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民日報社社長的晚年反思 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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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級當權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運動”成了他們隨時都可以拋出的護身法寶,掩蓋自已為非作歹、壓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評者的利劍。


記得1953年初我第一次去南京,一晃竟是42年前的事了。


碰巧,這兩次去南京,都是在黨中央號召反腐倡廉的高潮時期。所不同的是,當年,我是以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身份去作調研和采訪;而這次,是作為一個離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走親戚,年過八旬,舊地重游,撫今思昔,自然引起了無限感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那是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剛剛結束,可是,黨內外從上到下有一股鋪張浪費、貪污腐化、憑借特權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風在蔓延,應該承認,那時黨中央的高層還是相當廉潔的,反腐倡廉的決策還是相當堅定的。


那時,我剛從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機關報群眾日報社調到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輯,分管黨的生活部,反腐倡廉正是這個部的一項主要報道任務,記得這年1月5日黨中央下達《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在全國開展了“新三反運動”。


我第一次帶著采訪任務到外地去調查研究尋找重點的采訪主題。我從濟南、南京到上海。濟南、上海都出現了大案要案,而南京還沒有。


到了南京,先對江蘇省和南京市作一般性的了解。主人還帶我參觀了蔣介石的總統府、中山陵和雨花臺。當時,新聞界并不風行借采訪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實的現象,我到這些地方參觀,主要是為了了解當時解放南京攻打總統府的情況和拜謁我所崇敬的孫中山先生的陵墓。


南京中山陵


在參觀蔣介石總統府時,陪同我去參觀的主人,不經意地說,江蘇省省級領導機關已分別搬進原來國民黨中央級機關的辦公舊址,越來越感到辦公用房數量不夠,質量不好,正在作改建和擴建的計劃。


一個中央政府的原址竟然容不下一個省政府的辦公機構,難道不是一個問題嗎?這不只是一十機構繁簡問題,一個辦公用房多少問題,以及一十辦公設施的新舊好壞問題,而是說,存在著機構和人員的精簡和辦公設施的節約問題。


當然,比起那些已經發生鋪張浪費和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來說,這個問題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從隱患隱憂的角度來說,也并不是“新三反運動”中不值得一提的事。


可惜,當時我認識問題的深度還很淺,還沒有那樣敏銳的“新聞鼻子”,沒有抓住這個主題來采訪和寫稿。回想起來,當時最主要的一個思想障礙是受到“階級分析觀點”的束縛,還不敢把一個國民黨中央級機關和一個共產黨省級機關來進行對比,很怕在客觀上是為國民黨評功擺好,犯了立場錯誤。


要知道,我們當時的宣傳口徑是“國民黨官僚主義嚴重,貪污橫行,腐化透頂”,怎么敢去議論國民黨在南京的中央級機關比我們一個省級機關還相對精簡節約呢?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試想,如果當時能夠提出這種防微杜漸的深層次的問題,該是多么好啊!如果在“大王之雄風”“起于青蘋之末”就能識別風向,是多么可貴啊!


應該承認,當時我還是有一定的覺悟的。在我去上海之前,已經發生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壓制批評的嚴重官僚主義的事件,我們在上海核實了情況,寫成了華東局決定撤消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黨組和開除交通部部長的黨籍的新聞。


回北京以后,在1月23日發表這一新聞,同時刊載了社論:《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華東交通部事件就是“新三反運動”中著名的重點報道,以后被稱為“八大案件”之一。這篇社論,是在總編輯鄧拓同志的指導下由我起草的。這篇社論經過鄧拓同志修改后,送給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審閱批準,才在《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出來。


寫這篇社論也是當時學習蘇聯《真理報》的結果。五十年代初,《人民日報》是以《真理報》為榜樣的,主要學習《真理報》是黨中央的“馴服工具”,“一字一句都代表中央,不能鬧獨立性”。


也學到一些好的東西,如要辦一個“有牙齒的報紙”。馬克思曾經說過:“報紙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萬應的喉舌。”


我們當時十分崇敬馬克思這一有關新聞學的理論,著重學習《真理報》開展批評的經驗,不僅發表了“八大案件”,而且用馬林科夫的話為標題,發表了《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的社論。


馬林科夫是當時蘇共的總書記,他的話是這樣說的:“把那些阻礙對我們的缺點展開批評,壓制批評和對批評者實行迫害和報復的人,當作黨的死敵,與之進行無情的斗爭。”


