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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極權社會的兩種前景

王思睿

讀了崔衛平的《后極權主義及其反抗》一文，深受教益。此前， 筆者曾交替地使用威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對這兩個概念未曾加以辨

析，現在看來，有必要使用更加精確的術語來描述中國的現狀，并在 此基礎上展望中國的未來。

 威權、后期極權和后極權制度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又稱權威主義或獨裁主義，后期 極權制度（late-totalitarian system ）和后極權制度 （post-totalitarian system）則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的衍生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雖然都是專制體制，但在專制的范圍 和程度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威權主義主要用來描述拉美和東亞的專制體制。可以進一步將其 區分為軍人威權主義和官僚威權主義，或者硬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 義。巴西和智利曾是典型的軍人威權主義體制。“在1964－1985年 期間，統治巴西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專制政權，其領導人都是四星將軍。 盡管各個政權的結構和人員不同，但它都是由軍官、有一技之長的行 政管理人員和老資格政治家組成的聯盟構成。” 1973 年9 月，智利 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政變后，解散了國會，廢除了憲法，并實施 “黨禁”和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甚至還命令軍人接管大學，軍政 權“在使用鎮壓手段方面從不猶豫不決，對發生勞工動亂和民眾抗議 的任何苗頭尤其如此”。

1970 年代，樸正熙在韓國推行的“維新體制”，蔣經國在臺灣實行 的“戒嚴體制”，可以作為官僚威權主義的典型。

崔衛平指出：區別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是不可缺少的。當然， 它們之間也有一些重疊，比如說，一個由警察力量和軍隊來保障的政 府；意識形態控制（或者神權統治），以及殘酷、拷打、殺戮等。就 殘酷性而言，一個權威制度的獨裁者可能比極權主義暴君更為過分。 因此問題并不在于比較它們之間誰好誰壞，而是它們各自的性質。

“極 權主義”正如其字面意義（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種全面的、無 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圍、領域是權威主義不可想象的。首先 是將人們經濟活動的權力牢牢掌握在一個中心之內。而當年的臺灣、 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諾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還是自由自便的。 筆者也曾指出：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就已經決定從訓政轉型為憲政， 只是由于內戰的緣故，實行了四十年的戒嚴狀態。但是，他們對于臺 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基本上是開綠燈的。臺灣民進黨的締造者主 要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黨外公職人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 議會議員、縣市長、縣市議會議員等），一部分是黨外知識分子團體 以及民辦刊物（如《美麗島》）的負責人。這二者都是公民社會成熟 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與“玻璃桶江山”不可同日而語。笑蜀在與冼巖 討論時說：諸如臺灣這樣的權威主義體制，雖然民主受限，但基本人 權、基本自由還是保障的，包括相當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結社、 自由表達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個比較成熟的民間社會，從而保持對

于官場的相當程度的民間壓力。這意味著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間也為 官方所承認和尊重。廟堂和江湖彼此都懷有起碼的善意，彼此都有起 碼的周旋空間。雖然政府主導，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 比如司法獨立。

極權主義一詞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發明，作為負面用語源于 漢娜·阿倫特1951年對納粹主義的研究專著《極權主義的起源》。 1956 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熱津斯基出版《極權主義獨裁和獨裁》一 書，將斯大林主義（蘇維埃制度）納入了極權主義的范疇。如果根據 弗里德利克所概括的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征——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 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 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 ——斯大林主義（蘇維埃制度）才是標準的極權體制，納粹主義只能 算是半極權體制。納粹黨對軍隊的控制力有限，所以才會發生1944 年7月20日軍隊領導人刺殺希特勒的事件；而且，納粹黨對國民經 濟的集中管理和動員體制也沒有蘇維埃制度那么嚴酷，直到戰敗前 夕，希特勒都沒有對德國的婦女勞動力進行充分動員。

筆者曾指出：蘇維埃制度有兩個亞種——斯大林模式和毛澤東模 式，前者又可以稱為馬彼主義（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 稱為馬秦主義（馬克思加上秦始皇）。如果說斯、毛有什么差異的話， 斯大林更加依賴克格勃專政；毛澤東則喜歡采用群眾專政的手段。毛

澤東在逝世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就其實質而言，第一件事是“以 俄為師”、“全盤蘇化”，在中國大陸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制 度；第二件事是試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解構斯大林模式的基 礎上建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 敗了。現在的中國執政黨，更多繼承的是毛澤東思想中斯大林模式的 一方面，而不是毛澤東晚年“文革”模式的一方面。可以說，毛澤東 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國推到了極致，“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企 業黨委領導制”、“支部建在連上”、“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等一系 列舉措，使極權主義在中國的“全面”和“總體”（total）性遠超 過蘇聯東歐國家，能夠于之相媲美的只有金氏父子統治下的朝鮮。

李慎之先生辨析了“后期極權制度”與“后極權制度”，他在這 個問題上傾向于米奇尼克而不贊同哈維爾的用語。他認為，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蘭，用“后期極權制度”來描述比較確當。“后 期極權制度”是“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極權主義制度，它的主要特征 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在事實上已經疲軟和失效，已經不能真正統攝 和控制人們的靈魂了。代替烏托邦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是人們普遍 的恐懼心理和犬儒主義。欺騙與撒謊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這 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 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 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眾參政：無法無 天叫做遵法守紀；壓制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說成是支

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 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成 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為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 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 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制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 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么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人們在社會、文 化領域中逃避現實政治的種種行為都帶有某種“反（極權）政治的政 治”含義。

筆者以為，“后極權制度”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最為合適。眼下 中國的體制既與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蘭有所不同，也與同一 時期的韓國和臺灣有所不同。

“后期極權制度”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是失敗的、無效的，但其“集 中管理的經濟”體制尚存，人們仍然受“單位社會”的鉗制和擺布。 1992 年以后，中國的“單位社會”逐步趨于瓦解，多數城鄉居民已 經生活在“民間社會”中，號稱六千多萬人的中共黨員也有很大一部 分已經與“組織”脫離了聯系，“一元化”黨組織系統的重要性正在 被“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所取代。“后極權制度”并不意味極 權制度已經完結，而是極權制度的一種衍生與變異。極權主義的“整 全性”已經不復存在，政經、政社已經分離，但“在道統和法統上并 沒有改變”，“極權主義的教條并沒有改變”，它的一個基本規則

