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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啟蒙運動是一場時間上起止于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① 空間上源于英國，盛于法國，再波及到歐洲其他國家的思想文化運動。這一運動以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和法國理性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高舉理性、寬容、進步的大旗，極大地沖擊了教會的宗教說教和封建專制制度，使人類步入了“理性時代”。
　　18世紀上半期，隨著啟蒙運動從英、法向整個歐洲的擴散，德國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們也匯入啟蒙運動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國的啟蒙運動有自己的特點。這種特點體現為，一方面，它高揚理性、寬容、進步等啟蒙思想大旗，從迷信和傳統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它還針對德國分裂落后的現狀，將啟蒙運動的理性思考與民族情感融合起來，在宣揚理性等啟蒙觀念的同時，伴之以濃烈的民族情感，最終形成了啟蒙思想與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共生。由于這樣一個特點，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過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識在文化領域逐漸成長的過程，它不僅構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終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義。
　　一、啟蒙運動早期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信的構建
　　17世紀開始，特別是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國勢強盛，法國文化也因此而繁榮，成為受歐洲各國追捧的強勢文化。德國也不例外。當時的德國媚法之風盛行，法國文化的痕跡隨處可見，整個社會上層無不熱衷于法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講法語、寫法文、吃法國大餐、跳法國舞、大修法國式建筑。在德國的土地上，以華麗、宏偉、對稱為特點，反映君主專制主義威嚴的法國巴洛克式建筑大行其道。各諸侯宮廷紛紛仿效“凡爾賽”，維也納、波茨坦、德累斯頓等都打上了“凡爾賽”的烙印。維也納附近的美泉宮被稱為“維也納的凡爾賽”，是德國哈布斯堡皇家成員最喜歡的去處。②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是德國統治階級中崇拜法國文化的代表。他從小接受法國文化的教育，身為德國的君主，卻瞧不起德意志文化，甚至以自己的德語“講得像個馬車夫”而沾沾自喜。他的文章和著作大都是用法語寫成。由于他在各方面都竭力追求和模仿法國文化，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送了這位兒子一個不雅的綽號：“法國的輕浮浪子”。③ 德國市民階級在追逐法國時尚方面也不甘落后。他們盡量說法語，穿法國款式服裝，唱最新的法國流行歌曲。
　　德國文化界和學術界也盛行媚法之風。在文學領域，當時德國的戲劇演出中有2／3是法國的劇本或法國劇本的改編本。在德國著名大學中，則流行著法國宮廷風格的詩歌、音樂。1700年建立的柏林科學院不僅將法語作為其正式語言，而且其學報也采用法文出版。德國大學也成了法國化的據點。④ 針對這種狀況，一位德國作家曾無奈地寫道：“我們這些藐小的德意志跟著法國人走，沒有自己的心胸，沒有自己的語言，而法國人的意見就是他們的意見；法國的語言、食物、飲料、品行和舉止都成為他們的語言、食物、飲料、品行和舉止，不論這些東西是好的還是壞的。”⑤ 更有德國作家憂心忡忡地指出， 如果媚法之風持續下去，德意志民族將不復存在。
　　雖然存在上述狀況，18世紀上半期，兩大因素使德國文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一是來自英、法等國的啟蒙思想給長期處于沉寂狀態的德國文化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使之重現生機；二是德國思想文化界精英出于對本民族文化滯后現狀的憂慮，奮起直追，試圖以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智慧和才華。結果，德國在哲學、文學、音樂等領域涌現出一批具有全歐影響力的著名學者和藝術巨擘，他們的成就使德意志民族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向世人展現了德國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力。
　　這一時期的德國哲學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德國學者首次建立起自己的理性主義哲學體系，不僅推進了啟蒙運動，初步向世人展示了德國人的思辨哲學天賦，同時已經流露出民族傾向。
　　托馬西烏斯（1655—1728）是啟蒙運動早期德國哲學界的重要人物，被稱為德國“啟蒙運動之父”。⑥ 作為啟蒙思想家，托馬西烏斯特別強調理性，反對傳統經院哲學和正統神學，主張從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下解放出來。他的思想在當時的德國學術界引起極大的震動。
