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花間一壺酒》知恥近乎勇

簡體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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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恥近乎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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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讀書》雜志召開的關于北京大學人事改革座談會（2003年7月15日）準備的發言目前，關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討論可謂熱火朝天。很多技術細節我不懂，最好是由專家，特別是社會學家，還有新聞媒體，做些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把各種意見搜集一下，各種問題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讀網有感》（《書城》2003年7期，37－41頁）一文中發表過一點感想，純粹是從普通教員的切身感受，講點我個人的真實想法。講就直奔主題，抓關鍵的事情來談。現在網上有很多版本，正題換了副題，不知怎么鬧的，全都變成“學校不是養雞場”。其實這只是個比喻。前兩年，我寫過一篇批評出版界出大書套書成風的文章，題目是“書不是白菜”，道理是說“書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論捆地賣”，和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萬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頁）。我的靈感是來自一個美國的卡通片，叫《小雞快跑》（ChickenRun），即2000年全球最賣座的卡通片。影片當中有個Tweed太太，其實是“貪心”（Greedy）太太，她把養雞場弄成集中營，導致小雞暴動，集體大逃亡。它跟美國快餐業開了個玩笑。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養雞場，它們很講究飼養的科學化和成本核算，何時喂食才能提高產蛋律，雞籠縮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資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細算。這種流水線生產的雞和雞蛋，一切都是為了效率。雞又沒有雞權，虐待當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產措施。此片本來是個寓言式的東西，但上座率極高，一下點到了商業的穴位。它給美國快餐業招來很大麻煩，很多人都拒絕吃黑心肉雞黑心蛋。漢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雞”的口號，麥當勞也向供應場商提出“善待”母雞的要求。影片當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養雞場化，教育的麥當勞化，即把中國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大學”或“美國一流大學”的原料加工場（留學預科）、連鎖分店或美國博士就業墊底的地方（像張恨水筆下的“五子登科”，讓各種接收大員直接來接收中國），形成一條龍服務的惡性循環，確實是個大問題。
　　現在的討論，有兩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是最不容討論，一是“改革即正確”，二是“外國即先進”。其實，這兩個問題才最值得討論。我認為，中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這是應該說說清楚，也可以說說清楚的（上海人喜歡這么說）。
　　我先說第一個問題，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說要改。但問題是誰改，改誰，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講個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殺貧濟富，頭疼醫腳，這么個改法，我就不太贊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給我，就叫我五體投地，忠心擁護。過去，服務態度差的那陣兒，我去商店買奶粉，我說，同志，請你把這樣那樣拿給我，讓我比較一下。他說，嘿，你買不買，不買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這種一上來就讓你別無選擇的態度就不太好。過去，我們的說話習慣，是開口先講，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黨中央，代表幾千萬黨員，代表多少億人民。你一上來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領導，下有群眾，代表現在，代表未來，該代表的他都代表了，當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會這么說。現在輪到改革，也是這么一件事。有些人說的改革，那只是個前提，內容怎么樣，你就別管了。
　　現在，學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說是問題山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們的《生活》雜志上就說過，學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這么多，當然要改革。問題是應該從哪兒改起。是不是腦科手術太復雜，就給腳丫子動手術。反正腳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對象是計劃體制，它的主體也是計劃體制，導火索改炸藥包，風險太大。比如職稱晉升，最初是論資排輩，發豬肉票，這是計劃體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計劃體制；最后輪到一幫底層教員，他們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沒沾上，小的小的寵沒輪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兒了，你突然宣布，計劃體制是萬惡之源，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機會瓜分完畢，請你給我走人。要裁專裁下蛋的雞。這是什么道理。你把計劃體制風光占盡，然后又說在這個前提下，咱們改玩競爭機制。但就算是競爭，你也得讓人家真的自由競爭。就算莊家不進競爭機制，在同一個賭場中，總不應該有不同的規則。老的小的，海龜土鱉，總該放在一桿秤上稱，怎么就該讓土鱉給海龜騰地方呢？再比如，現在的評崗，一切都是跟課題制掛鉤，所謂引進競爭機制，其實是在一種預先設定，極不合理的結構之下（評價機制的頭一條，不見字面的頭一條，其實是有沒有“大樹”，內涵可深了去）。前提擺在那里，人為刀爼，我為魚肉，砸碎鐵飯碗，是砸碎你的鐵飯碗。他們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個案子。現在講改革，都說要提積極建議，這樣的建議，我有一條，就是咱們不要放著眼前說天邊，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誰像誰一樣。首先，現在當學校領導的，參加管理層的，應當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贊同讓一流的教學科研人材搞管理），不應腳踩兩只船，既當官，又當教授，而且是直截了當的當，天降博導和一級二級教授于斯人。他們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學與科研，還可淡化部門利益（這也是積弊之一）。這是首先就該理順的關系。即使理不順，改不動。我也不主張像騎摩托車飛躍黃河那樣（咬緊牙關，一踩油門就過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還是不妨從長計議緩圖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點學校，學校少管一點系里，系里少管一點個人，退而求其次，松綁總比捆著強。真正的學者，死心塌地作學問的人，越沒人管，才越出成績（不拿國家的錢，照樣干活行不行）。