塊大洋的"出席費"。他知道這是袁世凱收買人心,立即拿了這筆錢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個妓院遛了一遍,讓妓女們魚貫地從他身邊走過,每唱一次名,他就賞一塊大洋,直到三百大洋散光,他才揚長而去。他同情妓女,認為她們賣淫是賣窮。
辜氏不僅喜歡嫖,還喜歡賭,嗜好麻將。有次與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贏,最后因少了一張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戰時,眾人發現這副牌的確短了一張,遍尋不著,最后發現掛在辜鴻銘的嘴邊。原來他打得太專心了,誤將麻將當雪茄叼了起來。
辜鴻銘雖然喜歡打麻將,但牌技很差,基本上輸多贏少。由于當官的時候拒絕以骯臟的方式接受賄賂,辜鴻銘總是缺錢花。一旦有點兒收入,他就聚眾打麻將。等口袋里的錢輸得差不多了,他才忍痛起身,戀戀不舍地離去。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后,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后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后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后,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里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里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生活中的辜鴻銘,最討厭的就是裝飾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鑒、上面處處閃耀著鼻涕和唾液痕跡的長袍。拜訪過辜鴻銘的英國文豪毛姆在《哲學家》一文中曾經寫道,辜鴻銘身上的衣服,已經“很不適宜穿戴了”。
辜鴻銘就任黃浦浚治局督辦的時候,“胡須掛珠”的故事曾經流傳很廣。據他的馬來亞同鄉伍連德回憶,辜鴻銘拉碴的胡子上掛滿湯珠,是他常見的“雅”態。愛干凈的人和他一起吃飯,實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著上司在那兒唾液飛濺滔滔不絕,不能出言提醒,還得千方百計不讓自己笑出來。
辜鴻銘雅好小腳,他有一套奇談怪論:三寸金蓮走起路來婀娜多姿,會產生柳腰款擺的媚態,那小足會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認為,女人的奇絕之處全在小腳。他還有一套品味小腳的七字訣:瘦、小、尖、彎、委、軟、正。他還說:“前代纏足,實非虐政,我妻的小腳,乃我的興奮劑也。”
辜鴻銘喜婦人小腳。康有為送他一副“知足常樂”橫幅,辜鴻銘說:“康有為深知我心。”
辜鴻銘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細眉,溫柔、賢淑。
辜鴻銘與淑姑感情甚篤,從結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腳視為珍寶。每當無聊時,辜就讓他脫掉鞋子,把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一層一層地解開,低下頭,貼近鼻子,如聞花香,感到無限舒坦。作文時總把淑姑喚到身邊,讓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腳放到他事先準備好的凳子上,他右手執筆,左手撫弄妻子的腳丫子,時捏時掐,像玩佛手一樣,自得其樂。據說此時,他頓覺思如泉涌,下筆千言。
辜鴻銘的妾吉田貞子是日本鹿兒島的士族,出生于大阪,長在心齋橋附近。吉田貞子的父母便是在華經商的日本商人,他們一直在漢口經營一間干貨鋪,但因戰爭的影響,難以維持生計了,他們便離開了漢口,在中國四處謀生。貞子后只身一人來中國尋找自己父母,在漢口沒有尋到雙親的她被拐賣到一家青樓暫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堅持不做妓女,因而經常遭到鴇母的打罵,日子非常艱辛。
辜鴻銘有逛青樓的嗜好,回國后在張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時常與一干友人到青樓尋花問柳。有一天閑來無事,辜鴻銘和一幫朋友又去青樓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貞子。
辜鴻銘與貞子攀談,精通日語的他很快聽出了那位姑娘的日本語調,由此斷定她一定是一位來自日本的姑娘,生性愛開玩笑的辜鴻銘用日語笑嘻嘻地問道:“你是日本人?”那女子聽到日語,被感動得流下淚來。辜鴻銘見狀,頓時起了惻隱之心,拉她細聊。貞子向辜鴻銘訴說了自己的遭遇。辜鴻銘便許諾要為貞子尋找父母。辜鴻銘花了200兩銀子為貞子贖了身,并給貞子五十兩銀子作尋找父母的路費。
辜鴻銘和貞子的緣分并沒有就此而結束,一次辜鴻銘和貞子在街上的巧遇成就了他們日后美滿的婚姻。那天辜鴻銘上街買紙墨,正好碰到了在街上漫無目的走著的貞子。貞子告訴辜鴻銘她已經在武昌街頭流浪了一個多月,父母還是了無音訊,銀子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怎么辦才好。辜鴻銘覺得她十分可憐,就讓她到自己家中暫時住下。
來到辜府,辜鴻銘就把貞子的事情全盤告訴了正在等自己的夫人淑姑。淑姑也是個極為賢淑大度的人,見丈夫肯用200兩紋銀替這位姑娘贖身,又把她帶回了家,而且見這位姑娘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也就欣然同意了,還親自為這位日本姑娘準備了一個房間。和貞子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后,淑姑覺得她不僅知書達理,而且對自己也頗為尊敬,在淑姑的一手撮合下,辜鴻銘迎娶了這位異國的小妾。
貞子在辜鴻銘的幫助下找到了父母。她經過一段時間激烈的思想斗爭后,還是決定留在中國陪辜鴻銘。辜鴻銘發現和貞子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地幸福,他幾乎夜夜要求貞子陪伴,以至于養成了無她相伴無法入睡的習慣。用辜鴻銘自己的話說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興奮劑';愛妾貞子,乃是我的‘安眠藥'。此兩佳人,一可助我寫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須臾不可離也。”而過于依賴“安眠藥”的辜鴻銘也有為這位姨太太黯然神傷的時候。有一次,辜鴻銘不知因何惹怒了一向溫順的貞子,貞子故意連續幾天早早地關了房門,辜鴻銘連續幾天從書房寫完東西想在貞子屋里就寢,都碰了釘子。沒有了“安眠藥”的日子,辜鴻銘真是覺得度日如年,每天白天雖有“興奮劑”的照顧,但沒有“安眠藥”的夜晚卻是怎么也無法入睡。平時文思時刻都如泉涌的辜鴻銘十幾天都無法安然入睡。妻子淑姑看在眼里,于是策劃了一場由辜鴻銘作主角、以恢復感情為目的的大戲開演了。
