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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最大功績之一即是發現了“人”，尤其是發現了“女性”。“是否關注和如何關注女性”成為衡定現代人優劣高下的試金石。周作人說過，“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說法，即已了解無遁形矣”。〔1 〕那么，作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林語堂是否關注和如何關注女性呢？對此，學術界未能給以充分的注意。事實上，林語堂不僅盡其一生關注女性，而且有著獨特的女性觀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過對林語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詳細解讀，我們既可理解林語堂對“女性解放”的獨特貢獻；又可充分認識林語堂的思想、文化選擇與審美趣味；還可獲得關于女性未來發展趨向的某些啟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語堂曾自信地說：“我有雄心讓我的小說留傳后世”。〔2〕確實，林語堂的小說有許多富有價值的內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語堂筆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穩定的內涵，沒有明顯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色彩，這與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樣的。林語堂曾提出危言聳聽的女性觀，“人們對中國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會發現所謂的婦女的壓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細研究觀察中國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結論。這個批評肯定不適用于中國的母親這個家庭的最高主宰”。〔3〕這里， 林語堂否認中國歷史上女性所受的壓迫，充分顯現政治觀的保守和意識形態的遲鈍。但另一面，由于中國歷史上女性受壓迫的非絕對性，也由于文學審視視角和方式的獨特性，林語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別有意義。《京華煙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們有著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種關系。其中除了姚太太與銀屏的矛盾外，女性間多是和平相處，沒有階級斗爭的殘酷，主仆間也不是壁壘森嚴，而是較為平等。姚太太與銀屏也不象許多現代作家筆下的主仆間有著強烈的階級意識沖突，而更多的卻是女人間的爭奪戰。就木蘭形象而言，她雖是富家女，但絲毫沒有剝削階級的驕奢淫逸、頤指氣使，而是和氣、溫柔、善良、勤勞、質樸。顯然，林語堂注重的是發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輝。《紅牡丹》塑造了光緒年間的女性紅牡丹。作者沒有賦予牡丹多少階級內容，只是注重挖掘她與人類相通的人性內容，即對愛情、自由、人性、個性的追求。譯者曾言：“本書寫寡婦牡丹，純系自然主義之寫法，性的沖動，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當以違背道德而強行壓抑之，本書主題似乎即在于是”。〔4 〕還有《風聲鶴唳》中的丹妮，《朱門》中的柔安，《賴柏英》中的賴柏英，作者的立足點均在于此。另外，與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強調女性性格、個性等的發展性、變動性不同，林語堂不注重“成長性”或“衰敗性”的把握，而喜愛寫女性的“常性”、“穩定性”，她們自始自終保持美好的“人性”不受污染，并把對愛情、自由、個性與美好的追求作為自己人生的目的和價值意義之所在。
　　與忽略女性形象的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相關，林語堂筆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沒有祥林嫂、蘩漪、金子、曾樹生、翠鳳、曹七巧等的“沉重感”和“悲劇性”，而有著輕靈瀟灑、明秀高雅的特征。一是表現女性天姿靈秀的外貌，塑造她們天成的麗質風姿。林語堂描繪了木蘭有著巧奪天工的美貌后感嘆說：“造物自然賦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5〕當然，林語堂并不是把女性當成“尤物”來鑒賞、玩味， 而是用貌美表達女性的自然天成，贊嘆女性是上蒼自然育化的“精華”。二是表現女性的精神境界，寫她們精神世界的超凡脫俗。三是表達女性的“樂天知命”、“心安理得”的處世態度與生活原則。林語堂筆下的女性決非甘作封建專制的奴隸而任憑他人擺布，她們有著個性解放的色彩。