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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0)05-0031-06
　　一、《禮記》的編纂及其在漢代的流傳
　　《禮記》，亦稱《小戴禮記》、《小戴記》，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該書最初為西漢時期的戴圣所編纂。[1]
　　戴圣本是《儀禮》學的專家。《漢書·儒林傳》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案即今所謂《儀禮》）17篇……而瑕丘蕭奮以《禮》（案亦指《儀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據《后漢書·儒林傳下》，戴圣為戴德之兄子）、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海太守。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圣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漢書·藝文志》亦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圣、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可見戴圣師事后倉，本為今文《儀禮》學博士。
　　然而《儀禮》僅17篇，而其中《既夕禮》為《士喪禮》的下篇，《有司》為《少牢饋食禮》的下篇，實際只有15篇。這15篇所記又大多為士禮，這對于已經實現了大一統而欲建立一整套禮儀制度的西漢王朝來說，顯然是不夠用的。因此，漢代的禮家從當時流傳的有關禮的《記》文中吸取材料，以補《儀禮》經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當時有關禮的《記》文是很多的。洪業先生有“《記》無算”的說法，曰：
　　所謂記無算者，以其種類多而難計其數也。且立于學官之禮，經也（案即指《儀禮》），而漢人亦以《禮記》稱之，殆以其書既有經，復有記，故混合而稱之耳。……茲姑略舉其他。案《漢書·藝文志》列《禮》十三家，其中有“《記》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學所記也。”明云“記”者，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記”；“《曲臺后倉》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是亦皆記也。至于“《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庸說》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禮記》中者，是亦記之屬歟？又《禮》家以外，《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類之記也。略舉此數端，已見“禮記”之稱甚為廣泛矣。[2]如此眾多的記文，禮家根據需要，選抄一定的篇數，以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禮記》，以及戴德的85篇之《禮記》。戴圣之《禮》學既以“小戴”名家（見前引《漢書·儒林傳》），故其所抄輯之《記》，后人即稱之為《小戴禮記》。同樣道理，戴德所抄輯之《記》，后人即稱之為《大戴禮記》。
　　戴圣的49篇《禮記》，據鄭玄《禮記目錄》，每篇都有此于《別錄》屬某類的記載。如《曲禮上第一》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通論”，《王制第五》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制度”，等等。《別錄》是劉向所撰，由鄭玄《目錄》所引《別錄》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禮記》49篇的抄輯時間，當在成帝命劉向校書之前；其二，由《別錄》的分類可見，49篇之《禮記》確系從各種記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第十四》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說明這二篇都是抄自《漢志》“《禮》家”的“《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第十九》下《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樂記》。”說明此篇是抄自《漢志》“《樂》家”的“《樂記》二十三篇”。又《哀公問》一篇，文同于《大戴禮記》的《哀公問于孔子》篇，《漢志》的“《論語》類”有“《孔子三朝》七篇”，顏師古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是可見大、小《戴記》名異而實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諸篇蓋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處罷了。