一天早晨還沒等貞子起床,辜鴻銘就早早地等在了貞子屋門口,此時的辜鴻銘儼然一副仆人的架勢,打好洗臉水,端著貞子最愛吃的早點,恭敬地在旁候著。貞子也像往常一樣按時起床,準備打水洗臉的,忽然瞥見在旁畢恭畢敬站著的辜鴻銘,不禁大吃一驚:這么早,老爺站在這里做什么?辜鴻銘抬頭一看,貞子正吃驚地望著自己,趕忙按照淑姑的吩咐,滿臉笑容地端著洗臉水走上前去,說道:“夫人,早晨好。我為你準備了洗臉水還有你最喜歡吃的早點,希望夫人原諒我以前的過錯,以前都是我的錯……”貞子的臉慢慢露出了笑容,辜鴻銘見狀,趁熱打鐵,遞上洗臉巾,作半揖狀說道:“夫人要是不肯原諒我,我就每天都為夫人準備洗臉水,還這樣半揖地等到你原諒我的那天為止!”貞子見狀,忙扶起辜鴻銘,兩人相視開懷一笑,又和好如初了。
在興奮劑和安眠藥的照顧下,辜鴻銘覺得非常地開心,有時興致所致,也會丟下家中的兩位寶貝,留蹤于青樓妓院,不管外人怎樣看待自己的“風流倜儻”,“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風流,乃為真豪杰;不愛財,不愛酒,不愛夫人,是個老頭佗。”
吉田貞子在陪伴了辜鴻銘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給辜鴻銘留下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失去了“安眠藥”的辜鴻銘哀傷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特地在上海的萬國公墓為她選了一塊墓地并親手立碑紀念,上書五個大字:日本之孝女,把這五個字作為他給這位愛妾一生的評價,并為貞子深情地寫下了一首悼亡詩,這首悼亡詩這樣寫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
兩年后,辜鴻銘均在出版的英文書籍的扉頁動情地寫道“特以此書獻給亡妻吉田貞子。”貞子死后,辜鴻銘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縷頭發,已經習慣夜夜由貞子做伴的辜鴻銘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縷頭發置于枕下。在辜鴻銘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的邀請,在1924年至1927年期間曾多次前往日本講學,并在日本引起了轟動。辜鴻銘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齋橋,也就是吉田貞子長大的地方憑吊亡妻。
1928年3月,辜鴻銘突然發高燒,各種治療均告無效,身體日漸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終年72歲。兒女將生前一直相伴著他的那縷吉田貞子的頭發與他一起下葬。
李大釗說:“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二十世紀之世界。”
張中行先生說:“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溫源寧對辜的評價是:“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對。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視。與眾不同是他的快樂和驕傲。因為時興剪辮子,所以他留著。如果別人都有辮子,我敢斷定辜一定是第一個剪去。”
凌叔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中,說自己曾聽父執輩談起辜鴻銘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這個怪人,誰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沒出娘胎,就讀了書的,他開口老莊孔孟,閉口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們一打的句子來駁你,別瞧那小腦袋,裝的書比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還多幾冊吧?”
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辜鴻銘推崇備至,嘗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并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于外人,又鑒于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于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著名翻譯家、文學家、革命志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
曾作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在國外他看見一本英文雜志里刊有辜鴻銘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
散文兼翻譯大家梁實秋說:“先生(辜鴻銘)深于英國文學之素養。”
英國有名的學者鄂方智主教,認為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國學者甚至說:“他在留學時代,用英文所寫的零篇碎簡,都博得歐陸人士的好評。”
《揚子江流域》一書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對辜鴻銘的英文詩大加贊賞,在辜鴻銘去世后,她嘆息道:“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卻還沒有出生!”
關于辜鴻銘的國學,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頗見心得的看法:“辜鴻銘的國學功底在于具有高瞻遠矚地批判、理解中國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偉大功績之所在,并指陳它的缺失,是相當充分的。在比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領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只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并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余的。”
曾任段祺瑞內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
雜談 2013-11-28 20: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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