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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學說，一脈承傳、源流貫通。但在人格思想方面，孔子所津津樂道、反復倡揚的是“君子”，而孟子所崇奉高標、心所依歸的是“大丈夫”。那么，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各有什么特點，它們在歷史上的影響又有哪些區別呢？本文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論，在《論語》中的表述頗多，其內涵極為豐富，難于一言以蔽之。因此，在“君子”人格基本特征的概括上，學術界也見仁見智，各有所得。
　　下面三段話是論者考察“君子”人格常常引用的材料，也是孔子對學生有關“君子”提問的直接回答。
　　其一：“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其二：“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其三：“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
　　我覺得這三段話看起來是孔子對“君子”概念的直接論述，但實質上不足以體現“君子”人格的內涵。因為孔子說這三段話的根本意圖在于闡明一人要成為“君子”的方法和途徑。
　　作為一個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要為社會培養一批他理想中的“君子”。而他的學生在品德追求上，將成為“君子”當作夢寐以求的理想。子路、司馬牛、子貢向老師請教的是怎樣才能成為君子的問題，孔子分別告訴他們的方法是“修已”、“內省”和“先行”。子路為人果敢率直、粗陋魯莽，與“禮”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孔子告誡他要成為“君子”，關鍵在于“修已”。即加強自身修養、去掉粗野魯莽的壞毛病。而司馬牛，因為他的哥哥司馬桓ｔｕí＠①作亂于宋，家人或死或逃，便產生了憂愁恐懼的情緒。正是憂懼在心的司馬牛請教成為君子的門徑，孔子才說：“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至于子貢，能言善辯是其顯著的特點。當他問君子之道時，孔子十分關切地教導他：“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可見，這三段論“君子”的言論，重在表達孔子關于人格修養的方法，而不是對君子人格內涵實質的具體表述。
　　那么，“君子”人格的特點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我以為綜觀孔子的言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下方面：
　　第一，謹慎。孔子標樹的“君子”人格，從其大體而言之，內在要求顯然是“全德之稱”的“仁”；外在要求顯然是須臾不離的“禮”。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就是從總體上說的。在“仁”與“禮”的關系上，孔子主張循禮以達仁。“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因此，孔子要求學生向著仁德君子的目標，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將自己的行為完全約束在“禮”的規范與秩序之中。在這種“立于禮”、“約之以禮”的嚴格訓導要求之下，謹小慎微、循規蹈矩便成了“君子”人格的第一大特點。所謂“仁者，其言也ｒèｎ＠②”，“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皆是“君子”們的規范約束。《為政》介紹說：“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因此，孔門第子總是臨事而懼、再思而行，他們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以期達到君子的標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生怕言行有悖于“君子”標準，可見“君子”慣常行為之謹慎。
　　第二，謙讓。孔子不僅十分明確地提出過“君子無所爭”（《八佾》）、“君子矜而不爭”（《衛靈公》）的道德要求，而且，把謙讓不爭視為從政治國的一條要則。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因此，謙讓不爭理所應當地成了“君子”人格的要求之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泰伯》）值得注意的是，孔了提倡的謙讓品德，除了求知識的不自滿足、品評人物的實事求是和接受批評、勇于改過等積極內容外，實質上也有隱瞞成績、貶損自我的內涵。如他表揚孟之反說：“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后也，馬不進也。’”（《雍也》）孟之反在一次戰爭撤退時，走在隊伍的最后作掩護，明明是他有意冒著生命危險主動當后衛，卻要說成是馬跑不動的原故。孔子稱之為“不伐”而加以贊揚。孔子還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意思是說，君子本沒有什么可爭的，但如果免不了要爭高低的話，也應像古人宴飲賓客、以箭助樂一樣，“揖讓而升，下而飲”，這才是謙謙君子的競爭方式。由上可見，由于受“禮”的束縛，謙讓不爭便成了“君子”的又一特點。
　　第三，厚道。厚道的本質特征表現在誠信無欺上。“剛、毅、木、訥近仁。”（《子路》）誠信篤厚是孔子提倡的一大美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學而》）“君子”的“主忠信”主要表現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無論是事奉父母、為政治民，還是交結朋友，君子都要忠誠厚道、竭力盡心。這種論述在《論語》中屢見迭出。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學而》）“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信則人任焉”。（《陽貨》）“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與厚道君子格格不入的品質是浮華欺詐。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又說：“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公冶長》）他多次表示對多言、巧言、佞言行為的鄙視與厭惡，因為“巧言亂德”、“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衛靈公）重然諾、行篤敬的厚道君子則遠離了浮華虛偽的惡德。“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子路》）
