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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約30年前，“解放臺灣”已成往事，有一部臺灣電影風靡中國，這就是《汪洋中的一條船》，這部“彩色電影”可謂是臺灣歷程的真實寫照。與30公里寬的瓊州海峽相比，臺灣海峽要寬得多，130公里的浩淼汪洋足以使臺灣這葉孤舟成為帝國眼中的化外之地，特別是在技術水平極為原始的中國古代。中國在秦始皇時代就進入海南島，但直到朱元璋時代還沒有進入臺灣。甚至說，鄭和六次下西洋，到達了遙遠的非洲，竟然也未曾發現臺灣。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認為：“臺灣海峽只有南北洋流，而無東西洋流，只有南北季風，而無東西季風。帆船時代很難橫斷航行。即令船舶損壞，失去控制，也只會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臺灣。”當亞洲大陸的中國人已經進入火器時代時，困于小島的臺灣人幾乎還處于原始的石器時代。
臺灣進入世界主流是從歐洲人的全球征服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大明帝國為了清剿倭寇，曾一度進入澎湖和臺灣北部沿海。當時的臺灣被中國稱為流求(再早之前叫夷洲)，大約有10萬左右的原始土著生活在島上的從林中。他們被中國人稱為“生番”或“獵頭族”，驍勇好斗，以獵鹿為生，屬于太平洋地區的波利尼西亞人種。
哥倫布之后的17世紀，荷蘭人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塵，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陸續征服了太平洋地區。所謂的征服，不過是在沿海設立城堡式的商業據點。17世紀初，荷蘭人打敗葡萄牙人后在臺灣南部建立據點，稱福摩薩(葡萄牙語意為美麗之島)。時值中國大明帝國末期，人們這才將“生番”的臺灣與“熟番”琉球國(今沖繩)區分開。“臺灣”這一名稱的出現不過300多年歷史。在萬歷年間(1573至1619年)的明帝國朝廷公文中，首次出現“臺灣”。從現代國家程度上來說，荷蘭人或許應是臺灣最早的開發者，所以《清史•鄭成功》說“臺灣，福建海中島，荷蘭紅毛人居之”。在荷蘭人開發臺灣38年后，與倭寇和南明政權有著復雜歷史淵源的鄭氏海盜集團在琉球海域崛起，他們與荷蘭“紅夷”展開對臺灣的爭奪。在中國被女真韃靼征服之時，臺灣亦落入鄭氏集團之手，荷蘭人退回呂宋(菲律賓)。
中日混血兒鄭成功將臺灣定為東都，“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又“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萊、興屯聚，令諸將移家實之”，許多不愿意易發易服被女真統治的中國人渡海入臺。1664年，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將臺灣改名為東寧。滿清之所以對臺用兵，主要是從文化和信仰的沖突考量，女真人要消除一切中國傳統文化對女真野蠻政權的威脅;在整個大陸淪陷之后，臺灣成為維系華夏文明的最后圣地。如果說吳三桂的倒戈背叛幫助了韃靼征服的話，那么鄭氏集團部領施瑯的背叛則直接導致大清帝國對臺灣的征服。施瑯征服臺灣后，清廷的一些官員以大學士李光地為首，甚至建議將臺灣送還給荷蘭商人，以防止漢人據島反清。康熙也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事實上，300年前的臺灣除過10多萬山地土著部落外，來自閩粵的華人移民也不過10多萬人。在維穩政策下，臺灣設府，由福建省節制;臺灣由鄭氏封地變成了施氏家族的私人封地;清廷嚴禁大陸向臺移民。康雍乾時代，帝國人口幾乎翻了兩番，迫于閩粵地區人多地少的壓力，移民偷渡屢禁不止。100年后，臺灣新增移民已經接近100萬，來自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成為移民主體。和任何喜歡內斗的中國人一樣，他們之間也經常爆發大規模家族械斗。這種械斗最終引發了漳州人林爽文的起義，數十萬人參與其中，臺灣地方政府幾近顛覆。為了平復這場席卷臺灣全島的族群仇殺，清廷幾乎動用了帝國一多半軍隊跨海鎮壓。
在“家天下”的帝國語境中，只有皇權和百姓構成的“天下”，而無人權的世界，因此也不存在國家、主權和領土等概念。在風云際會的19世紀，大清帝國對領土的輕率也正在于此，因為它還不是一個“國家”;另一方面，作為統治者的女真貴族似乎也缺乏對“中國”的認同，雍正就常以“異國之君”來自比。
在很長時期內，臺灣始終被天朝認為是“生番化外，未便窮治”的雞肋之地。這種輕視懈怠自然引發了日本的長期覬覦。
19世紀末期，經過“明治維新”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帝國取得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的勝利，琉球和臺灣相繼都成為日本帝國的新拓疆土，隨之開始了日本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其間，臺灣人甚至加入“皇軍”，參加了“大東亞圣戰”，如著名的“高砂義勇軍”。很多年之后，高金素梅多次赴日，要求去除靖國神社里的臺灣人祖靈，而李登輝的長兄李登欽同樣也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1945年，日本帝國在戰爭中崩潰。中國重新收回了一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日本化臺灣。與兵火涂炭了半個世紀的大陸相比，50年和平環境下的高速發展使臺灣的現代文明程度足以令人咋舌。
