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臺灣文化十六家

簡體傳統

　　《知識人:臺灣文化十六家》：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園、黃進興、王汎森、陳弱水、張廣達、韋政通、何懷碩、痖弦、鄭愁予、南方朔、錢永祥、林載爵、蔡文甫、隱地……一個個響亮的名字。

　　本書是十六位臺灣文化名家的人生經歷與思想狀態的珍貴記錄。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園、黃進興、王汎森、陳弱水、張廣達、韋政通、何懷碩、痖弦、鄭愁予、南方朔、錢永祥、林載爵、蔡文甫、隱地……盡在書中展現他們的智慧與洞見。2009年，知名傳媒人李懷宇赴臺訪問，對臺灣文化名家進行面對面的真情訪談。訪談的內容大多涉及學術文化、歷史人生，今集成《知識人:臺灣文化十六家》，或可視作一位后學向前賢問道解惑的對話，從中探求一些知人論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見。一個世紀以來，風云變幻，許多知識人飽經滄桑，仍然在文化領域上下求索，使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殊為可敬。訪問臺灣的前輩知識人，只希望為我們的歷史留下記錄，為未來提供別樣的參照。

　　李懷宇，1976年生于廣東澄海。傳媒人，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等。

自序
白先勇中國需要文藝復興
余光中鄉愁是我的一張名片
李亦園從大視野看全人類
黃進興想當世界知識公民
王汎森真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陳弱水學者應處在批判的狀態中
張廣達研究歷史要關懷現實
韋政通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懷碩藝術有震撼心靈的力量
痖弦編輯事業簡直是一種偉業
鄭愁予人道主義影響我一生
南方朔讀書人喜歡打抱不平
錢永祥社會發展需要好的環境
林載爵高品質出版可以影響時代

　　赴臺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電話里長談。聽說我從未到過臺灣，白先勇先生細心叮囑注意事項，熱情推薦采訪對象。后來聽了我的赴臺時間，便說：“我到時正巧從美國到臺北，我要請你看《玉簪記》。”我笑道：“您已經在蘇州請我看過了。”“不一樣，臺北的舞臺更好！”
　　赴臺后，聽說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記》的事，不敢打擾。恰巧廖志峰先生打電話給白先勇先生時提到我，他又說：“我要請李先生看戲。”第二天我打電話給白先生：“票源太緊張，不必再請我看戲了，不如約個時間談談文學。”“對呀，我們從來沒有談過文學。”一對彼此的時間，真正見面卻在一個月后。白先生的住處客廳一角掛有白崇禧將軍像，另一角則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寫的傳記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將軍傳》，充分利用回憶、口述、信件、演講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筆不同于才氣縱橫的小說寫法。其間因熱心推動昆曲之故，數度耽擱。
　　我們的話題從臺灣大學外文系說起。我在紐約訪問過夏濟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對當年臺大師生風云際會的舊事不覺神往，再聽白先生重溫歷程，更嘆惜夏濟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則問起我對梁實秋、陳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細說臺灣文學，一甲子的光陰恍如昨日。白先生說：“如果以后要寫華文文學史，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這一段是臺灣文學最重要的時代。而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結束，那一段的文學基本上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從文學的角度來說，缺少重要作品，剛好臺灣文學填了這個空。在保留某種傳統的方面，臺灣不見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種延續性，不像中國大陸起伏太大。現在中國大陸正在恢復，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問：“一九四九年之后，臺灣成長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視？”白先生道：“有些還不能蓋棺論定。我覺得在臺灣文學史上，可能至少有幾篇東西可以留下來，像王禎和過世了，我覺得以后會給他一定的地位。還在世的，陳映真有些短篇小說的確寫得好，王文興的《家變》是很奇特的一本書，陳若曦的《尹縣長》、歐陽子的一些心理小說，臺灣文學史上都應該有他們的地位。”而談起后輩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壯年的一群，寫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駱以軍，產量很豐富。中國大陸就好像一大堆，聽說一年有一千部小說，我都來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臺南成功大學學習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從事創作研究，一九六五年獲碩士學位，此后長居美國。雖然與臺灣文化血脈相連，白先生生活最長久的地方卻是美國。在文學創作上，他的眼光始終關注中國人。他說：“我的很多小說都是在美國寫的。但是《臺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國寫的，沒有美國味，是回憶的東西。《紐約客》當然講跟美國的那種關系，其實我還沒有真正寫到美國，我顧中國的歷史都還來不及呢。美國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寫。”
　　去國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國情懷，談到臺灣的族群關系，他說：“當年我們《現代文學》雜志有一群人都是臺灣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臺灣人，沒有省籍之分。臺灣人哪個沒有外省的親戚，外省人哪個沒有臺灣的親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這種關系的。也不能說本省人和中國大陸沒有感情，追溯起來老祖宗又在漳州、泉州等地。政治上是這么弄的，血緣上卻很難分。撇掉政治，還是比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近年來，為了推動昆曲發展，白先生甘當“昆曲義工”，常到大陸。他談起感受：“大陸太復雜了，這些年來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像上海這幾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來，像廣州一下翻了個身。一下子噴出的力量很驚人，這是一喜。中國超速發展，也有一憂，環境的破壞，人心的浮躁，需要冷靜對待。經濟起來了，我們老祖宗的東西，有什么對現在還有用？歐風美雨統統刮進來了，西方的東西拿過來怎么用？其實都是很困難、很嚴肅的課題。現在好像整個社會太急了，都在追求馬上見效的業績。應該坐下來深深思考，我們這個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
　　白先生熱情地回顧昆曲受歡迎的盛況，無論是北京、上海、蘇州、廣州、深圳、臺灣，還是美國、英國、希臘、新加坡，他無不講得眉飛色舞，由衷感慨：“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達到了美學的高度，能夠打破國籍、語言、文化背景的界限。”白先生也坦言：“昆曲花了我太多時間，耽誤了我的寫作，耗費了我的精力。我希望坐在下面作為一個觀眾，不用自己做。但是，我眼看著昆曲真有失傳的危險，老師們都老了，快教不動了，要快點搶救。”
　　白先生說：“我現在最關心的議題就是文化。我們有過相當輝煌的文化傳統，從十九世紀以來，這個傳統式微了，還沒恢復過來。我覺得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轉折點，中國需要一個文藝復興。我這個時候拼命推廣昆曲，希望拿這做個樣板，希望我們的古文化還能夠有新的生命，還能夠打動所有華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