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生于浙江瑞安。青年時代， 就讀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參加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畢業后，長期在上海從事編輯、教書、著述工作。1945年以后一直在復旦大學任教授。1981年7月15日病逝，終年八十三歲。 關于周先生傳記資料，主要有：《周予同自傳》，周谷城《懷念周予同教授》，許杰《懷念經學家、經學史專家周予同教授》，朱維錚《周予同教授的經學史研究》，賀卓君《周予同》（載《中國歷史學年鑒》1984年），許道勛《著名歷史學家周予同》（載溫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的《歷代人物與溫州》一書）。
　　周先生的論著，由朱維錚教授精選，編成《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隔多年，《選集》增訂本出版。周予同先生的《中國經學史講義》經重新整理，已編入《選集》正文卷尾。尚有未抄出的筆記內容，計有三個部分：一、經學與史學的關系；二、經學與史料學的關系；三、經學與文字學的關系。現將第一部分整理發表，以紀念周予同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一、“經史關系論”是基本問題
　　“經史關系論”是中國經學史和史學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涉及的范圍相當廣，包括史的概念與起源、經的起源與定義、經與史關系的演變等等。我想一篇篇地搞，可以從綜合研究到分論，也可以從分別研究到總論。最近，寫了一篇論述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文章，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1]，只開個頭，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篇文章反映還是好的，俞平伯先生[2]寫信給“中華”，認為看得上眼。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從史到經，再從經到史，當然，后一個“史”并非前一個“史”。而自兩漢以后，經史關系的演變又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史附于經時期，兩漢時代。當時，經典是法定的，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最高理論；而史著附于《春秋》經中，沒有獨立的地位。
　　第二，史次于經時期，魏晉至隋唐、北宋。史部開始獨立，進而升格，終于出現“經、史、子、集”四部之名。
　　第三，經等于史時期，南宋至清末。南宋以后，產生了“經等于史”之議。清代章學誠對此有所繼承，更有所發展與創造。章學誠是重點人物，他說“六經皆史，道不離器”（《文史通義·原道》），這里有唯物主義的思想。
　　第四，經屬于史時期，五四運動以后，直到今天。封建經學退出歷史舞臺，經典及其注疏都變成了史料。“六經皆史料”，這反映了社會狀況的變化。
　　總之，從歷史發展來看，史由附于經，而次于經，而等于經，以致現在的經附于史，有其一定的過程。[3]
　　　　　　二、經、史的起源
　　“經”字始見于周代銅器，是經營的意思。“經”作儒家書籍的解釋，到戰國后期才出現。而“經”的正式被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為“經典”，則應在漢武帝時（有關內容從略，參閱《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整理者注）。
　　附圖
　　繼王國維之后，有人撰《續釋史》，見于《史學論文索引》[8]，從略。
　　不管對“史”字本義如何解釋，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早的史是記錄，即章學誠所說的“紀注也”。由此而論，中國最早的史是散文體的記錄。但是，從世界歷史上看，最早史著大多是詩歌體裁。中國“史”之源是韻文還是散文？是不是也出于史詩？這個問題可以研究。梁啟超曾寫過《新史學》[9]，稱中國史學也出于史詩， 《詩經》即中國最早的歷史。梁氏是受到西學和孟子的影響。《孟子·離婁下》篇云：“詩亡而后春秋作”。從前北大朱希祖撰的《史學概論》[10]，認為在中國“史”之起源是二元的，有韻文也有散文。最近，徐中舒認為史的起源與詩歌有關[11]。至于我本人則偏向于史之散文起源說。
　　中國古代文化記錄起源于史，史包括了一切文字記錄。沒有“史”，中國文化不知會怎么樣！“史”與文化關系極大！古代有所謂巫、史、宗、祝。巫是代表神的，是神向人表示意見。祝是代表人的，是人向神表白。宗是講儀式的，與禮有關。禮中有哲理，儀卻是死板的格式。史是管記錄的，一切東西經整理后都記下來。研究甲骨文就會清楚，史也是保管檔案記錄的人。這樣看來，史與文化有很大關系。從有文字起，直到今天，全在歷史學家手中。
　　既然最早文化起源于史，史也就先于經。章學誠說：“史之原起，實先于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蒼頡嘗為黃帝之史，則經名未立，而先有史矣。”（《論修史籍考要略》）又說：“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東學術篇》）照此說來，史先于經，先有史，后才有經。顧頡剛[12]先生也認為經起源于史。換言之，就是從史到經。