　　《禮記》49篇自戴圣抄輯編纂成書，在其輾轉傳抄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不同的本子，蓋因傳抄者有意無意地對其進行改字、增刪所致。如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后倉之弟子聞人通漢、戴圣等皆與其議，議中皆引用得有《記》文，其中見于《禮記》者，當即戴圣所輯《禮記》初本之文。《石渠閣奏議》今已不可見，而《通典》中尚保留有當時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喪》記聞人通漢引《禮記·雜記上》曰：“君赴于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今本《雜記上》則曰：“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通典》所載聞人通漢之語蓋約《雜記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訃”，則當為傳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繼宗子議》記聞人通漢引《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此條為今本《禮記》所無，頗疑為《禮記·曲禮》初本之文而為后人傳抄所刪或所遺漏。又《說文》中亦有若干條引用《禮記》的材料，其所引亦有類似的情況。如《羽部》“＠①”字注曰：“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說文句讀》以為此所引是《禮器》之文。而今本《禮記·禮器》此條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①；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①；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①；此以多為貴者也。”《說文》所引，蓋約《禮器》之文，然今本無“士二”之說，則可能為傳抄者所遺。又《亻部》“＠②”字注曰：“《少儀》曰：‘尊壺者＠②其鼻。’”而今本《禮記·少儀》此句作“尊壺者面其鼻”。是《說文》所據本之“＠②”字，今本作“面”，顯為傳抄者所改。
　　關于這一點，大量的證據，還在今本《禮記》鄭《注》中。鄭《注》于《禮記》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為某”，或“某，或作某”。陳壽祺曰：“鄭氏《禮記注》，引出本經異文，及所改經字，凡言‘或為某’者，《禮記》他本也。”[3]茲僅從《曲禮上》中舉出數例。“宦學事師，非禮不行”，《注》曰：“學，或為御。”“席間函丈”，《注》曰：“丈，或為杖。”“跪而遷屨”，《注》曰：“遷，或為還。”“其飯不澤手”，《注》曰：“澤，或為擇。”類似的例子，僅《曲禮上》中就有十余條之多。據臺灣學者李云光先生統計：“如此者，全書《注》中共計二百零六條。其中時有一字連舉二種異文者，如《檀弓》云：‘ｒèｎ＠③每束一。’《注》云：‘ｒèｎ＠③，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鄉人裼。’《注》云：“裼，或為獻，或為儺。’此一字而舉二或本異文者，共十一條。”[4](P38)由上可見，《禮記》在其流傳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異本、異文之多。
　　《禮記》在漢代流傳過程中之異本，見于文獻而今可考者，有劉向的《別錄》本。《釋文·序錄》自注曰：“向《別錄》有49篇，其編次與今《禮記》同。”案劉向校書在二戴之后，經劉向校后的《禮記》，與戴圣的初本自不能無異。《漢書·儒林傳》曰：“小戴圣授梁人橋仁季君、楊榮子孫（師古《注》：‘子孫，榮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橋、楊氏學。”而《后漢書·橋玄傳》曰：“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誤）學，著《禮記》章句49篇，號曰橋君學。”是《禮記》又有橋氏本。而楊榮既與橋仁同師于小戴，且學成后亦獨自名家，則可見《禮記》當亦有楊氏本，不過史書缺載罷了。據《后漢書·曹褒傳》，褒“持慶氏《禮》”，又“傳《禮記》49篇，授諸生千余人”，是《禮記》又有曹氏本。據《后漢書·馬融傳》，馬融所注諸經中有《三禮》，當是兼《周禮》、《儀禮》、《禮記》而言。又據《釋文·序錄》云：“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禮記》是也。”是《禮記》又有馬融校注本。據《后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所著書，有《三禮解詁》，是亦兼《周禮》、《儀禮》、《禮記》言；又載盧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敢率愚淺，為之解詁。”《釋文·序錄》即載有“盧植注《禮記》二十卷”，可知《禮記》又有盧植校注本。至于流傳于當時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幾。而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鄭玄的一大功績，就在于他將當時流傳的《禮記》的各種本子相互參校，并為之作《注》，從而使《禮記》大行于世，并流傳至今。
　　鄭玄校訂《禮記》的一大特點，就是既于諸異本、異文中擇善而從，又在《注》中存其異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說：“鄭氏不沒別本異文，以待后賢考定，亦多聞缺疑之意，與他家之有偽竄經文流傳后世者異其趣矣。”[4](P42)又李氏對于鄭玄校書的體例和方法，考述至為詳密，其《三禮鄭氏學發凡》一書之第二章，即專論鄭氏對《三禮》之校勘，凡十節，茲僅錄其目如下：
　　 第一節 以別本校之
　　 第二節 以他書校之。其中又有三細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書校之
　　 二、以相因襲之書校之
　　 三、以相關之書校之
　　 第三節 以本書內他篇經文校之
　　 第四節 以本書內上下經文校之
　　 第五節 以字形校之
　　 第六節 以字音校之
　　 第七節 以字義校之
　　 第八節 以文例校之
　　 第九節 以算術校之
　　 第十節 以審定正字之法校之其中僅第九節“以算術校之”未舉《禮記》之例。是可見鄭校《禮記》體例之嚴密。