　　第四，溫順。《論語》開篇第一章就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人家不了解我，不重用我，我也不氣惱、不怨恨，處之泰然。這種溫順的君子精神，體現在君子行為的諸多方面。如對君王的“事君盡禮”、“事君以忠”（《八佾》）對父母的百依百順，“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孔子又說：“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孝”為仁德之本，本立而道生。恪守孝道的君子在思想行為上的溫和順從之特點也就非常突出了。
　　總之，“君子”人格內涵的基本特征是謹言慎行、謙讓不爭、忠實厚道、溫和依順、克已循禮。人們平時稱道的君子風度，也不外乎這些特點。
　　毫無疑問，孔子不僅是君子人格理論的倡導者，而且也是君子人格的實踐者。在人們的心目中，孔子是位溫文爾雅、慈善可敬、謙虛好學、彬彬有禮的“大君子”。他在當時就獲得過“夫子溫、良、恭、儉、讓”的贊譽。《論語·鄉黨》篇是記錄孔子平時生活行為的專章。于此可見“躬行君子”是怎樣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說：“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此言至切。我們先看孔子的衣、食、住、行。“君子不以紺ｚōｕ＠③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寢不尸，居不客。”“席不正，不坐。”“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客觀地說，《鄉黨》所記載的孔子生活情況及生活習慣，有一些是屬于孔子的個人好尚，有些是出于美觀健康之需。但是，作為有修養的“君子”，孔子的生活行為也有很多是受“禮”的束縛。“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就不是生活本身的要求，而是“禮”的制約。因為孔子說過“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子罕》）他自己是這么說的，當然也要身體力行了。
　　在為人處事上，孔子對國君的態度是：“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ｊｕé＠④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這段文字將孔子對國君的敬畏之情和入朝后嚴肅的氣氛、緊張的心理及退朝后的輕松情形寫得生動逼真，栩栩如生。所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在這里得到了某方面的具體印證。對大夫的態度：“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ｙíｎ＠⑤ｙíｎ＠⑤如也。”“侃侃如也”，按朱熹的解釋就是剛直的樣子；“ｙíｎ＠⑤ｙíｎ＠⑤如也”就是和顏悅色的樣子。孔子遇上接下這狀態是不一樣的。從一個角度說，一部《論語》既是“君子”人格理論的全面闡釋，又是孔門師徒對“君子”理論躬身實踐的忠實紀錄，我們要把握“君子”的人格內涵，應該“聽其言而觀其行”。
　　不過，“君子”人格內涵除了謹慎、謙虛、厚道、溫順之外也還有剛強的一面，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又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這些言論都體現了“君子”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剛強不屈的品格。我們說，循禮而行的“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是奴隸，就在于他能夠堅持自己蹈仁守禮的志向。只是這種以仁禮追求為旨歸的響亮語言，在“君子”人格理論中，畢竟屬于鳳毛麟角。
　　　　　　二
　　在先秦諸子學說中，孟子首倡“大丈夫”人格，而且身體力行。翻閱《孟子》一書，“大丈夫”一詞僅出現過三次，集中在孟子與景春的對答之中。但“大丈夫”人格理論和精神氣質則在全書中有較多的體現。有時，孟子稱揚的是“大人”和“豪杰之士”。實質上，這三個概念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它們共同體現了孟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
　　那么，“大丈夫”人格又具有怎樣的特點呢？《孟子》書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候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段話是孟子對“大丈夫”人格的總論，其主旨非常明白和突出，再聯系孟子其它一些言論來綜合考察，“大丈夫”人格之特點就昭然明朗了。
　　第一，“大丈夫”高揚自我，雖窮猶興。
　　在“大丈夫”面前沒有頂禮膜拜的偶像，沒有高不可攀的權威，雖然“圣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但“圣人”也不過“與我同類者。”（《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離婁下》）“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堯舜”本是儒家崇奉的圣人，孟子將“我”與“圣人”歸為同類，且可為之，這不能不說是其自我意識的體現。而自我意識正是人格的基礎，無自我意識便沒有人格。眾所周知，孟子“圣人與我同類”的命題是建立在其人性論基礎之上的。在他看來，凡是人都有共同的本性，圣人比凡人的高明之處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既然如此，那么，只要你“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當然，“人皆可以為堯舜”，并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在內的，真正能成為堯舜的，只有士君子、大丈夫而已。可見孟子的“大丈夫”所指的只是極少數先知先覺甚至連君王也在他們之下的“賢士”。所謂“彼亦人也，我亦人也”中的“我”，指的就是“大丈夫”自己。
