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人格的幻覺——《逃避自由》/弗洛姆

簡體傳統

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在的壓力，而是產生于我們自己社會中某一種現象，這種現象是獨裁主義發展的溫床。這個觀象就是：個人覺得不重要和無權力。
　　
　　傳統的看法是相信，只要使個人不受外在的約束，現代的民主制度便實現了真正的個人主義。“可是，惟有當我們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時，表達我們想法的權力才有價值”；惟有當內在的心理情況能使我們可以確定我們自己的個人地位時, 不受外在權威控制的自由，才能成為一項永恒的收獲。我們是否已達到這個目標，或者，我們是否至少已快接近這個目標？
　　
　　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研究我們的文化如何培養人們，使其有這種屈服外在權威的趨勢。事實上，從早期訓練兒童開始，便已壓抑自發的感覺，和真正個人個性的發展。教育的結果經常是消除自發性，用加添的感覺、思想、和希望，來代替原有的心理行為。比如說，最早要壓抑的感覺之一是敵意與厭惡，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兒童對外界的敵意反應．使用的方法是很多種，有的是采取威嚇與懲罚，有的是使用賄賂或“解釋”。起先，兒童是不再表示出他們的感覺，最后，他根本就放棄了這種感覺，此外，人們還教導兒童壓抑自己，不要注意別人的敵意與不誠實。兒童很快便達成一般成人的“成熟”，失去了辨別好人與壞人的感覺。
　　
　　在另外一方面，成人在開始教育兒童時，便教育兒童種種根本不屬于“他的”感覺；例如教兒童要喜歡人，對人們要友善，要微笑。教育未完成的工作，在以后，社會的壓力通常會繼續完成之。如果你不微笑，人們便會認為你沒有“悅人的人格”。友誼、歡欣，以及微笑可以表達出來的任何事情，變成自動的反應，好像電燈開關一樣，只要一開，便可以表現出來。
　　
　　當然，在許多情形中，人們是會發覺到，這不過是做作而已；可是，在多數的情形中，人們未能發覺到這種情形，因此，便失去辨識虛偽感覺，和自發的友誼之間區別。人們裝腔作勢，抑制敵意，挽救友誼。不僅如此，很多自發的情感也遭抑制，而代之以虛偽的感情。
　　
　　在我們的社會里，就一般而言，情感是不受鼓勵的。固然，毫無疑問的是，任何創造性的思考——以及任何其它創造性的活動——必然與情感有不可分的關連，可是，能夠不摻雜情感地思想與生活，已成為一種理想。“感情沖動”已被視為是不健全的或不平衡的。拿此做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個人已變得不堪一擊。人的思想是貧乏的、平淡的。在另一方面，由于情感不能完全的予以扼殺，人們就必須把情感與人格的知識一面加以分開；其結果是產生低級而不真實的多愁善感的情緒，電影與流行音樂便用這種情緒，來滿足情感饑渴的顧客。
　　
　　創造性的思考也和情感一樣地，受到歪曲。從剛受教育開始，純真的思考便受到打擊，硬把現成的思想塞入人們的腦子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如何“修理”兒童思想的情形。他們充滿了對世界的好奇心，他們想要認識這個世界。他們想要知道真理。但是，人們并不認真地對待他們——有的人明白地對他們顯示出不重視，有的人則偽裝成謙虛的樣子。這種對待的方式，對獨立性的思考是有很大的打擊的，此外，還有一種態度，對獨立思考有更壞的妨礙，那就是：虛偽——通常是。出于無心的虛偽是一般成年人對兒童的典型行為。虛偽的形態之一是以虛構的事情告訴兒童。此外，有時成人為了各種原因，不愿讓兒童知道真相，而撒謊想要隱瞞事實。
　　
　　今天盛行的教育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更是打擊純真思考。其中一種方法是強調關于事實的知識，其實，勿寧說是強調見聞。在現在流行的一種可悲的迷信想法是，只要知道的事實越多，一個人便可獲得關于真實事情的知識。于是，教育當局把數也數不清的零星的，不相關的事實，填塞進學生的腦子里；他們的時間與精力，由于須學習越來越多的事實，而消耗殆盡，以至于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思考了。當然，沒有事實知識作為依據的思考，不過是空想、幻想，可是，完全憑“見聞”，和沒有見聞對思考是同樣地有妨礙的。
　　
　　此外，還有其它因素，混淆一般成人的創造性思考。例如，我們的文化是推崇專家的文化，認為很多問題太復雜，非普通人能領略得了。其實正好相反，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許多基本問題是非常簡單的，是每個人都可以了解的。把這些問題弄得好像復雜萬分，而惟有“專家”才能了解，難免使人們失去相信自己可以思考這些問題的能力。人們面對著一推亂七八糟的資料，覺得一籌莫展，惟有等待專家來處理了。
　　
　　這種影響，結果是雙方面的：一種結果是對說出來的或寫出來的任何事情，抱著懷疑和譏誚的態度；另一種結果則是，幼稚地相信權威人士的話。譏誚與天真兩者結合為一體，成為標準的現代人的典型。其結果是，使人沒勇氣自己去思考，自己做決定。
　　