－“黨的領導作用”沒有改變。按照米奇尼克的說法，后極權制度“由 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伴隨著一個不能以極權主義方式來控制的社會所 合成”，國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極權主義的權力，但是它已 經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右翼威權主義理論家喜歡將現在的大陸與蔣經國統治時期的臺 灣相提并論，但筆者以為絕不可忽視二者之間的原則性區別。胡平指 出：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 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于民的主張總 是合法的、正當的、可以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 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 主，只敢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制的統 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正當生存空間。而在后極權制度下，憲 政民主的基本原則并不具有“政治正確性”，其道統仍然是“無產階 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絕對領導”。

陳奎德早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就指出了中國大陸向后極權制 度轉化的趨勢，并概括了這一制度的六個特征：1、脫離以意識形態 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 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政治目標；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 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所不在；5、私有財產

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6、在外交 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 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 礎，并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個預測與后來現實的 發展非常吻合。

后極權社會具有兩種可能的前景：一是以“穩定”的名義壓制一 切政治改革的努力，政治發展長期停滯和僵化，并導致種種內憂外患 和社會危機；一是積極和妥善地啟動全面改革，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 盾，盡快跨越“后極權、前民主”的過渡階段。

 后極權社會的內憂外患

學者們對于僵化的后極權社會將會導致的局面，已經有種種描 述，譬如說“蘇丹化”、“西西里化”、“社會斷裂化”等。

極權社會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作為社會 運轉的中樞，只有像他們這樣的鐵腕人物，才能控制地方上不受民意 約束的“南霸天”、“北霸天”們。而后極權時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 失去了有獨裁魅力的領袖，是政治侏儒的時代。但這些侏儒們在各自 的領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欺男霸女、貪污盜竊、

無所不為。所謂“蘇丹化”，主要關注的是后極權體制（或蕭功秦所 謂“后全能體制”）中的中央地方關系的走向。

蕭功秦指出：“蘇丹式政權”（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漢 語中所說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種基本特征：首先，是權力范圍 的私產化。掌權者把自己的治理區域視為私產或封建領地，國庫與當 權者的私人財產幾乎沒有分界。其次，是權力行使的無規則性。權力 者使用其權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與規則約束的，權力者個人的意志 就是法律，統治者為所欲為的個人的決定，可以不斷地破壞官僚制度 內部原有的程序規則。第三，統治方式的非意識形態化，蘇丹式的統 治者則無須借助于意識形態的理想或信念來作為自己的統治權力的 合法性的基礎，他們甚至并不感覺到有必要用意識形態的用語，來包 裝或辯解他的私人權力與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關系的網絡統治， 在蘇丹式政權里，家族成員掌握著重要部門，統治者任用官員并不是 根據正常的官僚程序規則或標準，而是任用私人朋黨、親族紐帶、甚 至是黑社會式的團伙。在統治者與其任用的官員之間就形成以私人效 忠為基礎的關系網統治。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地方自主性加強， 低政治參與與地方官員腐敗的正相關性，為一些地方出現“蘇丹化” 的現實提供了前提條件。以河南盧氏縣為例，該縣原縣委書記杜保乾 為了鞏固自己在盧氏縣的統治，下令縣電視臺掐斷了中央、省市的電 視頻道，這種信息封鎖足足維持了三年。杜在盧氏六年里，各鄉鎮、 局委、二級機構領導全部被他換過一茬。他權傾一方，濫用國家每年

給予的6000萬扶貧款，把對資源（物的資源、人的資源）的支配權 （公權），統統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對農民橫征暴斂，虛報、 重報農民的收入。農民拒絕交苛捐雜稅，盧氏縣所屬潘河鄉政府甚至 會下令撬門砸鎖，強行拉走農民的電視機、縫紉機。杜保乾繼父去世， 該縣全部鄉鎮領導、各局委領導及二級機構負責人一律赴數百里外杜 的老家奔喪，共出動小車120 多輛，單這一次，杜收禮達100 多萬。 這種蘇丹化傾向，已經從鄉鎮、區縣向地市級和省級蔓延，不久前揭 露的原黑龍江省領導班子的問題，就夠觸目驚心的了，但這僅是浮出 水面的冰山一角。

 在極權時代，國家與社會渾然一體，無所謂區分，到了后極權時 代，國家已經不能全面控制社會，但又不允許社會自治，結果是為黑 社會蠶食市民社會，“黑道”排擠、打壓和滲透、控制“白道”（法 治社會、納稅人社會）大開方便之門。所謂“西西里化”，涉及的就 是后極權體制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走向。

孫立平指出：“西西里化”包括兩個并行不悖的趨勢，“黑社會 政府化”和“政府黑社會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以及那不勒斯 地區），因為社會信任的普遍缺乏，一度造成黑手黨對于政府法制秩 序與社會生活的高度滲透。當后極權社會中欺騙與撒謊已經成為一種 生活方式時，“人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從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尋找 特權，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強行要求特權，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給

地位低的群體”。而黑社會的組織和行動方式無疑是最適應這種環境 的。其“成功不僅在于它能夠防御性地應對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 用殘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過不斷地排外，把不信任變成有利的 行動。它最重要的行為就是在盡可能大的領域內壟斷盡可能多的資 源。”就整個社會來說，由黑手黨來控制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盡管 “交易成本要比一個信任社會中要高，但回報又比一點交易也沒有要 高一些”。黑社會組織高度參與了“以強力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 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這就是黑社會政府化。

另一方面，則是體制內官員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會化。這里 所說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經濟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許多行為（甚至 其日常管理活動）本身就是以違法甚至犯罪的形式進行的。例如，按 照《行政處罚法》，省以下政府無權單獨設定行政處罚，但為了“強 化”地方或部門權力，幾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紅頭文件”都規定了名 目繁多的處罚。一些以“紅頭文件”為指導的政府行為，有時其實是 一種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它不僅造成社會秩序的紊亂，而且破 壞了行政系統的社會公信力。基層政權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 方的縣鄉兩級政府招收了一批類似于流氓的人員，為他們提供裝備， 委托他們去處理一些可能引起民眾反抗的棘手任務，如市政管理、計 劃生育、強收攤派等。這實際上產生了政府機構流氓化的社會形象。 根據已有報導，現在各地官員中也有不少人與黑社會團伙合作，參股 開妓院或參與走私等違法犯罪活動。這就是官員本身的黑社會化。