現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許，以見其悲壯。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吳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貴族開刀，“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譚嗣同的絕命辭，“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他的話很悲壯，那也是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改革就會有犧牲”，“犧牲”之義，本來是這個意思。別的我就不多說了。改革的關鍵在哪里，情況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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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恥近乎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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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的事情，現在有很多變態心理，而且是普遍的變態心理。比如，大家開口講話，舌頭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產開發公司，它要在潮白河邊賣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說是有“東方萊茵河之美譽”的潮白河。北大、清華，本來都是響當當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終于達到“世界一流”的定語，何苦來哉。說到國外的情況，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學的光榮所在？是他們近年來受商業化包圍日益趨進社會潮流的職高化傾向（如商學院、法學院和計算機專業的勃興），還是他們紹繼悠久文化傳統和科學精神的深厚積淀。這是牽涉甚廣，從內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實質的問題。比如，就拿校園改造來說吧，很多人都很羨慕我們的校園，當年吸引我的，讓我一見傾心的東西，也是這個漂亮的園子。現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熱衷外部形象，但就是這個問題，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樣。我看，校園景觀，也不見得“新”就是好。過去我們村的老鄉還以為，有人肯拿一輛拖拉機換他們的北齊石佛造像，他們可就賺了。我的經驗，歐洲也好，美國也好，越是僻處小鎮，無名大學，越是由一堆閃閃發光的玻璃樓而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學，劍橋、牛津、哈佛，還有索邦的那些大學，大部分都是古老滄桑像座廟，讓咱們看上去，十分破舊昏暗。我說這些話，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咱們用不著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氣不如人。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我們有我們的長處，長處和短處要具體分析，不要動不動，就說我們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啟蒙史學下的小兒科，急了就會怨天尤人罵祖宗，說中國人什么都不行，一開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們吃糧食（其實要說吃肉，也輪不上歐洲，真正成天吃肉，還是人家愛斯基摩人和蒙古人）。這種自卑，有時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國，我還是出過一點的。我知道的外國，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國就不一樣。十幾年前我在美國，留學生鬧綠卡那陣兒，有人說，中國的精英都在美國，留在國內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來當“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嗎那么喜歡糟蹋自己，人不賤之而自賤。特別是有些留學生（當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個兩個），他見人家罵中國還回嘴罵之，只要一有中國人開口，他就又來罵中國人，還一口一個你們中國人全是民族主義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說，什么時候中國大陸的教授讓外國評，就出息了，可以進一流了。其實，我就參加過不少這類評審，包括評教授和評著作。這本來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國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參加過這類工作。評審應該是相互的，用不著這么神秘兮兮。我的態度很簡單，其實還是孫中山先生強調的那種精神，即“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不要隨便說我們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隨便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總都是人吧。現在，中國的學問，不是只有中國人做，這是不爭的事實。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們的“第三只眼”，而且對中國之褊狹固陋，還是最好的解毒劑，但我一直認為，而且是頑固地認為，他們的研究（其實人少得可憐），我們的研究（學者良莠不齊，但兵多將廣，雖百里挑一，也相當可觀），其實并不是同一門學問。研究中國，即使今天，要談國際學術，那也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即他們的學問，我們的學問，還有某些往來于彼此，具有雙重身份的學者，他們的紹介溝通（可惜，現在的很多“二師傅”已經不如他們的前輩，不像馮承鈞他們那樣，還能起這樣的作用），三者加起來，才有這個國際學術。這是說我們這行的學問。其他學問，當然不一樣。有些學問，原來是人家的學問，窮追猛趕，差距還是相當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別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國外末流當國內一流，叫別的學科都摧眉折腰，低聲下氣，承認你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來改造整個學校，改造全國教育。這就過了。當年，中國的大學，前清舉子、外國留學生，各種來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講兼容并包。中國近代的學術大師，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舊。這才是我們的光榮傳統。
　　當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說過，現在的事情，我們都有責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幫頭上一推，“大家都是好東西”。問題是社會問題，當然不必指責個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無能為力，知恥近乎勇，總可以做到吧。
　　這是我的態度。
　　2003年7月15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記」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前提最需要討論》，太嚴肅也太模糊，現在用文章結尾的話換了一下，叫《知恥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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