　　正因為如此，“大丈夫”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價值和作用都有異乎尋常的肯定，也就是說，他的自我意識相當突出。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又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萬章上》）這種“舍我其誰”的自信心和“以斯道覺斯民”的社會責任感，無疑是“大丈夫”人格力量的體現。孟子還說：“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乎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上》）一般人要有待于客觀條件，才能有所作為，至于“豪杰之士”，其個人潛能的發揮，沒有客觀條件，也能有所作為。或許有人懷疑，這種清高自許、睥睨一切的言論未免空泛。但孟子有自己的解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廣居”、“正位”、“大道”，就是仁、禮、義。這是“大丈夫”遵循的正軌。“大丈夫”得志了，帶領民眾一同“居仁由義”，不得志時，一個人也“修身現于世”。無論外在的條件如何，個人的志向操守則是堅持不移的。所以，“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可見“大丈夫”人格是高揚自我的人格，其自我意識和雄強的品格有別于“謙謙君子”。
　　第二，“大丈夫”正道直行，不卑不順。
　　孟子是“大丈夫”人格理論的首創者，他的行為方式無疑也是“大丈夫”人格的直接體現。我們在考察“大丈夫”人格特點的時候，就應該注意記載孟子行為方式的有關材料。
　　干諸候、說人主、倡仁義、平天下是孔子和孟子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在具體的行為方式上二者又各不相同。與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的“畏大人”不同，孟子傲視王侯，公開提出“吾何畏彼哉？”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君王仗著地位與權勢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這此都是以“平治天下”為已任的“大丈夫”所不愿干的。論志向、品德，君王遠在“我”之下，那么，他的權勢地位又算得了什么？憑著這一點，孟子在君王面前確實屢屢表現出他的剛直與高傲。他不僅響亮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前所未有的觀點，而且對君王提出公開的批評：“不仁哉，梁惠王也”、“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有時還當著君王的面給予嚴厲的教訓和質問，逼得“王顧左右而言它”。他甚至要求：“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公孫丑下》）孟子的君臣觀，歷來被帝王們所厭惡。像他對齊宣王說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常常令統治者讀得心驚膽戰，怒火中燒。這不能不說是“大丈夫”人格所顯示的威力。
　　對君王如此，對大夫就更不用說了。“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兇所饑歲，子之民，老贏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公孫丑下》）這種揭人短處毫不留情、不畏權貴、正道直行的品性是溫順君子望塵莫及的。孔子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顏淵》）又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衛靈公》）這種怕結怨于人、明哲保身的“君子”行為模式與“大丈夫”怎可同日而語。孟子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就明確指出：“以順為正者，安婦之道也。”又曾評論孔子說：“仲尼不為已甚者。”（《離婁下》）即孔子從來不做過頭的事、不講過份的話。事實上，“立于禮”的“君子”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有內在氣質和行為方式上確有明顯的區別。
　　第三，“大丈夫”浩氣凜然，寧折不彎。
　　《孟子》書中有一段人們熟識的對話：“‘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公孫丑上》）孟子對“浩然之氣”的解釋雖有幾分“難言”的神秘色彩，但其基本特點還是明白的。一是“至大至剛”。朱熹說：“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這是用正直培養出來的“浩然之氣”的內在的特點；二是“配義與道”。“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四書集注》）這是“浩然之氣”外在表現出來的特點。
　　試想，為什么孟子在生活行為中不如孔子那般講究禮節，而更多地注重氣節？應該說，這是異于“君子”人格的“大丈夫”精神支配其行為的結果。我們再看下面的材料：“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自己不屑于與人談爭斗之事，對討教軍事的國君避之猶恐不及。孟子也碰到過這樣的事，“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梁惠王下》）孟子認為，滕國雖小依附別人終非長久之計，如果靠自己的民眾勇敢地起來戰斗，寧死不屈，也許有條生路。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唯禮是從的“君子”與“至大至剛”的“大丈夫”在思想行為上的不同表現。孟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其為人處世，把個人的尊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眼里，不是臣子首先對君王盡忠盡禮，而是君王對“賢士”先“致敬盡禮”。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盡心上》）這種樂自己的道，忘別人的勢，是剛強氣節的表現。“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告了上》）這也是剛強氣節的表現。