　　著名學者萊布尼茨（1646—1716）是啟蒙運動早期德國哲學界的代表。他博學多才，在數學、物理學、語言學等自然和人文科學領域都有獨到建樹，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稱之為“一個人就是一個科學院”。1700年，正是在他的倡議下，成立了柏林科學院，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院長。⑦ 萊布尼茨在哲學方面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繼承法國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的同時，也吸納了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并且將兩者加以折中，認為天賦觀念和經驗都是人類知識的來源，從而為日后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解決有關感性和理性的關系問題打下了基礎。1714年他提出“單子論”學說，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單子組成的，數量無限而性質不同的單子構成了世界上千差萬別的事物。這一學說為哲學解釋自然現象的規律起了開路作用。
　　繼萊布尼茨之后，另一位啟蒙哲學家沃爾夫（1679—1754）進一步強化了對理性的推崇。他于1719年發表《神、世界和人的靈魂的理性思想》一書，以理性思想為主題，運用數學實證法演繹證實哲學原理，使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系統化。他強調，理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準，實現人和事物的完善、和諧，“總體的和諧和個體的和諧”。沃爾夫在哲學領域的建樹使之成為當時歐洲學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法國科學院、俄國圣彼得堡皇家科學院等聘其為名譽院士、教授，他的著作在英國、意大利廣為流傳。德國哲學因此撼動了歐洲學界。
　　特別要提及的是，托馬西烏斯和沃爾夫等人不僅在哲學領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還表現出了較強的民族意識。托馬西烏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紀以來在大學課堂上用拉丁語授課的舊傳統，公開用德語講課，以此體現自己的民族意識。沃爾夫不僅用德語授課，還用德語寫作，以體現民族精神。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關于人類理解力的理性思考》、《關于上帝、宇宙和人類靈魂的理性思考》、《關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等，都是用德語寫成的。所有這些努力為直接借用德語詞匯解釋哲學問題奠定了基礎。
　　啟蒙運動早期的德國文學界也出現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且具有民族意識的詩人和作家。他們在高揚啟蒙旗幟的同時，也表露出較強的民族意識。高特謝德（1700—1766）是啟蒙運動早期德國文學界的領軍人物。 針對當時德國文學界依附于諸侯宮廷，作品呈現矯揉造作的巴洛克風格，戲劇多取材于歷史事件，情節粗糙，雜亂無章的狀況，他提出了用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理論來改造德國文壇的呼聲，試圖將理性因素注入德國文學創作之中。1730年，他發表著名的《德國人批判詩藝試論》，提出了詩歌要表達感情和具有理性的熱情等創作原則。他推崇法國古典主義文字關于創作要服從“理性規則”、嚴謹和符合邏輯規范的觀點，把高乃依和拉辛等法國作家的戲劇視為德國文學努力的方向。高特謝德的文藝理論雖有“媚法”的時代特征，使德國文壇很長時間內漂浮著崇法的氣味，但顯然有利于克服德國文壇的混亂狀況、提升德國文學作品的質量。值得注意的是，高特謝德雖然對法國的古典主義文學推崇之至，卻對德國文壇濫用法語的狀況極為不滿。他受到沃爾夫等人的影響，也積極提倡使用純潔的民族語言。當時在高特謝德的周圍聚集了一批以講德語為榮的作家。高特謝德的這種做法雖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他借用法國的古典主義的目的是要為德國資產階級文學的發展鳴鑼開道，強調使用純潔的德語則是已經萌生的德國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一種反映。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被譽為“標志著德國偉大詩歌開端”的、具有全歐意義的“第一位德國職業詩人”。⑧ 他一生經歷了德國啟蒙運動的幾乎全過程，在啟蒙運動早期就已經是活躍于德國文壇的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說高特謝德由于引進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理論來規范德國文壇的混亂狀況而盛極一時，克洛普施托克則由于堅持德國文學的傳統特色而奠定了自己的歷史地位。這位德國詩人從一開始就顯示出與古典主義文學迥然不同的取向。他強調德國文學的傳統風格，創作方面突出情感和幻想，作品充滿宗教狂熱、激情和對祖國的愛。在他的筆下，大敗羅馬人的日耳曼人首領赫爾曼成了自由的斗士。他先后寫了《赫爾曼與圖絲內爾達》、《赫爾曼之戰》、《赫爾曼之死》等作品，在德國掀起了一股崇拜赫爾曼之風，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認同感。
　　在啟蒙運動早期，音樂領域的巨大成就無疑對德國人的文化自信起了極大的鼓勵作用。18世紀上半期，音樂領域處于巴洛克風格向古典主義風格過渡階段，就實際影響而言，早期啟蒙運動在音樂領域并沒有哲學和文學領域那么明顯，但這一時期卻成了德國音樂盛世的開端，德國涌現出了多位譽冠歐洲的音樂家。巴赫（1685—1750）、亨德爾（1685—1759）、格魯克（1714—1787 ）等奏響了德國音樂輝煌世紀的第一樂章，使德國成為音樂文化領域無可爭議的領先者。