歷史學家許倬云曾說：“日本人治臺跟治朝治東北不一樣，相當花力氣。有一個人叫后藤新平，主張把臺灣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蓋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貪不污的法院。”日本將臺灣作為帝國南擴的橋頭堡，以臺灣的農業生產來支持本土的工業化，因此對臺灣努力建設，尤其是社會秩序、衛生教育和農業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將臺灣當做日本國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慘淡經營下，從政治經濟文化衛生等各方面來說，臺灣都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過日本本土。在整個臺灣，兒童都已經實現了義務教育，因此文盲率極低。無論城鄉，幾乎家家戶戶都用上了電燈。這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景象在1940年代的農業中國幾乎像天方夜譚一般不可思議。據說，一些大陸來的接收大兵竟然偷偷摘下臺灣人的燈泡和水龍頭，然后拿回去粘在墻上，但燈泡卻不亮，水龍頭也不出水，令這些“鄉巴佬”好不郁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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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發的“群體事件”。民國36年(1947年)2月27日 ，臺北市一個帶著兒女艱難度日的寡婦林江邁的小煙攤，被9名政府執法隊員“執法”，林寡婦被“執法”得頭破血流。政府毫無人道的暴政與暴行激起廣泛的民憤，最終釀成了席卷臺灣全島的“二二八事件”，數萬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反”(馬英九語)中被殺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稱為“2.28起義”，實質上它是一場民主運動，雖然招致了當局的嚴厲鎮壓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終影響著臺灣的政治走向。侯孝賢曾以電影《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冷靜地敘述了白色恐怖對臺灣民眾的心理割裂。如今再回頭去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導致事態失控，實際上暴露了臺灣與大陸之間巨大的文化疏離與心理鴻溝。在這次事件以后的數十年中，退據臺灣的蔣氏政權一邊強力實行去日本化，一邊大肆推進中國化，推廣國語(大陸北方口音的普通話)，進行中國傳統文化復興運動和中國歷史教育，不惜以恐怖和暴力鎮壓臺灣的獨立主義和分離主義。
民國41年(1952年)開始，蔣介石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為政府工作重點。1966年8月8日，毛萬歲發動清除傳統文化毀滅文物的“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反其道而行之，親自在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大建博物館圖書館，使臺灣的中國化運動達到高潮。
1966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55周年國慶暨辛亥革命紀念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今年元旦中正曾經鄭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擇東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義和團拳匪式的人民戰爭，橫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個民族之存亡消長，全視其傳統文化之優劣文野而定。如其優秀文化，一旦毀滅，則民族精神，隨之喪失，而整個民族，亦等于名存實亡!我中華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其文化能綿延不絕，永恒保持，并隨其時代而進步，所以他能發揚光大，歷久彌新!……如今日毛賊之紅衛兵，必欲毀滅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為其目標的思想行動。”
很多年后再回首，臺灣在科學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深厚的教育根基使數人獲得諾貝爾獎，為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很多人都認為，臺灣的崛起靠的是蔣介石從大陸運去的巨量黃金。其實早在蔣介石經營臺灣之前，臺灣就已經是中國最為富庶文明的地區。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蔣介石只是延續了這種繁榮和文明而已。據高華的記述，在當時要不要建設臺灣也有爭議。有一種看法認為，建設好了臺灣，還不是送給共產黨?“你有本事把臺灣打磨成一粒鉆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鑲在五星徽上”。還有人認為，全力建設臺灣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覺得“反攻無望”呢?1964年，國民黨不得不把“反攻大陸”改為“光復大陸”，軍事性的內容消失了。與蔣介石的黃金相比，更具價值的是，強大的美國提供給了臺灣一個和平的建設環境，和開放的全球化市場，臺灣正是依靠國際經濟這個汪洋大海而成長為一條“小龍”。在這一點上，臺灣經濟與日本經濟走過了相似的道路。同樣，中國30年來的巨變，歸根到底也得益于優勢互補的國際貿易。今天，中國GDP 的85%左右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制造業、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等，而它們無不是來自于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全世界，也離不開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所以，與其說中國經濟奇跡是中國人自己的，不如說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結果。相反，在毛萬歲的30年，窮兵黷武的中國被遺棄在世界之外，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只能螺絲殼里做道場，窮困潦倒自作自受。今日之朝鮮就是當初之中國。
