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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魯番所出十六國時期文書所見年號，引起了許多討論，而於“緣禾”、“建平”兩者，意見尤其紛紜，［（１）］由于事涉北涼與高昌的關系，擬在此兼采眾家，參以己見，作一說明；對不同觀點，除非必要，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
　　　　（一）
　　已出有“緣禾”年號的吐魯番文書凡八通：緣禾三年一通，［（２）］五年三通，六年與十年各二通。［（３）］
　　“緣禾”雖不見諸史籍，然按之酒泉夏殊山經塔殘石刻銘：“涼故大沮渠緣禾三年歲次甲戌七月上旬”云云，可知系沮渠氏北涼的年號無疑。又，銘文既稱“緣禾三年歲次甲戌”，知其元年為公元４３２年，與沮渠蒙遜義和二年、北魏世祖延和元年同在一年。［（４）］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蒙遜在義和二年開始奉行“緣禾”和一年號，作為他歸附北魏的表示：“緣禾”乃“延和”之諧音。［（５）］蓋蒙遜于其承玄四年（４３１年）六月改元義和，八月遣子安周入侍于魏；九月，北魏遣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王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從此，蒙遜在名義上成為北魏藩臣，因而當北魏于翌年改元“延和”時，開始奉行“緣禾”年號。［（６）］
　　至于吐魯番文書有署“義和三年”者，［（７）］則可能是因為高昌僻在西部，奉行“緣禾”事獲悉較遲；更可能是蒙遜政權在一定范圍內依舊使用“義和”年號。
　　《資治通鑒·宋紀》：文帝元嘉十年（４３３年）四月，蒙遜病故，“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永和”應為“承和”之訛，［（８）］“承和”者，承繼“義和”之謂，猶蒙遜在“玄始”之后，以“承玄”為年號，于是，牧犍即位伊始，便有了兩套年號，對外為“緣禾”，對內則為“承和”。《魏書·沮渠蒙遜傳》載魏世祖親征涼州時，曾宣布牧犍罪狀十二款，其第一款為“外從正朔，內不舍僭”，使用兩套年號，或者便是這一款的內容。而如前述，這種僭越的行為可能始自蒙遜。
　　　　（二）
　　吐魯番所出“建平”紀年的文書凡六通：建平五年七月、九月各一通，六年正月、閏月各一通，另二通不知年月。［（９）］其中五年七月、九月二通及不知年月者一通，均出自哈拉和卓九一號墓；諸“建平”紀年文書均不書干支，唯此墓所出“建平五年祠□馬受屬”書于紙背，正面為“玄始十一年（４２２年）酒□馬受條呈”，知“建平”必晚于玄始，且相去不遠。又，同墓所出“建平五年兵曹下高昌橫截田地三縣符為發騎守海事”押銜“主簿悅”亦見諸“北涼義和三年兵曹條知治幢墼文書”，押銜作“功曹史悅”，則“建平”距義和亦近。再考慮到文書的行文程式、書體及內容等，不能不認為“建平”年號采用的時間為５世紀上半葉。［（１０）］而由于以下理由，不妨認為“建平”年號為沮渠牧犍所建，其元年為公元４３７年。
　　１、如前所述，牧犍于即位之年改義和三年為承和元年，但對外依舊奉行“緣禾”年號，表示臣服北魏。北魏于延和四年改元太延，牧犍亦于是年改“緣禾”為“太緣”。這并不妨礙他對內依然采用“承和”年號，并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１１）］
　　２、已知沮渠無諱據有高昌后建號“承平”。“承平”一號歷見于“承平三年乙酉沮渠安周造象碑”，“承平十三年乙未沮渠封戴墓志”，以及“承平十五年丁酉寫經題記”，知承平元年為４４３年，為無諱占領高昌的翌年。“承平”有可能是承繼“建平”之意，猶牧犍在蒙遜“義和”之后，以“承和”為年號。［（１２）］
　　３、已知“建平”最大紀年數為６年。無諱于建平七年改元“承平”，則建平元年為４３７年。建平元年為４３７年，六年則為４４２年，是年閏月，與已出文書亦無不合。［（１３）］
　　牧犍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的具體原因或契機并不清楚，但無非是對北魏離心離德的表現。北魏于太延三年（４３７年）以武威公主妻牧犍，說明北魏對牧犍的叛逆傾向有所察覺。［（１４）］
　　　　（三）
　　吐魯番所出“緣禾”、“建平”紀年文書的絕對年代既在４３４－４４２年之間，這兩個年號在高昌的奉行者便應該是闞爽政權。［（１５）］
