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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善論與分權說和代議制

　　每一個熟悉盧梭政治著作的讀者都會發現。盧梭一旦進入他自己的理論構筑，就處處以英國分權說、代議制的對立面出現。且看他最尖刻的一段：

　　 我們的政論家們既不能從原則上區分主權，于是便 從對象上區分主權：他們把主權分為強力與意志，分為 立法權與行欣權力，分為稅收權、司法權與戰爭權，分為 內政權與外交權。他們時而把這些部分混為一談，時而 又把它們拆開。他們把主權者弄成是一個支離破碎拼湊 起來的怪物；……據說日本的幻術家能當眾把一個孩子 肢解，把他的肢體一一拋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 個完整無缺的活生生的孩子來。這有點像我們政論家所 玩的把戲了，他們用的不愧是一種江湖幻術，把社會共 同體加以肢解，隨后不知怎么回事又居然把各個片斷重 新湊合在一起。［１８］

　　 類似的抨擊還可以舉出很多。我們姑且把這些抨擊稱作 盧梭的“抗英情結”。這一情結與整個啟蒙運動的“戀英”情結 形成強烈沖突。這種沖突是盧梭把至善論邏輯貫徹到底的必 然結果。發現盧梭的“抗英情結”并不難，難的是如何解釋這一 “抗英”情結？

　　讓我們聯系上一章中盧梭對異化的敏感、盧梭的道德救 贖理想，以及本章前述盧梭至善論一以貫之的政治哲學立場， 盧梭“抗英情結”的獨特言路，也許能解釋一二。

　　一、對時代態度而言，盧梭是背時代而立。１８世紀是資產 階級近代社會世俗化、分殊化的時代。時代要求政治與道德分 離、政治與教化分離、政治與社會分離，經此三大分離，政治從 價值型態中突圍而出，逐漸發育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和功能 理性，馬克思·韋伯稱之為形式合理性。英國分權說和代議制 從時代屬性而言，就是上述三大分離在制度層面上的技術性 安排。盧梭站在傳統救贖立場上，自始至終即與世俗化的時代 潮流格格不入。他的一元貫注之道德至善論，要求的是權力與 理念的結合，是道德王的統治，當然不能接受上述三大分離。 他既認定“一切根本上與政治相聯系，任何一國的人民都只能 是他們政府的性質將他們造成的那樣”，政治在他眼中就是塑 造社會群體性格的模具，道德救贖成于斯，毀于斯，怎么能放 手讓政治與道德、教化、社會分離？怎么能出現非道德化的功 能化、工具化狀態？不能設想，從魔鬼的模具中能夠翻鑄出天 使般的產品。要貫注道德至善論于社會救贖，首先就要求政治 領域道德化。在盧梭眼里，英國政治制度的技術性安排，是一 種瀆神論行為，無道德担當的行為。

　　二、從哲學認識論路線看，英國分權制代議制是經驗理性產物，是通過數代人的慣例養成，自發形成的積累型而不是重建型結果；為其合法性辯護的英國政治學說也是一種自覺的經驗主義理論。在盧梭哲學的先驗論視野中，這種積累型制度并未受過第一原理的檢討批評，其根基所在的合法性并未肯定，怎么可以從頂部橫截，引薦給法國人貿然接受？

　　三、從制度安排的形式合理性而言，盧梭顯然有一種馬克 思·韋伯后來所稱的那種批判意識：形式合理性下掩蓋著實 質非理性。盧梭《致達朗貝爾論觀賞》信中曾揭示人類生活中 有一個觸目驚心的“劇院異化癥”：演員與觀眾相互異化。演員 在角色中使勁遺忘自己，生活于別人的狀態，代言別人的語 言，以取悅臺下；臺下觀眾在觀賞中亦遺忘自己，把生活中的 實踐責任讓渡給臺上的演員，異化為臺上的他人表演，異化為 臺下的有距離觀賞。以此觀照英國代議制度，議院即劇院，同 樣存在一個“議院異化癥”：議員掩蓋自己的政治意愿，把政治 活動角色化、表演化，以取悅選民為能事；被代表者把主權履 踐讓渡給代表，把政治參預異化為他人在政治劇院——議院 里的表演，異化為政治舞臺下的旁觀與觀賞。這樣的代議制即 使具有形式合理性，也是人類歷史由來已久的異化頑癥在政 治生活中的丑惡表現。

　　四、從至善論的道德邏輯而言，至善論是個體“性善論”與 類體“性惡論”之綜合。它否認人的不完善性，它信任人類個體 的“性善”能夠貫注并克服類體的“性懲”，以善揚善，以善制 權，這兩者之間的間隔完全可以從善端這一頭節節打通。整個 至善論的政治設計就建立于這種對人性的天真信任。而對英 國政治學說而言，它的基礎是“性惡論”，始終承認并警惕人的 不完善性，它的邏輯是“權力總是造成腐蝕，絕對的權力造成 絕對的腐蝕”，它不信任人的道德天性能普遍抗拒權力的腐 蝕，故而它要求從外部約束而不是從內部涵化權力，即以惡制 惡，以權制權，由此產生分權立憲制的合理性。至善論的人性 論與性惡論的人性論，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設計，這兩者的相 互排斥不可避免。

　　如果上述四點解釋無大錯，那么很顯然，盧梭的“抗英情 結”是糟粕與精華同在，落伍與超前并存，錯綜糾葛，難以邃 斷。在作出最終結論以前，我們先就可以描述的范圍，從盧梭 與英國政治學說的沖突中分離出一項內容，以提起注意：即政 治學與政治哲學的上、下配置。事實上，盧梭本人已意識到政 治學與政治哲學的區別了。

　　政治學是政治哲學的形而下層面，它處理的是政治操作 行為，描述的是政治規則的技術性、功能性安排。政治哲學是 政治學的形而上層面。它處理的是政治行為的終極理想，討論 的是政治規范的價值內容。從邏輯上說，這兩個層面是同一領 域中的主、從屬合，唇亡齒寒，缺一不可。但是，邏輯的歷史與 歷史的邏輯并不統一，邏輯一旦在歷史中展開，卻出現了反邏 輯的過程內容：兩個層面分裂為兩派學說，英國學派多政治 學，少政治哲學，長于政治學自下而上的鋪墊，短于政治哲學 自上而下的貫注，出現政治領域里的道德冷感——即“神性缺 乏現象”；盧梭一派多政治哲學，少政治學，長于政治哲學自上 而下的要求，短于政治學自下而上的落實，出現政治領域里的 道德亢奮——即“神性高懸現象”。雙方各執大道于一端，水火 不容，互相撞擊。［１９］這種碰撞，就邏輯意義而言，應然為相互補 充，相互解讀，相互解毒；就歷史過程而言，卻已然表現為論敵 抗爭，分道揚鑣，造成了英、法兩國政治實踐、政治文化、乃致 政治性格的判然兩別，也造成了盧梭身后英美型（美國政治文 化基本移植英國而成，當然也有法國的后來的影響）政治思潮 與歐陸（法、德、俄等歐陸國家）政治思潮的雙水并流，二分天 下。

　　追述英美政治文化、政治思潮將超出本書論述范圍；追述盧梭本人如何跨越這兩個層面，則是本書后文所敘述的內容。但從這里分離出政治學與政治哲學兩個層面來討論，對于我們論述盧梭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內在結構，評述羅伯斯庇爾對這一政治思想的實踐，至關重要。我們將借此建立起一個富于同情的批判態度，盡可能把握住一個分寸合適的批判尺度。

朱學勤 2013-08-20 15: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