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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的一種較為保險的分類方法是將它們歸為二類：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這種分類之所以是保險的、難以挑剔的，是因為涵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是兩種相互對立而又歷時共存的意識形態，即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注：比較政治學19世紀后期以后才逐步發展成為一門系統的學科。此時，“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徘徊”（《共產黨宣言》）。）。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范式無疑是與資產階級政治相一致的，并為之提供學理性的支持。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主流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非主流理論，大多依據馬克思主義范式作出挑戰性的反應，構建出替代性理論。然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跌入低谷的背景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體系中，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相當一部分政治學學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但這并不是因為他們讀懂了馬克思主義以后覺得無用，而更多地是基于一種直覺式的武斷，一種隨“主流”意識——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資本主義的文化滲透。可是，當我們審視西方論說時，我們也許會驚奇地發現，國外（包括第三世界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少學者在不斷地挖掘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弘揚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統，盡管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一定準確。
　　　　　　一　作為意識形態的方法論
　　進入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當然包括比較政治學在內）的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必須滿足兩種合法性需求：一是學術上的合法性。即必須合乎學術規范，有一定的理論體系，且能在學術傳統中找到認識論上的根據，證明自身是“科學”；二是政治——建制上的合法性。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和建制化，譬如學科專業的設置、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的建設與維持等，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反過來，任何形態的社會制度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種學術來論證其合理性，并提供某種一致性的世界觀論說。盡管權力與知識、社會結構和關于這個社會的合理論述之間并不存在簡單化的一一對應關系，但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必然性的、復雜且廣泛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總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謂意識形態，它是一個社會階級的經驗所產生的錯誤認識或整套政治幻想（《德意志意識形態》）（注：曼海姆（1979年）認為，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對意識形態的這種用法有別于《資本論》中對意識形態起源的更加明確的理論立場。）。正如庫恩（1970年）所主張的，不管是規范性研究，還是如行為主義者所宣稱的客觀性研究，研究者在構建其思維框架時，必然有一定信仰、價值觀和神話的結構，即馬克思所講的意識形態前提。
　　就受政治現實的影響而言，比較政治學由于直接以政治作為研究對象，而且是國與國之間，尤其是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之間的比較，所以較其他社會科學顯得更加脆弱和敏感。在人們對政治的認識中，意識形態往往可以使某些神話永久化并歪曲現實。譬如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理論所依據的是所謂的“歐洲中心論”神話；支撐美國比較政治學理論界的是所謂的“美國例外論的國家意識形態”。這種美國神話盡管受到越南戰爭、水門事件以及伊朗事件、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問題等的沖擊，卻依然活在美國大多數的比較政治學家的心中。他們相信美國體制在本質上是正確的，在現實中是最好的選擇，任何其他替代性選擇都是不明智的或不現實的；“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政治關系就是要保衛和擴展自由并在互惠的基礎上保證經濟繁榮”。因此，他們在進行比較研究時，強調的是“穩定和維持局面，均衡和平衡，一致和多元，自主和參與”這些流行的思維方式及其陳詞套話，帶有濃重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口音。
