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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的價值危機問題，是關系到哲學發展前景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哲學界近年來探討的熱門話題之一。二戰以后，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以“語言游戲”和“文本解構”為武器，對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思想、文化傳統展開了猛烈的抨擊與批判，從語言學角度否定了語言意義的外在性和傳統的符合真理論，使得哲學面臨著嚴峻的價值危機。下面，本文就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當代哲學的價值危機
　　在當代，哲學的價值危機是與形而上學的價值危機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哲學的危機在相當的程度上是由于形而上學的價值危機造成的。后現代哲學家對傳統哲學的價值批判，也是從此入手的。
　　考慮到“形而上學”一詞在不同的哲學流派和不同的哲學家那里有著不同的含義，為準確地理解和評價后現代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我們有必要在具體探討后現代哲學家的批判之前，首先探討一下該詞的具體語義。
　　從語義學的角度講，“形而上學”一詞在當代哲學界雖然具有多種含義，但大致可以區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廣義的形而上學是指一切有關終極關切的理論，這既包括對終極實體、終極原因的本體論研究，也包括對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關切的價值論研究。狹義的形而上學是指哲學中超驗的、無法進行實證研究的理論，自孔德以來的實證主義者基本上都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形而上學這個詞的。在廣義的形而上學上，哲學成為“文化之王”，成為一切具體科學的科學，成為終極真理的代言人。這種哲學的典型就是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后現代哲學家德里達和羅蒂所反對的形而上學是那種廣義的形而上學，且主要是指其中的本體論理論。
　　坦率地說，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并非自后現代哲學才開始，早在近代時就已開始了，如休謨就從經驗論的角度對形而上學展開過批判。不過，在黑格爾的哲學出現以前，哲學家們大多數是從經驗角度反對或限制形而上學，所以，他們所反對的實際上是狹義的“形而上學”。批判廣義的“形而上學”，是從馬克思、叔本華和尼采等人開始的，他們所批判的靶子是黑格爾，因為黑格爾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企圖把哲學變成包容各門具體科學在內的絕對真理體系，其中以馬克思的批判最徹底，影響也最大。海德格爾對此曾這樣總結到：“綜觀整個哲學史，柏拉圖的思想以其有所變化的形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尼采把他的哲學標識為顛倒的柏拉圖主義。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哲學進入其終結階段了”（注：海德格爾：“哲學的終結和思想的任務”，載《思的事情》，圖賓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頁。）。
　　不過，與以往的形而上學批判相比，后現代哲學家的批判無論在徹底性上還是在方法論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致來說，后現代哲學家的批判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在理論上具有多元論特征。在后現代哲學之前，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批判的原因往往不是因為它是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是因為傳統形而上學作為統一的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或理論前提不對，所以，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尋找一個新的、可靠的理論前提或邏輯起點，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的理論體系。與此不同，后現代哲學家們批判形而上學，是針對它作為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來進行的，所以，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新型的統一理論體系，而是要建立一個容納多元范式的學說。這種多元性“強調而不是企圖抹殺或消滅差異，主張范式的并行不悖、相互競爭，因此，它是一種徹底的多元性”。按照他們的看法，“一切圍繞一個太陽旋轉的古老模式已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正義、人性和理性也是多元的”（注：沃·威爾什：《我們的后現代的現代》，載《后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97頁。）。