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出生的人,還有多少中國味兒?

簡體傳統

【編者按】從睜眼的那一刻起，他們就知道自己生在了一個盛世。這群60年代生人的孩子們，是新中國的第5代，是生下來就可以吃麥當勞長大的一代，是生下來就接受英語、網絡、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是過年沒有鞭炮但有圣誕樹、沒有筆墨紙硯但有鼠標PS2的一代。

“80年代下的蛋”還沒完全孵化，90年代已經開始暴走。

　　從睜眼的那一刻起，他們就知道自己生在了一個盛世。這群60年代生人的孩子們，是新中國的第5代，是生下來就可以吃麥當勞長大的一代，是生下來就接受英語、網絡、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是過年沒有鞭炮但有圣誕樹、沒有筆墨紙硯但有鼠標PS2的一代。這一代，急切而貪婪地吸取著城市的養分，渴望能以比任何一代人更快的速度成長。但這城市似乎比他們更加急迫，樓房、道路、店鋪，甚至到人們口耳交換的詞匯，無不日新月異地變換著，永不言倦，永不言敗。

　　在急速轉型的全球化年代，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他們——他們身上到底還有多少中國味兒？

從80年代下的“蛋”到90年代的“雜”

　　我們生活在一個趨同的世界。對于90年代生人而言，他們有的是統一的記憶，世界將是一個被放大的迪斯尼樂園。但是，當全球變成大迪斯尼樂園時，誰會是那個賣門票的？

　　2001年《新周刊》做過專題報道《80年代下的蛋——80年代生人全景調查》，三年過后，本刊又推出《還有多少中國味兒？——一項關于90年代生人文化傳承的調查》，答案自然是中國味越來越少了。有人覺得很可悲，另一些人卻覺得挺樂觀。

　　世界被壓縮成一個“單一的地方”。以前“地球村”的說法，強調的是世界在多種差異的互聯中變小；今天，商品、資本、人員、知識、形象、犯罪、貪污、毒品、污染物、時裝與信仰都輕而易舉地跨越了國界。“一個世界”正在生成——關鍵是誰的世界？比如語言，1887年柴門霍夫就創立了世界語。可一百年后真正的世界語是英語，而且是美式英語。當然，能體驗到“一個世界”的人只是一部分，但這一小部分，卻是至關重要的一群。

　　不存在“世界統一的記憶”，哪兒來的“共同的感情”？學者早就看出，在全球化時代，一國代際之間的差異大過同代人國際之間的差異。對于90年代生人而言他們有的是統一的記憶，只是他們的父輩們卻不。

　　《我是“全球人”》一書提出口號：不混血，就滅亡。其公式是：民族雜交能力+社會凝聚力=國力。美國就是個榜樣。而中國人關心的是，當一個強勢基因與另一個弱勢基因雜交時，會產生出什么物種？他們堅持認為，只有當兩種強勢基因交合在一起時，才能誕生出優良品種。這才是我們對新人類的期待。可是，能兌現嗎？

　　臺灣文化學者龍應臺有感而發：全球化不是把自己掏空了換別人的內容。可一貫堅持東方內涵的李光耀終于承認：儒家文化過時了。吳敬璉則指出：儒家文化要以現代企業制度取代，否則不利于競爭文化的培養。在未來的競爭中，不能再期望年輕時的MBA，中年時回歸儒商，就像臺灣人經歷的那樣。新的CEO們必是生食的食肉類。

　　世界上的飛機場都大同小異，豪華賓館也多千篇一律的富麗堂皇。這是衡量全球化的一個尺度，但只有深入日常生活的地方性文化中才能檢驗文化親近感的真實程度。有人提醒全球化會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的噩夢。并指文化是商品之外的另一門“重炮”。漢堡包、可樂和米老鼠都是重炮。試想，當全球變成一個大迪斯尼樂園時，誰是那個賣門票的？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冤家。他們彼此糾纏著、沖突著又誰也離不開誰。比如50年代生人VS8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VS90年代生人。在2001年的那次調查中就有80年代生人抱怨：“50年代生人，真的不理解80年代生人？還是他們要改變我們，讓社會倒退？”如今，輪到60年代生人尷尬了。當爹的到20多歲還傻乎乎的呢，可現在，十幾歲的兒子就已經明白了什么叫腐敗了。他們只有自說自話。崔健是沒人聽了，劉歡干脆出盤《六十年代》，小崔的“紅色經典”挑明是編給四十以上人看的。斷代于70年代生人，他們的無厘頭文化顛覆了一切。在金凱利迷和周星馳迷眼里，沒有什么是不能調笑和戲說的，沒有什么是不能顛覆的。越過80年代生人再到90年代生人，“榜樣”一詞被徹底清除出了辭典。

　　“榜樣”死了還有“偶像”。“飛人”邁克爾·喬丹的中國之行足以佐證。有老板雇100個民工排隊（每人給100元勞務費），搶購限量發售、標價1480元一雙的“飛人牌”耐克運動鞋。這位看似60年代生人的男人說：“這是我兒子交給我的任務！”100雙鞋，他有幾個兒子？

