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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O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34(2001)03-0112-07
　　古代社會中存在著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兩種傳統，這在歐洲更為明顯。歐洲古代社會是封建領主經濟和貴族政治，主流文化是貴族文化，從而形成了高雅精致的文學傳統。中世紀后期，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了市民階級，也形成了與貴族文化和貴族文學對峙的平民文化和平民文學。平民文學更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更貼近普通人的生活，但比較粗糙低俗。貴族文學在古羅馬已經形成，到中世紀演變為上層騎士文學，在17世紀形成古典主義思潮，這是貴族文學的鼎盛期。市民文學在文藝復興時期勃興，至19世紀現實主義達到高峰。近代是貴族社會消亡市民社會確立時期，貴族文學也走完了自己的路程，讓位給壯大起來的平民文學。但是，貴族文學傳統并沒有消亡，它作為高雅文學的源頭，補充、提升了平民文學，使其克服低俗性，發展成現代社會的主流文學。
　　中國也有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分野，只是它們的對立不甚分明，各自的性質也與歐洲不同，因而長期以來未被學界充分注意。這種疏漏，使一些重要的文學現象未得到合理闡釋，如在《紅樓夢》研究中，以新興市民階級思想作為其文化淵源等。
　　中國封建社會不是貴族社會，而是租佃地主經濟和官僚政治。地主不享有政治經濟特權，官僚來自民間，經科舉（隋唐前是察舉）入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官職不能世襲，告老還鄉仍為田舍翁。因此，主流文化是士文化，官僚的文化背景仍是士文化，它不能形成歐洲貴族那種封閉世襲的文化傳統。士文化是平民性質的而非貴族性質的，首先因為其核心——儒學的平民性。儒學雖源于史官文化，但自東周“官學下移”后，擴散至民間，成為新興的民間知識分子——士的思想學說，漢以后更成為官僚階級的正統思想學說，但這并沒有改變其平民化性質。中國主流文化的平民性，體現于它對民間文化的淵源關系和開放性，它尚未與民間文化充分分離，并且不斷從民間的文化中汲取思想養料。例如，《詩經》雖來自民間，卻擁有經典文化的正統地位，表明了主流文化即士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某種同一性。此外，儒學的民本思想、仁愛精神、世俗理性也表明其平民性。當然，作為平民文化的士文化不同于農民的民間文化，也不同于明清興起的市民文化，更不同于歐洲市民階級的平民文化，它畢竟是統治階級的文化，但其社會基礎是平民知識分子，因而屬平民文化范圍，而不屬于貴族文化范圍。
　　中國也有貴族文化傳統，因為古代社會存在著貴族。周代是封建領主制，貴族是統治階級；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門閥世族，他們起自民間大地主，獲得統治集團承認，壟斷政權享有經濟政治特權，并且世代相襲，成為特殊的貴族；隋唐后庶族地主階級登上社會政治舞臺，世族消亡，但歷朝歷代仍有皇族這一特殊貴族存在；清代滿族貴族集團與漢族官僚集團聯合執政，勢力更大，這就造成了貴族文化存在、延續的社會基礎。
　　在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對立的背景下，也形成了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兩種。平民文學是以士（包括入仕后的官僚）為主體的文學，它奉儒家文學思想為正統，體現了士——官僚的文學趣味和審美理想，這是中國文學的主流，貴族文學以貴族文人為主體，受道家思想影響較大（道家是沒落貴族的思想學說），體現了貴族知識分子的文學趣味和審美理想。由于中國只有商代、周代及魏晉南北朝屬于貴族社會，其他朝代均系官僚社會，皇族數量有限且隨朝代更替而興亡（即使周代世襲貴族也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難以形成歐洲貴族那樣頑固的世襲封閉的文化傳統。因此，貴族文學傳統相對薄弱，除六朝文學外，未能成為主流。更由于平民文學在儒家正統意識形態支援下對貴族文學的打擊，如針對六朝文學傳統的多次古文運動，也造成貴族文學的式微。盡管如此，貴族文學傳統仍然時斷時續，不絕如縷，并且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面貌。中國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相比較有若干不同之處，從而也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
