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回頭嚴復的經驗主義哲學與近代思想史上的主義崇拜

簡體傳統

4月24日上午，李克強總理走進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內的嚴復故居。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李克強總理是1982屆的北大校友，他對這位老校長給予了極高評價：“嚴復學貫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多家媒體已紛紛報道嚴復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國歷君曾幾何時，也啃過他老人家翻譯的《群己權界論》（即穆勒的《論自由》）。嚴復不認同盧梭，贊成的是從經驗論出發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認為自由的秩序是從舊社會中生長，而政治研究更是離不開歷史經驗。本文作者蕭功秦認為，嚴復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現實主義思想家中的先行者，但其更為深刻厚實的分析卻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研究與發掘嚴復的思想，對于深入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思潮史中的抽象化“主義”問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主義崇拜"

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心態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崇尚某種抽象的中心象征符號，并以這種符號與理念作為一勞永逸地、整體地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處方。這是一種以某種"主義"來推演和涵蓋解決具體問題的途徑的思維模式。它認為，一旦人們認定某種主義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某種"主義"的制度一旦建立，那么，從官僚腐敗、國民道德水準低下、直到各種社會弊癥和令人困擾的實際問題，也都能迎刃而解。這種以意識形態的"主義"來簡單涵蓋"問題"的政治文化現象，可以說是自五四以來直到八十年代未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特征。

事實上，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后，清末知識分子主流就曾認為，中國只要采取“立憲主義”，“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國富民強”也就指日可待。人們可以從這種“立憲救國論”中看到抽象的“主義崇拜”的政治心態的發端。

從本世紀初到八十年代末，中國知識分子中一脈相傳的對這種“主義決定論”的崇拜，可以說已經有八九十年的歷史。甚至可以說，這種對抽象的“主義”的崇尚，已經成為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首先對這種以抽象的“主義”來涵蓋“問題”的心態現象進行質疑與反省的是嚴復與胡適。

嚴復對自然法與抽象的“主義決定論”的批判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早對西方抽象化的“主義”進行學理上的批判的是嚴復。早在一九〇六年，他在《政治學講義》中，就把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盧梭一脈的思想家稱之為“言治皆本心學”的“無根”的政治學家。自一九一三年以后，他在《天演進化論》、《說黨》、《民約平議》等一系列文章與書信中，就多次對以盧梭為代表的“自然公理論”的思想進行了批判。可以說，嚴復的矛頭自始至終就是指向以西方唯理主義的大陸哲學傳統為基礎的政治思潮。

嚴復在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他在一九一三年發表的《民約平議》。在撰寫這篇文章以前，他曾在給熊純如的信中指出，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使人們不惜以生命鮮血來實現它所主張的理想，但實際上卻無濟于治。原因就在于“其本源謬也”。這就促使他下定決心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寫一篇批判"民約論"的文章，以達到"藥社會之迷信"的目的。

嚴復對"民約論"的批判

嚴復在《民約平議》中指出，盧梭的“民約論”一開始就先驗地假定了一個實事上根本就是“懸意虛造”的“自然公理”，即人生來就具有不可侵奪的自由權利。根據這一“天賦人權”的第一原理，人們應該摧毀現存秩序，重建一個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嚴復認為，自十八世紀以來，人們往往把盧梭的“民約論”奉為金科玉律，以斗爭來救世，其結果并沒有實現人們原來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以致一誤再誤，不能自還。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后果？嚴復認為，這是因為“民約論”的基本前提就是錯誤的。“民約論”開宗明義的的第一條原則就是，“民生自由，其于群為平等”。這一點根本與歷史與經驗事實不相符合。嚴復引證赫胥黎的駁論指出，初生兒恰恰是最無生存能力，因而也最不能自由的，社會群體中的個人，無論在能力上、在體力上與智力上都存在著事實上的差異，設想人人平等的“自然公理”也是臆想。

因此，嚴復得出結論，“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為之本基。其間抽取公例，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后可存。”“若乎向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而演繹之，及其終事，往往生害，盧梭所謂自然之境，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為歷史中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后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托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

綜上所述，嚴復在《民約平議》一文提出了這樣一個核心思想，即以盧梭為代表的那種“主義”，從先驗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發，并以這種第一原理作為超乎各民族歷史與文明的具體性的普遍原則。這種所謂的"自然公理"本身就是一種并無經驗事實與歷史事實作為根據和憑依的假定。用這種假定作為演繹政治行動的依據，來判斷現實，現實秩序就必然被判定為"不合理、不道德"的，既然現實是不合理、不道德的，那么，人們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去用強力去摧毀它，并按照這種假想的第一原理去重組一個新的社會。但由于這種假定本身就是反歷史事實與反經驗事實的、虛擬的烏托邦，因此，即使人們的愿望再好，這種"向壁虛造"的社會改造藍圖也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的。嚴復認為，盧梭所代表的這種道路選擇，即使確能做到摧毀舊秩序，但卻無法按革命者原先所以為的那樣，重建一種合乎他們設想的新世界。