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兩極分化以及無 產階級貧困化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改變 了歷史進程，并導致了馬克思的預言破產；正是社會中下層爭取憲政 民主制度的斗爭，阻遏了社會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態勢，避免了“社 會斷裂”的危險。然而，后極權體制對于社會中下層爭取人權與民主 的強硬鎮壓措施，正在日益加劇“社會力量的不均衡與不平等機制的 形成”。在歐美國家最終沒有出現的社會底層的“絕對貧困化”，在 中國并不是沒有可能出現。“社會斷裂化”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后 極權體制中社會階級關系的未來走向。

孫立平指出：社會斷裂既發生在城鄉之間，東西部城市和大中小 城市之間，也發生在城市內部各階層之間。有三種被“甩”的人—— 被甩在社會結構之外的沒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崗職工、被甩在工業化和 現代化之外的小農經營式的農民、被甩在城市就業體系之外的出賣勞 力的農民工。應當把“斷裂社會”與人們一般所說的“多元社會”加 以區分。“多元社會”通常被用于指稱西方現代社會的特征，大體不 外如下的三種含義：第一，在社會結構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的利 益群體，承認每個群體（包括各種“少數群體”）的利益都是正當的。 這種利益的多元性表現在政治和社會的層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 體的各種“壓力群體”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 種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為基礎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組織

形式就是政黨。其政治哲學的基礎是：一個政黨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 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樣性的社會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的存在。 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唯一正確”或“唯一正當”的社會方式、價值 觀念和文化。而斷裂的社會，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著類似的多樣性， 但其實這兩種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說，在多元社會中，盡管 社會結構分化深刻、各種社會力量并存、不同的價值甚至互相對立， 但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處于同一個時代，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形成 一個整體的社會。而在斷裂的社會中，不僅“社會中最先進的那些部 分與整個社會已經失去了聯系”，而且“斷裂社會的不同的部分幾乎 是處于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也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斷 裂社會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狀態。用王力雄的話說，就是盛在專 制玻璃桶里的一桶散沙。

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異，有時會達 到一種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斷裂的社會實際上對社會的管理提出了 挑戰，社會的斷裂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但是，當前中國的社會管 理恰恰進入了一種無力面對這一現實的狀態。一方面，政府機構越來 越龐大，過去十幾年來雖然屢次精簡機構和人員，但實際結果是政府 機構和人員反而進一步膨脹；無論是政府機構的種類和數量，還是政 府公職人員的規模，都遠遠超出了改革前的時期。不僅如此，各級政 府機關的辦公樓越來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職人員的消費也越來越豪 華。另一方面，許多本應由政府機構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務職能和責

任，卻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人負責的狀態，從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 社會治安，人們都不難體會到這一點。孫立平認為，政府的非政府化， 也就是政府行為的“市場化”和“企業化”，是社會脫序的重要象征。 它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政府機構直接參與贏利性經營活 動，這在基層政府更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卻明顯地被忽視； 其二，用行政權力牟取部門或官員個人的經濟收入，很多部門和官員 都忙于“創收”，如果找不到“創收”的機會就要“作局”，有的地 方甚至把反對“法輪功”都當成了創收的機會；其三，以“為企業辦 實事”的名義介入企業活動，其實“辦實事”是幌子，從中收費甚至 從中營利才是真實的目的，結果由于“層層設卡”，整個社會經濟生 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層層下達經濟增長指標，片面地將經濟增長速 度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的基本標準；其五，政府官員與企業私下結 合，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官員傍大款”。

“官員傍大款”，“大款傍官員”，這二者的結合（包括“一家 兩制”和擬家族式的關系圈的形成）就是吳敬璉所謂的“權貴資本主 義”。雖然吳敬璉說“權貴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老一點的中國人很 熟悉的官僚資本主義”，但在筆者看來，陳伯達當年所謂的“官僚資 本主義”和現在的“權貴資本主義”相比，就太小兒科了。據當事人 轉述，胡啟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權的官場腐敗已經超過了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1948年。更不要說十幾年后的現在了。

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其專制勢力之 兇狠，權貴資本之貪婪，是其前輩們望塵莫及的。哈耶克曾說：目前 這個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極權主義國家好像比“資本主 義”國家更不受“社會公正”的約束，更愿意讓那些受發展的不利影 響的人背負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 中國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導致權勢集團公然地、大規模地 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 另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不公不義、傷天害理。現今中國的 貪污腐敗，不但在程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臺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 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 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后又靠 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難道不 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秦暉把上述現實形象地描述為“尺蠖效應”。在不受制約的權力 之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同樣依托專制強權，先以“左” 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以“社會主義”為名化平民之 私為“公”，以“市場經濟”為名化“公”為權貴之私。“國有部門” 在“左右循環”中成為“原始積累之泵”：以不受制約的權力為強大 的馬達，一頭把老百姓的私產泵進國庫，一頭又把國庫的東西泵進權 貴的私囊。這可比“資本主義”條件下富人在市場上通過交換“私對 私”地兼并窮人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

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有利于權勢者而坑了百姓 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辦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應”在教育領域中的運作 實證。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門幾十年來“集權-養權-分權-享權”的 歷程。所謂“集權”，指的是改革前幾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毀 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門在教育領域的壟斷地 位。所謂“養權”，指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重點學校的建設。教育行政 部門“養權”的做法，使中國2-3%的學校成為著名大學、著名中學 和著名小學，它們無論在校舍、師資、財力上都遠遠優于普通學校， 使之成為家長們狂熱爭奪的對象。當然，競爭獲勝的“擇校生”，無 外乎三類人，這就是“條子生”（教育系統領導的條子）、“關系生” （非教育系統，但利害相關的單位領導）、“票子生”（塞錢進校）， 也就是有權有勢的家庭。所謂“分權”和“享權”，指的是2000年 以來以“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為代表的公立教育資源的私有 化進程。教育行政部門經過多年“集權”和“養權”的階段，終于搞 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點學校。而現在，教育行政官僚們（含公立 學校的校領導們）不愿意這些名校繼續姓“公”了，他們要將這批重 點大學和重點中小學校的好處分歸個人所有和享用，中國教育現在就 進入了“瓜分”教育權力資源和“享受”教育權力資源的階段。公立 重點學校的領導一方面從教育行政部門得到財政支持，一方面將血輸 到他們自己的私有學校之中，靠納稅人的血來養肥自己的“獨立學院”