　　巴赫是德國巴洛克盛期的音樂代表。他一生勤奮耕耘，成就輝煌，先后創作了500多首作品，其中，《G弦上的永嘆調》、《勃蘭登堡協奏曲》等成了音樂史上的經典作品。他的作品體現了從中世紀宗教文化向近代世俗文化轉型時期的音樂風格，兼具宗教和世俗的特征，是啟蒙時代通向近代音樂的橋梁，他也因此獲得了“歐洲音樂之父”的稱號。可貴的是，這位享譽歐洲的音樂家始終不忘自己是德國人。針對當時德國社會的“媚法”浪潮，他頂風而上，對自己的宗教和世俗聲樂作品都要求用德語演唱，鮮明表達了自己的民族情感。⑨ 另一位音樂大師亨德爾則吸納德國、意大利和英國的音樂風格，并將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融入音樂內容中，創作了包括著名圣樂《彌賽亞》在內的數十部歌劇作品。由于在歌劇事業上的杰出成就，亨德爾被貝多芬稱為“我們之中的最偉大者”，他也因此成為同時代與巴赫齊名的音樂大師。格魯克是啟蒙運動早期帶有濃烈啟蒙色彩的德國音樂家的代表，畢生致力于歌劇改革。他遵循啟蒙主義提倡的真實、樸素、自然等原則，在吸取意大利正歌劇、法國大歌劇和亨德爾的清唱劇的基礎上，打破歌劇內容與形式脫節的模式，希圖將它改造成戲劇為主、音樂為輔的交響樂劇，使音樂服務于戲劇，服務于歌劇中的詩歌。以上努力使格魯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從18世紀40年代起，他的作品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整個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從而大大提升了德國音樂的國際知名度。他也因此被稱為“領先于時代”的“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歌劇作曲家”。⑩
　　上述考察表明，早期啟蒙運動對德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是明顯的。這一時期的德國思想文化和藝術受益于啟蒙運動思想，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活力。啟蒙運動給德國思想文化界精英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和精神來源，他們也對早期啟蒙運動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啟蒙運動早期德國思想文化和藝術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德意志民族從媚外的文化自卑感中解脫出來，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從而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實際上，到18世紀中葉，德國思想文化界已經開始成為歐洲注目的中心。
　　二、啟蒙運動盛期德國文化民族主義的萌生
　　如前所述，在啟蒙運動早期，包括托馬西烏斯、沃爾夫、高特謝德、克洛普施托克、巴赫等在內的德國思想文化界精英已經顯露出較強的民族意識。18世紀中期以后，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進入高潮時期，也注入了更多的民族意識因子。德國思想文化界不僅秉持理性、天才、進步等啟蒙理念，而且使啟蒙運動進一步“德國化”，民族意識進一步彰顯，明確提出要創立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開始形成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傾向。這種民族主義傾向在文學、哲學等多個領域反映出來。
　　在這一時期，德國文學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色而成為歐洲的翹楚。有“德意志的伏爾泰”之稱的萊辛（1700—1766）首先發出了開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學道路的呼聲，并以實際行動樹立起德意志文學的榜樣，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學的奠基人。他痛批當時德國戲劇界照搬照抄法國古典主義作品的現狀，明確提出要以德國的民族文學對抗法國文化的影響。他指出，“我們仍然是一切外國東西的信守誓約的摹仿者，尤其是永遠崇拜不夠的法國人的恭順的崇拜者”，但是“沒有哪一個民族甘心讓他們的語言處于較不適宜的地位”，(11) 因此，創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學成為一種必然。為此，德國作家們必須擺脫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的呆板模式，不應做高乃伊、拉辛和伏爾泰等法國人的奴隸，而要挖掘民族題材和素材，創作和演出充滿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相關觀點在他著名的《漢堡劇評》、《拉奧孔》等理論著作中得到反映。他還將自己的理論運用于實踐，創作了《明娜·馮·巴爾赫姆》、《愛米麗婭·迦洛蒂》、《智者納旦》等多部具有反映德國社會狀況的劇作。萊辛因其在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學方面的杰出貢獻而受到肯定，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學的開路先鋒”。(12)