然而，她們又不是一味“抗爭”，而是表現出某些容忍與順從。比如木蘭，她明知自己更愛立夫，但別人為她安排好與蓀亞的婚事，她也并不反對。因為她知道她嫁給蓀亞，“沒有夢繞魂牽，只是正常青年男女以身相許，互相敬重，做將來生活上的伴侶，只是這么一種自然的情況。只要雙方正常健康，其余就是順乎自然而已矣。”〔6〕 表面理解容易得出結論說，木蘭個性脆弱，思想保守，缺乏婦女解放意識，其實，木蘭是老莊思想的崇信者，她相信“天命”、“運數”、“緣份”、“不爭”和“順性任情”。這里重要的是木蘭對“逆境”采取的達觀與超然態度。當然，這也是林語堂的女性觀。他說過：“瀟灑”應該“先從女人說起，可以一直說到文學作風，一貫而下。”〔7 〕林語堂筆下的女性雖也歷經苦難，但其內心卻洗凈了沉重與悲哀。她們是以精神的豐贍與高尚，心靈的靈動與透徹，氣度的瀟灑與飄逸為特色的。
　　林語堂的女性形象還有著豐富而細膩的內心世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神奇，二是細膩。濱田正秀說：“女性，對男子而言，永遠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充滿矛盾的神秘境地。”〔8 〕林語堂也說：“我最喜歡同女人講話，她們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倫的名句：‘人是奇怪的東西，女人是更奇怪的東西’。”〔9 〕丹妮對博雅與老彭的感情是難以一言以蔽之的。開始她對博雅芳心相屬，但她做夢也沒想到后來竟愛上博雅的摯友，即她的父輩老彭。可見她感情之神妙難測。在愛情上，最能表現矛盾心理的是紅牡丹。她對金竹、孟嘉、南濤、德年都曾付出純潔的愛，從而打破了“愛是絕對專一無私”的神話，反映了“愛”的豐富、復雜與微妙性質。另外，林語堂小說還展示了女性的潛意識心理，從而豐富了女性的心理世界。以《紅牡丹》為例。小說開始不久即敘述牡丹對孟嘉的關切之情。那時，丈夫剛剛病死，牡丹拿出她保存的三卷《孟嘉文集》，當別人提及孟嘉，“牡丹的臉上立刻亮起來。”〔10〕她還記得十一歲時，身為翰林的孟嘉回家省親，曾“一雙手摸著她的前額，說她‘漂亮，聰明’。這么兩個贊美之詞，對她的小姐時代便有無限的影響。現在她往事的記憶，往日的印象，聲音，和家里花園的一棵特別的樹，在忘記了好久之后，又浮現在心頭。”〔11〕顯然，這是作者對牡丹潛意識的深刻剖析。林語堂還注重表現女性性愛意識的纖細、敏銳，尤其是性意識萌動、發展過程，而且描寫得優美無邪，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少見的。就如同有的論者說的：“無論沈從文還是巴金，都不曾深入于少女意識深層，如此逼真地描寫她們性意識的萌動。她們無不樂于玩賞少女的天真情態，理想化以至‘圣潔化’中有十足的男性趣味。”〔12〕
　　總之，林語堂比較偏愛女性，并塑造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女性形象系列，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次重大收獲，從中也反映了林語堂對女性視角的熱愛與執著。
　　　　　　二、女性的話語本文
　　分析林語堂筆下女性形象的獨特性固然必要，要探討其審視女性的獨特角度更為重要。在林語堂看來，“女性”與“男性”處于怎樣的關系中，作為“男性”作家林語堂是怎樣展示“女性”的，林語堂關于女性問題的理論支點是什么？
　　中國古代愛情文學模式是“一男多女”結構。魯迅曾說過，《平山冷燕》、《玉嬌梨》、《好逑傳》等書，都是那種“一個以上佳人共愛才子”的模式。〔13〕林語堂與其他中國現代作家一起突破了這一模式。不同的是他又走向“一女多男”的模式。木蘭、丹妮、紅牡丹、武則天都屬“一女多男”模式的主角。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少見的。另外，林語堂的男女兩性關系的文學描述往往是：女性占據主導地位，具有進攻性，女性是行為與動作的發動者、操縱者，是“主語”，而男性則是受控者，是“賓語”；在婚戀的結果上，女性多是成功者、勝利者，而男性多是失敗者；面對愛情悲劇，女性也總是比男性更具承受力。雖然木蘭、牡丹、賴柏英、丹妮都對愛情熾烈如火，可一旦不能如愿，她們卻比男性鎮定自若、從容達觀、安天樂命，從中表明其主體性和自我價值意義的確立。西蒙·波娃說過，女性“只有拒絕愛情時，她才能避免依附別人。”〔14〕在才智與力量上，林語堂也表現了女性優勝的傾向。老彭勸過博雅要重視丹妮，“喔，你得看重她。你永遠不明白女人有多大的力量。”〔15〕還有木蘭，她竟從容不迫完滿解決了丈夫的婚外戀情，顯示其驚人的智慧和天成的靈性。林語堂還在柔弱的柔安身上看到了不亞于大丈夫的果決與勇敢，在暴虐的武則天身上看到了天賜的為政才華與石頭般的耐心。