“蔣氏父子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終因主客觀條件所限而告徹底失敗，但是他們對發展臺灣經濟還是很有遠見的。1960年代蔣經國提出“建設臺灣”的口號，10年之后終見成效”(高華)。從1951-1988年30多年間，臺灣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蔣經國留下一個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臺灣，更為難得的是從未出現貧富分化。臺灣曾是中國最為原始落后的地區，但近代以來第一個50年，臺灣先是在日本時期實現崛起，從而后來者居上;接下來的第二個50年，又在蔣氏父子經營下實現騰飛，成為中國人眼里的天堂。現在的臺灣正進入第三個50年，享受現代文明的臺灣終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馬英九說：“國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展經濟，不是強大軍事，而是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保障社會弱勢群體不被淘汰!此為國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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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的《我們臺灣這些年》中說：“20世紀70年代末的臺灣，整個社會氣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狀態。大家都在等那種‘沖破’的氣氛。”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志與“臺灣人權委員會”聯合在高雄舉辦紀念“國際人權日”集會游行，當局派出大批軍警阻攔。游行領袖與3000多名游行者情緒激昂，不斷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警察用催淚彈電棍等鎮壓游行。沖突造成雙方近200人受傷。事后臺灣當局開始秋后算賬的大規模搜捕，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判亂罪”被抓捕。經過軍法審判，臺灣當局以“為中共統戰”和“臺獨叛亂”罪名，將黨外運動份子全部判刑。美麗島事件雖然被暴力鎮壓了，但它也使國民黨遭到重創，宛如“被打了一個大洞”的泰坦尼克號，看起來不可一世，實際已經岌岌可危。這種建立在暴力恐嚇之上的帝國專制早已令臺灣民眾徹底失望。
蔣介石生前將帝國政權遺傳給蔣經國(行政院長)。在蔣經國晚年，臺灣人猜測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將成為新“太子”。事實上，蔣經國從1976年起便讓蔣孝武担任多個部門要職，涉足了黨務、軍特、宣傳等重要系統。可惜形勢比人強，江南事件使蔣孝武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的傳位計劃徹底破產。1984年，《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被臺灣特工跨國追殺，導致國際輿論一片嘩然。江南曾在蔣經國創辦的政訓班受業，稱得上“天子門生”。赴美后閑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資料，在報紙上連載蔣經國的生平事跡，最終匯集成第一本《蔣經國傳》。事實上，書中多是新聞，談不上多少隱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麗島事件成為臺灣政治走向的分水嶺。如果說美麗島事件敲響了專制極權的喪鐘，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進專制這只棺材的第一顆釘子。從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務暗殺手段消除思想犯幾乎是蔣家的傳家寶。時過境遷，“江南命案”提前結束了負責蔣家子弟政治命運，也宣告了蔣氏專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剛處理完畢，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志專訪時，就特別聲明：“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開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解嚴令，并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臺灣民眾如羈鳥出籠，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來堅持不懈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臺北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即后來用選票打敗國民黨成為臺灣執政黨的“民進黨”。
這種“反革命”行為可嚇壞了那些滿腦子專制思維和權力欲望的國民黨大佬，情治部門的負責人還向蔣經國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準，“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忠告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么時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待。隨后指示立法院對“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盡快完成立法程序，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次年7月15日，臺澎金馬地區長達38年的“戒嚴”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組黨、自由辦報辦刊，臺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蔣經國不僅結束了臺灣的專制歷史，也終結了臺灣的強人政治。