和名校辦的“民校”。“獨立學院”和名校所辦“民校”的受益人是 誰呢？誰能成為高等教育的“獨立學院”和中小學名校所辦的“民校” 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會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 和校領導的利益關系戶。教育行政部門為了給自己控制的“獨立學院” 爭奪自費生資源，發出通知，規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進行文 憑考試試點的民辦教育機構，一律終止招收文憑考試學生。同時，“獨 立學院”剛一成立，就擁有招收文憑考試學生的權力。這一收一放， 就將原有的真正的民辦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闕如的情況下，“經濟改革”現已淪為“財富 掠奪”的代名詞，也就沒有什么可以讓人奇怪的了。“毛澤東熱”長 盛不衰，對“走資派”的大批判言辭堂而皇之地登上網絡平臺，這些 都是對執政者的警示：如果社會斷裂化的趨勢得不到遏制和扭轉，極 端主義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緒的逐漸積累，改朝換代的普遍期待，就 是難以避免的。

毛澤東生前講了幾十年“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準備打 仗”甚至準備打世界大戰和核戰爭，但朝鮮戰爭后的中國事實上一直 避免了大規模戰爭的直接危險。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領導人在朝 鮮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始終自我克制、謹慎對 待；一方面是中國的國力還不足以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冷戰的主要 對手始終是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GNP

總量也只相當于加拿大的水平，與美國、日本還相距甚遠，至此，世 界民主陣營還沒有怎么把中國放在眼里。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的 經濟和軍事力量迅速增長，戰爭的危險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兩個方 面的。從一方面說，中國領導人和民眾在國力逐漸強盛后，很可能不 像以前那樣謙虛謹慎了，而變得趾高氣昂、盛氣凌人起來，小小的突 發事件就可能造成騎虎難下之勢；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專制體制具有 一種轉移內部矛盾，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資源的本能沖動。從另 一方面說，在今后二十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越日本和美國，坐 上世界第一的寶座；中國的戰略核力量將會與美、俄鼎足而三，中國 的遠洋海軍將會游弋全球，中國的陸軍將具有向周邊國家快速出動的 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及其全球盟 國將會重新審視對于后極權體制下的中國的戰略態勢。

面對第三波民主化持續發展的世界潮流，后極權體制的中國無法 擺脫與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體系，中國將獲得 在全球化中持續發展并最終在和平禪讓中取代美國世界領導者角色 的歷史機遇；堅持后極權主義的專制體制，中國就要面對三大難題： 第一，在國際上受到戰略圍堵，與美國及其盟國展開軍備競賽，甚至 可能擦槍走火，導致新的戰爭；第二，國際社會不能容忍后極權體制 的大陸吞并自由民主的臺灣，海峽兩岸的統一始終無法實現；第三， 城鄉、地區、階級、民族、宗教等各種內部矛盾日積月累，任何一處 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導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

說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個戰略機遇期，并不是說有這點時間韜光養晦、 發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夠的本錢與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禮了；而是說， 在這二十年中，國際恐怖主義與國際反恐聯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 盾，中國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調整體制和戰略，自己來決定今后的國際 角色――是羅斯福曾為之盡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還是基辛格所 謂的“世界革命者”或者“流氓國家”。

 民主轉型的阻力和動力

 妨礙后極權體制向憲政民主體制轉型的阻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 認識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強調其中的一方面，就會成為林毓 生所謂“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或者馬克思主義類型的 “（階級）利益決定論”。

 自從“華夏體系”在19世紀被“世界體系”吞并后，中國人對 世界乃至自身的認識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國精英階層從 青睞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蘇維埃模式再到東亞模式，都是被世界潮 流裹脅的結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說1949年以后了――對中國 影響最大的是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演變。1956年以來，中國統 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政治改革的認識，曾三次受到蘇東國家事態的干 擾。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澤東曾想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束縛，

搞一點民主化的嘗試。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發中止了這一進程，毛 澤東通過“反右運動”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強化了思想控制和政 治鎮壓。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了關于政治改革的講話，緊 接著，全國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競選運動”，這是毛澤東去世后中 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波峰。但是，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興起，嚇壞了胡 喬木、鄧力群等人，在他們的進言下，鄧小平、陳云等中共元老決定 “緩改革”。事實上，當局的政治改革熱情此后再也沒有恢復到那個 時期的程度了。從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上臺到1991年克里姆林宮易 幟，再一次極大地改變了國人對政治改革的認識。中共高層中有一種 強烈的呼聲，要求把反對“和平演變”作為工作重心，鄧小平比他的 多數同僚頭腦要清醒一些，但還是確定了一條經濟改革放開，政治改 革收緊的瘸腿路線，而且一直延續至今。蘇東國家在1990年代的轉 型進程給國人帶來三種認識上的困惑：民主化會不會導致經濟停滯乃 至倒退？會不會導致國家分裂？會不會消弱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競 爭力？如果不能正面回答這些問題，就會成為民主轉型的思想阻力。

蘇東國家在轉型期間普遍出現經濟衰退（雖然在程度上有輕有 重），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和解釋這種現象。官方媒體 出于維護專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實，當蘇東國 家經濟好轉后就不與報道了，讓一部分國人誤以為他們現在還在危機 中掙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歸罪于民主化和私有化。金雁、 秦暉在《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一書中對

此給予了有力的駁斥，并闡述了他們對經濟衰退原因的看法。筆者在 《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 中也曾指出：“除了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種種弊端，導致九十年代俄 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還有以下幾條：第一，經濟分工與合作體系 的破壞；第二，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滯后；第三，分利集團在經濟 改革中的消極作用；第四，貿易條件的惡化。”

前蘇聯實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計劃經濟，并且把經濟分 工與合作的范圍延伸到經互會組織的所有國家。從蘇聯向獨聯體的轉 變，使得原來的國內貿易變成了對外貿易，平白增加了國際結算、匯 率、海關等貿易障礙；華約和經互會組織解散后，東歐國家紛紛轉向 以西歐國家作為主要貿易伙伴，申請加入歐盟，參與歐洲經濟一體化， 割斷和削弱了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原來的緊密型跨國和全聯盟經濟 體系的解體對于俄羅斯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慘重的，生產出來的東西突 然沒人要了，急需的專用設備或零配件要改用外匯來購買了，這當然 會導致生產的停頓與產量的下降。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1995 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統一經濟空間瓦 解的后果。

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把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兵工廠，據美 國中央情報局估算，與國防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接近GDP的40%，這個 比例高出中國幾倍。蘇美簽訂核裁軍和常規武器裁軍協議，進而阿富

汗撤軍、中蘇和解、華約解散，蘇軍以及后來的俄軍幾乎完全停止了 軍事采購，而軍工企業由軍品轉產民品的結構調整卻非常緩慢。俄羅 斯還沒能分享到和平紅利，卻先飽嘗了生產過剩、工人失業和企業倒 閉的苦痛。

