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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1)06-0006-03
　　世紀之交，伴隨著社會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格局，當代文學史寫作也從以往單調獨尊的一元話語轉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探索。其中影響較大的是1999年出版的由洪子誠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文學評論》和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許多學者的研討文章，遂使當代文學史寫作在繼80年代“重寫文學史”之后又一次成為學術界的熱點話題，由此而引起的種種意見和爭鳴，更進一步觸發人們對文學史觀念及文學研究方法的深層思考。
　　任何一部文學史都是一部“文本化的歷史”，都是對以往歷史的敘述與評論。即使文學史敘述的是同一個時期的文學形態和文學現象，文學史作者的言說方式也會不同，這種個體化的文學史正好體現了各自的思想理路和迥異的建構方式。以洪著文學史為例，在寫作方法上，作者對50年的文學具體評述時，“著重點不是對這些現象的評判，即不是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1](PV)。顯然，他特別注重文學語境和文學形態的存在關系，他不是從現成的理念出發而是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分析當代文學的地位。“從一元到多元”這一文學發展線索的理出說明他更愿意復雜地描述當代文學的存在形態，在這種描述中又盡量找到一條內在的邏輯線索。比如以往不少當代文學史，一談到“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都認為它中斷了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完全是一種政治化的文學，沒有什么價值可言，只是到80年代，文學才接續了五四的啟蒙傳統。而洪認為，上述兩個時期的文學除主流之外還有非主流文學，除了政治對文學的規范，還有作者沖出規范的努力，而且這兩個時期的文學不是偶然的，它與五四新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以及80年代以后的文學都有天然的內在聯系。在運用評價標準時，作者認為盡管“文學性”的含義難以確定，但是“審美尺度”，即對作品的“獨特經驗”和表達上的“獨創性”的衡量仍應首先考慮。然而，作者又不一貫堅持這種尺度，他說，某些“生成”于當代的重要的文學現象、藝術形態、理論模式，雖然在“審美”上存在著不可否認的缺失，也仍然應該得到關注，比如“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
　　而陳思和在編寫文學史時，則是站在90年代的高度，結合90年代的文化特征，“在充分吸取了各種價值（包括其自身的對立價值）之后，確立了多元互動的新價值立場”[2](P15)。他認為原來“20世紀文學”概念中用對立手法來揭示歷史是不能真實反映歷史的。所以，他要揭示的當代文學是在“表面的一元文化現象背后存在的多元精神的豐富性”[2](P16)。正基于此，他引進了“潛在寫作”和“民間”（包括“民間文化形態”、“民間隱形結構”、“民間理想主義”）兩個重要概念。“潛在寫作”的引進基于新材料的發現，隨著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寥亦武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等書的出版，引起了文學史家的注意。陳思和比較自覺地將“潛在寫作”運用到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他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從1949-1979年間許多作家“潛在寫作”的情況。這一概念的引入，對當代文學史不是有局部意義，而是有整體意義，說明即使在主流意識形態一統天下時仍然有知識分子在艱難而執著地思考。它代表了時代真實的聲音，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一元的敘述視角。比如在《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一章《迎接新時代的到來》中，介紹了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巴金的散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沈從文的手記《五卅下十點北平宿舍》，雖然這三位都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作家，但面臨新時代的處境和心情是不一樣的。胡風的滿心希望與對新時代的歌唱、巴金的小心謹慎與對法西斯的控訴、沈從文的內心恐懼與神經質的“囈語狂言”，多層次地展示了時代與作家的復雜關系。“民間”這一概念有兩層含義：“一是站在90年代的文化立場對以往的文學史現象進行新的闡釋，二是以國家意志制約下的文學現象、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的承傳，以及民間話語對文學的滲透這三條敘述線索為主來解讀經典文本，在它們既對立又相互聯系中，求得對當代文學復雜形態的描述”[3]。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看到這兩部當代文學史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不僅因為在敘述對象和敘述方法上有了新的變化，而且在文學史寫作觀念這樣的深層問題上有所探索和創新。兩部書的作者都努力突破以往文學史所設置的種種障礙，超越那種以固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來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套路，在思維方式上力圖超越一元主宰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在考察文學發展過程中有關啟蒙與救亡、自由與禁忌、規范與突破、個人與民族國家、文學與政治、主流與支流、表層與深層、一元與多元等范疇時，既看到二者對立的一面，又看到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一面。作者都試圖歷史地理解歷史，力圖發現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應該說這兩種文學史寫作的嘗試都是富有成效的，基本上能夠代表20世紀90年代當代文學史寫作的認識水平。
