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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家彭曉輝廣州性博會演講遭‘反色情大媽’潑糞”，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在網上看到這則新聞時，第一感覺是：“彭曉輝代整個中國性學家集體受委屈了。”

他和性學家李銀河本來也被邀請參加廣州性博會，也在“反色情大媽”們想要潑糞的名單上，只因有事未去，逃過一劫。

“反色情大媽”給這些性學家羅列的“罪名”大體相似：鼓吹同性戀、手淫、亂倫，鼓吹賣淫合法化。總之，宣揚淫亂、危害國人。

方剛很想跟這些大媽們解釋一下，性學家只是研究并告訴人們性的科學知識，你可以根據這些知識自主做出選擇，更快樂和負責地享受自己的性，同時也更包容其他人的性。

他為此還在網上和一位反色情大媽聊過，終究是無法溝通。“在她們眼里，談性就是色情，同性戀就是病，她們不具備也不相信有關性的基本常識，比如自慰無害，比如性不可恥。”至于性學家為之奮斗的讓社會“人人自主，個個性福”的目標，在大媽眼里則是流氓言論。

“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開放”

彭曉輝(資料圖)

因為“反色情大媽們”的四處舉報，最近這大半年來，方剛被掃黃打非大隊、教育部各種機構輪著找，“一度曾經半個月來一次”。

“沒有哪位中國的性學家沒被人或明或暗地‘潑過糞’。”方剛說，“你看一看互聯網上對李銀河、潘綏銘的誹謗就知道了。”因為難以忍受部分網友的謾罵，性學家李銀河、潘綏銘、方剛先后都關掉了博客評論。

“我們正視換偶、同性戀這些性少數者的存在，支持他們的權利。但有人就會誤解我們是鼓勵大家向這些人學習，誤解我們會去換偶，我們是同性戀。他們不明白的是，一個人尊重、理解性少數群體的性選擇，不等于就會去實踐他們的性選擇。”

方剛曾聽一位女性同行抱怨過，“每個訪問對象，都說想跟我上床”，后來她選擇了轉行。“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開放——很多人對性學家都有這種誤解。性學家通常有很包容的性觀念，但這不代表性學家的性生活就很隨便。”

研究過婚外性、虐戀的李銀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就明確說過，她個人喜歡一對一的有愛的性。同時她會強調，她向往的性愛合一并不比其他人接受的性愛分離觀高級，只是“蘿卜白菜、各有所愛”。

雖然被大媽舉報弄得不勝其煩，方剛還是有點同情這些大媽，“她們其實是性教育缺位的受害者”。

如果時間倒流到1993年，25歲的方剛腦子里對性的看法和今天的“反色情大媽”并無多大差別，“那時候，我的想法和當時社會主流是一樣的，覺得性是羞恥、禁忌、不可說的，同性戀都不正常。”

那年，還在做記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條講同性戀的新聞，在好奇心驅使下他去采訪這群人。改變由此開始。

第一次訪問是在路邊的小飯館，這群人大聲地在餐桌上談性。那是他第一次見識這樣的場面，彼時已婚的他，面紅耳赤的同時心臟狂跳：“那是1993年！是談性色變的年代！我前面25年聽到的性話題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沒有那天晚上談的赤裸、直白！”

“原來性可以這樣大大方方地談！”轟然一聲，他腦子中某個硬的東西碎了，伴隨著內心隱約的快感。

在方剛眼里，這些同性戀者禮貌又熱情，“除了他們喜歡男人，我覺得他們和我沒什么不一樣，為什么我們要歧視他們？”他很快認同并接受了他們。

方剛出身“黑五類”家庭，三歲時，父親自殺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時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過。他太了解身為少數者、異類，被欺負被侮辱的感受。“我從三歲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視的人，所以我會本能地和性少數者這些社會性道德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站在一起。其實做性學研究這行，尤其是關注性少數者權利的這些人，對主流、對大眾的聲音都是抱有警惕的。”

方剛認同他的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曾說過的話：“我們在討論各種性的道德觀念時需要認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張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的總結，還是被別人潛移默化地灌輸進來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來協調我自己的，還是用來指責別人的？”

1995年方剛的《同性戀在中國》一書出版時，他在1993年采訪過的幾位同性戀者因為不堪歧視，已經自殺離世。

多年后，方剛和他的前輩學者李銀河一樣，成了性權派，提倡在不侵犯別人人權的前提下，每個人有自由選擇性傾向、喜好的權利，“異性戀，同性戀，換偶，禁欲，群交……只要不傷害別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開設的性心理學課堂上常對學生說：“你現在還很僥幸身為一個主流社會的異性戀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證你的兒子、孫子、重孫子他們都這樣，你希望他們受歧視嗎？如果你不希望他們受歧視，就從現在開始改變。”