　　在感覺及思考方面，人們失去了“創造力”。在“意志”的行為方面，人們也失去“創造力”。想領略出這一點是特別困難的；現代人似乎有太多的希望，因此，他的惟一問題似乎是，雖然他知道他要些什么，但是他不能得到它。我們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想要獲得我們所要的，而多數的人從未曾懷疑到這種行為的前提，那就是：他們是否確知他們真正的需要。他們沒有停下來想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不是他們想要的。在學校時，他們想要好分數，到了社會上，他們要事業成功，賺大錢，有聲望，買更好的汽車，到各地觀光等等。然而，如果他們能在這種瘋狂活動的當兒停下來想一想，他們便會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真的獲得了這項新工作，如果我有了這部比較好的汽車，如果我能去旅行——以后又怎樣呢？做到了這些，又有什么用處呢？我是不是真的要這些東西？我是否在追尋某個目標，而這個目標假定會使我快樂，同時，當我一達到這個目標，它會令我困惑？”這些問題是令人害怕的，因為這些問題問到了人們整個活動所依據的根本，人們有種傾向，想要盡快地擺脫這些擾人的問題。他們覺得，這些問題令他們煩惱——于是他們繼續追求他們相信是他們自己的目標。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項事實——這個事實就是：現代人在幻覺下過活，他以為他知道需要什么，而他實際上想要的，是他以為應該要的東西。其實，我們必須了解的是，知道一個人真正需要什么，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件人們必須解決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我們已成為機械人，在以為自由意志動物的幻想下生活著。這種幻覺幫助使我們沒有發覺到我們的不安全，但是，這正是這種幻覺能給予我們的惟一幫助。本質上，個人的自我已受到削弱，因此他覺得無權力和極度的不安全，他生活在一個與他已失去關聯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里，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成為工具，他成為他雙手建造的機器的一部分。他以為他的思想、感覺、和意志，是屬于自己的；在這種過程中，他失去了自我，而一個自由人的真正安全卻必須以自我為根據。
　　
　　自我的喪失已增加了自己與其他人一樣的必要性，因為我喪失的結果是對自己身分的深切懷疑。如果我不肯定自己的身分，只能假定自己是什么人，那么“我”是誰呢？自笛卡爾起，個人的身分已成為現代哲學的一項主要問題。今天，我們以為，我們就是我們。然而，我們仍然懷疑我們自己，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得婁，在他戲劇中，曾說明了現代人的這種感覺。他提出這個問題：“我是誰？我有什么證據來證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體的延續？”他的答案與笛卡爾不同。笛卡爾是肯定自我，而他則是否定自我：“我沒有身分，根本沒有我自己，我不過是他人希望我什么的一種反映；我是‘如同你希望的’。”
　　
　　自我的喪失使得人們更迫切想要與別人一樣；這表示說，惟有一個人能符合他的期望，他就是可以確知他自己的身分；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地生活，我們不僅會遭到別人的不贊同，和日益地孤立，我們將會失去自我意識，而這對精神的健全是有妨礙的。
　　
　　靠著符合他人的期望，靠著和他人沒有什么不同，一個人就把對自己身分的懷疑壓制下去，同時，得到了一種安全感。然而，他所付的代價也是很高的。放棄自發能力與個人的特性，其結果是生命的挫折。就心理的意義而言，生理的機械作用仍然活躍著，而情緒及心智的機械作用則息止了。固然，一個人仍舊生龍活虎地生活著，但是，他的生命則像砂子一樣地從他的手上溜走。現代人表面看起來是滿足和樂觀的，在這表面的背后，他是萬分的不愉快；事實上，他瀕臨絕望的邊緣。他拼命地依附著個人須有個性的觀念，他想要“有所不同”他極欲“標新立異”。人們把他的名字縮寫，印在手提袋、撲克牌、及手提無線電上，使這些東西“人格化”所有這一切行為無非表示人們渴望“有所不同”；然而，這些幾乎是留下來的個人個性的最后遺跡了。但是，由于人成了機器，不能自發地經驗生活，他像是代表別人來追求興奮與刺激。
　　
　　對現代人來說，這種自由的意義是什么呢？
　　
　　他已經解脫了使他不能隨心所欲地行動和思想的外在約束。如果他們知道想些什么，愛些什么，他將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來作為。但是，他不知道。他順從無名的權威，他失去了自己。他越是這樣做，他越加覺得無權力，也越加地被迫去順從權威。盡管現代人表面上看來是樂觀和進取的，實際上，無底深淵的無權力感覺壓倒了他，使他木然地凝視著即將發生的災禍，而無力應付。
　　
　　表面上看來，人們在經濟及社會生活方面，似乎過得不錯，然而，忽視了這舒適的外表的后面，根深蒂固的不愉快，則將是萬分危險的。如果生命失去了生命的意義，那么，人便無可救藥了。如果我們不能看出一般人的未經發覺的痛苦遭遇，那么，我們便不能發覺，發自文化人性基礎的，威脅到我們文化的危險，即是：愿意接受任何理念，和任何領袖，只要他能令人興奮，只要他能和給予一種表面似乎能使人的生命有意義及有秩序的政治結構與象征。人類失去了自動行為的能力，是法西斯主義可以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