　　首先，平民文學傾向于集體理性，而貴族文學傾向于個體感性。平民知識分子有強烈的理性意識，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文學趣味偏于理性，主張以理節情，形成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誹而不怨”的中和之美和溫柔敦厚的風格。貴族知識分子或追求感官享樂，或追求精神自由，在文學作品中放任情感，發泄苦悶，甚至渲泄情欲，沖破理性規范，致使貴族文學往往偏離理性，向感性傾斜。
　　其次，平民文學注重文學的現實性，而貴族文學則注重文學的超越性。平民知識分子抱有治國平天下的功利心，在文學創作中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形成了平民文學的美剌傳統。貴族知識分子由于其優越的社會地位，故疏離社會現實問題，功利意識淡薄，而更關注精神世界的問題，因此在文學創作中往往超越現實，觸及生存意義等哲理問題，使貴族文學現實性淡化而更富于形而上的意義。
　　最后，平民文學注重內容的充實，而貴族文學注重形式的華美。平民知識分子較為簡樸、充實的生活，造成其文化趣味的樸實無華，他們反對浮華綺麗的文風，反對唯美主義，形式主義，并奉漢唐文學為正統。貴族階級生活奢靡、空虛，其文學趣味也傾向綺麗華美。貴族文學注重辭采音韻，講求形式技巧，帶有唯美主義、形式主義傾向，并奉六朝文學為典范。
　　總之，中國貴族文學體現了貴族知識分子的審美理想和文學趣味，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傳統。當然，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之間也不是壁壘分明、截然分割的，它們的差別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一方面，貴族知識分子也可能接受平民文學傳統影響而創作出平民化的作品，平民知識分子（尤其是官僚化的士）也可能帶有貴族階級的審美趣味，從而寫出貴族化的作品（例如明代的“臺閣體”）。同時，貴族文學傳統與平民文學傳統在文學發展過程中又互相滲透、互相影響、融會合流，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難分的局面，例如唐、宋雖然平民文學成為主流，但貴族文學傳統的影響已融入其中，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兩種文學傳統的合流，因此才有唐詩、宋詞的繁榮。盡管如此，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兩種傳統的分別仍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都是這樣。
　　貴族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楚辭》，平民文學的源頭可以上溯到《詩經》。《詩經》中十五國風來自民間，故有采詩之說，頌詩是廟堂祭祀神明祖先之辭，一部分是貴族化的，一部分仍源于民間，如《公劉》、《生民》就是周民族史詩。大雅、小雅是朝廷士大夫的詩作，當有部分是貴族化的，也有平民化的。但從總體上看，《詩經》主要是民歌及非貴族知識分子的詩作，因此它成為平民文學的經典。《楚辭》主要是楚國貴族知識分子屈原的作品，是貴族文化的結晶。春秋戰國時期，北方已經施行變法，新興地主階級及平民知識分子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但楚國仍然保留著氏族貴族的統治，貴族文化仍居統治地位，民間文化還帶有巫術色彩，新興的平民文化尚未產生。屈原有感于個人際遇、國家危難、楚文化的衰落，創作了貴族社會和貴族文化的挽歌——《離騷》諸篇。《楚徉》作為貴族文學的發軔之作，與平民文學的經典《詩經》有不同的特點。首先，它放任感情、馳騁想像、哀而至傷、怨懟不容，打破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風，沖破理性桎梏。其次，它超越個人遭謗、國家危亡的現實問題，進行了形而上的思考。主人公上下求索、追問天地，甚至大膽懷疑天道、圣賢，對世界人生的根本意義提出的質問，從而打破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平民文學傳統，使作品具有了超現實的審美意義。第三，它講求形式，辭采絢爛、想像奇瑰、篇章宏麗、令人嘆絕，從而打破了平民文學（如《詩經》）平實樸拙的風格，增強了作品的審美魅力。