“我們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少數，我們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勢的，比如禿頂、乙肝，如果我們內心相互歧視，那誰都免不了歧視。如果一個社會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數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視的恐懼。我們所有人都能獲得更自由更有尊嚴的生活。”

研究的底線和方法

“我們歡迎你帶老婆，如果你老婆不愿意，我們接受你帶情人，拒絕小姐。”

方剛在做換偶研究時，一位采訪對象邀請他參與。

如果純從學術角度來看，這是一次難得的觀察換偶行為組織方式的機會。“這種研究方式叫‘全參與觀察法’，研究者成為你的研究群體中的一員，能夠獲得更多更深入也更真實的信息。”

方剛拒絕了。“如果被發現，不會有人覺得你為了做學術研究好拼啊，只會覺得你在聚眾淫亂，你在犯罪。”

在美國，有學者研究裸體主義者，帶著學生一起去天體營裸體，邊體驗邊觀察，“要是擱在中國，這教授鐵定被開除”。方剛在做裸體主義者研究之前被明確告知過，如果他去天體營，教職就沒了。他于是換用深入訪談法做研究。

早些年，身為性少數者，一旦被曝光，往往意味著身敗名裂甚至身陷囹圄的危險。在方剛開始做性少數者研究時，一大難題就是如何找到那些棲身暗影里的受訪者。做男公關研究時，他尋覓受訪者用了一年時間，最后靠一位早年讀過他著作的深圳“同志”相助，才找到了一家有男公關并能讓他進去做研究的夜總會。

去之前，方剛心里有些忐忑。很快，他發現男公關們其實很好相處。他們并非傳說中的單靠色相吃飯，反而是靠情商生存。這行里有句話叫“靠嘴吃飯”，就是要能說會道，善解人意，至于長相身材倒是其次。

方剛說，“很多男公關長得都不好看，但都是‘人精’，而且給你感覺是，他們不假，很真誠。這和他們接待的是女人有關系，多數女人要被懂得，要有安全感，才能上床。”

一周前，方剛還接到當年那家夜總會“爹地”的電話。這位“爹地”后來考了公務員，現在當警察。方剛對此一點都不驚訝：“他因緣際會做過這行，就是一時一地的事，現在也是正常過日子，和我們其實沒太大區別。”

因為研究地點是夜總會，研究對象為男公關，不少人猜測方剛是以研究之名過著花天酒地的風流日子。這讓方剛哭笑不得。當時方剛是以“客房營銷員”的身份進入那家夜總會。夜場里，抽煙喝酒是必備應酬技能，方剛為了從中脫身，還編了個理由說自己有痔瘡，煙酒會導致流血。

在男公關們沒客人，聚在一起聊天時，方剛會加入其中，借此機會訪談和觀察。整個過程不能用錄音筆，方剛就憑腦子記——每隔一小時，他就會提醒自己回憶，剛才大家都說了什么，然后跑去洗手間，在隨身攜帶的紙條上寫幾個關鍵詞。每天凌晨一兩點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筆記，經常坐書桌前寫到天亮。

他也不像媒體報道那樣，以“臥底”身份“打進”夜總會，而是從一開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目的。“這是基本的研究倫理”，方剛做調研的原則是“自己公開，被訪者保密”，他會明確征得研究對象同意。他不會問對方的個人身份信息，比如姓名、職業。他的訪談筆記、論文在發表前會請受訪者審讀，允許他們刪掉可能會暴露他們身份的內容。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種聲音

方剛今年數次被查的經歷里，有一次是掃黃打非總隊接到舉報來學校查他是否“涉黃”，他們找到了方剛所著的《“亂倫”研究》和《換偶者：親密關系研究》等書。

最后，掃黃打非大隊并沒有處理方剛，但給出的原因是：“這些書不是大陸出版的，我們不管。”——方剛所寫的性少數群體研究著作大多只在臺灣出版。

在國內做性少數者研究，不僅很難出書，也很難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但按學校規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至少4篇論文，方剛是靠發性教育和性別氣質研究的論文來達到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數者研究，那我教職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數者群體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請到國家課題，拿到科研經費的。”而在國內學術圈，能否申請到國家課題是衡量一個學者學術能力的標志。