90年代生人—還有多少中國味？

　　在2001年出版的《千禧一代的崛起：下一個偉大的一代》一書中，尼爾·豪（Neil Howe）特別提到“千禧年”作為一個重要標志年對世代劃分的意義，他援引一位15歲少年的原話：“我們是千禧一代，我們是另類的，自成一派。是時候輪到我們了，到我們閃亮的時候了。”同時，他留意到來自美國《新聞周刊》與之相悖的觀點，這本常常關注青少年動向的雜志，以不屑的語氣報道說：“今日的孩子們夠糟糕的了。沒有艱苦＋沒有理由＝厭倦、憤怒和文化白癡。”

　　這樣的關于新生一代（1989-1995年生人）對立觀點，同樣產生于“千禧年”后的中國——孩子們更為獨立自信，而他們的父輩們卻對他們更為憂心。至少在這一代的胎記中，我們可以初步判斷的是，我們的下一代在思想觀念上已經和全球的同齡人同步。

　　他們身上還有多少中國味？這群出生在飛速發展年代的90年代生人，是新中國的第5代，是父母本身的職業身份發生巨大變化的一代，是生下來就可以吃麥當勞長大的一代，是生下來就接受英語、圣誕節、游戲機、網絡、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1905年科舉制度終結被某些文化研究者視為中國近代與現代之間在文化上的斷層分水嶺），是過年沒有鞭炮但有圣誕樹、沒有筆墨紙硯但有鼠標游戲機控制桿的一代……《新周刊》以“文化傳承”為切入點，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和臺北5個城市遴選調查90年代生人，透過一份設計問卷，“會考”兩岸三地的同齡孩子。經過數據統計后，本刊發布孩子們的“成績”和其中令人驚訝的答案，在全球化年代下，我們未來一代對中國傳統的傳承現狀。

90年代生人已在暴走

　　從年初至今，“暴走鞋”儼然已有當年的“寵物蛋”風行大江南北的景象。這種源自美國、被珠三角廠家發掘其市場潛力的異型波鞋，特別之處只是鞋底加裝了輪子，可以隨意收起（步行）支起（滑行）。在調查中，記者發現“非常神奇威風”、“感覺像飛”、“很炫”是這些90年代生人對此物的體會和評價。而自從臺灣把這種英文原文“Heelys”的鞋演繹為“暴走鞋”的時候，這些年紀輕輕的孩子并不知道，“暴走”原意指日本摩托飛車黨“暴走族”以猛烈背叛方式對抗社會的行為。

　　所有的社會運動，在青少年群體中的反應往往是最為激烈和直接。伴隨著“暴走鞋”在學校、道路、購物中心、地鐵、酒店等等場合的“竄擾式”沖撞，“生猛的”90年代生人已經開始給這個社會發出挑戰性的信號。

　　他們輕易擁有一切，包括我們曾經難以乞求的“大哥大”移動電話，現在已經是小學生手中的尋常物（調查發現，一個廣州孩子的班上，多數有手機），在成人們還在以短信段子抓狂的時候，不意之間，孩子們已經悄悄以短信的溝通方式構建其社會網絡。

　　他們是超級的資訊收集者，小小年紀便上網（還玩QQ），常常把電視遙控器以權威姿態掌握在手中，從我們的調查結果來看，關于社會流行的話題，他們似乎無所不知。

　　他們超早的成熟，不僅是生理上，星空電視臺節目《人小鬼大》是其中的一個折射點，孩子們在鏡頭前的“成熟”表現已成了社會中一種期望他們以理性方式回答問題的心態。而電視、出版物上什么都有，也許，我們遲早都要為“分級制度”的遲遲未決而付出代價。

　　他們活在全球化生存的潛規則下、活在一切理所當然的WTO年代：理所當然吃麥當勞，理所當然地購買一切國際名牌，在我們的調查中，可以發現我們的孩子對這些名牌的認知，簡直不遜色于成年人。

　　未來的疑惑：還有多少中國味？

　　“我們周圍的青年，也多是像把頭蒙在塑膠袋里聽錄音機械播送的音樂。食物是味精的味，顏色是化學顏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泛濫，連小孩亦無復單純感知字的美。”（引自《中國文學史話》）胡蘭成先生的憂慮，如今正在激烈碰撞中。

　　“中國味”是孔子、是易經、是尚書、是禮、是離騷、是白蛇傳、是老成敦厚、是儒學、是忠孝、是過年（但不是春節聯歡晚會）、是仁與義、是漢字、是小橋流水、是梅蘭松竹、是水墨國畫、是齊天大圣孫悟空或豬八戒、是“忍耐性，散漫性及老滑性”（林語堂語）等等。