　　《楚辭》與《詩經》開創出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兩種傳統，也開創了南、北兩派文學風格。這就是說，北方文學平民化傾向突出，南方文學貴族化傾向突出，雖然北方文學傳統不能完全等同于平民文學傳統，南方文學傳統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貴族文學傳統。南北文學之分除了社會發展因素外，還有自然環境、民俗風情等多種原因。王國維首先以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來劃分北、南兩派文學傳統，但是他說顛倒了。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認為，中國文化和文學有兩派，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派、入世派、貴族派、國家派；南方派是非帝王派、遠古派、遁世派、平民派、個人派。北方派以《詩經》為代表，屈原則是“南人而學北方之學”的代表。說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派、入世派、國家派而南方派是非帝王派、遠古派、遁世派、個人派都不錯，但說北方派是貴族派、南方派是平民派卻不對。因為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國家向官僚國家轉化，貴族衰落，平民知識分子走上政治舞臺，故貴族與國家分離，貴族知識分子（如道家）淪為個人派，而平民知識分子（如儒家、法家）變為國家派。同樣，南方文學帶有貴族化傾向，北方文學帶有平民化傾向。屈原作品屬貴族文學范圍，屈原被放逐，最終由國家立場轉向個人立場，以自沉表示對國家的絕望、對人格操守的維護。
　　貴族文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六朝文學。魏晉南北朝時期，世族門閥壟斷政權，形成了特殊的貴族社會，也形成了貴族文化與貴族文學。世族文人崇尚玄學，喜好清淡，飲酒服藥，放浪形骸，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儒家禮法束縛。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貴族文學的繁榮。魏晉詩人多出自名門望族，如孔融、曹丕、曹植兄弟、“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二陸”（陸機、陸云）、“二潘”（潘岳、潘尼）、劉琨、陶淵明（陶侃之后，雖家道中落，但文化教養是貴族化的）等。南朝詩人也多出自世族或皇族，如謝靈運、沈約、江淹、謝ｔｉǎｏ＠①以及蕭衍、蕭綱、蕭繹、陳叔寶等；還有由南入北的蕭愨、蕭之推、王褒、庾信等。這些貴族文人成為六朝文學的主體，雖然還有許多作家不是貴族出身，但并不能左右文壇，六朝文學的基本品格是貴族化的，主流是貴族文學。六朝文學體現了貴族知識分子的審美理想和文學趣味，因而也體現了貴族文學的基本特點。
　　首先，六朝文學的哲理思考加強，突出了文學的形而上意蘊。在玄學影響下，玄言詩、游仙詩、佛理詩、仙道詩等盛行于東晉，雖系左道，有悖詩歌的情感、形象特質，造成“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也可看出超越現實意義、力求達到哲理深度的努力，并對六朝文學產生深刻影響。六朝文學生命意識加強，審美意蘊深厚，可以陶淵明詩作為代表。蘇軾曾拈出三句陶詩，以為富有哲理意味的佳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此種談理之語，陶詩中隨處可見，其他詩人作品中也是如此。
　　其次，六朝文學突出了文學的感性品格，使情感成為詩歌的內容特征。六朝文學由關注外在社會問題而轉向關注個體生活，由表現社會觀念轉向表現個體情感。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傳統，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傳統，從此以后，中國詩人就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山水田園風光。南朝詩歌更把情欲當作表現內容，宮體詩露骨地描繪和渲染女性的體態、縱欲的體驗、紙醉金迷的宴飲游樂，以至沈德潛也驚呼：“詩至蕭梁，君臣上下，唯以艷情為娛，失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古詩源》）在文學觀念和理論上，是由“詩言志”、“文以載道”向“詩緣情”（陸機）的轉變，文學不再表達理性化、社會化的觀念（言志），而成為個體情感的表達，儒家理性主義文學觀被突破。
　　最后，六朝文學強調文學的形式特征，注重辭采聲韻。曹丕提出“詩賦欲麗”，以形式華美來區分文學與非文學。陸機更強調“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文賦》），突出了詩、賦的綺靡、瀏亮等語言形式特征。蕭繹說：“文者，惟須綺ｈú＠②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金樓子》鐘嶸品評詩歌，蕭統編輯《文選》，都偏重形式華美。即使服膺儒家正統詩教的劉勰，在批評綺靡文風的同時，也主張文質并重，強調要有華美的形式，可見一代文風。六朝文學繼承了楚辭—漢賦傳統，辭藻華麗，講求對偶、排比、聲韻，創造了駢文這一散文形式和永明體這一格律詩形式。六朝文學雖然不能避免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傾向，但它對文學形式的貢獻是相當大的，這是文學走向獨立的重要環節。