　　萊辛之后，德國文學領域的民族特性愈來愈突出，這種突出的民族性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在萊辛的民族文學理論的基礎上，以赫爾德爾（1744—1803）為代表的德國民族文學推動者進一步形成了民族主義的文學理論。赫爾德爾先后發表《論近代德國文學》、《論語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語言是一個民族的寶貴思想和文化財富，是文學的載體的理論。他的思想大大推動了同時代的德國作家們用德意志民族語言寫作的熱情，因此對德國民族文學的發展具有特別積極的意義。赫爾德爾還推崇民歌，把搜集民歌與強調民族意識結合在一起，認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習俗的載體，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他還把文學與歷史聯系起來，強調文學與特定的時代和社會相關的歷史特征，由此進一步加強了文學的傳統民族特性。這一時期的德國詩人和小說家維蘭德（1733—1813）則明確表示，德意志文學的目的在于點燃“每一個德國人心中隱藏著的愛國主義火焰”，“在散亂的‘日耳曼尼亞’人中激發起只有偉大、高尚、勇敢和進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種共同體精神”。(13) 所有這些思想鼓勵著包括歌德在內的年輕詩人和作家走入民間，汲取創作營養，并創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其次，以歌德、席勒等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德國作家不再滿足于構思精妙的古典主義作品，而是更注重將作品與生活情感的宣泄聯系起來。他們在萊辛、赫爾德爾等人的影響下，以德國文化和現實為基礎，在天才、崇高等啟蒙思想的指引下，爆發出巨大的藝術創造力，使德國古典文學登上了她的顛峰。18世紀70年代，針對當時德國封建落后和四分五裂的現狀，歌德等人發起了“狂飚突進”運動。他們以詩歌、戲劇等作為宣揚自由、平等思想的平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提倡理性與感情的融合，推出了包括《少年維特之煩惱》、《五月之歌》、《強盜》、《陰謀與愛情》等大批名作。德國文學因之聲譽鵲起，以至于“人們對德語文學傳統的興趣日益高漲”，(14) 從而奠定了德國文學在歐洲乃至世界文壇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這一時期的德國哲學界也出現了啟蒙理性與民族情感交融的局面。一方面，以大哲學家康德（1724—1804）為代表的德國學者以理性批判為思考基礎，開啟了古典主義哲學的輝煌篇章。康德通過《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等三部著作，推翻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獨斷論）和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懷疑論）的舊形而上學體系，開拓了從主客體關系去討論哲學根本問題的新方向，構建起完整的批判哲學體系。(15) 在康德之后，經過費希特、謝林的改造，到哲學大師黑格爾（1770—1831）時期，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發展到極至，形成了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的哲學體系。德國哲學由此獨步世界，德國也因此獲得了“哲學王國”的美譽。
　　在這一時期，德國哲學思想中并非只存在晦澀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邏輯推論，同時也閃爍著濃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了民族主義哲學。赫爾德爾被稱為“18世紀下半期德國精神和藝術生活最杰出推動者”，(16) 他在擁護啟蒙運動倡導的政治自由和人類進步事業的同時，不僅創立了一套民族主義的文學理論，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義歷史哲學，通過強調各民族的獨特傳統等來促進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感。他在《關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一書中指出，人類“是一個含有各種特性的人和各種民族宗教的家庭”。每一民族都表現出獨特的“國民精神”，都必須對其自身獨特的傳統忠貞不二。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解析文化，而是在于描述一種普遍的文化經歷，深入探詢一個民族的文化表達方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喊出了“讓我們盡量為民族增添光榮；讓我們也在民族成為非正義行為的犧牲品時保衛它”(17) 的口號。
　　其他學者在促進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方面也功不可沒。奧斯納布呂克的尤斯圖斯·默澤爾（1720—1794）以自己的家鄉為出發點，在《愛國的幻想》和《奧斯納布呂克史》中大力鼓吹有關國家共同體起源于民眾和民族特性的觀點，認為尊重傳統和文化的“局部理性”要比普遍理性更值得信賴。約翰·雅可布·莫澤爾等人也推出了各種宣傳愛國主義的著作，并在大學中得到傳播。其中，卡爾·馮·莫澤爾在其1765年所寫的《論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書中明確表示：“我們是一個民族，由同一個名字和同一種語言，法律規定的共同的首腦、同樣的憲法和義務連結成了一個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體……”。(18)
　　上述表明，啟蒙運動盛期的德國，啟蒙思想已經與民族情感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人們繼續秉持啟蒙理念，推動啟蒙運動深入，在思想文化領域取得了更輝煌成就。在文學領域，歌德、席勒等德國文學家的古典作品步入了世界文學的殿堂；在哲學領域，德國人由于康德而成了世界的領先者；在音樂領域，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等人的杰出成就更使德國人贏得了首屈一指的世界聲望。另一方面，德國文化界的民族自信日益增強，要求體現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呼聲日漸增強，而且明確提出了創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要求。德國人的“民族意識”正逐漸膨脹為一種“民族主義”。
