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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分校，校長、副校長都是老紅軍，他們是怎樣搞的呢？有一次我聽到副校長講他們的批斗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

老中共黨員韋君宜在病榻上完成此書時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徹大悟。韋君宜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是那個時代中最有理想的激進青年，為民族救亡，她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奔赴延安。半個世紀的風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使她忍不住拿起筆，用知識分子的良知來記述她所經歷的時代。以下為書中“延安整風”內容摘錄。

1937年5月29日，民國政府中央調查團從洛川起程北上延安，圖為中央調查團在延安城內街道上拍攝的政治標語

我是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游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過個人的不幸——我的愛人孫世實同志為黨的事業貢獻了年輕的生命。但是我覺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會好了，黨將愛撫我，撫平我的創傷，給我安慰和溫暖，鼓舞我拿起投槍來繼續戰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確是這樣的。當時在中央青委，領導干部馮文彬、胡喬木放棄自己應當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們每天緊張熱情地工作。我當《中國青年》的編輯，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編和編輯，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懷著打算犧牲的決心到前方去，又回來……那時候我們傳唱過兩句蘇聯的歌：

人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非人種黑白棕黃紅。

這是我們心里的歌。

現在有人說，那種感情是一個人年輕時幼稚單純的感情。我想，那其實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們的民族的精英當時都處在那么單純到透明的時代的感情啊!不止我們這些年輕人，我就見過足以做我的父輩的也和我們一樣!(謝老覺哉、李老六如、魯老佛如、錢老來蘇、董老必武……我是都見過。也認識的。)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干、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干革命而來這里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里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共的事業。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對世界革命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我能置身其中是很榮幸的。但在這場斗爭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邊區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擊是“審查干部”，后來改名“搶救運動”。

我第一次聽到“審查干部”這個名詞是在綏德地委的院子里。組織部長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給我們作報告。我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我們自搬凳子，沐浴著陽光坐在空氣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機關里的普通會議。白治民站在我們的面前。他說：“現在要審查干部了。我們是黨員干部，當然應該亮出自己的歷史來接受黨的審查。”我當時一聽就想：這是當然的，還有什么疑問?我的一切歷史(極其簡單的歷史，一個想革命的學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來了。還要多詳細我就補充多詳細，那還有什么說的?可是，接著他講的是：“如果黨懷疑我們是特務，是特務的，那就要如實交代，不允許任何不老實……”

天!審查干部是在說干部，怎么扯到特務上去了?當時我還以為他是失口說錯了話，要不就是他沒把中央文件看清楚，這分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兩回事，怎么攪在一起?

可是，轉眼之間運動就掀起來了。

當時我和我的愛人楊述在地委編《抗戰報》。領導上告訴我們，綏德師范學校發現特務窩，要我們即往報道。幾天內綏德師范就被封鎖了，門口站上了崗，不允許我們再進去。我們兩人本來都是在綏師教過書的，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務，實在使我們震驚。當時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覺太遲鈍，敵我不分;只有一面趕緊接受階級教育，一面抓報道，天天連夜看材料。

開始時，那材料的輪廓大致是：綏德分區由共產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國民黨的省立綏德師范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系統，他們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的范圍在綏德本地的師生中間。一下子，本地人都成為受懷疑的對象。我們到綏德師范去聽特務“坦白”會。在大禮堂里，只見一個比桌子略高的學生上臺去坦白，自稱是“特務”。還記得一個叫白國璽的小青年上去說：是特務組織指示他，叫他在廁所墻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個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后來呢，“運動”越搞越深入，綏德師范的“整風領導小組”給我們交來了他們“深挖”出來的特務材料，讓我們登載。原來綏德師范還存在著特務美人計。領導人就是楊述所熟識的一個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認識那個被稱為“美人隊”的隊長，私下向另一個熟識的教師打聽，他說：“是個20歲的姑娘，喜歡說笑，哪里想到她會是川島芳子!”可是那位被稱為“特務頭子”的語文教師欒丁生就在大會上講：“劉瑛(她的名字)走了，后來不大容易找到她這樣的特務女性……”