分利集團在前蘇聯時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業性的，例如軍工集 團、能源集團；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黨組織 就是一個以第一書記為首的分利集團，中央機關與地方領導人構成一 個龐大的貪污網絡，主要從棉花的生產、加工、貿易中大獲其利。在 權貴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原來隱蔽的分利集團搖身一變，轉化為公開 的寡頭金融工業集團。著名學者麥德維杰夫指出：“無論在政權機關 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 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系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 講，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而十分之 九的私有企業老板，是過去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工廠被以很低的 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 起來的。在分利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蓋達爾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療法” 僅持續了半年，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便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 大幅放松銀根，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飲鴆止渴而 使經濟更加困難。價格自由化的目標是實現市場均衡價格，越南的一 步到位價格改革就相當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貨膨脹。俄羅斯由于分利 集團勢力強大，能源與原材料產業都控制在壟斷寡頭手中，他們操縱

價格的結果，使得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正如奧爾森所指出：分利 集團使全社會采用新技術、新制度（即社會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 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場能源價格暴跌，使以 石油天然氣為主要出口商品的蘇聯與俄羅斯每年減少了幾十億到上 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這對于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 響。2000年世界石油價格強烈反彈，俄羅斯外匯收入激增，財政狀 況明顯好轉，出現了十年來首次大幅度的經濟增長。

以上四條原因中，有三條與民主化沒有直接的關系，第三條與民 主化有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民主化越不徹底，分利集團的危害性 越大，獨聯體國家與東歐國家的對比，就是最好的證據。由于貫徹鄧 小平、陳云務實經濟發展戰略的結果，軍事工業在中國經濟結構中的 地位，已經調整到一個比較適當的比例，除非在軍國主義的鼓噪下， 江后時期掀起一個擴軍備戰的新高潮，國家民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將 不會導致像俄羅斯那樣的軍事工業大轉型的強烈陣痛。在1980年代， 經互會國家單獨構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經濟 體系之外，因而重建經濟分工與合作體系會導致暫時的混亂與失序。 而加入了WTO的中國，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化經濟中的佼佼者，甚 至被戴上“世界工場”的桂冠，對外貿和外資的依存度，在大國中是 獨一無二的，民主化轉型將不會破壞已有的國際經濟合作關系，反過

來說，這種關系倒有可能被國際社會用來作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戰略 手段。目前所謂“經濟安全”的考慮，主要是基于政權安全而不是國 家安全的角度，否則，諸如日本、韓國這樣在戰略資源上比中國更依 賴國際社會的國家，早就退出經濟全球化進程了。蘇東國家的社會轉 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國在現實中已經走上一條“先 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國民主化將不會伴隨所謂私有 化“休克療法”，更類似于1980年代中期臺灣的民主轉型。臺灣和 韓國的民主化進程，幾乎對其經濟上的持續高速發展沒有帶來任何不 良影響。新興工業化國家近年來出現增長速度放緩乃至短暫的危機， 乃是城市化進程基本完成所產生的新問題。

作為一個國際政治概念的蘇東國家，一共包括十個國家：蘇聯、 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阿 爾巴尼亞、蒙古、東德。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國家解體現象的，只 有前三個國家，與之相反，東德在轉型過程中還實現了國家統一。這 說明，民主化與國家分裂沒有必然的聯系，但由于蘇聯和南斯拉夫在 這十個國家中的重要地位，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1990年代初的 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不同，它們作為一個政治實體， 都只有幾十年的短暫歷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情愿結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經 站在戰爭的對立面刀兵相見。蘇聯與納粹德國締結密約后吞并了波羅 的海三國，美國在法律上從來沒有予以承認。保、羅、匈三國都存在

重要的少數民族，但是因為有一個在人口上占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 就沒有出現國家的解體。

筆者在《被綁架的憲政：黨國與邦聯的纏繞政體》中指出：蘇聯 的國號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而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 邦”，表明其政體形態是邦聯制而不是聯邦制。南斯拉夫雖然以聯邦 為國號（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1963年改稱“南 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但卻照搬了蘇聯的邦聯制政體。這 種政體的主要特征是：邦聯制國家的成員邦可以自主決定脫離聯邦； 其中央政府的組成由各成員邦的代表決定而不是由全國的選民來決 定。例如，所謂“斯大林憲法”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 由“各平等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自愿聯合的基礎上組成的聯盟 國家”。“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只受蘇聯憲法第十四條所規定的范圍 的限制。在這個范圍以外，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獨立行使國家權力。” “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根據本共和國的特點而制訂的并與蘇聯憲法 完全相符合的憲法。” ”

“每一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權同外國直接發生外交關系、簽訂協定和互派 外交代表和領事。”“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本共和國軍隊的編制。” 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夠在一個時期內維持統一和強大，靠的 是“黨國制與邦聯制的纏繞政體”。邦聯制是表，黨國制是里，邦聯 制是“明章程”，黨國制是“潛規則”。列寧式的黨是實行“鐵的紀 律”的黨，其組織原則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詞是集中制，中文譯

為民主集中制是不對的）。國人必須對法律與現實脫節的狀況保持高 度警覺。法律上規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實上毫無效力，現實中有效的控 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據，這種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時，卻不能保障長 治久安。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憲法上規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 權，一方面又依靠共產黨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與黨對國家事務的壟斷來 維系國家的統一，結果是民主化與國家瓦解結伴而來。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同時又是一個以占人口絕 大多數的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現行憲法在類型上屬于“單一制國 家”的憲法，沒有仿效蘇聯規定民族自治地區享有主權地位和包括自 立權在內的民族自決權，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產品―― 國家分裂；但是從“國家的主權不是直接來自于人民而是來自于地方” 而言，又帶有一定的邦聯制色彩，應當事先考慮好應對之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實行類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團制，除基層外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都通過間接選舉產生，造成“國家的主權不是直接來自于人民而是 來自于地方”。“黨國制與邦聯制的纏繞政體”所造成的政改難題是： 不改變黨國制就無法實行民主化，馬上廢除黨國制又可能出現地方主 義泛濫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辦法是首先進行清除邦聯制 痕跡的政體改革，實行“使全國共同體的權威直達每一公民”的全國 性普選。此外，還需要在選舉法的層面作出相應的政體選擇。許多國