　　三、啟蒙運動后期德國浪漫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
　　18世紀末19世紀初，啟蒙運動在德國進入了它的后期發展階段，即所謂的“浪漫啟蒙運動”或“啟蒙浪漫主義”階段。(19) 在這一時期，浪漫主義一方面作為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和反動者，另一方面與德國文化領域的民族主義相結合，最終形成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大潮。
　　浪漫主義與啟蒙運動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啟蒙運動思想的兩個主要來源是法國的理性主義哲學和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前者認為人的認知來源于經驗，而不是來源于上帝，反對盲從權威，從而對中世紀以來的封建和教會權威提出了挑戰；后者則提倡懷疑，認為理性才是人類生活的先決條件。因此，啟蒙運動實際上不僅僅重視理性，也包括感性的成份。只不過在啟蒙運動早期和盛期，出于反教會神學和反專制主義的需要，以法國學者為代表的啟蒙運動更多地強調理性的思想成份。而德國學者則不然，他們在處理性和感性的關系時，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折中的取向，在表達理性要求的同時，并沒有忽視感性和直覺經驗的重要性。這一點在萊布尼茨、沃爾夫和康德的哲學思想中表露無疑。浪漫主義則是這種取向進一步向感性方面傾斜的結果，也就是說，浪漫主義不排除理性，但更傾向于感性。浪漫主義的內容十分龐雜。它以感性為基礎，強調個人的非理性的自由、一切實體的獨特性、一切事物發展的階段性以及固有感受、想象和觀念的遺傳性等。從浪漫主義的這種取向看，它實際上反映了啟蒙運動后期的兩大變化趨勢：一是從啟蒙運動早期和盛期追求的普世價值（一切服從理性規則）和抽象思想回歸于傳統和本國現實，二是從啟蒙運動倡導的刻板化的理性轉向自然，并以此重新審視人類社會、藝術和歷史。這實際上也是對啟蒙運動盛期過于強調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動。
　　啟蒙運動后期浪漫主義在德國的出現并非偶然。它既是德國啟蒙運動的傳統傾向進一步發展的產物，也是外來因素影響的結果。從內因看，德國啟蒙運動對人的感性經驗的強調無疑是浪漫主義出現的思想基礎；赫爾德爾對民族獨特性的認識和民族傳統價值的肯定，則使德國思想文化界將更多的目光轉向本國的人文傳統和自然風光。從外因看，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是浪漫主義思潮的催化劑。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法蘭西民族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法軍對德國的占領使德國文化界“精英”們認識到，在物質和軍事上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從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獨特性已經顯得尤其重要。出于以上原因，德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為特征的浪漫的民族主義思潮。
　　浪漫主義特別珍視歷史傳統、個體和共同體的獨特性，民族共同體作為一個載體受到高度的關注。德國浪漫主義者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德·伯克的理論中獲取靈感，通過諾瓦利斯、施萊埃馬赫和阿達姆·米勒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所謂的“有機體”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國家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是許多個人的總和，這些人由于血統、傳統和歷史而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在這一國家中，每個人就像它的手足一樣，與整體不可分離。有機的國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獨特的個性。浪漫主義的這種傾向為德國浪漫主義向民族主義的發展打下了理論基礎。(20) 加上反抗法國外來侵略的需要，民族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成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的共同平臺。
　　文學領域是德國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反映最突出和最強烈的場所。如前所述，赫爾德爾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主義的文學理論。受其思想的影響，當時的浪漫主義特別強調從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經歷的重要性。人們希望通過歷史研究，從過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來發展之路。因此，當德國各邦在法國軍隊面前一敗再敗，祖國處于異族占領之下時，無力面對現實的德國文人開始從歷史中尋找對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們沉湎于中世紀時期德國的輝煌，希望分裂的德國能重新統一，再現神圣羅馬帝國的強盛。他們從歷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對抗法國革命的影響。著名的《格林童話》（《德國兒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國各地旅行，搜集民間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遺產的重要體現。這一時期出版的類似著作還有格雷斯的《德國民間書籍》、蒂克的《德國愛情之歌》等。著名詩人阿恩特充滿激情的詩句也激發了德國人的民族情感。他在《德國人的祖國是什么？》的詩中明確表達了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愿望：“是普魯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紅的萊茵河畔？是海鷗翱翔的波羅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國必須更大。”(21) 德國著名教育家威廉·馮·洪堡在談及浪漫主義發掘過去的意義時指出：德國的基礎不僅在于共同的風俗、語言和文學，而且在于“對共同獲得的榮譽和所處的危險的追憶，在于對祖先們建立起來的緊密聯系的懷念”。(22)