真的是特務女性啊!于是我們把一個女學生劉國秀寫的標題為《我的墮落史》的文章登了報。我是深信不疑的。而這樣的文章一登，后面來稿就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現出6歲的小特務!這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懷疑。直到有一次，我們報社新來了兩位年輕的文書，其中一個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報點名的小特務。我問她：“你弟弟怎么會參加了特務組織啊?”對這樣的一個理應驚心動魄的問題，她只報以淡淡的一笑。她說：“他啊?你只要給他買些吃的，叫他說什么他就說什么!”

是這樣!這個比我年輕的本地青年的話，才稍稍開了我一點竅。那么，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編的了?但是我依然沒有想得更多。直到后來，有一個從榆林(國民黨統治區)回來的女學生，被我們的一位文書拉到報社來閑坐。她是《我的墮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訪一下，發現些新線索。我問：“那位劉國秀的文章，你看見過沒有?”她也是淡談地笑了笑，說：“看見過。……我們當時看了覺得真奇怪。她說的什么呀，反正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她兩句話帶過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著急。我看出她把這篇文章只當信口胡謅，并不以為意。我這個比她大幾歲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這……這是真的嗎?那些“美人隊”、“春色隊”的奇怪名稱，龐大的半公開的組織，這些年僅15歲至17歲的土里土氣的縣城中學女生……這像真的嗎?

但是我還不敢否定這些編造，我還在每天為搜集這些“材料”而奔跑。

接著運動從學校發展到社會，開斗爭大會，斗爭所有從原來的國民黨統治下的綏德留下來給共產黨工作的干部。他們大部分都成了“特務”。這已經夠使人吃驚了，然后來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運動引向了外來干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

第一次會議還是在綏師開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個“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綏師的教師——一個從四川來的大學生郭奇。他說自己是特務，有暗藏的手槍。他說他的特務上級就是韓某人，還有胡某人。聽到這些，簡直使我震驚得幾乎從椅子上摔下來。這些人都是我所熟識的人啊!他們都曾是成都地下黨的負責人，被國民黨追捕過。他們經手送了多少人來解放區，怎么自己卻成了國民黨的特務，而且還暗藏著什么手槍?郭奇本人就是由他們送進解放區來的，他們怎么竟會是有意送了這個特務來搞破壞?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確是這么說的。他還說那個韓某人是個“大閻王”。而我所知道的這個人，是個“一二·九”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一個樸素沉著的人。

這已經使我心里震動極了。我簡直難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證人就站在那里!接著，會議的主持人宣傳部長李華生又上去講了一番號召特務們迅速坦白的話。他面對著臺下的全體群眾——有本地干部和外來干部，幾乎是把我們全體都當成特務的樣子，要我們坦白，然后說了一句最嚇人的話：“四川偽黨的問題中央已經發現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偽黨”!那么整個四川省的共產黨都成了假的了!那時候，我的頭腦是那樣簡單，我甚至沒有去設想這種估計是何等荒謬。四川是國民黨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據地，四川的中共地下黨是天天面臨著殺頭坐牢的危險，說他們全體是特務，這等于說共產黨所堅持的革命原則和馬列主義毫無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愛國青年，所有的愛國青年全被國民黨吸引去了!而且全當了特務!這是什么樣的邏輯啊!是反共邏輯!但是當時的我卻沒有膽量這樣去想。我聽了，只是覺得害怕，非常怕!