嚴復反對政治上的"完美主義"

為什么盧梭的理論對知識分子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唯理主義認定，現實世界是不完美的，丑惡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完美的”和自然的。正是這種"完美主義"，如同宗教的救贖主義一樣，對于理想主義者來說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并由此產生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政治感召力。

而經驗論為基礎的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秩序是從舊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結果。既然如此，生長的過程只能是一種漸進的過程，這種思想認為，世界上的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任何進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的完善，人類在爭取進步的過程中，只能做到"兩害相權取其輕"。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英美式的經驗主義的政治傳統，拒絕終極目的，拒絕完美主義地、畢其功于一役式的整體地解決所有問題。主張漸進地、逐步地逼進目標，一步一步前進。

嚴復正是從經驗論的這一思想立場來認識問題的。他引用英國學者摩里的話說，"政治為物，常擇于兩過之間"。并引法國文學家雨果的話"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走直線。"嚴復正是從這種"不完美性"出發，作為思考現實問題的前提。

嚴復認為，"向壁虛造"的盧梭思想之所以誤人，就在于它具有"動以感情"的力量。這種"動以感情"的力量就在于它主張一種完美的新秩序，在這種秩序中，人人享有天賦的權利與平等，但是，嚴復認為，從歷史與經驗來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誠有之，人猶甚焉。"換言之，不平等是事物存在的真正的’自然狀態"。他主張"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明者)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如果說，整體性解決的政治激進主義正是與完美主義相聯系的話，那么，漸進的變革態度正是以非完美主義的價值觀作為前提的。

嚴復政治思想的基礎是經驗論哲學。這與他本人所接受的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哲學思想有密切關系，用哈耶克的話來說，英國真正的自由主;只是一種旨在于使使自發和社會產物之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理論。"。嚴復也正是從經驗論出發，來認識社會作為一個特殊的有機組織的發展變化過程的。他認為人的知識，來源于經驗事實的歸納。他在《政治學講義》中指出："蓋天生人，與以靈性，本無與生俱來預知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內籀。(即歸納)……內籀必資事實，而事實必由閱歷，一人之閱歷有限，故必聚古人與異地人之閱歷為之。如此則必由紀載，記載則歷史也。"

嚴復特別強調歷史經驗對于政治研究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在于，"讀史有術在求因果，能即異見同，抽出公例。"即歷史的史實可以作為歸納求知的基礎。

為什么研究政治必須用經驗歸納法而不能用唯理主義的原理演繹？

嚴復認為，國家現象是歷史上因時因地自然生成的，"一切本由種族，演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嚴復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相當深刻的觀點。那就是，人造物可以用人造的原則的演繹來設計與制作的，而研究和認識作為自然滋長物的政治與國家，以"師心自用"的原則來進行演繹就會無能為力。因此，人們應把國家與政治現象視為一個外在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的"有機體"來加以認識。正如對動植物研究，必須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的方法，遵循歸納法的原則來考求政治與國家事實，則成為取得政治真知的基礎。

嚴復論經驗與傳統不可簡單割棄

唯理主義的政治觀從至高至善的原理出發來評價傳統時，就會把傳統視為人類實現進步的"枷鎖"或障礙，由于唯理論把人性預設為本善的，從而這種政治觀認定，只要打碎傳統加之于人身上的枷鎖，世界就會恢復其應有的自然合理與和諧狀態。

而經驗論認為，傳統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秩序，這些要素彼此結合，共同構成一種對社會成員的道德行為的外部約束機制，傳統把人安頓在一個穩定的文化框架之中，只有當人處于這？"約定俗成"的規則的制約與限定之中時，他才是一個文明的人，他才與野蠻的、非文明的動物性的人有所區別。也只有處于這種條件下時，人才能運用他的現實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的。經驗論傾向于認為，人并不具有高度的理性與智慧，人是易于犯錯誤的生物。傳統對于人來說，則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制約力量。取消傳統，也只能使人陷入無序狀態。

嚴復正是從經驗論的角度來認識傳統的價值的，他在《莊子評》英文批語中指出，人類的習慣產生于實踐，在他看來，傳統正是人們在應對問題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條件反射性的習慣？"習慣一經變為反射的行動，事情無須用一點腦筋就做成了"他認為，傳統中自有"不可磨滅者存"。換言之，傳統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不可言喻的合理性。人類只要處于由習慣構成的傳統框架之中，就能夠應付環境或實踐。