　　其次，林語堂筆下的女性并不是被男性審視，任憑敘述者述說的“他者”、“聽眾”，更不是一個無語的“沉默者”，而是“講者”，是“敘述人”。總的說來，中國現代作家審視女性多是偏于發掘其悲慘命運及悲劇動因，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但他們往往站在“女性與封建文化”的因果關系而非從男女兩性的視角進行考察。如魯迅塑造的祥林嫂以其“沉默”與“無言”而著名，站在女性對傳統文化承載的角度看，這當然是非常成功的典型，但站在“女性”的角度我們卻感到敘述人“我”和作者魯迅同祥林嫂之間有著深深的隔膜。還有《傷逝》，魯迅讓涓生敘述子君，子君被剝奪了言說、陳述、辯解的權力，子君的一切是非曲直我們只能從涓生的敘述中獲得，子君作為女性獨特的性情、內心感受及審美趣味我們無處知曉，只能透過男性眼光去領略。這樣，誰能保證子君未被涓生這位男性誤讀呢？因之，我們認為魯迅筆下的女性形象基本是作者在“男性視點”下塑造的，未能表現女性的獨特經驗與感受，未能發掘女性的豐富、神奇而細膩的內心世界。林語堂則不同，他筆下的女性多是作為主人翁“言說”，從而表現女性的思想、感情、感覺及豐富而微妙的心理世界。一是善用女性視角感覺、體會、表達女性。二是多讓女性講話，通過與他者交流使自身得以自然呈現。三是讓女性用書信和日記方式表達自己。因為這對女性表達具獨特功用，對讀者也尤有魅力。
　　林語堂的女性話語在他的論述中更為明顯。他曾贊譽過不少女性，從中可見其女性崇拜思想。這些女性有鄧肯、西蒙·波伏、宋慶齡、李清照、李香君、蕓。他寫道，“蕓，我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也許古今各代都有這種女人，不過在蕓身上，我們似乎看見這樣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生不可多得。”〔16〕更有甚者，林語堂的理想是“壁上一幀李香君畫像讓我供奉”，〔17〕他把李香君視為“神”，用重金購得她的畫像，掛在書齋，并自題一詩表達崇拜之情，“香君一個娘子，血染桃花扇子。義氣照耀千古，羞殺須眉男子。香君一個娘子，性格是個蠻子。懸在齋中壁上，叫我知所觀止。如今這個天下，誰復是個蠻子？大家朝秦慕楚，成個什么樣子。當今這個天下，都是販子騙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亂子。”〔18〕他甚至直言不諱，“我崇拜李香君。我為什么崇拜李香君？”〔19〕林語堂有時也表現出褒女貶男意識，“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名言，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他吁求美國女人結婚：“讓她們把她們純凈的水跟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讓她們把‘陰’與‘陽’聯合起來吧。”〔20〕他還用美國某夫人的話說：“男子統治的世界，已弄成一團糟了。此后應讓女子來試一試統治世界，才有辦法。”〔21〕這里，林語堂甚至對男人的為政能力產生懷疑。在他看來，女性決非男權主義者認為的卑賤劣物，她們是水，高尚純潔、靈光閃動而又無堅不摧。
　　林語堂相對忽視男性世界而偏重女性世界。他站在“女性”視角，為女性代言。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工具與玩偶，也不再是被冷落的沉默者，而是有著鮮活生命和個性的言說者，她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恐怕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注意的現象吧？
　　　　　　三、女性崇拜的原因分析
　　應該說，林語堂女性崇拜形成的原因很多，也相當復雜。首先，在他人生旅程中，有好幾位女性對他產生過深刻影響。先說林語堂的母親楊順命。林語堂談對他影響至深的“一是我的父親，二是我的姐姐，三是漳州的山水。”〔22〕這里未提及母親，很容易使人誤認為母親對他的影響較小。其實不然。他曾這樣敘說母親：“說她影響我什么，指不出來，說她沒有影響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長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見背，留下我在世。說沒有什么，是沒有什么，是沒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為我，是她培養出來的。你想天下無限量的愛，一人只有一個，怎么能夠遺忘？”〔23〕比較說來，母親比父親對林語堂的影響更大也更為深遠。這也是為什么林語堂小說中傾盡心血寫了那么多偉大的母親形象。母親是林語堂女性崇拜的起點。二姐是林語堂生命中另一重要女性，她美艷如桃，快樂似雀，“和樂（指林語堂，筆者加）對二姐，比對父母更親切。”〔24〕直到晚年，林語堂仍念念不忘這位早逝的二姐，說出嫁那天，二組給了她四毛錢，含淚而微笑對他說：“我們很窮，姐姐不能多給你了。你去好好的用功念書，因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個女兒，不能進大學去。”〔25〕二姐的諄諄教誨成為林語堂一生不斷追求的內在驅力；二姐的不幸是女人的不幸，這是林語堂一生不斷關注女性的最初動因吧？陳錦端是林語堂深愛的女性，因門第差異，二人最終未成眷屬。但錦端的才華與美貌、靈性與境界，永遠是林語堂心中高懸的太陽。有趣的是林語堂很少提到陳錦端，只在《八十自敘》中寫道：“我從上海圣約翰大學回家之后，我常到一個至交的家里，因為我非常愛這個朋友的妹妹C。”〔26〕這里，陳錦端被省略成“C”。對此，林語堂女兒林太乙說的很清楚：“我不免想到，在父親的心靈最深處，沒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錦端永遠占一個地位。”