我們工作的綏德地委也掀起了運動。一開始，是聽每一個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歷史，人們聽著。他講一段，別人就提一段“問題”。判斷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我記得其中有一個記者，是一個上海綢緞莊伙計，因參加量才補習學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他加入了一個以“戰時青年別動隊”為名的戰地服務隊。于是主持會議的李部長就說：“別動隊”就是國民黨特務組織。他振振有詞的講出許多根據，那都是我們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這么白天批斗，夜間叫他寫材料，硬逼成了特務。還有一個上海來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歷史，就背成了特務，后來他說他母親是妓女，父親是大茶壺……

對我來說，最糟糕的是楊述就是四川地下黨的。起初他曾存僥幸之心，因為過去川東、川西是分開的，韓某人他們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東的，指望著還不致被株連。哪里想到，后來“偽黨”的范圍越擴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體干部會上，記得也是李部長代表地委作報告，講“當前反特斗爭的形勢”。他說，現在延安黨中央那邊，已經查出國民黨有一種“紅旗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盡量把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黨員，讓他們回到共產黨內，去“打著紅旗反紅旗”。特別是凡捉去的共產黨員，如不肯具結當特務，就決不釋放出來。所以，凡是釋放出來的，無例外地都是特務。國民黨在監獄里“短促突擊”，兩個小時就把你變成特務了。

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為共產主義而坐牢的人!我無法估計。反正，當時楊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慶被捕的，因為身帶文件走人群眾大會會場，門口恰恰碰見檢查的人，他當場就把秘密文件吞進肚里，知道已難幸免，就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被捕而去。這是當時許多群眾親眼所見，有目共睹者證明的。但是，就是這樣，還是根據上邊宣布的那一條“紅旗政策”的邏輯，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后來，他就被押進了“整風班”，關押起來。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么有理，怎么這里卻是這樣干的?

當時，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李部長天天來找我，叫我勸楊述趕快“坦白”。我一個人帶著個才一歲多的孩子住在空窯洞里，沒有人再理我。許多知識分子干部紛紛“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沒有被捕的。我記得有一個畫家李又罘，是因為進入陜甘寧邊區后，湊巧他哥哥到邊區邊緣地帶出差(好像是個科學考察隊之類)，他請了幾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務罪證。還有一個陳伯林，什么罪證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黨員，才從外縣被叫回綏德，第一次談話就“指出”他是特務，于是他就“進城坦白、下馬投降”了，而且還為此受到了“表揚”。甚至，在綏德師范禮堂的斗爭大會上，有人向一個被懷疑者提出：“你沒有特務關系，怎么能從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車?”對于歷史上找不出任何疑點的我，也有人說：“你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么關系?”

太荒謬了!太可怕了!到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懂得了這是胡鬧，是毫無常識又對共產主義毫無信心的奇怪創造。這分明是在替國民黨發明創造了許多國民黨自己都從未想到過的“政策”。奇就奇在后來被俘的國民黨大特務康澤、沈醉等，都從來沒有回憶起他們有過這么一個“紅旗政策”、“短促突擊”，而當時我們的上級卻是言之鑿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這么干。對于劉少奇的定罪，不就是這樣嗎?說一個人信仰共產主義好幾十年，出生入死為共產主義奮斗過，還不能忠于共產黨，卻在國民黨的兩小時“短促突擊”之后，就立即變為特務，能拼生舍命忠于國民黨。既如此，你的共產主義還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夠在國民黨勢壓全國的時候爭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這種荒謬到不可理喻的說法，卻形之于文件，而且在中共內流行這么多年。為什么左的影響會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卻不曾懂得。

我只覺得這樣來懷疑我們是太冤枉了。

我一個人在空窯洞里抱著孩子流淚。楊述被關在整風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干活(這正是北國的12月)。有一天，天還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著，突然，窯門輕輕啟開，是他進來了。我又驚喜又害怕，抱住他問是怎么回事。他低聲說：“我偷偷逃出一會兒，回來看你。你千萬不要相信，我決沒有那些事。”我說：“當然不會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過了一陣，簡直所有的外來干部都沾上特務的邊了。宣傳部長還和我談話，說延安來的情況，柳湜、柯慶施都是特務。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么?我曾上書毛澤東伸冤，也無結果。我還指望什么?于是，我答應了李華生，自己去整風班，“勸說”楊述。