　　馬克思主義比較政治學從不隱瞞其階級立場。它旗幟鮮明地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對資產階級國家及其理論進行批判。所以，有實驗表明，美國學生在學習替代性思維方式——如馬克思主義——時會產生一種焦慮感。“他們拉住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很‘舒服’，而學習馬克思主義則使他們對自己所相信的那一套越來越站不住腳”（奧爾曼，1978年）。由于同樣的原因，馬克思主義比較政治學理論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占上風的世界體系中，以替代性的、非主流理論的面目存在著。
　　盡管馬克思沒像主流范式的先驅韋伯和迪爾凱姆那樣就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或規則專門著書立說（注：韋伯和迪爾凱姆分別寫了《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和《社會學方法的規則》（1938年）。這兩本書有中譯本。），然而他對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關注成了其理論體系的基石，貫穿在其理論研究之中，譬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識形態》、《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哲學的貧因》、《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等。以馬克思為原創者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矛盾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以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為理論目的，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為行動目標。這是與以韋伯等為先驅的主流派觀點針鋒相對的。主流派否定歷史規律的可知性；認為價值觀與事實相分離是研究的基礎，盡力擺出一副客觀公正的姿態；認為資本主義是理性的體現，不會因其內部矛盾滅亡，而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合理化措施超越其矛盾，由此獲得不斷發展。
　　　　　　二　基本范疇與基本觀點的批判
　　由于比較政治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其獨特的概念體系，奇爾科特甚至認為比較政治學其實是政治學本身，研究者用以進行比較的基本范疇絕大多數直接取自政治學。實際上，在對屬于這些比較范疇的各國政治現象進行對比之前研究者心目中已經有了評判的標準。也就是說，其意識形態的前提就蘊含在這些概念——嚴格地說是規范性概念——的界定之中。當然，也不是任何一種比較范疇或比較理論都蘊含著某種意識形態。正是基于這些認識，以下我們主要剖析那些對意識形態極為敏感的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它們同時也是比較政治學的基本范疇和理論。
　　　　1.國家理論
　　馬克思從黑格爾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理論中受到啟發，將國家和社會進行了區分。伊斯頓認為正是馬克思的這種“國家不同于社會的思想”，使得“政治學可以部分地作為脫離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出現”。但是，馬克思并不像黑格爾那樣認為具有世襲君主、官僚機構和房產主大會這三類組織的國家是市民社會內部矛盾的仲裁者和消彌者，是市民社會秩序的保證者。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市民社會產生的，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的目的不是市民社會的有序——這僅僅是國家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使等級制的階級結構永久化的副產品；只要有階級存在，國家就總是站在統治階級一邊，而不是居于各階級之上；統治階級不僅掌握著上層建筑（強制權）而且控制著經濟基礎（所有權），在這里，統治者享有對一切資源的優先權。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當代世界上的政治形態只有兩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形式的統治都是非法的，應該將國家連同其統治階級一起加以消滅。