　　１、《魏書·高昌傳》稱：“世祖時（４２４－４５２年），有闞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案闞爽“自為太守”最早可能在延和二年（４３３年）四月蒙遜死后；無諱逐走闞爽，占領高昌，則在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年）九月。［（１６）］
　　２、高昌何時奉行“緣禾”年號雖不清楚，但該地在延和元年已以“緣禾”紀年，與義和并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闞爽“自為太守”，說明他不是沮渠氏委任的。他“自為太守”以后，在一段時間內，主少自延和三年九月至太平真君二年三月，單用“緣禾”紀年，不與“承和”或“建平”并用。他采用這樣一個沮渠氏為了表示臣服北魏而奉行的年號，可能是因為它的政治色彩比較暖昧，既可表明他與沮渠氏一樣是北魏的臣屬，又由于畢竟是“緣禾”而不是“延和”，可表明他無意與沮渠氏對立。至于后來并不改用“太緣”，則不妨認為這是因為對于闞爽政權而言，這類動作實際意義不是太大的緣故。
　　３、闞爽不采用“承和”，自然也不應采用“建平”；但在緣禾十年（４４１年）終于改奉“建平”，則必定有重大原因。緣禾十年即北魏世祖太平真君二年，這一年正月，北魏拜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四月，北魏遣奚眷攻打酒泉；五月，敦煌太守沮渠唐兒反無諱，無諱留弟天周守酒泉，自往敦煌攻殺唐兒；七月，奚眷圍攻酒泉；十一月，酒泉陷落，天周被俘；無諱在敦煌懼不自立，遣弟安周渡流沙，往攻鄯善。［（１７）］由于現有緣禾紀年文書最晚者為十年三月，建平紀年文書最早者為五年七月，可知闞氏高昌改奉“建平”年號當始于太平真君二年三至七月間。這一段時間，無諱奔命于酒泉與敦煌之間，惶惶不可終日。闞爽偏偏在此期間改奉沮渠氏年號，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經預見到無諱將在河西無處立足，而無諱一旦西出陽關，矛頭所向，首先是高昌之地，于是他改奉“建平”，以示服從，使無諱謀圖高昌無出師之名。此后，無諱命安周取鄯善而不取高昌，或與闞爽表示歸從有關。
　　闞爽改奉“建平”或許另有背景，囿於資料，目前只能作以上推測。［（１８）］盡管如此，當闞爽于太平真君三年受到來自唐氏兄弟等西涼緒余的攻擊時，確曾試圖利用與沮渠氏業已建立的關系，引無諱之兵北上與唐氏火并。《魏書·沮渠蒙遜傳》稱爽“遣使詐降”無諱，固然不錯，只是應該指出，“詐降”活動事實上始于太平真君二年。
　　　　（四）
　　緣禾五年（４３６年）“民社犢辭”：“去前十月內胡賊去后”云云，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一說“胡賊”指沮渠氏，蓋《宋書·氐胡傳》稱蒙遜為“盧水胡人”。闞爽或為高昌漢人，故目沮渠氏為“胡賊”。［（１９）］今案：根據目前資料，指文書所見“胡賊”為沮渠氏，固無不可，但似乎尚不能進而推斷沮渠氏勢力撤出高昌、闞爽自為太守的時間為緣禾四年（４３５年）十月，亦即文書所謂“去前十月”。
　　據《魏書·高昌傳》，太延元年五年，北魏遣王恩生、許綱西使，目的地是高昌。考慮到高昌前此未嘗朝魏，北魏首次遣使便以高昌為對象，頗可懷疑。而如果“高昌傳”所傳不誤，則極可能是因為北魏從同年二月來獻的車師使者處獲悉闞爽自立的消息，遂命王、許在報答車師后，便道往赴，打探虛實。自立后的高昌，勢必處在柔然卵翼之下，王、許或許正因高昌之行觸怒柔然才遭拘執的。闞爽并未采用“太緣”年號，似乎也與他“自為太守”在太延之前有關。
　　至于文書言及緣禾四年離開高昌的“參賊”，果指沮渠氏，則很可能是北涼因闞爽自為太守所興問罪之師，由于未能成功，在十月撤離。
　　又，緣禾六年“闞邊興辭”：“所具貲馬，前取給虜使，使至赤尖，馬于彼不還。”或以為“虜使”指柔然使者。［（２０）］今案：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當時漢人用“虜”作少數民族之蔑稱，對柔然亦不例外。《晉書·李玄盛傳》稱玄盛“子孫流漂，托身丑虜。”“丑虜”即柔然。闞爽之所以能“自為太守”，亦無非“托身丑虜”；他后來被無諱逐出高昌，逕奔柔然，也說明了這一點。雖然如此，仍無妨高昌人蔑稱柔然使者為“虜使”。
　　又　建平五年九月“兵曹下高昌橫截田地三縣符為發騎守海事”，所謂“守海”，一般認為指守“大海道”，然而或以為防守唐氏兄弟，或以為防守柔然，或以為防守沮渠氏，眾說紛紜。［（２１）］今案：“守海”大約是任何一個高昌政權的例行公事，似毋須求之過深。
　　注釋：
　　（１）有關討論主要見于以下論著：