《Time》封面上的馬林科夫


這篇社論一開始還引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第五條說,這教導我們:“……如果黨不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善于糾正自己的錯誤,那么,黨就是不可戰勝的;如果黨隱瞞自己的錯誤,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那么,黨就會不免于滅亡。”


這也說明,在建國初期,我們學習《真理報》還是有積極向上的一面,事隔42年,重讀這篇社論,仍然覺得是一篇比較好的社論,對我們當前的情況還是有很大作用的,有研究興趣的同志,不妨把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報》找出來重讀一下。


可惜,報紙上揭發批評大案要案,幾乎都遇到權威人物的抵制,“壓制批評”的人并沒有成為“黨的死敵”;相反,敢于揭發批評的人反而成為“黨的死敵”。


很快,就從中央方面傳來對《人民日報》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責。很快,采寫“八大案件”的記者和編者受到追查和攻擊。以后,在“反右派”斗爭中,有的記者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采訪編寫了重大的批評稿件,硬說這是“向黨進行猖狂的進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級當權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運動”成了他們隨時都可以拋出的護身法寶,掩蓋自已為非作歹、壓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評者的利劍。


一時間,黨內外的正氣下降,邪氣上升,這種惡性發展很難得到制止,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下去。這就使得貪污腐敗這類歪風邪氣,成為累整不改、越整越狂的難治之癥。


我們黨內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見,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擊和壓制。輕者撤職開除黨籍,重者流放邊疆,勞動改造,家破人散。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如果領導不能克已自律,奉公守法,不能聞過則喜,擇善而從,那么這個國家和政黨就會把自己與人民對立起來,就會面臨嚴重的危機。


有些人至今還沒有覺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甚至把各種歪風邪氣說成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我們應該對歷次“整風運動”、反腐倡廉運動認真進行反思。


42年前,當我第一次瞻仰中山陵時,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沿著392級寬闊而整齊的石梯,一級一級地攀登上去。石階上矗立著石牌坊,分別銘刻著金色大字:“民族、民生、民權”的三民主義的要義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


在陵殿里,我久久凝視著先生的漢白玉坐雕和臥雕,想到少年時對他的敬仰和崇拜,正是他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主張,吸引我走上了為人民解放事業獻身的革命道路。


從青春少年到白發老人,60多年過去了,這個理想的社會仍然那么遙遠!


火化遺體是毛澤東生前的遺囑


站在陵殿前面,環顧群山,疊翠層巒,郁郁惹蔥;俯覽結隊攀登謁拜中山陵的人群,油然增添了對這位雄踞峰顛的偉人的崇敬。當年,孫中山選擇這一墓地時的一番話,猶在耳邊回蕩。


1912年,孫先生辭去大總統后,一天,與胡漢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獵,被這方圓30多公里的鐘山風景所陶醉。他情不自禁地笑對左右說:“待我他日辭世后,愿向國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軀殼爾”。一國的領袖竟然要向國民乞求一抔土來作自己的墓地,更顯出先生的高尚、謙遜和民主風度。


想到此,我腦際忽然閃過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當時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在天安門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永遠保留他的遺體。


毛主席紀念堂


我在一次會上特別介紹了中山陵的情況,并建議把毛主席紀念堂修建在香山的最高峰,供萬世瞻仰。當時我還介紹了孫中山漢白玉的臥雕栩栩如生,不主張永久保留遺體;我提出火化遺體是毛主席生前的遺囑,是他動員政治局成員簽名的創議,我們不應該違背毛主席的遺愿。


雖然經過10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對毛主席的嚴重錯誤還認識得很不深刻。我當時并不反對修建紀念堂,只是不同意保留遺體。


我認為不能以紀念毛主席為名來違背他生前的意愿,違背中央集體的決策。當時,強調“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一切按既定方針辦”的口號仍然盛行,連我這種妥協性的建議,理所當然地也被視為異端邪說。


在記憶中搜尋往事的是非曲直,眼睛總比當年更清澈明亮些。毛澤東當年火化遺體的創議,不能說不是好事,也不能說不是好思想好作風的一種表現。


但是,新的中央領導人,惟恐對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惟恐對毛的個人祟拜不夠虔誠,對于修紀念堂和保存遺體方面,惟恐規格不高,態度不忠誠,人們也越難于提出異議。



共識網 2015-08-23 08: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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