　　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情感也感染了哲學界，浪漫主義的國家有機體觀念在著名哲學大師黑格爾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位哲學大師指出，國家制度本身是一個自然的有機體，只有在這種受到法律和習俗保護的制度內，人們才能享受不受社會混亂困擾的自由。親歷德國對法戰爭失敗的黑格爾還以歷史哲學為名，為德意志民族尋找良方。他把德國的民族主義哲理化，強調歷史是國家的歷史，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一個民族要獲得尊重，必須擁有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為此，德意志民族“必須重新組織成一個國家”，建立由君主統一領導下的“國家政權力量”。(23) 另一位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則于1807年末至1808年3月在柏林科學院星期日講座上連續發表14次演講，號召捍衛德意志的自由，要求振奮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演講中，費希特回顧了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領域取得的成就以后，得出結論，存在一種不可磨滅的“德意志精神”，一種較之其他民族更高尚的德意志民族性格。這些學說在德國人心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有責任為德意志的復興進行義無反顧的斗爭”。(24)
　　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還波及歷史學領域。由于歷史意識的深化，人們專門成立了德意志史料學會，搜集中世紀德國的相關史料，編成《德國史料集成》，希望以此再現中世紀德國的強國地位，激發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濃濃的民族情感甚至在以“客觀史學”著稱的著名歷史學家蘭克那里也得到流露。他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得出結論：德國人是奉上帝之命去發展與法國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純粹德國的國家”。
　　反拿破侖戰爭勝利后，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德國逐漸演變為一種追求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政治運動，原先盛行于文化領域的文化民族主義出現了向政治民族主義的轉變。與此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的勝利以及19世紀初德國資產階級改革以后德意志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形成，(25) 啟蒙運動在德國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啟蒙運動作為一次思想文化運動，從英、法等國傳入德國以后，由于德國特殊的歷史條件，出現了新的特點。啟蒙運動在德國的政治努力成份相對不足。它既不像英國一樣是17世紀中期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也不像法國那樣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準備而出現，而是針對當時德國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狀況，在宣揚理性、寬容、進步等啟蒙理念的同時，將民族意識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認同作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標，希圖以此促進德意志民族的統一。由于相關努力純粹是文化領域的，它體現出來的只能是一種文化氣息濃厚的民族主義。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對于促進德國人的民族感情產生了重大影響，為19世紀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統一運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注釋：
　　① 學術界對啟蒙運動起始時間看法大體一致，即17世紀80年代，但對其結束時間看法不一，或認為終于18世紀法國大革命，或認為止于19世紀初；也有觀點明確啟蒙運動起止時間為1680年到1820年。參見彼德·賴爾等：《啟蒙運動百科全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荷蘭］彼德·李伯庚：《歐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395頁。筆者以為， 從歐洲思想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看，19世紀20年代作為啟蒙運動的結束似乎更合理一些。