家實行比例代表制、議會最低門檻制、單一選區兩票制（選民把一張 選票投給本選區的候選人，另一張選票投給政黨不分區候選人名單） 等，鼓勵形成少數全國性大黨或競選聯盟，削弱鼓吹地方主義或民族 主義勢力的政治能量。在確定中國憲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學者和 政治家仔細地斟酌、掂量和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形態。

防止地方主義泛濫乃至國家解體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審慎地選擇 一個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國必然要實行地 方自治，這是世界民主國家的通則。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單位實行地方 自治，是大有講究的。七年前，筆者就在《我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初步 構想》（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張實行兩級地方 自治：將中央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地級市和地區改組為 都、府、州（直轄市改稱都，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政府所在城市 人口超過總人口30%的地級市改稱府，一般的地級市和地區改稱州）， 確定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簡稱地方自治體；以按新標準設立的市、 鎮、鄉和坊（即現在大城市中的街道）為下級地方自治單位，簡稱社 區自治體。兩級自治體均應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機構和行政首長均應 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自治機構均應享有地方立法權。兩級自治體均 應有獨立的財政來源。省、縣保留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體。省設省長 和省參議會，省長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監督該省的各級地方自 治，并執行中央政府交辦的各項任務；省參議會由都、府、州自治機 構委派的成員組成，決定地方自治體委托省長及其領導的行政機關辦

理的事項。省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其收入由中央撥款和地方自治體 撥款兩部分組成，并分別支出于中央交辦及地方自治體聯合委辦的事 項。縣的權力構成類似于省。

以哪一級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是20世紀上半葉政爭的一個焦 點。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廳州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民初政府計劃以 道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確定縣為上級地方 自治單位，國共合作的政治協商會議承認省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可 謂眾說紛紜。我們主張以都、府、州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理由有以 下幾點：

首先，是適合傳統的“地理天然之區域”并順應當前的現實發展 趨勢。康有為在主張“以府為行政至大之區”時指出：行省為蒙古之 謬制，明誤循之，并非中國舊物；道者，明以設兵備道，駐總兵，又 設按察副使，是軍政區兼上控區，強合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 能為行政區；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區之遺，實地理天然之區域。改革 開放以來，中央與省的權力和財力逐漸向地級行政建制下放，使其成 為各級地方政府權力角逐中的最大贏家。這當然不是地級官員們能耐 大、嗓門高的結果，而是中國城市化的客觀要求。中國是一個地廣人 多的大國，這就決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國家那樣靠發展一兩個特大 城市（漢城、曼谷、開羅）來實現農村人口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 學者所建議的那樣依賴于幾萬個小城鎮的發展；中國城市化的主流是

把現有的幾百個地級市發展為大中城市，使之成為相應地域內經濟發 展的“增長極”，用它們來容納大部分的進城農民。中國現有2000 多個縣級行政建制，在每個縣的范圍內建成一個大中型城市，顯然是 不可能的；在一個省的行政區域內，則需要同時形成10—20個經濟 “增長極”，由省級行政單位去統一管理，必然顧此失彼，顯然也不 適宜。這就使得地級行政單位的地位與作用突顯了出來。

其次，是與世界各國的地方體制接軌。美國、德國的州，日本的 都道府縣，法國、意大利的大區，都與中國現有的地級行政建制（或 未來的府州）規模相當。在這樣一個規模上實行地方自治，有豐富的 歷史經驗可以借鑒。

第三，是降低政治風險。中國一個強省的經濟實力占到全國十分 之一左右，有8個大省的人口超過英國或者法國，如果作為地方自治 體出了什么差錯，對全局影響甚大；而且省級行政單位數量較少，如 果其負責人是由民選產生，很容易彼此聯手，挾地方民意對中央施加 強大的政治壓力；以300多個府州為地方自治體，上面又有中央派駐 的省級地方行政長官，就可以避免出現上述情況。

 第四，是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區的地位。在民族地區實行自治區、 府州、市坊鎮鄉三級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區的憲法地位略高于一般 的省，而與香港、澳門等特別行政區處于同一級別。當然，面積小、

人口少的自治區（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也可以實行兩級自治，這應 當由自治區的立法機關自行決定。

第五，是有利于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如果在廣東省、江蘇省 這么大的范圍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綜合試點，人們可能不放心，担心 會失控，而在深圳、長治這樣的地級行政單位進行試點，就比較容易 獲得共識。如果以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格局太小，不足以發揮地 方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部潛力。

 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后，在行政區劃與地方自治改革方面走了兩 步棋。第一步是在89個聯邦主體之上設置了7個聯邦大區，在每個 區派駐直接隸屬于總統的代表，負責監督聯邦法律的執行和聯邦官員 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計劃是在別斯蘭人質事件后剛剛出臺的：聯 邦主體高級領導人（邊疆區及州的行政長官、加盟共和國總統）的選 舉應當遵從俄聯邦政府組成原則，也就是說地方行政長官的產生不再 由地方直選而改由俄聯邦總統提名，然后由地方議會批準。普京的地 方自治新方案與筆者提出的省制改革方案具有某些類似的地方。與其 出了問題再亡羊補牢，不如事先進行縝密的思想實驗，防范于未然。

 有些人按照毛澤東、鄧小平的思路，認為現行體制有利于集中力 量辦大事，民主轉型后則會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一種坐井觀 天、自以為是的論調。英國最早實行憲政，有沒有妨礙它建立遠洋艦

隊，成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國最早實行民主，有沒有妨礙它集中國 力發明原子彈，建立“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歷史早已證明，憲 政的英國比專制的法國具有更高效的財政稅收能力，剛剛實行君主立 憲體制的“小日本”比堅持絕對皇權體制的“大清”具有更強國家凝 聚力和軍事動員力，自由民主的美國比極權主義的德國和蘇聯具有更 持久和堅韌的國家競爭力。主張民族主義的王小東就認為，民主制能 夠把整個社區的人團結起來，同仇敵愾。民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 用，對于西方的強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軍隊紀律和戰爭效能 的來源之一。

最近有兩件事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舉國上下將滯留朝鮮的人質 家屬問題視為日朝外交的頭等大事，民眾、媒體和政府同心協力，最 終迫使朝鮮政府讓步，將人質家屬送回日本。而中國人趙燕在美國遭 受警察毆打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與民間媒體（互聯網絡） 之間，民眾（網民）與民眾（網民）之間，卻發生了一場激烈的口水 戰，嘲諷趙燕和政府的人在網民中占了相當大的一個百分比。這表明， 中日兩國的國家凝聚力現在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政治 制度的不同。在世界歷史上，民族主義是伴隨民主主義產生的，是法 國大革命的產物。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在貴族制國家，階級之間的 差別極為明顯，誰屬于哪一個階級就永遠屬于那個階級，所以每個階 級自行變成一個小國，并認為自己的這個小國比他們的大國還值得親 近和愛護。”在當今中國，“蘇丹化”、“西西里化”、“社會斷裂