〔27〕直到生命的黃昏，八十歲的林語堂聽說陳錦端還在廈門，竟迫不及待地對來人說：“你告訴她，我要去看她！”〔28〕難怪林語堂在《紅牡丹》中借牡丹之口這樣寫孟嘉對她的綿綿情意與悠悠哀傷：“他果吻去我之淚珠，然后吟白居易長恨歌最后兩句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他臉頰緋紅，我二人遂未交一言。”〔29〕對林語堂有影響的還有妻子廖翠鳳。她外向、沉實、守規矩、善良而富有犧牲精神。人們常把他們的婚姻說成金玉良緣，但我認為廖翠鳳對林氏影響最大的是母性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說，廖翠鳳是林語堂母親的再現。林語堂說：“妻是水命，水是包容萬有，惠及人群的。”〔30〕是啊，天下還有什么比母親更能“包容萬有，惠及人群”呢？還有林語堂的三個女兒。女兒的天真、稚樸、浪漫與林語堂一拍即合。總之，生活中的林語堂周圍有一大圈女性，他真是生活在“女人國”里。而且，他周圍的女性都是那么美好，她們以不同的方式將其個性、美德滲入林語堂的靈魂，成為林語堂女性崇拜形成的現實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是林語堂女性崇拜形成的更為重要原因。前文提及李香君等對林語堂的感動，這里主要談《紅樓夢》和老莊道家思想中“女性崇拜”對林氏的影響。林語堂浸淫《紅樓夢》多年，早年他就把《紅樓夢》作為了知中國人的主要文本，“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簡易的方法，莫如問他喜歡黛玉還是寶釵。”〔31〕晚年，他仍精心研究《紅樓夢》。他說：“我特別佩服《紅樓夢》”，〔32〕從中可見林語堂與《紅樓夢》的血脈關聯。賈寶玉是個女兒崇拜者，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濁臭逼人！”這與林語堂對女性的看法何其相似！曹雪芹自敘其創作動因：“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女子，一一細考核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衩。”這與林語堂贊美李香君用語、口氣及女性崇拜思想何其相似！有的學者認為：“林語堂筆下的姚木蘭，綜合了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的才智，薛寶釵的美貌，史湘云的風姿。”〔33〕可以說，《紅樓夢》是林語堂女性崇拜最為直接的來源和啟示之一。當然，林語堂的女性崇拜與曹雪芹是有明顯差異的，其表現如下：一是曹雪芹主要是“女兒崇拜”，而非嚴格意義的“女性崇拜”；二是《紅樓夢》中的女性不似林語堂筆下的女性“情”、“性”統一，而是分離的。三是與曹雪芹的厭世態度不同，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是以達觀態度為基礎的。另外，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他曾說自己受道家影響至深：“倘若強迫我在移民區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會不加思索地對當地從未聽過這種字眼的人，說出‘道家’兩字。”〔34〕那么，作為道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即母性崇拜不能不影響林語堂。《老子》第六章說：“玄牝之門，是謂天之根。”這里，老子把“牝”看成天地之“根本”，天地萬物即生于“牝門”。可見，老子的哲學就是基于“母”、“牝”的本根意義，參透世界與宇宙萬物，從而形成了以“道”為核心的獨特哲學。從宗教意義上說，還較少有哪一種宗教能象道家文化這樣對女性、母性如此重視。林語堂曾譯注《老子的智慧》一書，對老子文化思想作了全面的闡釋和評述。他說，在老子那里，“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35〕林語堂進一步引老子的話：“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ｘī＠①，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36〕顯然，林語堂對老子哲學的“母”之根本和母性崇拜還是有深透省悟的。所不同的是，老子的母性崇拜是為其“道”之哲學服務的，他還未能推廣為女性崇拜，而林語堂的女性崇拜卻較自覺了。
　　獨特的生活經歷決定了林語堂不能不受西方文化中女性崇拜的深刻影響。首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一九二九年，林語堂翻譯了婦女解放者羅素夫人的《女子與知識》，文中可見她對林語堂女性觀念的影響。羅素夫人文章的核心是倡導女性自主、自由權力的實現，“我們是反抗自有史以來不斷的以男性壓迫我們的制度的叛徒。”〔37〕因之，羅素夫人呼吁男女平等，呼吁女子的性權力，獲取知識的權力，這與林語堂是一致的。二是羅素夫人贊美母性的偉大，認為對女子應施以健康的母性教育，“從來沒有女子教育預備我們做母親，現在這種教育急應開始。”〔38〕羅素夫人還把婚姻與母親聯系起來，認為：“我們可以說，除非有最重要的理由，社會永遠不可禁止男女做父母的機會。所以兩年以上無子女的結婚，如有一方愿意，即可解除婚約。”〔39〕這與林語堂的女性、母性觀念是一致的。