　　（ａ）唐長孺《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高昌郡縣行政制度》，《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６期，ＰＰ．１５－２１；
　　（ｂ）胡如雷《幾件新疆出土文書中反映的十六國時期租佃契約關系》，《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６期，ＰＰ．２２－２５；
　　（ｃ）侯燦《北涼緣禾年號考》，《新疆社會科學》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ＰＰ．８０－８２；
　　（ｄ）侯燦《西晉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區奉行年號之探討》，《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２期，ＰＰ．９２－１０２，７５；
　　（ｅ）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高昌郡軍事制度》，《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ＰＰ．１５４－１６３；
　　（ｆ）吳震《吐魯番文書中的若干年號及相關問題》，《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２６－３８；
　　（ｇ）朱雷《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的北涼‘按貲配生馬’制度》，《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３５－３８；
　　（ｈ）柳洪亮《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緣禾紀年及有關史實》，《敦煌學輯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ＰＰ．５１－５４；
　　（ｉ）朱雷《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涼沮渠氏不見于史籍的年號》，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ＰＰ．２０４－２１２；
　　（ｊ）侯燦《晉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號證補》，《南都學壇》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ＰＰ．４３－５４；
　　（ｋ）侯燦《四－六世紀高昌奉行年號再探》，《新疆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ＰＰ．１０６－１１８；
　　（ｌ）侯燦《再論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高昌奉行的年號問題》，敦煌吐魯番學新疆研究資料中心“新疆文物”編輯部編《吐魯番學研究專輯》，烏魯木齊，１９９０，ＰＰ．７４－９５；
　　（ｍ）侯燦《吐魯番墓葬文書中所見緣禾與建平年號考辨》，中國吐魯番學學會秘書處編《中國吐魯番學學會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烏魯木齊，１９９１，ＰＰ．７－８；
　　（ｎ）町田隆吉《五世紀吐魯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ぐつだ－－吐魯番出土文書の初步的考察－－》，載《佐藤博士退官紀念中國水利史論叢》，國書刊行會，１９８４，ＰＰ．１２７－１５１；
　　（ｏ）關尾史郎《‘建平’の結末－－〈吐魯番出土文書＠⑥記〉（四）－－》，新＠⑦史學》１９（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８６；
　　（ｐ）關尾史郎《‘緣禾’と‘延和’のあぐだ－－〈吐魯番出土文書〉＠⑥記（五）－－》，《紀尾井史學》５（１９８６），ＰＰ．１－１１；
　　（ｑ）白須凈真《高昌·闞爽政權と緣禾·建平紀年文書》，《東洋史研究》４５－１（１９８６），ＰＰ．７６－１１１；
　　（ｒ）關尾史郎《‘建平’の結末（補遺）－－〈吐魯番出土文書〉＠⑥記（四）－－》，《新＠⑥史學》２５（１９９０），ＰＰ．４９－６０；