無論后來的臺灣民主在李登輝陳水扁的黑金時代出現了多少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無論人們對臺灣的民主有著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評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如今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開放的自由社會，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所有的權力都被關進了法律的牢籠，民眾獲得了來之不易的安全和權利。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窮人的地獄，一個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已經成型。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結果，但也決離不開蔣經國24年前的遠見和決斷。
可以說，美利堅因為有了華盛頓，才順利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間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臺灣也正因為有了蔣經國，才跳出黑暗專制帝國的歷史窠臼，順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國人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謊言成為最無恥最弱智的笑柄。可以說，美利堅因為有了華盛頓，才順利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間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臺灣也正因為有了蔣經國，才跳出黑暗專制帝國的歷史窠臼，順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國人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謊言成為最無恥最弱智的笑柄。
戈爾巴喬夫曾經說：“對于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這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的政治家可以與蔣經國相提并論，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蘇維埃帝國的崩潰與韓國的流血嬗變來，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似乎更加成功。
在戈爾巴喬夫70歲生日的時候，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發去賀電：“你改變了蘇聯，從而改變了世界。”與戈氏相比，蔣經國僅僅只是改變了臺灣，他說：“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與大多數歷史案例一樣，臺灣的民主轉型同樣發生在物質富裕之后。在沒有實現普遍的富裕之前，只會發生革命，而不會出現民主。民主從來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眾的啟蒙。而革命只是民主的臨時替代品，它是窮人的玩具和鴉片，革命從來都是以自慰和強奸來達到高潮，所以革命沒有未來，而只有當下。沒有啟蒙的革命只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中國歷史不乏一些自命不凡的精英強人，領著一群烏合之眾的群氓就揭竿而起——“糞土當年萬戶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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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詞匯中，“悲情”二字系臺灣獨創。1944年，臺灣作家吳濁流用臺灣官方文字日文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當時的臺灣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已經整整半個世紀，相當于兩代人。小說寫了一個臺灣知識分子的“悲情”：他在臺灣被日本人當做“中國人”欺負，他在中國又被中國人當做“日本人”和“漢奸”羞辱。很多年以后，臺灣音樂人羅大佑寫了一首同名歌曲：“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在“二二八事件”中，有3萬多臺灣民眾遭到剛剛收復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屠殺，其中包括不少婦女和兒童。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政權以政治名義殺害4000多人，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達有14萬人，將近100萬人受到專制當局的政治迫害。大多數遭到迫害的“匪諜”其實都是一些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或者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還有糊里糊涂被構陷的小市民。
1990年3月，臺大學生云集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示威，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提出政經政革時間表等，因在廣場豎起“野百合”標志，被稱作“野百合運動”。3月16日，禪房靜修的僧侶們再也不滿于自度成佛，他們毅然走上街頭，普渡眾生。僧人們在“中正紀念堂”前搭起帳棚，貼上政治標語，發表《佛教救國救憲宣言》，聲稱“值此國家多事之秋，佛教徒不再是沉默的一群”，“呼吁政府，貫徹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正如韓國民主化運動中的天主教，臺灣民主化運動中，佛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慈濟功德會以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四大事業為支柱，影響遍及全球，其領袖證嚴法師被視為臺灣的曼德拉。