　　六朝文學是中國貴族文學的鼎盛期，貴族文學傳統在這個時期鞏固和完善。隋唐以后，世族門閥消亡，貴族文學也走向衰落，沒有再形成新的高潮。但是，仍然產生了一些貴族文學家或文學家群體，貴族文學仍然得以延續。同時，貴族文學作為一種傳統，并沒有消亡，它滲透、補充到平民文學中去，融會成新的主流文學。
　　五代文學是六朝文學的余脈，也是貴族文學的第三個階段。南方十國產生了以皇族、宮廷士大夫為中心的文人群體，他們的詞作描寫宮廷生活，文學趣味是貴族化的，因此可以歸入貴族文學范圍。這個文人群體以后蜀的“花間派”和南唐的李ｊǐｎｇ＠③李煜為代表。“花間派”渲染艷情、雕琢辭句，“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歐陽炯作《花間集》序文），承襲了梁陳淫靡詩風。五代詞人成就最著者當屬李煜，他前期詞作多脂粉氣，未脫花間浮靡之風，被俘后一洗鉛華，境界遂深。貴族文學家往往在國破家亡后才有意蘊深沉之作，屈原、李后主以及后來的曹雪芹莫不如此。李煜詞的“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把作品提升到一個極高的審美境界，詞從此而達到了與詩并列的位置，擺脫了“詩余”的卑微地位。
　　明清市民文學（戲劇、小說）興起，傳統詩文衰落。除納蘭性德外，并未產生更多的貴族詩人。清代中葉，卻出現了貴族小說家曹雪芹。曹雪芹出身八旗貴族官僚，雖然半生淪落，但其文化教養仍為貴族的，正是這種浮沉身世才醞釀出不朽巨著《紅樓夢》。《紅樓夢》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異軍突起，令人費解。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確實，《紅樓夢》不同于其他古典小說，它突破了講史傳統，展示個人人生經歷；突破社會題材范圍，描寫家庭生活；打破了以情節曲折取勝的寫法，注重環境描寫、性格塑造和人物命運的展示；打破了正反人物截然對立的模式，刻畫出眾多的復雜性格；打破了大團圓模式，設立了悲劇結局，擺脫了懲惡揚善的教化傳統和道德化主題，提出了人生道路及生存意義等形而上問題。此外，《紅樓夢》在語言的生活化、藝術化以及文學描繪技巧方面都有所突破、創造。問題在于，如何解釋這種突破呢？它根源于何種傳統呢？不能把這一切僅僅歸之于獨創性，因為沒有傳統的獨創是不可思議的。舊說曹雪芹接受了新興市民階級的民主意識，因而在作品中表達了反封建的思想。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并不符合歷史實際。沒有證據表明曹雪芹屬于新興市民階級，也沒有證據表明清朝中葉資本主義發展中足以形成反封建的市民意識。理解《紅樓夢》的鑰匙是貴族文學傳統。《紅樓夢》屬于貴族文學范圍，這就是《紅樓夢》打破傳統思想、傳統寫法的秘密之所在。《紅樓夢》作為貴族文學，不僅因為作者出身貴族，也不僅因為它描寫貴族家庭生活，更在于它表達了貴族知識分子對人生的反思和審美理想。《紅樓夢》包含三個互相交織的線索和主題：家庭的興衰、愛情的悲劇和婦女的命運。無論是對家庭敗落原因的追究（貴族生活的腐敗、子弟的不肖、家族內的明爭暗斗），還是對愛情追求的執著（拒絕符合傳統的金玉良緣，忠實于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礎上的木石前盟），或者對女性的贊美、憐愛、同情（“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見了女兒就覺清爽，風子男兒就覺渾濁”）等，都不可能是市民階級關心的問題，也不是市民階級的思想；它們只能是貴族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是貴族知識分子對社會人生的反思。《紅樓夢》在更高水平上體現了貴族文學的特征。首先，它繼承了貴族文學的主情說，并進而把情感作為世界的本體，完全摒棄了道德本性的正統哲學和文學理論，使個體感性的情沖破了集體理性，并使作品充滿了哲理意蘊。相比之下，市民小說則缺乏這種哲學思考，實用理性色彩濃烈，如《水滸傳》對忠義的宣揚。其次，《紅樓夢》體現了貴族文學的高雅精致的藝術情趣，與市民小說的粗俗風格迥然不同，它更像一篇優美抒情的古典詩詞，一幅精美典雅的山水長卷，從中不難體味到貴族詩畫作品的影響。由日本貴族女作家紫式部創作的小說《源式物語》，同樣描寫宮廷貴族生活，同樣有同情婦女命運的主題，雖然早于《紅樓夢》數百年，但同屬貴族文學，因此相似之處甚多，這是耐人尋味的。
　　貴族文學沒有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甚至被視為異端而遭受攻擊，如正統文人對屈原“顯露君過”、“揚才露己”、“怨懟不容”大加撻伐；對六朝文學、五代詞視為異端；對《紅樓夢》則視為淫書。但是貴族文學傳統卻頑強地影響、滲透于主流文學，它對中國文學的貢獻是重大的。