　　“全球味”是麥當勞的薯條漢堡包、是可口可樂的秘方、是耐克的飛人標志、是NBA的比賽規則、是宜家的家具風格、是公平自由個人、是超人、是弱肉強食、是Hello Kitty、是英語、是R&B和嘻哈樂、是比爾·蓋茨的視窗、是好萊塢、是埃菲爾的鐵塔凌云、是絕對伏特加、是貝克漢姆、是紐約時報的腔調或太陽報的荒誕、是CNN的緊張和MTV的狂放等等。

　　90年前，1914年辜鴻銘在英文報紙上發表《中國人的精神》一文已經下論斷道：“在我看來，往日那種典型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正趨于消亡。”自此，關于傳統斷裂的“杞人憂天”便不絕于耳。苦思之下，更有人提議“恢復科舉”，因為中斷科舉，令中國傳統的氣脈被橫刀中斷。亦有人自發建立“私塾”，頗為“懷舊地”讓自己的后代從接受“四書五經”開始。80年代生人在逐步養成后，我們已經發現他們在傳統教育上的缺失，如今，益發與全球同步的90年代生人的傳統傳承問題迫在眉睫。

　　但在他們身上維系“中國味”，是誰的責任？是他們的父母（多是60年代生人）的責任？這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耗費了他們的年少時光，他們對青少年的教育完全無法從自己的人生體驗中引入更多的借鑒；是他們所在的學校？這些學校已經把所有的精力用于中考、高考的應試和升學率競爭中；是他們所在的城市社會？社會已經在不停地禁止他們附近的游樂場所、錄像廳、網吧，但從不知道如何吸引他們進博物館；還是他們所在的商業世界？這些商家從未發自內心地覺得需要負上文化傳承的使命；或者，責任正在他們自身？可“他們還小”。

　　他們有資格亦有民族的使命成為未來“偉大的一代”，但沒有中國味的偉大的一代，可以想象嗎？

難抓把柄的“小大人”

　　在老師辦公室里，走進來的一個小男生靦腆得讓人心生憐憫，和老師說話的時候都把目光投向另一面墻上的黑板。但我錯了。當我充滿自信地問他想不想出國以及為什么的時候，他回答，出過。哪里？日本？和爸爸媽媽一起去玩兒的吧？不是，待了一段時間。多長的時間呢？八年。其實“八年”兩字之后，我真想用一個感嘆號，但是毛頭小子就是說得那么平淡。

　　作為提問者，我的心理優勢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蠶食殆盡的。也難怪人家不喜歡中文和英文，并且認為自己兩種語言的底子都不好。當然當然，因為他能聽懂濱崎步的唱詞。

　　同樣的，在另一個小妹妹面前，我再次失敗，不得不讓她自己寫下了她最喜歡聽的那個樂隊的英文名稱。惟一的例外也許是她問我歐洲和澳洲哪個離中國遠。我微笑著告訴她答案，因為我知道，大陸漂移的速度是很慢的，自己多少年前的地理知識暫時還不會失效。

　　愛吃洋叔叔洋大爺賣的漢堡包和炸雞腿的小屁孩兒還是多數。但毫無疑問的，更摩登的玩意兒他們也不會拒絕。比如日本料理、比如韓國燒烤、比如洋大餅。條件允許的話，小孩兒們也不會拒絕“中國的全聚德”。正如小孩兒教導我們的那樣，漢堡包和炸雞腿是沒營養的“垃圾食品”。

　　小孩兒們的流行時尚同樣國際化，比如鐘愛哼不清中國字音的周杰倫，比如“身世背景很特別”的劉若英。喜歡林心如，因為她白；喜歡布萊妮，因為人家可愛，最后的總結是比較學式的，“布萊妮比林心如更可愛”。

　　幸福的一代，對“災難深重”完全沒有體驗，但還是會認真地搬出歷史課本上的名詞應付一下呱噪的訪者。可以天天吃月餅的一代，所以吃月餅、元宵的節日，也許就應該叫“月餅節”、“元宵節”吧，誰吃個東西還考據一番呢？那是上上個世紀末的人的無聊消遣。

　　能說會道的一代，比如他們會告訴你畫上畫的那是包青天（其實是關公，雖然古代人長得真的是好像啊），告訴你那張古畫是“四君子”（其實是歲寒三友，雖然不管是三還是四，無非同樣都是些花花草草的東西）。他們的小“把柄”需要你去捕捉。

絕對小孩語錄

關于節慶食物：“粽子是劃船那天吃的。”“月餅在月餅節吃，誰吃個東西還要考據一番呢？那是上個世紀末人的無聊消遣。”

　　關于孔融：“媽媽說孔融是個好孩子。”“沒必要吧，都是獨生子女了。”“因為哥哥是應該讓弟弟的，我為什么要反過來讓給他。”

　　關于京劇：“什么叫京劇啊？”“聽不懂。”“好難聽啊，起雞皮疙瘩。”

　　關于毛筆字：“會寫，但寫得很丑……”

　　關于太極圖：“這個像是那個什么抓鬼的鐘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