對于同一種現象、同一件事物，人們用不同的眼光，從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導致相異甚至相悖的結論和結果。因此，任何建立統一的形而上學理論的嘗試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其次，它在本體論上具有非決定論的特征。后現代哲學在方法論上的多元論是以其本體論上的非決定論為基礎的。它認為，傳統的形而上學理論所信奉的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最近的科學研究成果和近二十多年來的社會發展表明，用這種觀念去看待自然和社會，許多現象無法得到解釋。對于今天的世界，決定論、穩定性、有序、均衡性、漸進性和線性關系等范疇愈來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種各樣不穩定、不確定、非連續、無序、斷裂和突變現象的作用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所重視”（注：沃·威爾什：《我們的后現代的現代》，載《后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96頁。）。所以，它在本體論上重視偶然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強調事物發展的不確定性。
　　再次，它在認識論上具有反基礎主義的特征。按照羅蒂的看法，傳統哲學自柏拉圖、尤其是自笛卡爾開創的近代認識論以來，都建立在一個隱喻“心靈是自然之鏡”基礎上的，把人類的心靈看成是一面可以精確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鏡子，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磨試和檢查這面鏡子，為人類認識尋找共同的、永恒的理論基礎。然而，人類認識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共同基礎，心靈也不是自然之鏡，因為“事實上，只要你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受著懷疑主義的威脅，因為一個人無法回答是否知道我們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實在這一問題，除非他訴諸于康德或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解決辦法”（注：“羅蒂談當代西方哲學”，載《哲學動態》，周曉亮譯，1990年第8期，第31頁。）。
　　最后，它具有語義消解論特征。后現代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以及對哲學價值的消解，是通過語義學的解構為手段來進行的。他們以語言自足性與意義的內在性和自產性為基礎，對真理、客觀性等傳統哲學概念及一些傳統哲學問題的意義進行消解，并進而達到了對哲學本身的消解。針對德里達倡導的解構式閱讀，羅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德里達對哲學文本的閱讀方式表明，我們也可以一種類似的方式閱讀文學作品。但這種閱讀方式所揭示的不是新批評所要求的‘有機整體’，而是正好相反的東西：一個無窮的自我解構、自我背叛、自我顛倒的過程”（注：羅蒂：《后哲學文化》，黃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05-106頁。）。
　　應當承認，后現代哲學家通過語言的自足性和意義的內在性與能產性觀點達到了徹底否定當代各種形而上學體系或其傾向的目的，為說明當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多樣性找到了理論基礎。它通過否定意義的唯一性為人們探尋對現實世界的重新把握和理解找到了語言學基礎，通過語言意義的多樣性說明了對世界的各種理解都是可能的和合理的，也否定了對世界做出唯一可能的客觀把握的可能性。
　　但是，后現代哲學家在達到這個目的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使哲學陷入了嚴重的價值危機。它否認了語言系統的表征功能，由此達到了對真理符合論的否認，這就使得哲學的真理性與客觀性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實際上，語言系統既是一符號系統，每個符號的意義由其符號間的內在差異確定，同時也是一表達系統，表達話語者的思想和概念，語言系統就是以一定的符號來表達人們的思想和概念，我們不能因為符號意義的內在性而否認符號系統的表征功能和外在指涉性。后現代哲學這樣做的結果是，它不僅否認了當代形而上學觀念，而且也否認了它自身存在的根據。因為如果語言系統不具有外在指涉性，不具有表征功能，只是一種純粹的語言游戲，那么，后現代哲學語言也就不具有表征功能，是一種純粹的語言游戲了，這樣，連后現代哲學本身存在的價值也被否認了。換句話說，后現代哲學家在對傳統哲學文本進行解構的同時，也解構了它自身，在戲弄其他哲學家的同時，也戲弄了他們自己。
　　　　　　當代哲學價值危機的根源
　　后現代哲學家對傳統哲學、尤其是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雖然有些極端，但也有其合理性。不論怎么說，當代哲學畢竟已陷入了十分嚴峻的價值危機，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此，對于我們來說，當前的重要任務并不在于如何評價后現代哲學觀，而在于找到其陷入目前這種價值危機的根源，以便消除哲學的價值危機。
　　從總體上看，當代哲學陷入目前的價值危機，大致有如下根源：
　　首先，科學研究領域的日益擴大是哲學價值危機的文化根源。