　　　　　　三、史附于經階段
　　史雖先于經，但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經學居于主導地位，而史學卻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隸屬于經。這在目錄學上看得很清楚。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史著附于《春秋》經。如《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記》、《漢大年記》、《太古以來年紀》等等，均隸屬于經。漢代，連司馬遷《史記》即《太史公書》，都沒有它的獨立地位。至于《春秋》經是當作歷史著作還是視為政治哲學呢？當時，今文學派認為《春秋》是政治哲學，體現最高原則，史著不過是外衣。這一點，讀董仲舒《春秋繁露》就會知道。
　　“史附于經”這種思想，在西漢成帝時已是如此。漢成帝曾令劉向等校理圖書，對于古代文化是有功的。劉向是目錄學和學術史（學術源流）的始祖，是中國文獻學上的重要人物。《戰國策》和《荀子》等書，都經過劉向校錄而保存下來。劉向撰的《別錄》已失傳，今僅有輯錄本。
　　劉向的兒子，即西漢末古文經派的開創者劉歆，繼承父業，總校群書，撰成《七略》，包括輯略（總論）、六藝略（經學）、諸子略（哲學）、詩賦略（文學）、兵書略（軍事）、數術略（宗教）、方技略（醫學）。所謂“略”，即部門的意思。《七略》已佚，今僅有輯略本。
　　劉向的《別錄》和劉歆的《七略》，應是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先河。班固是抄錄先人的說法的。《漢書·藝文志》是一種具有學派性的著作，相信它是古文學派。《廿五史補編》收有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可以參考。古文派的顧實[13]，撰有《漢書藝文志疏證》，還是較好的反面資料（原筆記如此，“反面”不知何意，也可能是聽者誤記，待考。——整理者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漢書藝文志糾謬》，則屬于今文學派的觀點。
　　　　　　四、史次于經階段
　　自魏晉到隋唐，史部獨立起來，而且升格，由六略變為四部。四部，先叫甲、乙、丙、丁，后則稱經、史、子、集[14]。
　　最初搞的人是曹魏時秘書郎鄭默，他撰有《中經》，所謂“中經”，就是宮廷里藏有的書籍。
　　西晉初秘書監荀勖另著《中經新簿》，所謂“新簿”就是重新登記整理，開始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記六藝（經典）及小學。乙部，有古諸子學、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贊等。可見，史書已從經學中獨立出來，自成一部不過它居第三，次于六藝和諸子。
　　東晉初，著作郎李充以秘閣僅有書三千余卷，故依荀勖的四部之次，但更換其乙、丙部的書籍，就形成了定例，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這說明“史”上升到僅次于“經”的地位。
　　南朝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撰有《七錄》：一曰經典錄，記六藝；二曰記傳錄，記史傳；三曰子兵錄，記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記詩賦；五曰技術錄，記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及至唐初，盡收天下圖書古籍。魏征等編撰《隋書》，其中《經籍志》就分為：一曰“經”，二曰“史”，三曰“子”，四曰“集”。所謂“經、史、子、集”體制最后確定了。“史”部地位提高了，但仍次于經。以后，書目大率循此次序而不變[15]。
　　上述過程，參閱柳詔徵《中國文化史》下冊第十三章[16]。還可參考清錢大昕《經史子集之名何ｆǎｎｇ＠②一文[17]，載于《潛研堂文集》卷十三《答問十》。“ｆǎｎｇ＠②，“始”的意思。他提出了四部開始于何時的問題。
　　《隋書·經籍志》是搞中國目錄學、文獻學的基本東西。但它比《漢書·藝文志》差些，只能作參考，不能直接引作史料。例如，《逸周書》是真有的，但它以為是假的。所以，引用《隋志》時要注意。
　　關于經、史、子、集四部，在我看來：
　　經部。中國的經典是不能動的，只能發展、擴大，或者托古（寄托古代經典以發揮自己的政治見解）。
　　子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都是講哲學思想的。后來的子部，卻成了“雜”家。例如，中國的菊譜、金魚譜等，都放在子部之中。
　　集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是講文學的。而后來的集部，卻包含了很多內容。所以，子部與集部是大成問題的。
　　史部。史部內容較穩定，只有史著類別的變化而已。中國的學問主要集中于史部。
　　中國人為什么特別重視“史”呢？
　　中國人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民族：第一，肯定現實，所以史是很重要的。第二，注重集團。第三，注重社會。中國人對現實的集體觀念很重，具有反宗教的思想（整理者按：為了保持周先生遺說的原貌，不予刪略。這里僅僅是周先生個人的學術觀點，主要就歷史上儒學對佛、道的排斥性而言，無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而沒有歐洲那樣的“十字軍”[18]思想。例如，理學也是有反宗教的色彩。