三是羅素夫人與林語堂在理想女性觀念上的一致性。她說：“生活與調和，寬大與和平，這是婦女運動所提倡的最好的理想。”〔40〕另外，林語堂還翻譯了丹麥作家布蘭地司著的《易卜生評傳》，蕭伯納的劇本《茶花女》，文中對易卜生和蕭伯納的女性解放思想尤為注目，從中，我們體會出二人的女性觀對林語堂女性崇拜的直接影響。惠特曼也是林語堂十分喜歡并常常提到的作家，因為惠特曼在《草葉集》中宣稱：“女人和男人我都一樣歌唱，”這與林氏的女性觀是一致的。正是因為惠特曼對女性的關注與熱愛，致使美國一位女權主義者稱他是女權主義的先驅。〔41〕與許多中國現代作家不同，林語堂留居女權主義運動風起迭涌的美國數十載，耳聞目染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就超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范疇。克麗絲·威登說過：“在當代女權主義強調作為婦女而說話的重要性背后，其重要動機是表達婦女的主體性。”〔42〕顯然，林語堂女性崇拜思想中，女性的“言說”、“主體性”追求與西方女權主義不可分割。
　　林語堂以其自身的生活遭遇為依據，以養育自己的家鄉山水為立足點，在對中西文化進行廣泛涉獵、融匯的基礎上，省悟其中的合理部分，感悟其中的生命之流，從而產生了基于自然、源于始初的女性崇拜思想。
　　　　　　四、超越女權主義規范
　　女權主義作為近兩個世紀西方社會的重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確實取得了相當重大的成就。但也應看到女權主義運動發展至今已困難重重，矛盾紛紛，尤其在美國這種狀況更為嚴重。女性“欲望”膨脹，女性角色日益模糊，男女世界出現了新的不和諧。理想的社會、文化中，男女世界應如何合作，女性的獨特魅力如何？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是值得借鑒的。
　　女權主義最大的局限性之一是以女性為中心而對男性采取對抗、侵略甚至厭惡的態度。除了法國女權主義者比較溫和，注意男女間的平等外，其他國家的女權主義者（美國尤甚）在對男性大加責罚的同時，又把男性擱置在“附屬”的地位，難怪美國學者麥克盧漢說，女權主義“預示了90年代乃至下一世紀人類精神天地中一朵膨脹的星云！”這與女權主義曾經全力反對的男權中心文化之態度具有本質的相似處，都是站在男女二元對立的立場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林語堂的女性崇拜雖然以女子為中心，在“男女平等”上天平也向女性傾斜，但他不象女權主義者那樣采取決絕的態度，而是比較溫和。在他看來，男女是一個整體，是陰陽世界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因為世界是由男女和平共處共同創造出來的。他說：“女人不過跟男人相同的人類罷了。”〔43〕在呼吁美國人要結婚時，林語堂主張男女必須“和諧的補充”，“讓她們把她們純凈的水跟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讓她們把‘陽’與‘陰’聯合起來吧，讓她們面對那顯明的真理——男人與女人只有跟異性和諧地補充才能達到他們的完全表現，然后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44〕在文學創作中，林語堂并沒有把女性與男性完全對立起來，更沒有將男性寫成女性的“注釋”，他筆下的男性雖沒有女性的靈性閃動，光彩照人，但姚思安、孟嘉、蘇東坡、老彭還是有血有肉的。看來，林語堂的女性理論與實踐對女權主義的男女對抗觀念具有明顯的超越性質。
　　女權主義的另一誤區是對“女性”角色的錯誤確認。有人認為，現代的女性就是與男子區別無二，有著男子的智慧、才氣、膽識，甚至在體力、精力等方面也可與男性并駕齊驅。對此，周作人批評說：“現代的大謬誤是一切以男性化為標準，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故有些女子以男性化為解放之現象。”〔45〕還有人認為，現代的理想女性就是強化其女性意識，把“女性”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概念，清除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男性”代碼，而以“女性”代碼重新建構女性本文的文化。這種觀點帶來女性明顯的“自我”膨脹，走向完全的利己主義。其社會行為與思想表達一是不承担社會、文化給定的責任；二是道德感弱化；這勢必帶來西方女性不婚不育，婚離頻繁，有性無愛等弊害。比如美國現代舞創始人鄧肯在寫自傳時對自己的性別角色倍感困惑，是把自己“寫成圣母瑪麗亞，還是放蕩的密薩琳娜；從良的妓女瑪達琳，還是附庸風雅的女文人？”鄧肯不無感嘆地說：“從她們的種種冒險中，我哪能找到真實的女性？”〔46〕林語堂的女性觀卻與女權主義大相異趣，他在肯定女性的自主、自由、自尊及自我價值時，強調其必須保存自身的性別優勢與獨特魅力。首先，林語堂反對女子獨身，認為這是有背自然人性的。他提醒美國女人必須結婚：“不管你們說及在中國女人受到壓迫，你們要記住每一個中國女人都結婚的，那便是說，在這個世界是每個男子，由于天的意旨和社會的創作，都要受到她管理。”〔47〕其次，林語堂反對女子故意不育，倡導女子生兒育女，并由此贊美女子做母親的重要與榮光。