　　科學與哲學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上雖有種種不同之處，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在于對人們所面對和遭遇的客觀世界作出詮釋，以便人類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科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必然會逐漸侵犯到哲學的地盤，以致引起哲學的價值危機。從哲學發展史角度看，也確實如此。
　　哲學在古代主要是研究本體論問題，到了近代，為適應哲學本身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轉而重點研究認識論問題，研究人類認識的起源及其發展的一般規律。可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實驗心理學宣告誕生，作為人類心理活動一部分的認識活動成為心理學家們的研究對象，哲學家們在經驗基礎上的思辯與猜測已無法與心理學家的實驗研究進行抗爭，于是被迫從心理學領域退出，轉而研究與人類心理活動有關的、而當時的語言學還沒有研究的語義學和語用學問題。
　　可是好景不長，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現代信息科學和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下，現代語言學已從過去的語法學研究擴大到語義學、語用學的研究。在數理邏輯、模糊語義學、社會心理學、神經生理學、人類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的影響下，現代語言學的范圍已愈來愈大，對語義的形式化研究已愈來愈深入，走上了精確化和系統化的道路，這在相當的程度上已使哲學家們對語義的思辯研究望塵莫及，哲學又面臨著再次喪失其研究對象的危險。后現代哲學批判所引發的哲學危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哲學的這種現實處境在理論上的反映。
　　其次，時代的變遷也是哲學價值危機的社會根源。
　　按照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看法，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在六十年代就開始進入了一種新的歷史時期，即后現代時期。這種時代性的巨大變化所導致的結果是，人們被迫放棄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適應新的形勢。但是，由于后現代社會變化的速度、規模及其多樣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與適應力，后現代公眾在拋棄了舊的觀念體系后，并未及時地調整過來建立新的觀念體系和價值體系以適應后現代社會，而是陷入了一種所謂的“喪失空間定位”的迷幻狀態（注：《世界文論》編輯委員會編：《后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28頁。）。語言意義的陳舊和傳統價值觀念的落后，又使得原有的人類文化體系喪失了整合和分割生活經驗的能力，人們已不能用它來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統一起來，于是，“怎么都行”成為六十年代以來西方青年人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為所欲為的一種生活準則，游戲人生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時尚。這就是哲學價值危機的社會根源。
　　再次，否認語言的指稱與表征功能，是哲學陷入價值危機的語言學根源。
　　哲學的價值是由哲學對人們的需要滿足程度所決定的，作為一種理論，它的功能在于滿足人們對世界各個領域理解和把握的需要。可是，西方哲學自在本世紀初實現“語言學的轉向”之后，就把研究對象轉為人類的語言問題，尤其是研究語言的意義問題，這樣，語言意義的外在性就成了哲學存在的僅有的現實價值。可是，哲學存在的僅有的現實價值，也被德里達等人從語言意義的內在性和能產性角度否認了，哲學的價值危機于是油然而生。
　　最后，追求絕對精確性是哲學價值危機的方法論根源。
　　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家們一般都在尋求絕對可靠的基礎范疇，企圖通過邏輯的演繹來說明人類遭遇到的各種現象和各種精神的困惑。但是，他們每個人所依據的都是自己的有限知識和經驗，都是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們所提出的理論不過是對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感受的一種證明。這就注定了他們的理論有局限性，后來的哲學家在顛覆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又提出新的理論體系，他們注意的是理論基礎的可靠性和邏輯的嚴密性，而忽略了說明現象的全面性。盡管每個時期都有人表示懷疑，但后人仍舊如此，這樣所導致的結果是哲學越來越脫離生活，越來越晦澀，哲學的詮釋功能日益衰退、思辯功能日益增強。哲學一旦脫離了現實生活，也就喪失了生存根基，它的價值危機自是必然。
　　　　　　哲學價值的重新探索
　　現在，我們再來探討哲學的價值。考慮到哲學的內在價值是由它的功能決定的，下面，我們就結合它的功能來進行判斷。