　　上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念顯然會遭到主流派比較政治學家的反對。他們寧愿把政治和經濟割裂開來，并避免涉及權力和強制、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問題。馬克斯·韋伯通過其理想類型的研究方法回避了現實，將其視點投向了效率、專業化以及科層化等資本主義的合理化過程；通過他對權威類型的理想化劃分，將三種統治形式——傳統統治、感召力統治、法制統治——合法化，并“順理成章地推崇起被認為能帶來效能、秩序與和諧的科層化的法制統治”，從而巧妙地將資本主義統治合法化，并成功地使人們忘記了權力的強制性。伊斯頓、阿爾蒙德等人極力貶低國家觀念，代之以生理學的或結構—功能主義的“系統”。在這種系統論中，對穩定、和諧和整體效能的關注壓倒了一切，利益沖突披上了溫和的、功能主義的面紗。通過這種釜底抽薪的做法，國家權力似乎變成了一種“社會投入”與“產出”之間的轉換器，掩飾了強制執行以及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社會對個人的制約的現實。許多主流派理論拒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把國家視為政治市場，相信權力在各種集團和機構中進行分配，相信權力間的相互制衡能實現政治正義。與這種多元主義相類似的是社團主義。社團主義倡導通過“集體討價還價的社會化”把國家變為諾齊克所說的“元烏托邦”——國家實質上成了各個政治實體（即社團）之間的純關系結構。
　　另外，基于對以下“神話”的崇奉，主流派學者對世界各政治形態進行了分類。這些“神話”是：歐洲歷史發展的單線性與連續性、多元主義民主、理性化與專業化、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這些分類理論中值得一提的有：阿爾蒙德將各類政治系統劃分為英美型的、歐洲大陸型的、極權主義型的和前工業型的。J·科爾曼將之分為競爭型、 半競爭型和權威型系統。F·里格斯分析了混合型、棱柱型和折射型各系統。D·阿普特把世界分作獨裁、寡頭統治型、間接代議型和直接代議型等幾個系統。A·希爾斯提出可將之分為政治民主型、監護民主型、 現代化寡頭統治型、極權寡頭統治型和傳統寡頭統治型等類型。S·艾森斯塔德提出了一種較全面的分類方法：原始系統、父系帝國、游牧帝國、城邦國家、封建系統、中央集權官僚帝國和現代系統。其中，現代系統又分為民主型、獨裁型、極權型和不發達型。
　　在批判主流派的系統理論和國家理論的基礎上，替代派除了重申工具主義國家觀外，還提出了某些折衷性的理論，如多元社會主義論，認為多元主義可以和社會主義相協調；在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可以對相互競爭的個人、集團和階級的要求及利益進行過濾。
　　　　2.階級理論
　　自柏拉圖以來，沒有哪一位政治理論家能忽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鮮明差別；自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分類進行研究以來，統治者團體的結構就一直是比較政治形態的核心依據，但人們并不一定都采用階級劃分的方法，或即使保留了階級這一術語，其含義也往往大有殊分。盡管如此，階級理論仍是主流派和替代派的共同關注點，也是它們一切爭論的核心。爭論的矛頭直接指向資本主義國家。
　　對“誰是統治者”這一問題的回答總是與權力的分配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中心只有一個，即資產階級集體甚或獨裁者。盡管現代資產階級的統治往往采用一種結構的形式，但其權力的服務宗旨仍然只是資產階級。所謂結構性統治形式，是指資本主義國家采用某種多元民主體制使國家活動看起來似乎是由社會結構而不是由掌握國家權力職位的人決定，國家按照由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決定的方式來運作，且不受資本主義制度下處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操縱。正如N·勃蘭扎斯（1969年）所說的， 統治階級成員的直接參與不一定是國家行動的原因，事實上，他甚至還斷言：只有在資本家階級不參加國家機器的時候，資產階級國家才能最好地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服務。
　　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早就揭露了這種結構性統治的階級本質，譬如馬克思提出的基礎結構和上層建筑就是從結構的角度來分析社會的，馬克思還提出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可見功能背后隱藏著的內部結構。M·戈德利（1973年）說：“對馬克思來說， 就像對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來說一樣，‘結構’不應與可見的‘社會關系’混同起來，而應成為一種表面不可見，但在可見社會關系后面存在的現實。后者的邏輯，以及更廣義的社會實踐規律取決于這些隱蔽結構的功能作用，而發現這些應使我們能夠‘說明已經觀察到了的全部事實’”。
　　在現代西方比較政治學理論中，替代性范式的統治精英論者與主流范式的多元精英論者就階級與權力分配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爭辨。（1 ）馬克思把階級同物質基礎聯系起來以提示資本主義必然死亡的根源；韋伯卻把階級作為描述特定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范疇。韋伯認為，人們對于自身所處的身份群體的財富比起對于他們名義上隸屬的階級的總體財富更感興趣；同屬一階級范疇的個人或群體之間并沒有馬克思所謂的利益、意向和忠誠的高度共同性。（2 ）主流派以精英循環現象來駁斥馬克思主義的統治階級的概念，認為精英循環現象使得大多數社會不可能存在一個穩定的、封閉的統治階級。這種精英循環現象受到了韋伯、G·莫斯卡、F·帕累托等學者的集中關注。韋伯關于身份團體及其成員在階級中、在社會中按“市場需求”變化而變遷的理論無疑可以為精英循環現象提出一種解釋。莫斯卡特別關注政治階級或統治階級，認為統治階級是代表重要的、有勢力的集團的利益的政治階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與馬克思一致的。但莫斯卡認為，這個政治階級通過從較低階層吸收成員以及通過新的社會集團的加入而變化其結構組成。這就是所謂的“精英循環”。帕累托比莫斯卡走得更遠，他將精英分為在朝精英和在野精英，認為二者的關系是區別各類政治形態的核心依據。他把社會設想為一個系統，各個相互的力量在其中均衡地共同活動。（3 ）在對現實權力格局的認識上，主流范式設想社會中存在許多權力中心，它們呈散狀排列；而替代性范式則認為中央集權的統治階級政府是一元的權力享有者。R·達爾甚至將多頭政治思想溯源到了J·麥迪遜。達爾和其他多元主義者崇尚的是取自美國經驗的民主神話；權力和權威廣泛地、一視同仁地分散在政府官員和私人及群體當中；多黨之間合法反對、合法競爭；堅定的憲政信念；確保思想言論自由以及平等而廣泛的政治參與機會。