他說：“女性的一切權力之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做母親。”〔48〕因為女性的生育能力象大地生育萬物一樣是上蒼的賜予，棄絕上天的恩賜便是不明曉天理，不知道感恩。甚至因為生育做了母親，即使那些道德、名聲不佳的女子也因此神圣、高尚起來。他說：“當一種哲學脫離大自然的觀念，忽略了這種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質和生存中心意義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時候，這種哲學走上了迷路了。”〔49〕再次，林語堂認為女性最適合的職業是家庭與公共事務，并把女性這一職業看成是偉大而富有意義的工作。他說：“家庭生活包括養育孩子這種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而一般人覺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據女人的時間，這種觀念不能說是一種健全的社會態度；這種觀念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50〕當然，林語堂并不希望女性完全拘囿家中從事家務勞作，有些女子還可參加社會事務，他認為：“沒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沒有禮俗、宗教傳統及社會階級。”〔51〕“我們要曉得我們所講的是一般男女的理想。世界上有杰出能力的男人，也有杰出而能干的女人，他們的創造能力是世界真正進步的原因。我要求一般女人把結婚當做理想的職業。”〔52〕基于此，林語堂非常贊賞李清照，并望女性也來嘗試著治理這個世界。最后，林語堂注重男女的性別特色，反對女權主義下女性性別角色的異化。他說：“男女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對婦女的束縛，而是意味著關系的和諧。”〔53〕凡是女子，風度要緊。陰陽倒置，總是寒傖。我想女人略帶靜嫻，才有意思。這如唐詩，可以慢慢咀嚼。美國女子，就如白話詩，一瀉無遺，所以不能耐人尋味。”“女人與男子平等，誰不知道。但鋒芒太露，風韻就少了。”〔54〕所以，林語堂強調女子的雅致、溫柔、敏銳、活潑，同時也強調女子的直覺、感性之重要。因之，林語堂大聲疾呼：“如果有什么危險，那就是性特征的消失，以及有女子氣質的婦女的減少。”〔55〕他還表達了自己的女性理想：“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愛數學也愛化妝品的，是比女權主義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讓她們用她們的化妝品吧，如果她們還有余力（孔子不一定會這樣說），讓她們也弄弄數學吧。”〔56〕應該說，林語堂這一觀點是切中女權主義弊害的。
　　林語堂既肯定女性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地位，又肯定女性的獨特之處，即女性作為性別角色的特殊意義。他倡導一種新的女性觀，既有個性、人性的解放；又不泯掉女性的角色特性。他呼吁：“我愿意看見新時代的女子，——她要無愧的標立，表現，發揮女性的不同，建造新女性于別個的女性之上。”〔57〕
　　　　　　五、難以逾越的局限
　　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有著重大的價值意義。但它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女性解放就意味著以“女性”為中心方能達到嗎？林語堂能否徹底擺脫幾千年的男性中心權力話語的規范呢？如何解釋林語堂的諸多矛盾性呢？
　　在林語堂這里，女性明顯占據男女世界的中心位置，而男性卻被從“中心”排擠開來向邊緣推進。這種對男女角色位置的“調換”，顯然在本質上與“男權中心”思想并無二致，雖然他遠沒有“男權中心”文化者做得那樣徹底絕情。如果說美好、自然、健康的世界是男女兩性平等、自由的和諧相處、融匯，那么男女兩性就沒有“中心——邊緣”，也沒有“在場——缺席”的依從關系，而是兩極對應的互為中心。在兩個中心的關系中，男性與女性既對立又統一，既矛盾又諧和，他們以其各自的角色魅力吸引對方并發揮對方難以發揮的特長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是從一個泥潭掙扎出來卻又陷入另一泥潭。這種一元論思維方式必然導致男性受到忽略，趨于弱化、異化，這當然會導致女性也喪失其生機與活力。因為沒有男性的豐富、廣闊、陽剛與勇毅，也不會有理想女性獨特的風采。