方剛做換偶、裸體主義者等性少數人群研究都是自費。為了減少研究開支，他會利用去不同城市開會、講學的機會，當面訪問此前有過郵件聯系的受訪者。

潘綏銘曾說做性學研究得有點“自娛自樂”的心態。這讓人想起性學家、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彭曉輝的感慨：目前國內性學領域的科學研究屬于自生自滅的狀態，完全靠性學學者們在專業領域的研究水平和興趣來決定。

在方剛看來，性學家的學術研究成果，比如論文、專著，即使順利面世，讀者永遠是小眾的，很難進入公眾視野，真正能夠直接影響社會的是性學家對社會事件的發聲。李銀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在媒體上發聲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即使會因此招來非議。”

從2008年開始，方剛和十幾位學者一起推出了“中國社會十大性／性別事件”評選活動，希望通過評選本年度性與性別的重要事件，推動社會性觀念與性別觀念的進步。

他們的聲音往往和當時的社會主流輿論不同。

比如，2008年某高校傳出師生戀事件，很多人呼吁老師自律，要求校方出臺規定禁止師生戀。但方剛的評論則是：“沒有任何社會關系是不存在權力關系的，師生戀并不必然有權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學生有自主選擇和決定戀愛對象的權利，師生戀不應受干涉。”

2010年，他們則為“教授換妻案”辯解，認為成年人的性愛在不違反自愿、隱私的原則下，不應被定罪。建議取消刑法中的“聚眾淫亂罪”。

2012年，網絡艷照反腐的新聞頻出，全民為之喝彩。他們則認為，這種反腐方式是“偷窺、曝光、濫用個人隱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權利的性暴力行為，會使當事人個體，尤其是女性當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傷害”。這在當時引起巨大爭議。到2013年，網上又曝出“艷照反腐”事件時，輿論有了分化，部分網民也開始質疑：“這不是又回到那種利用私生活打擊人的時代嗎？”

在“反色情大媽”看來，這些性學家的“高調談性”是鼓吹淫亂。“其實我們是希望通過發聲給大家提供另一種看問題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時代，倡導獨立思考，宣揚多元、包容。”方剛說。

處于“調情”階段的中國性教育

方剛給小學生講解性教育展覽

1995年，《同性戀在中國》出版后，方剛收了兩麻袋全國各地同性戀寫來的感謝信。其中有不少人說：我本來想自殺，看了你的書，我活下來了。2000年，方剛被告了，因為有同性戀認為《同性戀在中國》中有對同性戀歧視性的語言。而如今回頭來看，方剛也覺得《同性戀在中國》一書的確有歷史和個人的局限，“我寫的時候，一邊說，同性戀者也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但書里也會有‘還是做異性戀好’這樣的話。”

“從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書，同性戀讀者的感受會從‘你為我們正名’，到‘你對我們污名’，可見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認知發展多快。”

在方剛看來，對中國性現狀起到最大改變作用的并不是性學家，而是互聯網。如今性少數人群從同性戀到SM愛好者、戀足者、戀動物者都在互聯網上有自己的社區。

方剛的同門師姐黃盈盈也有同樣的看法：“互聯網讓大家看到性少數人群的存在，而且，這些人‘活得還挺好’。”反色情大媽們即使不喜歡即使恐慌，也無法否認這個社會的“性”（行為、關系、觀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剛的老師潘綏銘曾總結，“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性革命，但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運動。在如今的中國，不同人群之間的性觀念差異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現代的觀念并存。

和中國社會迅速變化的“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剛的話說，依然停留在“調情”階段，“總是說，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學者在一所中學調查，問學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學生寫下的都是“強奸、性騷擾、疼痛、懷孕、性病、流產”等負面詞匯，沒有一個人寫下“愉悅、快樂、愛、親密關系”這類正面詞匯。

“如今孩子們接受的性教育還是反性侵教育，只談性的害處，不談性的正面價值。這和我們當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剛在2013年申請了一個基金會項目，編中學性教育課的教案。他的項目組里除了學者、老師，還有性少數者以及4個中學生。大家在討論課程里如何介紹自慰時，有老師臉色變了變，“學生不會對自慰感興趣”。方剛立刻問在場的一個學生：“你們真的不感興趣嗎？”那個學生看看一屋子老師說：“我覺得吧，多數學生吧，多數時候吧，應該感興趣。”說到當時的場景，方剛拍桌子大笑。

他覺得，假如不改變中國性教育目前的狀態，性學家被潑糞的事恐怕還會一代代重演。

Vista看天下 2015-08-23 08: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