　　中國人的思想特點：從心到物，由內而外，自個人至社會。中國人的思想是著重在此岸，而不在佛教所謂的彼岸。例如，中國人借敬祖宗之名，來團結人們。孔子搞祭祀，就是為了團結。祭祀，是從談孝再談到仁的。所以，這三者是聯系起來的。
　　總之，經典是講原則的，而歷史則告訴了我們一切。所以中國人特別重視史部。
　　　　　　五、經等于史階段
　　從南宋到清末民初、“五四”以前，是“經等于史”時期。這一命題，現在看來，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但在封建社會后期，經學居于統治地位，喊出這句話，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二階段，經史關系屬于目錄學上的問題，即圖書分類問題，至多也只是學術源流問題。而第三階段，經史相等之議則屬于學術思想問題，涉及歷史哲學問題。
　　有人認為，“經等于史”之說，始見于隋朝王通的《文中子》一書。王通把《詩》、《書》、《春秋》說成“三經皆史”。其實，這句話是不可靠的。他是受到《孟子》“詩亡而后春秋作”[19]說法的影響，只是從形式上講，而不是從本質上看。
　　我的主張是從南宋開始才有“經等于史”之議。首倡者是南宋陳傅良，見于《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傳國記序》，文集收存于《永嘉叢書》和《敬鄉樓叢書》。
　　附帶說一下，宋學學派可分為三：一曰程朱派，二曰陸王派，三早浙東學派。浙東學派又分為二：一曰永嘉（今溫州市）學派，代表人物有陳傅良、葉適（水心）等，很有才氣。著作匯集為《永嘉叢書》和《敬鄉樓叢書》，前者由孫詒讓的父親孫依言編的[20]，后者由今中山大學劉節教授的父親劉冠山編的[21]。二曰永康（今金華市）學派，代表人物有陳亮（龍川）、呂祖謙等，著作匯集為《金華叢書》。
　　程朱派和陸王派都看不起浙東學派。例如朱熹說他們是粗野的，夸夸其談，沒有理論，陸九淵更是瞧不起他們。但是，我認為浙東學派是批評派。朱熹專談《四書》，陸九淵專談《孟子》，兩派都以圣人經典為要務。當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浙東學派便以歷史來批評另外兩派，反對性理空談，在“經世致用”的問題上，強調應該把“經”與“史”結合起來講。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經等于史”之說，浙東學派雖然重視“史”，但在那封建時代不可能推翻“經”的地位。
　　繼南宋陳傅良之后，明清時期學者們也講經史相等。茲將有關資料抄錄于下：
　　明代宋濂：《龍門子凝道記》卷下《大學微》。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錄》上答徐愛語曰：“五經亦史。”李贄在《焚書》卷五《經史相為表里》條云，“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以垂鑒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最為系統的則是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六經皆史”說。章氏，字實齋，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乾隆進士，清代浙東學派著名的史學家。他的眾多著作，清末始為人注意。1922年匯刊為《章氏遺書》。對經史關系的見解，他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曾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又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報孫淵如書》）
　　清中葉袁枚在《史學例議序》中也說，“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見《小倉山房文集》卷十）
　　晚清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認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且焉。……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見《龔自珍全集》第一輯）
　　此外，還有章太炎《國故論衡》中《原經》篇、《檢論》卷三、《訂孔》上下篇等。
　　由上可見，關于經史相等之說，是有遠久源流的。從南宋陳傅良、葉適，到章學誠、章太炎，特別是南宋與清代浙東學派，都探討過經史關系問題。明清時期這種思想很普遍。不過，宋濂、袁枚是文學家，王守仁、李贄是哲學家，偶然談到而已。只有陳傅良、章學誠，才是真正的史學家，主張經學就是史學。章學誠思想直接影響到龔自珍和章太炎。
　　至于陳傅良與章學誠之間是否有關聯呢？研究得還不夠。南宋和清代，都有過浙東學派。一種意見認為，他們應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學派。另一種意見認為，他們有直接關系。例如，何炳松在《浙東學派溯源》一書中[22]，就把宋代和清代浙東學派相聯起來。何炳松是金華人，認為是繼承孔子道統的。