化”正在日益加劇，形成舉國一致的社會輿論變得非常困難。有些學 者喜歡羅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卻沒有同時指出拒絕民主化的不利方 面：使腐敗盛行，世風日下，民心渙散，社會分裂，妨礙中國成長為 政治大國或者甘陽所說的“政治民族”。

有些人哀嘆在過去和未來的戰爭中都無法避免“漢奸”的出現， 而他們卻沒有看到這正是專制主義的果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大清 與八國聯軍的戰爭中，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 孫中山都是與最高執政者離心離德的“內奸”。陳獨秀在《愛國心與 自覺心》中說：“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 不立化為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 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而。嗚乎!國家國家， 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 以此自覺也。”“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筆者 曾與一位在網上激烈鼓吹“臺海必有一戰”的網友辯論，得知他的真 實想法是通過戰爭消滅極權專制。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一批皇冠落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消滅了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權，通過臺海戰爭挑 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可以摧毀極權主義的最后堡壘。由此可見，準 備“垂涕而迎”“海外之師”的“吾民”就隱藏在鼓吹戰爭早打、大 打的人中間。現行體制不轉型，又有什么真正的凝聚力、動員力而言 呢!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來分析民主轉型的阻力，已經發表過許多文 章，筆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贅言。但是筆者認為，對于反民主 化改革的“精英聯盟”的三個組成部分，應當進行更為細致的梳理。

首先，應當把“黨官僚集團”和“現代文官階層”加以區分。前 者是極權社會的孑遺，是余英時解讀戊戌變法時所勾畫的為維護“一 族專政”而嘔心瀝血的滿人權貴集團的當代翻版，他們把“本朝家法” 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把“黨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后者則是1980 年代后期實行公務員制度以來逐漸形成的新群體，他們把專業能力放 在機會主義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運作“官產學” 三者互動中的“官”的角色靠拢。敏銳的觀察者已經指出，近十年來， 黨機關的權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機關轉移，在行政機關任職已經被從 政者青睞。

 其次，應當對所謂“經濟精英”有所區分。筆者在《社會階層分 析與政治穩定研究——評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 分析〉》（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 以前，中共實行統戰政策的立足點是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官僚資產階級 和民族資產階級。根據當下的社會現實，在理論上作出類似的區分應 當說比半個世紀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舊的概念，似乎可以 把經濟精英劃分為“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和“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 前者有兩個標志性的特征：第一，他們或者是行政壟斷行業中的企業

掌門人，或者是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官方認可的壟斷性經營特權的資本 家。第二，他們大多出身于過去的一元化統治精英，或者是本人從政 治精英搖身一變，或者是“一家兩制”、名門之后。雖然后者中的個 別人有可能通過錢權交易、聯姻等方式成為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的一 員，但絕大多數人注定無法跨越這條鴻溝。康曉光所說的經濟精英不 愛民主，選擇集權，心甘情愿接受現行體制，與政治精英之間存在天 然的親和力，安在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頭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 間競爭型經濟精英頭上則頗有疑問。對于官場腐敗分子來說，民間競 爭型經濟精英是欺壓榨取的最佳對象。底層民眾壓榨起來油水不大， 成本太高；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來頭大，靠山硬，輕易不敢從虎嘴里 拔牙；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就成了貪官案板上的魚肉。貪官污吏和官 僚壟斷型經濟精英構成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頭上的兩座大山，認為后 者心甘情愿地接受這種現狀，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從人 的天性上講不過去。

再次，雖然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識精英”成為既得利益者， 但為既得利益辯護不可能在學術知識界成為具有“政治正確性”的主 流思潮，因此類似何新那樣的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為權貴勢 力涂脂抹粉的“知識分子”，或者滿足于做個留聲機，機械性地重復 著那些誰也不相信的陳詞濫調，或者首鼠兩端，機會主義十足，隨時 準備改換門庭。真正可能對未來民主轉型有所阻礙的是這樣的知識分 子：他們自認為具有學術上的真誠性和創新性，不甘于在學術上成為

世界主流文明的尾巴，決心在自由、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之外另辟 蹊徑、自創門派。

十年前，筆者曾在《中國的民主：從說到做》（載《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對蘊藏在社會各階層中的民主化動力進行過分析， 現在看來，還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

從以往的歷史看，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是爭取民主最積極、 最活躍的社會力量。在今后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知識分子仍然是一支 不可或缺的先鋒力量。但是，爭取民主并不是知識分子的獨家事業， 不應當也不可能由知識分子來壟斷或者包辦。民主社會的最終形成將 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工人、農民、企業家、國家公務員和軍人、 中共黨務工作者都可以為之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所謂“體制內”、 “體制外”的差異，不成為民主力量不能攜手的理由。

工人的勞動權包括通過集體罷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權利，是民 主社會中極其重要的一項社會權利。中國工人爭取勞動權、參與企業 管理權、失業保障權、罷工權和成立自由工會權的斗爭，以及和其他 市民階層一起反對特權腐敗、反對通貨膨脹等不良經濟政策的抗議活 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絕不能被視為“動亂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農村中就有自治的傳統和豐富經驗，當代中國農 民則深受基層政權不合理攤派之苦，因此，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積極 性率先在鄉村兩級實行地方自治。只有通過民主方式產生鄉村自治機 構，才能建立健全的鄉村財政，避免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才能對鄉辦、 村辦企業實施有效監督，防止少數人化公為私，巧取豪奪。

無論民辦企業的發展壯大，還是國有企業的轉軌變型，本身都是 對全能主義政治體系的一種沖擊，這也就是企業家為民主事業做出貢 獻的一個方面。然而，具有高度民主自覺的企業家不會不認識到，任 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離不開經濟力量的支持。集權國家主辦一次走 過場式的人民選舉，就要花費數以億計的金錢，真正的民主選舉以及 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種種政治活動，同樣需要宣傳組織方面的各種經 費。為民主力量提供贊助，是企業家富有遠見的一項長期投資，同時 也是他人難以替代的一種社會貢獻。