　　首先，從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思辯功能來看，它具有超越科學局限于具體實證材料的理論價值，為科學理論的發展與突破進行思辯性的探索。這一點使科學與形而上學在思維方式的互補性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自實證主義哲學大師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以后，西方哲學家們就把科學與形而上學當成人類文化體系中對立的兩極，在理論上抬高前者，貶低后者，只看到后者的短處和前者的長處，忽略了后者的長處和前者的短處。其實，形而上學與科學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科學的長處是有可靠的理論基礎，具有可證實性，其短處是思路狹窄，容易局限于有限材料得出片面的結論；形而上學的長處是善于思辯，善于超越有限的材料作出更高層次、更為全面的概括，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善于在理性直覺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嚴密的邏輯推理，其短處則是基礎不扎實，推論的前提不可靠，缺乏可證實性。所以，形而上學的研究往往可以在世界觀與方法論上對現有科學的局限性提出挑戰，為科學革命進行思辯性的理論探索。
　　其次，從哲學的批判功能與綜合功能講，它具有探索未知領域、為科學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展進行前科學的理性探索、并兼有滿足人類情感需求的理論價值，彌補科學在解決人類情感困惑和宗教在解決人類理性困惑方面的不足。科學解決的是人類在理性上的困惑，滿足人類在理性上求知的需要，但無法滿足人們的情感上的終極追求與關懷。宗教在這一領域發揮著自己獨特的作用。可是，宗教的解釋往往是非理性的、直覺的和超驗的，缺乏可證實性和理性的可信性。哲學的價值就在于提供一種總體的、綜合性的理論框架，既滿足人類的理性需求，又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使人類的精神需求通過理性的方式得到滿足，從而建立一個統一的精神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只要科學還存在著實證研究的局限，神學還堅持“權威的解釋”，哲學就有存在的價值。由于實證研究與權威解釋是科學與宗教各自存在的根基所在，是不可能被拋棄的，所以，哲學的存在價值是不容否認的。
　　再次，從哲學啟迪的功能講，它具有給人類的社會生活提供意義詮釋的理論價值。人類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多種意義的精神世界。哲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在于給人們提供整理各種生活經驗的工具，給人們闡述生存的各個方面和各種意義。當人類的社會生活因種種原因發生重大變化時，人們總會遇到許多難以理解、而又與人們以往的生活信念和價值體系發生沖突的新現象，哲學便創造出新的范疇把人們所遇到的各種相互沖突的現象統一起來，賦予新的意義和價值詮釋，所以，哲學總是在具體科學尚未進行研究、而人類生活又已涉及到的領域里發揮作用，總是在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
　　一句話，哲學的價值并不在于象實證科學那樣給人類提供十分可靠的知識，也不在于象宗教、神學一樣給人類提供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寄托，更不在于象數學那樣給人類提供有關可能世界的種種形式的精神描述和概括，而在于給人們提供獨特的、比較合理的（具有時代性的）、滿足時代需要的新視角、新思路，以便探索性地解決具有時代性的、科學又無法解決的、與人類普遍的生活信念相沖突的精神困惑，哲學雖然不能提供正確的答案，但它可以在同時代的科學和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提供比較合理的、而且新型的解釋或觀察視角，給人們以觀念的啟迪。
　　不過，哲學的價值雖然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哲學要想具有上述的價值，必須在價值目標、方法論等方面作出相應調整，否則，仍然難以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危機。
　　首先，在價值目標上，它必須由過去的追求認識的精確性、真理的絕對性轉變為對思想的啟迪性、真理的多維性的追求。
　　如前所述，追求認識的精確性、真理的絕對性是當代哲學價值危機的根源。實際上，我們人類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面對一個具體的事物（如一頭大象），我們固然可以通過觀察活動比盲人作出相對科學、全面和客觀的說明，但是，面對浩瀚無垠的世界，又有誰能夠作出相對科學、全面和客觀的說明呢？除了基督教假設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誰也不可能達到那永恒、無限的絕對真理。因此，借用羅蒂的話說，哲學應當把它的研究目標從追求“大寫的真理”（即絕對的真理）、轉變為追求“小寫的真理”（即人類能夠達到的有限的真理）。從世界本身來講，真理固然是一元的，只有一個，但是對于我們這些認識能力有限的人類來說，真理卻是多元的、多維的。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形成的認識是基本不同的觀察角度獲得的，其間雖然有差異，甚至是相互對立的，但是相對于無限的世界本身來說，它們又是互補的，共同豐富著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絕對真理固然達不到，相對真理卻是可以達到的，對人類思維的啟迪也是可以達到的。
　　其次，在方法論上，它必須實現從分析方法向系統方法轉化。