　　由于兩位作者各自的秉性氣質、學識修養、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差異，所表現的文學史的風貌也是不一樣的。洪著相對客觀、中立，不易看到作者的價值立場，它基本屬于描述式的文學史；陳著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傾向性，作者凸現的是鮮明的人文立場，因而基本是一部闡釋型的文學史。洪著態度謹慎、穩重含蓄、不事張揚、盡量抑制自己的情感；陳著立場鮮明、文字激昂、一覽無余，時有激動人心的議論。洪著盡力將自己與研究對象拉開距離，做出超然的審視；陳著更多地投入研究對象，表達深刻的生命體驗。洪著更多側重于文學的歷時態研究；陳著更多側重于共時態研究。洪著更多地在一元規范下考察文學；陳著更多地在多元中揭示文學。洪著多在歷史的語境中考察文學，他看重的是文學的歷史價值；陳著多用今天的標準衡量文學，他看重的是文學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洪著更多體現了文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陳著則更體現了文學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由于雙方的側重點不同，兩部文學史又不可避免地有著各自的缺陷。洪著由于過分地強調客觀中性的立場，使讀者難于看出作者的價值判斷，由于“描述”壓倒“闡釋”，使敘述的作家作品不自覺地局限于現象層面作為單純的現象而展示。陳著因是一部以作品為主型的文學史，因此，史的成分相對薄弱，讀者對文學發展的脈絡和文學思潮的演變的掌握相對困難。當然，以上的缺陷是難免的，我們不能輕率地在兩部文學史之間，作非此即彼截然相反的肯定與否定。我們也不能要求兩部文學史都面面俱到、完美無缺，事實上也做不到。
　　但是我們必須對兩部文學史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所認識。這就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政治價值與美學價值、主體性與客體性、歷史性與當代性的扭結，這種扭結體現出來的復雜情境常常使歷史的寫作者感到困惑。洪子誠在給錢理群的信中說：“我感到矛盾與困惑的是，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擱置評價，包括審美評價？這種‘價值中立’的‘讀入’歷史的方法能否解決我們全部問題？在這條路上我們能走多遠？”顯然，這是對他在文學史中強調的不做價值判斷的一種反思。他說“各種文學存在是一回事，而我們據以評價的標準又是什么？……如果說，文學標準、審美標準是必要的話，那我們的標準又來自何方？在這種情況下，‘歷史還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話。我們最終只能依據強烈的主觀來做出我們的選擇和判斷”。[4]這樣的反思也是對他在文學史中“語境化修辭”（筆者的概括）的一種自我質疑。另一個問題是當我們在不斷地質疑過去那種被神圣化的歷史敘事時，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歷史的本質”以及“歷史的真實”還是否存在？“如果‘歷史真實’、‘本質’是完全可疑的，‘意義’是虛構的，那么我們工作的內在動力何在？我們究竟還在追求什么”？[4]洪子誠的困惑也是每個書寫歷史者都要面對的難題。這個難題不僅來自對原有陳舊文學觀念與方法的解構，而且來自對新的文學觀念和價值體系的建構。那么如何走出困惑和解決這一難題，它關涉到也意味著如何重建當代人的歷史觀與價值觀。
　　關于文學史的寫作，現在學術界基本上達成共識的有以下兩點：（一）要承認有客觀存在的歷史。（二）要承認沒有純客觀的史學。但對于如何寫則產生了分歧：傾向主觀的人認為既然不能純客觀，我們就應該從各自的價值立場出發，寫出個體化的文學史，他們追求的是一種“有我之境”。傾向客觀的人認為既然不能純客觀，我們就不能放任主觀，因此更要客觀，他們追求的是“無我之境”。兩種思考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間不是唯物與唯心的問題，也不是孰高孰低的問題。黃修己先生將前一種方法叫做“我思故史在”，將后一種方法叫做“史在觸我思”。前者以“我思”為出發點，后者以“史在”為出發點，可以說陳思和代表的是前一種路向，洪子誠代表的是后一種路向。但是不論哪一種傾向的文學史都必須：一、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二、對歷史要有獨到的認識。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放縱任何一方都可能走向極端主觀化或極端客觀化。極端主觀化的結果是無原則的相對主義，怎么解釋都行；極端客觀化的后果是將歷史變成資料匯編，沒有自己的認識。兩種傾向的后果實際上是一樣的，即沒有自我立場，沒有價值標準，從而取消了人文科學研究的必要性。我認為不論哪一種傾向的文學史都不能走向極端化，都必須有作者對歷史的獨到認識，這種認識的依據既來自對歷史事實的洞悉，又來自作者的人文立場。沒有前者只能是空洞的議論，沒有后者只能淹沒于史料而不能自拔。我們只有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才可能理解文學的本質，也只有尊重人、理解人，我們才可能將文學研究還原為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對話。如果說，文學創作是以心接物，即作家用心靈觀照社會人生，那么，文學研究則是以心接心，即研究者用心靈觀照作家觀照過的人生。后一個“心”和前一個“心”只有在平等、交流、融合、撞擊之中才能產生心靈的火花，才能達到心靈的和諧。因此，文學真正的歷史是作者、作品和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史。文學史無疑是由三者共同創造的歷史，這種主體之間的相互平等實際上體現著強烈的人文精神，也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正確理解以往的文學。這么說，并不是排斥文學史的科學性，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公正的判斷、嚴謹周密的思考、完備體系的構造對文學史依然必要。我想，理想的文學史應該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歷史與當代的貫通，科學與人文的完美結合。盡管目前的文學史還不能完全達到，但它畢竟是建構新型文學史的奮斗目標。
　　收稿日期：2001-09-05
[from]J1文藝理論汪振軍20022002汪振軍(1963-)，男，河南靈寶人，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作者：[from]J1文藝理論汪振軍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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