我怎么勸說的呢?到了那里，他從大炕上被叫起來，我們倆人在一張木板桌邊會面。一人一條木凳，旁邊還有別人。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痛哭，說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來我就在綏師禮堂聽到了他的“坦白”。他說：他就是在被“短促突擊”的時候突擊成為特務的。但是他既沒有特務上級，也沒有下級。國民黨給他的任務是做“路線特務”，即專門破壞共產黨的路線。凡是他以前被“批判”過的言論，全是他進行這一破壞的具體措施。(什么言論呢?當時的批判者把他發表的雜文歸納起來，定為“六大論”。即“良臣擇主論”，意為好的干部應選擇一個好的領導干部;“南開中學論”，意為我們的中學應提高教學質量，辦成像南開中學那樣;“曹操的本領論”，意為領導者應寬宏大量，能夠容人，不可察察為明;“黨內人情世故論”，意為在共產黨內有共產黨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歸論”，意為一個人長期習于一種他未必全信的思想習慣，久之也可以變化其真正思想。還有一論我忘了。)他這種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過了關。然后下面由別人繼續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說自己哥哥是來和他接特務關系的。我們的鄰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楊述的創作，自稱是“策略特務”，專門破壞共產黨的策略的。如此等等，無奇不有。而當時的地委居然報到中央，認為這是一大勝利。

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干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后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個“河南偽黨”。除到處開會斗爭和關押人之外，還公然辦了一個報紙，叫《實話報》，上面專門登載這一些謊話。有一個和我同路來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諾，被公布在這張報上，簡直把她說成了特務兼妓女。這份報紙真應該保存影印下來，像《解放日報》一樣地影印下來。為什么不影印呢?無論那是對還是錯，都應當影印。作為史料，傳之后世。

來到延安，知道好幾對夫妻，都因為這次運動而離異。他們都是青年時代在革命隊伍里相戀的好伴侶，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一方“聽黨的話”，相信對方是特務，而且一口咬定對方是特務，自然就把對方的心給傷害了。由此造成的傷痕，比對方移情他人還難彌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離婚了。我聽到楊明生說：搶救運動起來之后，說四川是“偽黨”，從四川來的黨員被一網打盡。當時還發明了一個帽子，叫“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無“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他的妻子經別人說服之后，承認了自己是“不自覺的特務”，她的特務關系是由楊述轉交給楊明生的。她去說服楊明生：“我都是特務了，你還不是特務?”楊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務嗎?”我還知道我們的同學裴××奉命審訊特務，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務，竟兩人共同編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級硬是這樣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實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機。后來我回到延安，有一位從天津跟我一起出來的吳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兩班的南開女中同學)，見到我，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里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可對。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担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后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后，我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臺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說：“我真后悔當時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聽了她這話使我心驚膽顫，如冷水澆頭。我倒不是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我氣的是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里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后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

除了這種令人驚恐的自述之外，還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

綏德西北抗敵書店有一個干部叫楊春熙，過去是在天津當小職員的，又在盛世才部待過。這時被打成了特務，罪狀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在甄別平反大會上，他說的故事是：當時，他被囚禁多時，怎么也編不出一個能與別人對上口徑的口供，無法可想。正在此時，他有一回在放風的時候遇見了書店經理常××(陜北本地干部)。經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對楊春熙“串供”說：“你就說我是復興社支部書記，殷三是宣傳!”(殷三是個由武漢去的大學生)楊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興，忽然一想不行，忙又問道：“我是什么呢?”常經理一皺眉，好像為他這樣點都點不透的傻氣生了氣，吐出三個字道：“你組織!”于是他就照這么招供，才通過了。當他后來告訴我們的時候，聽的人無不笑不可抑。簡直同“和尚、包袱、傘”的笑話差不多，但這是怎樣的含著眼淚的笑啊!