　　綜上所述，孟子倡導的“大丈夫”人格高揚自我、不卑不順、剛強不屈的人格，具有這種人格的人，無論面對權勢、富貴，還是處在窮達、強弱的境地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尊嚴，堅持自己的操守。一句話，“大丈夫”乃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三
　　通過以上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內涵及孔子和孟子行為方式的考察論析，可見，“君子”和“大丈夫”人格之差異是確實存在的。概而言之，其差異的主要表現是，一則陰柔多于陽剛，一則陽剛多于陰柔。雖然，“君子”也有陽剛的一面，但綜觀孔子作為一個“君子”典范的全部言行，說他陰柔多于陽剛，應是切合實際的。至于“材劇志大”（《荀子·非十二子》）的孟子，其言其行，豪氣四溢，“至大至剛”之特點十分突出。或者說，“大丈夫”人格是對“君子”人格一個側面的擴而充之和發揚光大，但兩者卻不能等量齊觀。然而，許多論者將孔孟人格思想合而為一，則未免失當。
　　事實上，“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在歷史上對人們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所謂“君子風度”、“大丈夫氣概”，在日常語言中已被注入了不同內涵：凡生活中謹言慎行、束身寡過、誠實厚道、彬彬有禮者，多被譽為有修養的君子；而立志高遠、敢作敢為、不畏強暴、寧折不彎者，常被尊為氣節高尚的“大丈夫”。這種語言習慣的差別正是對孔孟學說中“君子”和“大丈夫”原始意義的承襲。
　　我們翻檢歷史，更為清楚地看到：古人何時以“君子”自律，何時以“大丈夫”自勵，兩者是不會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現象的。一般說來，在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在利益一致的階級、階層和團體內部，“君子”人格更被人們崇奉和追求，人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君子”人格作為修身養性的道德追求目標。可以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君子人格”是和平穩定環境里人生修養的主導方向。可是，當人們想有一番大的作為或碰到大災大難及惡勢力的壓迫時，在信仰、利益受到外來威脅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作出必居其一的重大選擇時，想到的精神力量之源，往往不是“君子”，而是雄強剛健的“大丈夫”。《史記·高祖本紀》說劉邦年青時在咸陽看到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后漢書·趙典列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三國志·辛毗傳》說侍中辛毗因不愿依附中書監劉放和中書令孫資，結果被讒言中傷，出為衛尉。辛毗對兒子說：“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為公而毀其高節者也？”《晉書·石勒傳》：“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南史·王僧達傳》：“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沒沒求活。”宋代文天祥《生日和謝愛山長句》：“丈夫壯氣須沖牛。”宋代林逋《省心錄》：“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生死如鴻毛。”明代楊仲年《失題》：“丈夫濺血尋常事，留得人間姓氏香。”在我國古代詩文中，這類材料，不勝枚舉。“大丈夫”人格確實是大志向、高氣節、寬胸襟的象征。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對后人的鼓勵、鞭策和激揚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這種“大丈夫”人格，培育了中華民族自尊自強的心態和剛直不阿的品格，形成了中華民族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硬骨頭”精神。
　　經歷兩千年的時間考驗，“君子”人格和“大丈夫”人格已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今天，我們考論兩者的差異，旨在更好地認識和把握各自的精神實質，汲取其中的精華，為現實的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而不在于比較其高低優劣。過去的時代，社會需要和造就了無數“君子”，也需要和造就了無數“大丈夫”，今天和將來的社會也同樣如此。作為個人修養，“君子”和“大丈夫”的優秀人格素質應兼備，只是因時代的變遷，“君子”和“大丈夫”的人格內涵也應被賦予符合時代意義的新解釋。從這個意義說，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君子”和“大丈夫”人格將代有傳人，輝炳千秋。
　　　　　　　　　　　　　　　　　　　　　　（責任編輯：章克團）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鬼加隹
　　＠②原字認去人加刃
　　＠③原字經去右加取
　　＠④原字蹤去右加矍
　　
　　
　　
求索長沙072-077B5中國哲學史徐新平19951995 作者：求索長沙072-077B5中國哲學史徐新平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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