　　② 參見邢來順：《德國貴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頁。
　　③ 丁建弘、李霞：《普魯士的精神和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頁。
　　④ ［德］萊奧·巴萊特、埃·格哈德：《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化》，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1頁。
　　⑤ 轉引自邢來順：《德國文化解讀——人類文化蒼穹的雙子星座》，濟南：濟南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⑥ 杜美：《德國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98頁。
　　⑦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3, S.91.
　　⑧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S. 44; Arnold Hau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Kunst und Literatur, Band 2, München 1953, S. 114.
　　⑨ 參見邢來順：《德國精神》，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58—60頁。
　　⑩ ［美］安妮·格雷：《西方音樂史話》，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4—35頁。
　　(11) 張弘、郭春英編：《德國藝術家隨筆》，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7、17頁。
　　(12)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Knigstein im Taunus 1987, S. 87.
　　(13) Hans Joachim Hahn, German 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the Holy Roman Empire to the Present Da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1995, pp. 92—93.
　　(14) 彼德·賴爾等：《啟蒙運動百科全書》，第75頁。
　　(15) 參見朱高正：《康德批判哲學的啟蒙意義》，《哲學研究》1999年第7期。
　　(16)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44
　　(17)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ünchen 1984, S.301; 科佩爾·S.平森：《德國近現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1—32頁。
　　(18)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 fngen bis zur Gegenwart, S. 104.
　　(19) 學術界一般認為，浪漫主義是以啟蒙運動的對立面出現的。但也有觀點認為，浪漫主義與啟蒙運動有內在的聯系。參見彼德·賴爾等：《啟蒙運動百科全書》，序言、第73—74頁；［荷蘭］彼德·李伯庚：《歐洲文化史》，第390—396頁。
　　(20) 科佩爾·S.平森：《德國近現代史》，第68—69頁。
　　(21) Hagen Schulze, Der Weg zum Nationalstaat. Die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München 1985, S. 68.
　　(22)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S. 305.
　　(23) 黑格爾：《黑格爾政治著作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74—75頁。
　　(24) ［德］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上），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66頁。
　　(25)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8, S. 31.

浙江學刊杭州63～69K5世界史邢來順20072007
啟蒙運動/德國/文化/民族主義
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呈現理性思考與民族情感交融的特點，這種特點使啟蒙時期德國思想文化領域呈現濃烈的民族情感。啟蒙運動早期德國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啟蒙運動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識更加濃烈，出現了文化民族主義傾向；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啟蒙運動進入最后的“啟蒙浪漫主義”階段，文化民族主義形成一種思潮。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63～69K5世界史邢來順20072007
啟蒙運動/德國/文化/民族主義

網載 2013-09-10 21: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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