　　有人把本世紀的哲學概括為“分析的時代”，這是很正確的。在本世紀，哲學家們大多使用的都是分析方法。對于世界上各種事物的實體存在及其運動變化現象，它們首先考慮這些現象的實體即載體是什么，然后對其進行分解、解剖，探討構成這些實體的要素及其最基本的內在結構與運動方式，最后達到把握其運動規律的目的。這種方法固然有其明顯的優點，即對事物的細節把握得很透徹、清晰，但它也有明顯的缺點，即過于注重微觀層次在事物宏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而忽視了事物在宏觀層次上對微觀層次的影響，以致無法達到對事物的整體把握。系統方法的特點就在于它能夠兼顧二者，因此，哲學要想在方法上避免有關缺陷，就必須實行相應的轉變。
　　再次，它在研究重心上必須實現從“語言學”向“心智學”的轉向。
　　所謂心智學，就是關于心靈的本質及其與動物機體之間關系的科學。哲學之所以要在研究重心上發生這一變化，是因為心智問題有可能會成為哲學在下一世紀的研究重心，理由主要如下：第一，它是由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如前所述，哲學在本世紀實現了“語言學的轉向”，重點研究語言問題，而語言哲學在本質上又是心智哲學的一個分支，正如當代語言哲學家塞爾所說的：“如果你認真看待‘語言如何表示實在’的問題，那么你最終不得不回到這樣的問題：‘什么怎樣表示什么？’，而這把你引入心智哲學以及心智和語言的關系問題”（注：塞爾：《語言哲學》，載B·瑪吉《思想家》，英文版，第195頁。），語言學本身就可以簡單地表征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第二，心與身的關系不僅是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現代科學范式理論急需解決的一個理論問題。按照以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后現代有機論者的看法，傳統的機械論的科學范式理論在心是什么的問題上也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看法，以至導致了物理主義與二元論的對立。第三，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等科學的發展，為心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比較合適的基礎。第四，從文化學和人文哲學的角度講，生態倫理問題是人類在未來世紀需要迫切研究和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這一問題在本體論上也與心智問題有關。第五，從當代語言哲學本身的發展趨勢來講，大量的語言哲學家都已在不同的程度上轉向了語言學的研究，即使是那些仍然進行語言學形而上學的探索，把語言與人的行為與客觀實在聯系起來研究的人，如蒯因的行為主義語義理論、戴維森的實在論語義理論、達米特的反實在論語義理論、普特南的本質主義語義理論都是如此。從現象上說，歐洲哲學在本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兩個新分支，其中有一個就是心靈哲學。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問題。
　　最后，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必須由“哲學的科學化模式”轉變為“伙伴模式”。
　　自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巨大成功，對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哲學的發展出現了“科學化的趨勢”。所謂哲學的科學化，也就是哲學的實證化（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精確化（邦格）和哲學的邏輯化（羅素）。這種模式因為消除了哲學思維所具有的思辯性、模糊性（或綜合性）和直覺性三大特征，很容易導致哲學走向沒落、衰亡。哲學的當代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從目前哲學發展趨勢看，它與科學的關系必須由過去的“哲學科學化模式”轉變為“伙伴模式”。哲學的科學化對哲學的發展固然會帶來許多問題，但哲學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科學來進行。因為科學技術畢竟是第一生產力，它對當今及未來社會的發展影響都很大，哲學發展所需要解決的許多問題在相當的程度上都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的。此外，如果把哲學研究建立在科學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在科學的基礎上對其所涉及的哲學問題進行思辯的研究。這樣就既可以發揮哲學思維的長處，又可以避免哲學思維缺乏精確性、實證性和邏輯嚴密性的缺陷，因而充分地顯示出哲學存在的價值。在這種模式里，哲學與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伙伴關系，相互啟迪，相互促進。哲學雖以科學為基礎，但它并不要求成為科學之王，而是去研究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暴露出的、且科學本身一時又無法實證研究（或根本不可能進行實證研究）的問題，或是研究傳統的哲學問題。這種哲學研究無疑也會對科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云南社會科學昆明7～13B1哲學原理劉魁19981998劉魁　作者單位：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作者：云南社會科學昆明7～13B1哲學原理劉魁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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