　　周作人說過：“男人講論婦女問題，無論怎么用心，總難免隔膜。”〔58〕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的另一局限是，他雖然相當程度超越了男權中心文化的制約，但仍未完全擺脫男權中心話語的規范。在敘述方式上有時不可避免采取男性敘述話語，忽視甚至無視女性的獨特存在與真實的心理狀態。這在《武則天》中表現尤甚。應該說林語堂在塑造武則天時有些見解很有見地。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把武則天放在封建專制政治中審視。武則天雖是諸多悲劇的罪魁禍首，但更深刻的根源卻是封建專制政治，武則天與許多封建統治者一樣也是那個制度的犧牲品。更重要的是，林語堂主要表現武則天的“政治角色”，而忽略其性別角色，武則天雖是政治風云中少見的統治者，但她仍是女性。試想，一個女人在鐵板一塊的男性中心權力之下怎能輕取皇帝寶位呢？在燦爛的光圈下，武則天這一女性復雜的內心世界如何？她有過悲哀與失落嗎？是否可以說，武則天越是成功地獲取權力而作為一個女人的悲劇性也就越是強烈呢？這里林語堂明顯缺乏從女性視點對武則天這個特殊女性進行觀照、理解，而多停留在男性的視角，從而刪除了武則天更為真實的內心世界。有趣的是，《武則天》并不象林語堂的其他作品那樣采取第三人稱全知全能視角，而是用仇視武則天的ｂīｎ＠②王守禮的回憶錄方式記錄武則天的是非功過，成敗得失。這種男性敘述視角本身就限制了對武則天的理解、評價。這種“外部敘事”很難貼近武則天的內心世界。可見要徹底擺脫男權中心文化的束縛確是困難的。其二，對妓女和妾，林語堂雖未公然提倡，但也未表反對，有時甚至采取欣賞的態度。在《妓女與妾》中，林語堂認為：“中國娼妓之風流，文學的、音樂的和政治關系的重要性，無需乎過事渲染”，〔59〕即是大家眾所周知的。他還說：“妓女是以叫許多中國男子嘗嘗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妓女實又繼承著音樂的傳統，沒有妓女，音樂在中國恐怕至今已銷聲匿跡了。妓女與家庭婦女比較反覺得所受教育為高，她們才算唯一的自由女性。”〔60〕盡管這一說法有些道理，但林語堂顯然是高估了作為妓女的女人的價值意義。作者未能站在妓女的角度審視她們賣身為笑、獨唱悲歌的血淚與辛酸，表明他對妓女的男子欣賞眼光。對中國以往的“妾”，林語堂也認為她們是中國婚姻穩定的補充物和調配劑。對“西方女子離婚再嫁”或“東方女子位尊于妾卻失去性愛的尊寵”這二者中間，到底哪一類女子更幸福呢？林語堂竟認為“這一個問題殆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啞謎。”〔61〕他至少認為，“在中國婦女尚未具備有西方姐妹之獨立精神時，那些棄婦常為無限可憐的人物，失掉了社會地位，破碎了家庭。”〔62〕所以，林語堂覺得，“妾”的地位并不比婚姻破裂更為糟糕，這顯然表明林語堂思想中仍留有男權文化的痕跡。三是林語堂把大多數女性定位在家務的樊囿中顯示出他女性意識保守的一面，他沒有看到家務也會成為女性解放的束縛，就象恩格斯說的：“家是女性被派定的歸宿，同時也是牢籠，將她與世隔絕，蟄居于被動、馴服的無自我意識的狀態。”〔63〕
　　林語堂是一個異常復雜的作家，其女性崇拜思想也不例外。但可肯定，林語堂是一個女性意識相當強的中國現代作家，男性中心文化對他的制約遠不如女性中心文化對他的影響。鑒于婦女解放在世界文化語境中的復雜性與艱難性，也鑒于人們對人類未來發展的困惑，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文本，可供我們分析、理解，并從中汲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
　　注釋：
　　〔1〕〔58〕舒蕪編錄《女性的發現》第48頁，第47頁， 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
　　〔2〕林語堂《八十自敘》，第73頁，（北京）寶文堂書店， 1990年11月版。
　　〔3〕〔53〕〔55〕林語堂《中國人》第121—122頁，第116頁，第14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33〕施建偉《林語堂在海外》第214頁，第5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5〕〔6〕林語堂《京華煙云》（上）第378頁，第377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一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
　　〔7〕林語堂《拾遺集》（下）第377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
　　〔8〕濱田正秀《藝術概論》第72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
　　〔9〕〔21〕〔43〕林語堂《行素集》第83頁，第139頁，第80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
　　〔10〕〔11〕林語堂《紅牡丹》第14頁，上海書店1992年版，張振玉譯。
　　〔12〕趙園《試論李昂》，《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5期。
　　〔13〕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魯迅全集》第9卷，第332頁。
　　〔14〕西蒙·波娃《少女的心——我與薩特》。
　　〔15〕林語堂《風聲鶴唳》第390頁，上海書店1992年版， 張振玉譯。
　　〔16〕林語堂《拾遺集》（下）第142頁，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
　　〔17〕林語堂《言志篇》，《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第81—82頁。