　　　　3.政治文化理論
　　為了深入研究造成各種政治安排間的差異的心理原因，比較政治學家引入“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并逐步發展成了一種專題理論。其實，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前述國家觀念、階級觀念和權力觀念以及與這些觀念密切相聯的政治行為取向。
　　馬克思把唯物主義貫徹在他對歷史的一切考察之中，因此，在他看來，文化來源于社會的物質實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文化可以解釋為私有制生產關系在意識形態上的再生產。文化以及它的信仰、象征和價值觀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文化是保守的、靜態的，因為它使物質基礎合法化，保護資產階級或資本家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而，靜態的文化與動態的物質實踐之間會越來越脫節，暴露其保守的真面目。同時，也只有通過物質基礎的歷史變化，通過生產方式和階級關系的改變才可以發展出新的文化系統。另外，馬克思還討論了文化與實踐間的矛盾在個人層次上的表現。他主要是從勞動的角度賦予“異化”這一古典概念以新的含義，并通過它來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對人性的摧殘，從而提出通過革命實現人的解放，創造新社會或無階級社會以培育出“全面發展的人”。
　　與馬克思一般地剖析文化的階級性相比較，主流范式在這方面做得更細些，也更受“歡迎”。韋伯將他的理想類型的研究運用到了對文化內容和個人動機的分析上，從文化心理層面提出了三類合法權威，即傳統權威、神授魅力權威和理性權威。在微觀層面上，韋伯強調個人責任、個人決斷和個人獨立性的意義。這既是19世紀自由主義傳統的反映，同時也成了20世紀的合理選擇和個人文化取向理論的前導。盡管阿爾蒙德認為政治文化并不與政治系統相“耦合”，因為政治取向格局超越了政治系統的邊界，但他把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統分類結合起來進行了考察。他認為，英美系統的政治文化是同一的和非宗教的；歐洲大陸系統的政治文化是各行其是、不成一體的；前工業系統的政治文化是混合型的；極權主義系統的政治文化是人為造成的。阿爾蒙德之所以這樣做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每一種政治系統都建基于特定政治行動取向的格局”（1956年）。隨后，阿爾蒙德分別與維爾巴、小鮑威爾合作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他們把政治文化視為政治系統在其組成人員中的認識、情感和評估三方面的內在化，即認識取向、情感取向和評價取向。以此為參數，他們假定了三種政治文化：鄉村或曰教區文化、臣民文化、參與者文化。另外，他們分析了文化世俗化對政治發展的意義。在具體領域的研究中，L·派伊和K·多伊奇研究了社會文化交流，前者提出把“世界文化”分成傳統型、過渡型和現代交流型幾個階級性類型。政治文化研究還包括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按照格林斯坦（1969年）的概括，這種研究分三個方面：公民訓練研究、個性與國民性研究、青少年的社會化研究。
　　對政治文化理論的批判伴隨著這種研究的始終，舉不勝舉。最尖銳的批評恐怕是對比較研究者的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的批判。S ·阿明（1977年）提出一種替代性分類方法，他承認了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表達的三種模式：北美模式、前蘇聯模式和中國模式；批駁了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機械理論。
　　　　4.發展理論
　　政治發展可以說是當代比較政治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課題。已有的研究大致從三個方向研究了政治發展：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關于政治變遷的過程，三是政治變遷的危機與結果。總的來說，第一個方向上的研究的意識形態味最濃。這是因為民主通常指的是歐洲和美國的經驗，將它用以評判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顯然沒有什么很大的意義，除非是為了某種帝國主義的需要。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的主題是現代化而不是民主化，其當務之急是政府能力的增強和政府職能的優化，以便為國家的獨立與富強、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法治與社會穩定以及必要的軍事建設提供保證。當然，現代化并不排斥民主，相反，現代化往往促進著甚至包含著部分意義上的民主化。但民主化實非發展中國家的首選目標，尤其是那種歐式和美式意義上的民主更是如此。
　　其次，就現代化而言，西歐的經驗提出了一條走向現代化發展的直線道路，一條經過連續發展階段的道路。這種“連續發展”的觀點致使一些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與進程進行了簡單化的評判。他們所設想的直線型的階段理論往往流于空想，用之指導和評價實踐肯定是有害的。
