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隨筆與時評產權改革與民主

簡體傳統

過去人們常說，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搞不下去，因為特權者會死守舊體制。這話看來不對，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許多案例都表明，在某種情況下不改政治不僅可以改經濟，而且經濟體制可以改得極“徹底”，改得決無半點“社會主義”的殘留。只是這種改革將毫無公正可言，它將變成“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一場超級原始積累過程。道理很簡單，特權者也許不愿意放棄權力壟斷，但他決不反對，也許還比任何民主主義者更樂于當老板！
我們過去說不問姓資姓社，現在又說不問姓公姓私。其實“姓公姓私”早就是個偽問題：市場經濟中的所謂
“私有權”本質上是公民自由產權，其中理所當然地包括若干公民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資產加以合并、自由地組織經濟聯合體的權利。因此世界上只有命令經濟國家立法禁止私有制，從無市場經濟國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如美國，從當年歐文的新協和村、民粹派的”聯盟公社“到如今的摩門教公社，只要它不搞強制，國家就不會阻撓它。倒是在我們這里，近年來一些地方相繼規定“今后禁止新建產權不明晰的國營企業”，規定一年內乃至幾個月內完成鄉鎮集體企業產權改制，甚至合同未到期的承包、租賃企業也要提前終止合同以便拍賣。一些地方在有油水時強調領導層持大股；而在那些“爛攤子”中又反過來強制職工出錢補窟扈，不出錢就解雇。這些做法真是“激進”得可以。
我國如今不少地方雇主可以自由地組織商會，工人卻不能自由組織工會。我們過去啟發勞動看覺悟時常講“誰養活誰”：不是資本家養活工人，而是工人養活資本家。其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倒從來沒有“養活工人”之說，主張勞動價值論的斯密等不用說，即如弗里德曼這樣號稱最極端的自由市場理論家，也不過說“勞務貢獻”與“資本貢獻”同等重要，兩者間是互利的交換關系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單向示惠。然而我們今天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卻堂而皇之地教訓下崗工人“往后得學會自己養活自己”，仿佛過去工人是被“養活”的，如今不“養”了……。
的確，我們如今不應糾纏于姓社姓資姓公姓私這類偽問題了，但我們卻不能回避一個真問題：公正還是不公正？無論姓公姓私都有個公正與否的問題。公有制也許很理想，但象紅色高棉那樣搞“公有制”，馬克思在世也會給氣死；私有制也許很有效，但無論哈耶克還是米塞斯或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理論家”都不會贊成貪官污吏的化公為私。象“休克療法”倡導者薩克斯那樣的人尚且大罵“權貴私有化”，我們這里卻有人撰文宣稱只要不把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其余怎么弄都行，真讓人嘆為觀止！
無論姓公還是姓私的不公正，都與不受制約的權力有關，即馬克思指出的那種“權力捉弄財產”之弊。而這只有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才可能解決。在今日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能進行，甚至還可能進行得又快又“徹底”，但絕不可能緩解不公正，使改革沿著人類文明與正義的方向前進，甚至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近年來海內外一些“新左派”大談“經濟民主”，但他們講的“經濟民主”內容是文革式的“工人治廠”與文革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而理論與實踐都證明，企業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敗的。企業決策應當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并對其負責的經營者作出，“大眾參與”只能限于建議性質。換言之，無論姓公姓私、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較成功的企業家在管理上一般都是“一長制”。然而，由此決不能導出所有者的產生過程也是“一長制”、也要排斥民主。在發達市場經濟下，企業主可以對他的企業發號施令，但他之成為企業主決不是發號施令得來的：他決不能下令把“非他的”企業變成“他的企業”或他所看中者的企業。換言之，管理改革可以講集中，但產權改革必須講民主，而不能搞“一長制”。遺憾的是我們的情況往往相反：一些人熱衷于鼓吹“鞍鋼憲法式的民主管理”，另一些人則主張搞一長制的產權改革，這是很可慮的。由于“管理改革要集中”，過去一個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消極影響還不明顯，現在隨著“產權改革要民主”日益成為時代的要求，這種滯后的消極性會大大突出。
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由商品時代向信息時代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也愈發突出。近來一個以關注政治著稱的“首富”就信息價值問題頻發驚人之論，認為信息時代已使平均利潤率概念失效，無本萬利、“四兩博千斤”已不足怪。此論值得注意。的確，在一個機會均等的規范市場中信息價值的創造是人類勞動質量的一次飛躍，創造者得到超常回報也是經濟進步的表現。但在一個機會壟斷的不規范市場中，“權力信息化”比“權力商品化”更可怕，“信息官倒”的危害將百倍于“商品官倒”，它的“四兩博千斤”將是腐敗的一次飛躍。就此而論，我國某些信息價值論者對權力的興趣遠在比爾·蓋茨之類洋人之上，是耐人尋味的。而眾所周知，消除機會壟斷與權力信息化也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
總之，產權改革要民主，走向信息時代的產權改革尤其需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