　　〔18〕《孔孟風骨幽默文章》，見劉志學主編。徐學《林語堂自傳》第1頁，第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19〕〔32〕〔54〕林語堂《無所不談合集》第49頁，第198 頁，第454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
　　〔20〕〔44〕〔47〕〔51〕林語堂《諷頌集》第15頁，第16頁，第15頁，第129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
　　〔22〕〔23〕施建偉《林語堂在大陸》第5頁，第11頁，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24〕〔27〕〔28〕〔29〕林太乙《林語堂傳》第8頁，第23 頁，第23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4年版。
　　〔25〕〔26〕〔30〕《林語堂自傳》第5頁，第69頁，第71頁，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劉志學主編。
　　〔31〕〔59〕〔60〕〔61〕〔62〕林語堂《吾國與吾民》第263 頁，第152頁，第154頁，第156頁，第156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　　〔34〕林語堂《老子的智慧》第17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四卷。
　　〔35〕〔36〕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徒》第135頁，第135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卷。
　　〔37〕〔38〕〔39〕〔40〕譯羅素夫人文《女子與知識》《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七卷，第5頁，第17頁，第42頁，第47頁。
　　〔41〕參見伊萊沙南（美國）《婦女和他的時代》1964年版。
　　〔42〕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ructuralist Theory，第82頁，克麗絲·威登，英國1987年版。
　　〔45〕周作人《北溝沿通信》，《周作人散文》第二集，張明高等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
　　〔46〕鄧肯《鄧肯自傳》第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48〕〔49〕〔50〕〔52〕〔56〕林語堂《人生的盛宴》，第 104頁，第63頁，第65頁，第69頁，第69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57〕林語堂《薩天師語錄》，《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三卷，第150頁。
　　〔6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頁，人民出版社。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奚右加谷
　　　　＠②原字為分右加阝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38～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81998王兆勝　男，生于1963年，山東蓬萊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文學博士。1982年考入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86年和1989年先后獲文學學士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1993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1996年獲博士學位。曾在《文學評論》、《社會科學戰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文化報》、《山東師范大學學報》、《東方論壇》和《中國文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主要代表作有《賢妻良母：一個古典的審美文化模式》、《論林語堂的家庭文化觀》、《近幾年林語堂研究述評》、《論林語堂的生命悲劇意識》、《緊緊貼近人生本相：林語堂的人生哲學》等。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38～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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