　　我個人認為，南宋和清代浙東學派之間，有相同之處三點：一、學問都是史學；二、主張都是經世致用，以史學為武器或工具；三、政治上都是改良主義者、淑世主義者。截然不同之處則在于：宋儒以史來補充經，章學誠則以史看經，把“經”與“史”地位完全相等了。他們之間的聯系，是一條虛線，而不是一條實線。探討經史關系論，就能夠把浙東學派溯源弄清楚。章學誠的觀點，超過了前人。龔自珍講過類似的話，但尚未鉆進去研究。魏源也有較切實的意見。章太炎更進一步認為，孔子就是史學家，見于《訂孔篇》；《春秋》就是歷史書。章太炎關于史學與經學的關系的論述，頗值得研究。
　　總之，第三階段“經等于史”之說，是進步的，涉及到歷史哲學上的問題。應當注意的是，為什么在封建社會后期會出現這種思想呢？原因研究得還不夠。
　　　　　　六、經屬于史階段
　　五四運動以后，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封建經學退出歷史舞臺，經學注疏都成了史料。所謂“六經皆史料”，這是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口號。
　　郭沫若是利用“六經”史料研究古代史的第一人。郭老《十批判書》中好幾篇論文[23]，就是以《詩經》、《易經》來研究古史的。開創者正是他，他認為“經”是史料。我們今天也是從史料學角度去研究經學的。例如，《詩經》是重要史料之一種，從中可以了解到古代社會的真相。搞《詩經》大多是中文系的人，但也應有人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去研究。一要寫出“詩經學”的發展史，二要以史學眼光編一部《詩經選》。這兩件很有價值的工作，均可以搞。研究《易經》，也可以如此做。
　　所謂史料，是社會發展進程中遺留下來的文字或非文字的材料，是客觀性的東西。后人主觀性的東西，不會包含其內。史料不只限于文獻資料，還包括考古實物。一千年后，發掘出來的啤酒瓶，也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狀況。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注意考古實物資料，不要輕易地受到文獻學的限制。因此，我長期地訂閱《文物》和《考古》等雜志。
　　所謂史學，是主客觀相結合的東西。史料是客觀的，整理與分析史料則是主觀的，三者合而為之即史學。史學著作的好壞，在于主客觀結合得好與不好，敘述得好不好。史學的核心，究竟是歷史哲學，還是歷史編纂學呢？耿老[24]主張講歷史哲學，不主張講編纂學。然而，歷史哲學談何容易！沒有高度的理論修養，很難做到。歷史哲學是高精尖的東西，而編纂學則是底子。
　　值得注意的是，前人的史著如《春秋》、《史記》，在當時是史學，隨著社會發展則慢慢地降低為史料了。二十四史在當時是史著，今天卻成了史料。“史”與史料是辯證地發展的，古代的史成了今天的史料。這樣，中國文化一步步地向前發展。
　　注：
　　[1]論文題為《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刊于《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1962年8月）。強調指出：“經、史關系問題， 是中國經學史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參見朱維錚教授編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以下簡稱《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俞平伯（1900—1990），著名的文史學家。 參見樂齊編《俞平伯》附俞平伯年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3]這段結論按《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校錄， 參見《選集》增訂本。
　　[4]周先生將清代至今的文字學研究，按對許慎之學的態度， 分為三派：宗許派、反許派、訂許派。從清末到現在，文字學走訂許路線，即超越經學的路線。
　　[5]江水（1681—1762），婺源（今屬江西）人。 以考據清晰見長，開啟皖派經學研究的風氣。
　　[6]吳大ｃｈéｎｇ＠①（1835—1902），清江蘇吳縣人，清末著名金石學家。參見裘錫圭《文史叢稿》“吳大ｃｈéｎｇ＠①”一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出版。
　　[7]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字靜安，號觀堂。 《釋史》一文見于《觀堂集林》卷六。
　　[8]查《中國史學論文索引》，未有《續釋史》，疑有誤。待考。
　　[9]關于梁啟超《新史學》，參見周予同主編、 朱維錚修訂的《中國歷史文選》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10]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鹽人。曾任北大史學系主任與中國文學系主任。著述中未見《史學概論》，但有《中國史學通證》，重慶獨立出版社1943年版。
　　[11]徐中舒（1898—1991），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所撰論文《左傳的作者及其年代》，刊于《歷史教學》1962年第11期，認為史的起源與詩歌有關。
　　[12]顧頡剛（1893—1980），蘇州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疑古派代表人物，編有《古史辨》。