　　首先，貴族文學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獨立。文學是從一般文化中分化出來的，它最終獲得獨立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傾向，使文學深受宗法禮教桎梏，成為道德教化的工具。儒家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文以載道”，文學成為負載道德的車子。受到儒家文學觀念支配的平民文學，重視文學的現實功利性，強調文學的社會內容和道德傾向性，相對忽視了文學的審美特性和獨立性。貴族文學則強調文學有別于意識形態的特殊性，提倡文學獨立。曹丕站在貴族知識分子的立場提升了文學的地位，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典論·論文》）他把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顛倒了，立言放到了首位，這反映了貴族知識分子重視精神生活、輕視功利心理。《文選》編者蕭統認為文學作品只是“譚經之暇，斷務之余”，“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于文林”（《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文學功用只在精神的消遣愉悅，這種看法與正統儒家的功利主義文學觀相去甚遠，也反映了貴族的生活態度和精神需求。貴族文學是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爭取文學獨立性的。在內容方面，貴族文學突出了文學的情感特征，以感情性突破理性，從而使文學有別于道德文章、歷史記敘和應用文體。陸機強調了詩緣情的性質，蕭綱更宣稱：“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戒當陽公大心書》）把文學與道德截然分開，為文學獨立找到立腳點。在形式方面，貴族文學強調文學形式的審美特征，以文學華美形式來區別于應用文體。曹丕指出“詩賦欲麗”的特征，陸機注重詩賦的“綺靡”、“瀏亮”特征。自魏晉時起方有文筆之分，開始了文學獨立的進程。貴族文學家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實績，推動了文學獨立，雖然難免形式主義、唯美主義以及渲染艷情等弊病，但它以矯枉過正的方式把文學從道德文章束縛中解放出來，最終使文學成為獨立的精神產品，由雜文學走向純文學。
　　其次，貴族文學提高了中國文學的審美品格。平民文學注重現實意義、理性內涵，提倡形式質樸，相對忽視超越性、感性內涵，排斥形式華美，從而造成文學審美品格的降低。貴族知識分子富有高雅精致的藝術趣味和世代傳承的文化修養，因而貴族文學注重文學超現實的審美品格。它不僅以強調文學的感性特征和形式華美增強了文學的表現力、感染力，而且以對生存意義的感悟、求索使文學達到哲理高度，富有審美意義。貴族文學成為雅文學的源頭，主流文學由于吸收了貴族文學的審美意蘊而由俗變雅。
　　最后，貴族文學作為異端文學傳統，在文學發展史中起到了先鋒文學作用，與平民文學一道創造了中國文學的輝煌。貴族文學是非主流派，它對于主流文學具有某種異端性質。雖然主流文學曾排斥貴族文學（如多次古文運動），但貴族文學卻不斷為主流文學開辟道路，補充、提升主流文學，創造了一次又一次文學高峰。例如，楚辭為漢賦的興起準備了條件，六朝文學為唐代文學的繁榮奠基，五代詞為宋詞的繁榮鋪墊，《紅樓夢》則把中國古典小說推向最高峰。平民文學因吸取了貴族文學之長，如講求形式美、富于超越性、情感的強烈表達等等，因而提高了審美品格。唐宋以后，貴族文學沒有形成新的高潮，但它的傳統卻融合、滲透到主流文學中去，產生了如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大家，他們雖然不是貴族，但是能夠借鑒、吸收貴族文學精華，從而超越了平民文學的局限，達到了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
　　重視研究貴族文學傳統，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有助于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五四時期，在批判傳統文化的斗爭中，陳獨秀提出推翻貴族文學、建設平民文學的口號，貴族文學傳統被掃蕩。雖有周作人呼吁對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兼收并蓄，但并未受到重視。以后，中國文學走上了普羅文學、大眾文學、工農兵文學的道路，這固然符合了革命斗爭的需要，但卻有把平民文學傳統極端化的傾向，相當程度上造成了中國文學低俗化、審美品格降低。直至解放后“左”的思潮泛濫，“文革”中文學遭滅頂之災，極端平民化是原因之一。在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的今天，俗文學獲得空前繁榮，而純文學、雅文學受到沖擊。因此，更有必要繼承、發展貴族文學傳統中有價值的部分，提高文學的審美品格。貴族文學是中國文學寶貴的資源，千萬不能棄置不顧，更不能加以排斥；必須充分重視和利用這個寶貴資源，以培育我國現代高雅文學。