民國81年(1992年)，“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民國83年(1994年)，兩千萬臺灣人終于在正義的抗爭中，從被奴役和蹂躪的老百姓成長為擁有選舉權的公民。民國84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平反，政府正式向公民起義中死難者家屬道歉。民國86年(1997年)，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立。民國96年(2007年)，臺灣“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成立。民國94年(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道歉。2006年，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關門大吉，中正機場更名為桃園機場，遍及全島的蔣介石塑像被悉數拆除，蔣氏家族亦逐漸淡出臺灣政壇。
在后蔣經國時代，康奈爾大學博士李登輝成為一個葉利欽式的新強人，他比蔣經國走得更遠，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不遺余力地推行“去蔣化”、“去黨化”，甚至“去中國化”。李登輝揮刀自宮，在他任期屆滿之后，百年老店國民黨第一次淪落為在野黨——沒有國民黨才有新臺灣。陳水扁弄權自污顏面掃地，脫胎換骨的國民黨得以咸魚翻身，重新上臺執政，正如蔣經國生前所言：“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
無論是從人口、面積、地形甚至是輪廓來看，臺灣與山西何其相似，只是臺灣沒有煤這種“黑金”。“陽間一個山西，陰間一個山西”，山西全省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區正好與臺灣全島的面積相同。采空區內，大面積沉降塌陷導致土壤龜裂，山體滑坡，溝渠支離，水源枯竭，巖崖塌方，路橋凹陷，無數的機關學校，工礦企業，高樓大廈惕惕于薄冰，岌岌乎危卵，“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村莊”在山西已超過700個。懸空寺成了山西的千年隱喻。即使在世界范圍看，也沒有比當下山西人活得更“懸”、更戰戰兢兢的了。這幾年山西以“等地震”、“毒疫苗”和火燒“南方周末”聞名。山西是中部最富的省份，悍馬多如虱子，“億元官”多如陰毛。2010年洪洞警察王建勛被滅門，留下的家產達3億多;2011年，山西某國企老總一次被盜就是5000萬。就在臺灣將追回陳水扁藏匿在瑞士銀行的黑金并將其判刑時，31億資產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他被譽為“第二組織部長”。靠著帶血的黑金，山西當然富得流膿，但臺灣比山西富10倍。臺灣與山西的GDP比例是10︰1。中國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友好關系”，山西人卻享受不到幾個國家的“免簽證”待遇(中國護照免簽國家20個，居世界倒數第六，比朝鮮多一點);雖然遭遇外交封堵，但臺灣人與美國人日本人一樣擁有100多個國家的免簽證優待。
如果說從前的臺灣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話，那么如今的臺灣則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臺灣以和善文明之風已經實現了中國當局口口聲聲宣稱的“和諧社會”：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沒有城鄉差距，沒有貧富差距;沒有富得揮金如土，也沒有窮得淪為房奴蟻族;沒有屈辱的上訪，也沒有暴力強拆下的悲情自焚。今日之臺灣依然完整地保存著“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等中國傳統文化，這成為物質豐裕時代一個東方現代文明的獨特精神底色。今日之臺灣以和善文明之風已經實現了中國當局口口聲聲宣稱的“和諧社會”：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沒有城鄉差距，沒有貧富差距;沒有富得揮金如土，也沒有窮得淪為房奴蟻族;沒有屈辱的上訪，也沒有暴力強拆下的悲情自焚。
“臺灣能夠和平轉型的關鍵原因在于國民黨的善治，地方自治對民眾管理公共事務能力的訓練，經濟富足，政治清明，使得國民黨的退出壁壘低。且司法、經濟、政治各領域的制度建設非常成功，不需要解嚴后重新建構制度框架，這大大削減了臺灣的轉型成本，以致一夜之間解嚴而不會出現秩序大亂”(引自青衣《論臺灣民主的轉型與中國政改之可能性》)。今日之臺灣已不是某個家族或者某個社團的臺灣，而是2300萬臺灣民眾的臺灣，被譽為“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布什語)。如今，“裸體運行”的權力已經被關入法律的牢籠，鄭智化所抨擊的“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個曾經做過總統的人因為貪腐，被法律判處11年有期徒刑。在臺灣大選即將開鑼之際，無數中國人看到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總統參選人的電視辯論直播，心中一定五味雜陳。2012年正值民國101年，在元旦獻詞中，馬英九以洋溢著真誠與信心的話語，讓人們看到一個充滿美好愿景的文明臺灣——
“站在百年與百年的分水嶺上，我深深體認到一己的微小、短暫，只愿更謙卑地面對下個一百年。在歷史的長河裡，每個人、每一代都是滄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輩，都是謙虛的學生。我們要讓一百年來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正義、文明、慈悲的燭火，持續在下一代心中發光、發亮。我們有信心，將來，下一代提及亞洲崛起、中國大陸崛起的驚歡，也必然感受臺灣崛起、中華民國崛起的光榮。再一百年后，當那時的國人回想起我們，如果能說一句‘曾經有你們，真好’，那該有多好!”

杜君立 2012-01-15 20: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