在楊述“交代”之后，我們仍在《抗戰報》工作。我們的小女孩因為我無帶孩子的經驗，又在這種困苦環境之中，無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楊述從延安告狀回來，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還得勉強工作。這時我患了美尼爾氏癥，有一次出去，在采訪綏德小學教師的一個大會會場上，我竟發病，扶著人家院子的墻，嘔吐不止，頭暈眼花，站也站不住。別人叫來楊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轉動，不能坐起進食，連大小便都是楊述伺候的。就在這時候，宣傳部長不知怎么想起一個重要的規劃，就是宣傳都要建立辦公室。他指定要把我們住的那間窯洞改為辦公室，限我們克日遷出。楊述對他說，我實在病得不能動。卻聽到他在院里跺著腳喊：“決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們搬出去!”于是由楊述架著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間破房里。炕已經被老鼠鉆塌了一個大角，頂棚也一條一條地吊著。沒入幫我們收持，簡直是被驅逐出來的。我住在這個與老鼠為鄰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來。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在這個院角徘徊。月光明亮，萬感縈心。我究竟身犯何罪，會弄到今天這個樣子?于是我走著轉著，舊習復發，吟成了一首既不能發表，也不能示人的話：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

這種事情不止在綏德地委發生，我們還參加過駐綏德的抗大分校的斗爭會。那個分校，校長、副校長都是老紅軍，他們是怎樣搞的呢?有一次我聽到副校長講他們的批斗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

在抗大會場上還發現一個上臺坦白的女“特務”華逸。楊述說：“她會不會是小華呀?清華紀毓秀的朋友，我們曾同聲贊美的革命女青年。”兩人一琢磨，她就是!但當時誰敢上前相認!從這時起，我雖然仍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只有共產黨能救中國，但是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

如此天翻地覆鬧了一場，傷了許多人。結果呢?結果是在黨內刊物上說是有兩個案子是真的，還把那兩案的情節正式重新發表了一次。一個是錢惟人案(從前的天津志恒書店創辦人)，這個案子不久又說也是假的。還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偉案。可在建國之后不久的報紙上我就看到了這個人的名字，已經是一個負責干部。自然也是假案。這就是全部結果!

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毛主席說：“整風整錯了的同志!是我錯了，我向你們道歉。”說罷舉手齊帽行了一個軍禮，又說：“我行了禮你們要還禮，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呀!”有這幾句話，我們就全都原諒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為我們自認是為了革命才來延安的，革命還正在進行，黨中央把我們弄錯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還不就算了嗎?大家總是一家人呀。當時有一位作家吳伯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傳到了“蔣管區”，傳說是他已被整死，西安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一聽這消息，立即要吳伯簫親自出來“辟謠”。于是吳伯簫也就真的出來寫文章，自稱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云云。這些話，我不認為是吳伯簫在壓力之下勉強寫的。他是一個極其老實忠厚的好共產黨員。寫這樣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內心，愿意為了維護黨的聲譽忘卻個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在他的追悼會上，我不能講這些話，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說出來。

還有那個鄒鳳平。1945年春在黨校，各地來的同志分別召開“山頭會議”以總結工作經驗。四川來的也開了一次，我隨楊述去參加。只聽主持會議的同志低聲沉重地說：“現在，鄒鳳平同志已經死了……”他說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噓之聲，簡直開成了個追悼會。誰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誰不知這次運動是錯誤的呢?哀悼的淚水說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們為什么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有不少的解釋。例如說：情況太隔膜啦，做這種工作是瞎子摸魚，不會不出錯啦，大家都是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諒解了。當時，我曾和楊述兩人議論：“現在只在邊區里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么干，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直到1988年，我們又經過了無數冤苦，我才從蔣南翔臨終的遺稿上，知道他早在當年(就在經歷過執行錯誤政策之后)就明確了認識，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但是，這個反對搶救的意見送到了中央，結果卻是“留中不發”，認為錯誤。并且給提意見者以批判。

編者按:韋君宜，在中共建政后，歷任《中國青年》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社長

韋君宜 2015-05-04 14: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