　　收稿日期：2000-10-16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兆
　　 ＠②原字彀去弓為系
　　 ＠③原字王加景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112～118J1文藝理論楊春時20012001中國文學傳統雖然以平民文學為主流，但貴族文學以《楚辭》發其端，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獨立，提高了中國文學的審美品格。作為異端文學傳統，在文學發展中起到了先鋒文學的作用，與平民文學一道，創造了中國文學的輝煌。貴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寶貴資源，有助于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提高文學的審美品格，以培育我國現代高雅文學。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傳統/寶貴資源/中國現代文學/高雅文學populace literature/aristocrat literature/tradition/precious resource/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elegant literatureChinese Tradition of Populace Literature and AristocratLiteratureYang Chunshi(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The literature of common people is the main aspect of Chinesetradition of literature.But the aristocrat literature startedfrom CHU CHI had promoted the independence and improve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As a tradition of heretical literature,aristocrat literature had played a pioneer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long with populaceliterature and created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Aristocrat literature is the precious re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which is helpfur for us to reflect the experience of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nd to promote theaesthet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楊春時(1948-)，男，黑龍江省海倫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廈門大學 中文學，福建 廈門 361005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112～118J1文藝理論楊春時20012001中國文學傳統雖然以平民文學為主流，但貴族文學以《楚辭》發其端，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獨立，提高了中國文學的審美品格。作為異端文學傳統，在文學發展中起到了先鋒文學的作用，與平民文學一道，創造了中國文學的輝煌。貴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寶貴資源，有助于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提高文學的審美品格，以培育我國現代高雅文學。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傳統/寶貴資源/中國現代文學/高雅文學populace literature/aristocrat literature/tradition/precious resource/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elegant literature

網載 2013-09-10 2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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