　　再次，上述那種“連續發展”或“直線發展”的觀點意味著“相信西方世界可以使其他欠發達地區文明化”，對它們的征服和擴張會促進歐洲價值觀向這些地區的擴散。這無疑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的論調。它相信資本主義的擴散將解決欠發達國家的貧困、饑餓和醫療保健等問題。可是，二戰后的現實卻否定了這種觀點。于是，主要來自欠發達國家的研究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提出了各種替代性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主張辯證地看待資本主義（資本與技術）擴張的意義，認為其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但其前提是這種擴張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對主權的干預，更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殖民主義的剝削；否則，受害國家或民族定當予以堅決抵制。在反帝和自力更生的立場上，以來自阿根廷的勞爾·普雷維什為首的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們是與馬克思主義者相一致的。但是拉經委提出的閉關自守、依靠民族資本家來振興本國經濟的觀點，是對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經濟發展規律的主觀抗拒。
　　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弗蘭克和羅德尼對中心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和周圍地區的不發達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羅德尼（1972年）指出，非洲不發達國家是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剝削的產物；它們是不發達的，而不是發展中的，因為它們未能逃脫其落后的境況。弗蘭克（1966年）認為，發展理論研究必須注意到發展中國家過去所遭受的不發達的經濟史和社會史。就宗主國與衛星國之間的關系，弗蘭克提出了若干命題，摘錄如下：
　　（1）不發達并非原有的或傳統的。 當代的不發達是現在的發達宗主國與不發達衛星國之間關系的后果，是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反映。
　　（2 ）戰爭與蕭條的時期使得衛星國家得到某些自主的資本主義發展，但是在當前資本主義體系內，這種發展注定要成為不發達。
　　（3）最不發達的地區是那些過去同宗主國聯系最緊密的地區。 它們是最大的初級產品出口國和資本的主要來源地，但是一旦生意不佳它們就被拋棄了。
　　　　　　三　結語
　　盡管我們絕不主張簡單化地把一切西方理論視為意識形態的宣傳物，也不希望自己的理論研究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但批判性的眼光始終是一個理論工作者所應具備的。當然，批判的前提是要讀懂所批判的文本。
　　
　　
　　
求索LL長沙50～54D0政治學李春成20002000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可分為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兩種大的類型。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范式是與資產階級政治相一致的資本主義政治學理論范式。它們的基本理論，尤其是其中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方法論及其基本范疇和基本觀點，都是為資本主義社會服務和辯護的。必須對之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批判。西方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批判李春成，復旦大學　國際政治系，上海　200437　　李春成（1971—），男，湖南耒陽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行政學博士研究生，從事當代中國公共行政和政治學方面的研究. 作者：求索LL長沙50～54D0政治學李春成20002000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可分為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兩種大的類型。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范式是與資產階級政治相一致的資本主義政治學理論范式。它們的基本理論，尤其是其中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方法論及其基本范疇和基本觀點，都是為資本主義社會服務和辯護的。必須對之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批判。西方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批判

網載 2013-09-10 21: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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