　　（ｓ）關尾史郎《吐魯番文書にみえる四·五世紀の元號再論（中）－－侯燦‘晉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號證補’を讀む－－》，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編《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情報集錄》，東京，１９９１，ＰＰ．１７１－１７４。
　　（２）見II.H.cllehbuzukob u gp:Onumauckux pohga Uhcmumyma Hapogob ctzuu.Bowl.Ⅱ.cllockba,１９６７，ＰＰ．２２０－２２１，６６１；白須凈真《〈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ろの紹介と紀年の考察－－》，《書論》１８（１９８１），ＰＰ．１３０－１６５。
　　（３）緣禾五年三通：１、“民杜犢辭”，２、“翟阿富券草”，３、“缺名隨葬衣物疏”；緣禾六年二通：１、“翟萬隨葬衣物疏”，２、“闞連興辭”；緣禾十年二通：１、“功曹改動行水官文書”，２、“殘文書”。其中五年第一通，六年第二通及十年第二通，見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文書－－吐魯番阿斯塔那３８２號墓清理簡報》，《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１９－２５；其余依次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ＰＰ．１２７，９８，１７６－１７７，２１－２２。
　　（４）參見注（１）所引吳震文。
　　（５）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１冊，ＰＰ．１２７－１２８。
　　（６）參見注（１）所引柳洪亮文。
　　（７）見注（５）所引書ＰＰ．１２２－１２５。
　　（８）見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華書局，１９６２，Ｐ．２５。
　　（９）建平五年二通：１、“祠□馬受屬”，２、“兵曹下高昌橫截田地三縣符為發騎守海事”；建平六年二通：１、“田地縣催諸軍到府文書”，２、“張世容隨葬衣物疏”。其中，六年第一通見於注（１）所引唐長孺文（ａ），其余依次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ＰＰ．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８４。又，建平某年“按貲配生馬帳”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ＰＰ．１５６－１５７。另建平紀年寫經，見王樹＠①《新疆訪古錄》卷一，頁九。
　　（１０）參看注（１）所引唐長孺文（ｅ），朱雷文（ｉ），以及關尾史郎文（ｏ），（ｓ）。
　　（１１）參看注（１）所引吳震文和朱雷文（ｉ）。
　　（１２）參看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北京（１９５４），Ｐ．２６，圖９；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１（１９７７），ＰＰ．１８０－１８２，以及注（１）所引柳洪亮文。
　　（１３）同注（１１）。
　　（１４）參見注（１）所引關尾史郎文（ｏ），（ｓ）。
　　（１５）參見注（１）所引唐長孺文（ｅ）。
　　（１６）參見余太山《西涼、北涼與西域關系述考》（待刊）。
　　（１７）同注（１６）。
　　（１８）關尾史郎以為闞爽改奉“建平”是為了聯絡沮渠氏，對抗來自伊吾的唐氏兄弟的威脅。說見注（１）所引關尾史郎文（ｓ）。
　　（１９）參看注（１）所引柳洪亮、町田隆吉、白須凈真文。
　　（２０）見注（２）所引朱雷文（ｇ）、白須凈真文。
　　（２１）見注（１）所引吳震、侯燦、關尾史郎及白須凈真等人的論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木加丹
　　
　　
　　
西域研究烏魯木齊077-081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余太山19951995 作者：西域研究烏魯木齊077-081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余太山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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