近年來，國家公務員和軍人中的“非黨化”意識正在潛移默化地 發展，中下層官員的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國家公務員在制定改革和發 展政策時，時常會覺察到國家利益與壟斷政權的少數權貴利益的矛 盾，當他們被要求以前者服從后者時，總會遭受良知的責問，感受到 內心的痛苦。“六四”屠城，是對軍人榮譽的最大污損。當國家軍事 力量越來越被用于對內防范和鎮壓民眾而不是用來保衛國家領土和 抵御外來威脅時，軍人的效忠就會成為一個疑問。可以預期，當現在

的中青年軍官和文官晉升到更高階層時，軍隊國家化、公務員政治中 立化的要求將會愈來愈強烈。

盡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內在的反民主傾向，由于中國共產黨 在野時曾經高舉民主旗幟，掌權后仍然標榜民主理想，在其內部始終 存在著要求民主的呼聲和爭取民主的力量。由于它長期壟斷政權，大 量吸納社會精英，人們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極其復雜，時至今日，仍然 有不少青年人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為了實現民主理想 而加入共產黨。海內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認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五 千萬中共黨員乃至其領導集團中的開明人士的參與，分歧僅在于是企 盼“內部起義”還是“內部改造”。無論從中國的政治長期穩定和經 濟持續發展計，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干部的切身利益計，后者 都要優于前者。只要從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再往前 走一兩步，只要丟掉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僵硬教條，不難把 現在的共產黨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六四” 以后，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混世魔王”，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對政 權合法性的信心，只是靠著槍桿子的力量來勉強支撐搖搖欲墜的權 力，抱著“過了這村沒這店”的世紀末心理，利用手中現有的權力拼 命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攫取世俗利益。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國民 主的敵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敵人。中共領導集團中不乏有政治眼光的 人，他們理應認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評、自我改造，

在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獲得新的政績，一個具 有長期歷史傳統的大黨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中國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既需要有忠誠、負責任的反對黨，也 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執政黨，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每一 個人都應當根據自己的特定角色來決定為中國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樣 做；同時，也應當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 會問題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識。

下面，我們再從“體制內－體制外”這個視角來分析一下民主轉 型的動力問題。

憲政意味著權力的劃分與相互制衡。任何權力機構都有擴張的自 發沖動，如果它們之間的矛盾不是由一個獨裁者來擺平，而是靠沖突 和妥協來達到某種均衡，就是權力分立的起始點。因此，“體制內” 也有某種程度的憲政民主化的內在動機。譬如說，民政部門為了本部 門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動村民自治選舉；環保總局為了本部門的利益， 而贊揚和扶植非政府組織；法院為了本系統的利益，而贊同和支持司 法獨立；人大為了兌現“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而試行人大常委專 職化，強化對立法工作的主導權。行政機關與黨委機關爭權奪利的現 象，也已屢見不鮮。如果中共第幾代“核心”到江澤民而終，僅僅為 了產生下一代領導人，就必須啟動某種“黨內民主”程序。

近年來，體制內各種群體的“維權”活動正在逐步高漲。從眼下 說，絕大多數的維權目標還是維護私權，但是，當人們積小勝為大勝， 逐漸增強了維權的自信心后，就會把關注點轉向公共權力，把對法治 的吁求轉向對良法的爭取。到了這個時候，所謂“民權運動”也就自 然而然地轉為民主運動。

至于“體制外”的民主化動力，對其發展的脈絡可劃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定位體外，頑強生存；第二個階段是填平鴻溝，雙 向滲透；第三個階段是內外攜手，實現突破。

在1980年代中后期，當時體制外力量的生存狀態還是一種“邊 緣生存”：一方面，與單位社會仍保持某種藕斷絲連的關系，另一方 面，在定位上故意模糊化，既可以說是“體制外”，也可以說是“體 制內”，以避免當局的鎮壓。“六四”以后，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處 置（判刑、勞教、開除）的人已無法再享受單位社會的任何好處，也 無須再把自己的定位模糊化。在1990年代末，出現了一個尚未被人 們充分認識的政治演化。幾年前，當局還試圖鎮壓任何政治異見的表 達，而到了這個時候，只要政治異見人士把自己的行為方式限制在一 定的范圍內，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表達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就是一種沒有正式約定的政治妥協。這是“體制外”民主力量前仆 后繼、堅韌不拔、頑強斗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1990 年代的體制外民主運動，無論是參與的人數之多還是活動 的樣式之多，都是1980年代中后期無法比擬的。但是，由于當局花 大力氣挖掘了一條鴻溝，把體制內外隔離開，使得體制外運動對知識 界和一般民眾的影響力，要小于上一個十年的“邊緣運動”。從21 世紀初開始，出現了一種填平體制內外鴻溝的新趨勢。一方面，一部 分體制內人士采取了原來為體制外人士所特有的行為方式（一個具有 諷刺意味的例子是1980年代的“紅色教皇”鄧力群以聯署方式在網 絡上發表政治公開信），并不再忌諱與體制外人士的討論或唱和；另 一方面，一部分體制外人士被體制內比較邊緣和有魄力的機構吸納， 成為學院的教授和媒體的主筆。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就可以重建一 條跨越體制內外民主化力量的完整光譜，并且使力量的分布從啞鈴型 轉向橄欖型。

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轉型，落后于臺灣三十年。臺灣向市場經濟 的轉型始于1950年代，大陸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始于1980年代。中國 大陸的政治體制轉型，大概也要落后相同的時間。1980年代中期， 在最后一個威權領袖蔣經國去世前夕，國民黨內的改革力量，黨外的 政治反對派，以及獨立的學術輿論界，三種民主化動力的匯合，導致 了四十年戒嚴體制的終結和民主轉型的突破。通過周舵所說的“中派 聯盟”實現大陸的民主轉型，也要依靠三種民主化動力的自身發展及 其攜手。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要積極推動其從專政黨向憲政黨轉化，

在削弱專政意志的同時增強民主選舉和科學執政的能力；黨外的政治 反對派要日益成熟與壯大，既要有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實力，也要 有政治談判和政治妥協的意愿。獨立的學術界和中立的輿論界的形 成，既是政治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又是民主轉型實現突破不可或缺的 中堅力量。

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朱學勤：“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 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 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涂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后者， 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吁，爭取漸進改革的余地。”朱學勤的回 答是：此為“天問”。中國古代元典《泰誓》云：“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因此，“天問”也就是“民問”。把中國的“真問 題”和“可能前景”說清楚，以待“民問”，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 天職。

王思睿 2013-08-22 1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