嚴復的這一思想還可以從他對英國文學家與美術家剌士經約翰的話的肯定中看到，"凡物為數千年人類所宗仰贊嘆者，必有至高之美，實非以其見賞者眾，而人類之平均之識力感會，足以得其物之真也。"嚴復從這段話中得到啟示，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傳統的價值并不會因一時的人們對它的主觀評價而改變其存在價值。因為，傳統是中華民族？"質文遞嬗，創制顯庸，聚無數人之心力，勤苦為之禮樂文章"而形成的。他還指出，中國人之所以"得以于民種之中，而猶有當前之地位，如是之階級，則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遺澤，又何從而得之。"因為中國的"國性民質"正是"受成于先圣先王數千年之淘熔漸漬者，有以為基也。"

基于上述認識，嚴復在《說黨》一文中認為，以某種抽象化的"自然公理"作為標尺來判斷傳統，這種"公理"就會被視為普遍原則，并被用來作為改造世界的基礎和藍圖，而傳統則會被視為與這種普遍原則完全對立的舊事物而一舉掃蕩之。在這種情況下，其"所破壞者，但首在家法""舉其國數千年之政教，摧陷廓清。"這就意味著抽象的主義崇拜必然發展為政治上的以徹底反傳統為特征的激進主義。

在《說黨》中，嚴復把法國大革命作為這種激進主義的典型例子。他指出，"當十八箕法民之為起義也。舉國發狂，聚數百之眾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或以劃數千載之不平，而明旦即成郅治。且其志以謂吾法成，且徒法民之利而己，生人之福，胥永賴之。"在嚴復看來，這無疑是一種以全面改造社會、一勞永逸的解決數千年人類所有不平等問題為目標的總體的救世主義。

其后果將又如何呢？嚴復進而指出，以"自然公理"的名義對傳統的沖擊與摧毀，這樣做的結果是，舊的雖然被破壞了，但新的卻根本無法建立起來。他在《天演進化論》一文中指出："顧破壞之而國利民福，其事宜也，若破壞矣，而新舊之利兩亡。"

因為，盧梭所鼓吹的自然法，乃是"懸意虛造之辭"。其結果必然是"無以善其后"。嚴復認為，法國大革命正是"名求國利民福，實則六七十年中，板蕩元黃，"只是由于法國當時正處于各國力量尚處于幼稚時期，才不致引起亡國的危險。而如果中國象法國大革命那樣去摧毀自己的傳統，由于"五洲形勢大異于昔時"，其后果就更難以預測了。

嚴復論民族生存條件對自由的約束

嚴復不僅從經驗論的角度來批判西方唯理主義的自由民權論的虛擬性質，認為以一種"先設成心""向壁虛造"的抽象自由原理，來設計改造社會的藍圖，是極為危險的，而且，他還進一步從中國面臨的生存競爭的具體條件，來論證中國仿效西方自由，在現實條件下是不可行的。他在一九〇九年給《新政真銓》的作者胡禮垣的信中坦誠的表述了這一思想。

胡氏在給他的信中談到，"平等自由"是"萬國同歸"、"大同郅治之規"，嚴復首先肯定了這一理想可謂"一往破的"之論，這一理想也是世界的"正鵠"。但他顯然發現，胡氏用這一理念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則是不切實際的，并且，這種理念與西方式？"自然公理論"的原則演繹有著頗為異曲同工之處。他在給胡禮垣的回信中指出，對于世界上各個不同的民族來說，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途徑是并不相同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故也。"他認為，簡單地以自由平等原則來組織社會生活，那么，由于"形氣之用，各競生存，由是攘奪攻取之私不得不有"，而且，又由于"于此之時，一國之立法、行政諸權，又無以善持其后，則向之所謂平等自由者，適成其蔑禮無忌憚之風。"嚴復認為，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生存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其結果必然？"汰淘之禍乃益烈，此蛻故變新之時，所為大可懼也。"

正是對中國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的具體考量，使嚴復得出這樣一個著名的命題："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從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志。"這一論斷，可以看作是嚴復的經驗論的政治觀在民族生存這一制約條件下的具體反映。

嚴復經驗主義的政治觀的思想貢獻在于，他比同時代人更早地認識到那種以抽象的理念與主義為社會藍圖與口號的、力求整體性地解決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將會導致對現存秩序的人為的摧毀與破壞，并帶來事與愿違的歷史后果。他還認識到，只有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漸進地求得新機制在舊機體內的生長，才能實現中國的富強與現代化。早在本世紀初，當他的同時代人還對經驗論與唯理論之爭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就從學理上，把握了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的實質，并對唯理主義的社會政治觀的僭妄性進行了相當具有說服力的批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復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現實主義思想家中的先行者。

然而，嚴復思想的悲劇性在于，他生活在中國既存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秩序正在走向解體的時代。正如林毓生先生在一篇分析"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歷史意義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當中國處于整體性危機的時代，人們渴望著對問題作整體性的解決？"自由主義式的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夠適合當時許多人的心態"。正因為如此，早在歐洲大陸唯理主義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的高潮尚沒有到來以前，嚴復自一九〇六以后就開始對唯理主義的政治解決方式的危險性作出"超前"的警告，這在當時是遠不能為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所能理解的，這一警告也就顯得“生不逢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