　　[13]顧實（1878—1956），字惕生，常州人。古文字學家。撰有《漢書藝文志講疏》、《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等。《漢書藝文志講疏》被認為是“一方面著重學術上‘考鏡源流’，另方面又注意目錄版本學上具體問題，超越以往考證諸作，……顯然非現行同類書所能代替”，但是，“本書是六十年前的一部著作，在立場、觀點、方法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參見《漢書藝文志講疏·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云：“按四部體制，始于曹魏之鄭默，成于東晉之李充。至唐初修五代史志，用以為經籍志而始見于史。”又及，據余嘉錫考證，南朝梁元帝詔文中最早使用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等名稱，見于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
　　[15]參見許道勛《論經史關系的演變》，刊于《復旦學報》1983年第2期。
　　[16]柳詔徵，生卒年凡三說，經考查，確切的說法應為：1880年2月5日（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誕生于江蘇鎮江，1956年2月3 日病逝于上海。參見柳定生《柳詔徵先生傳略》，《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又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1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氏所撰《中國文化史》，初為1923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義，多次再版，最近被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第四十二卷。該書下編第十三章《隋唐之學術文藝》中談到四部分類法“自荀勖因鄭默《中經》著《新簿》，始分四部，至隋唐面分析益密……”，有較詳論述，可參考。
　　[17]參見《中國歷史文選》下冊。
　　[18]十字軍：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下半葉，西歐在羅馬教會的發動下對近東各國進行侵略的軍隊。因參加者均佩有十字標記，故名。
　　[19]《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一文有詳細的論證，可參閱。
　　[20]孫衣言（1814—1894），浙江端安人。參見俞大文《晚清著名學者孫依言》及潘善慶《晚清大學問家、教育家孫詒讓》，載于《歷代人物與溫州》，溫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1986年版。
　　[21]劉冠山（1880—1960），即劉景晨，浙江溫州人。參見潘國存《劉景晨及其子劉節》，載于《歷代人物與溫州》。
　　[22]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華人。1935年任暨南大學校長，聘周予同先生為史地系主任兼教務長等職。所著《浙東學派溯源》前言中提到：“曾經把這個問題（即浙東學派問題——整理者按）的各方面提出來和胡適之、胡樸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緯平、姚名達幾位先生再三討論過，承他們指正了諸多錯誤，……周予同和姚名達兩位先生很熱心的供給他（指何炳松本人——整理者按）很多有價值的材料和旁證，尤其有功于這本小書的完成。”表明何炳松與周予同曾有過學術切磋。
　　[23]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書》，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參見《享沫若全集》。
　　[24]耿老，指復旦大學歷史系耿淡如教授。他1898年3月生于江蘇海門。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以治政治學與西方史學史聞名。1975年病逝于上海。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3～89K1歷史學許道勛/沈莉華19981998本文系聽周予同先生講課的筆記整理稿。文中論述了史之起源問題，以及經史關系演變的四個階段。兩漢時代，“史附于經”；魏晉至隋唐，“史次于經”；南宋至清末，“經等于史”；五四運動以后，“經屬于史”。對于這種演變過程的社會原因，也作了精辟的分析。許道勛　沈莉華整理注釋　　許道勛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沈莉華　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3～89K1歷史學許道勛/沈莉華19981998本文系聽周予同先生講課的筆記整理稿。文中論述了史之起源問題，以及經史關系演變的四個階段。兩漢時代，“史附于經”；魏晉至隋唐，“史次于經”；南宋至清末，“經等于史”；五四運動以后，“經屬于史”。對于這種演變過程的社會原因，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網載 2013-09-10 21:42:5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