　　鄭玄不僅對《禮記》49篇之文字進行校訂，又對《記》文作了注解。鄭玄的《注》，博綜兼采，擇善而從，且一反有漢以來學者（尤其是今文學家）解經愈益煩瑣化的趨勢，而欲“以一持萬”，“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5]力求簡約，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記》文。如《學記》、《樂記》2篇，凡6495字，而《注》僅5533字；《祭法》、《祭義》、《祭統》3篇，凡7128字，《注》僅5409字，等等。這種“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而又至為簡約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萬言”，致使“學徒勞而少功”[6]的繁瑣的舊《注》來，其優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鄭注本《禮記》一出，即深受廣大學者歡迎。與此同時，篇目繁多的《大戴禮記》，則很少有人研習，后來逐漸佚失，到唐代，原書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鄭注《禮記》的體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禮鄭氏學發凡》一書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節，作了詳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學者張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鄭氏校讎學發微》和《鄭氏經注釋例》中[7]，對于鄭玄校注《禮記》的體例考述亦精，讀者可參看，茲不贅述。
　　二、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禮記》學
　　東漢末年，由于黨錮之禍迭起，嗣后繼之以軍閥混戰，三國鼎立，經學急劇衰落。然而鄭玄所注諸經，當時稱為鄭學，卻大行于世。皮錫瑞在其《經學歷史》一書中說，在此儒風寂寥之際，唯鄭學“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又說：“鄭君黨徒遍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8]據劉汝霖考證，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論語》三經外，《易》、《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和《孝經》，初皆宗鄭學[9]，是皮氏所謂鄭學“小統一時代”，確非虛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禮記》本是附屬于經（《儀禮》）的，而自鄭玄為之作《注》以后，始與《儀禮》、《周禮》鼎足為三，而魏時又第一次為之立學官。《禮記》在經學中這種地位的變化，實由鄭《注》的影響所致。
　　然而魏時王肅不好鄭氏學。王肅亦博通今古文經學，并遍注群經（其中包括《禮記》30卷，見于《釋文·序錄》、《隋志》以及二《唐志》），卻處處與鄭玄立異，有“集《圣證論》以譏短玄”[10]，當時稱為王學。王肅黨于司馬氏，其女又嫁給了司馬昭，因此憑借政治勢力和姻戚關系，其所注諸經“皆列于學官”[10]。案司馬氏控制曹魏政權，當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殺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為嘉平，是王肅所注諸經立學官，蓋不早于嘉平年間，這時已是曹魏中后期。據《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256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執鄭氏說，而博士之對，則以王肅之義為長，“故于此時，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11]
　　晉承魏緒，崇奉儒學，而尤重王學，因此魏晉之際郊廟之禮，“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12]，而不用鄭氏說。然王學之盛，僅曇花一現。到了東晉，王學博士俱廢。元帝初年，簡省博士，“博士舊制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12]（《荀崧傳》）。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則皆宗鄭氏[13]。可見東晉經學雖衰，鄭學則復興。值得注意的是，《三禮》中惟獨盛行于兩漢的《儀禮》未立學官，原來附屬于《儀禮》的《禮記》反而立了博士，可見《禮記》學的傳習，已勝過《儀禮》了。
　　南北朝時期，天下分為南北，經學亦分為南學、北學。據《隋書·儒林傳·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禮》，則“同遵于鄭氏”。南朝疆域狹小，人尚清淡，家藏釋典，經學益衰。到梁武帝時，始較重視經學，經學出現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時期。但到了陳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經學，最可稱道者，要數《三禮》學了。《南史·儒林傳》于何佟之、嚴植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俊、皇侃、沈洙、戚袞、鄭灼諸儒，或稱“少好《三禮》”，或稱“遍習鄭氏《禮》”，或稱“尤明《三禮》”，或稱“尤精《三禮》”，或稱“通《三禮》”，或稱“善《三禮》”，或稱“受《三禮》”，而張崖、陸詡、沈德威、賀德基諸儒，也都以禮學稱名于世。
　　北朝經學，稍盛于南朝，其間如孝文帝、周武帝，崇獎尤至。北朝號稱大儒，能開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經，北朝諸經傳授，多自徐遵明始。據《北史·儒林傳·序》說：“《三禮》并出遵明之門。”徐遵明的《三禮》學傳于李鉉等人，李鉉又傳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傳于孫靈暉、郭仲堅、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諸儒盡通《小戴禮》（案即指《禮記》），于《周》、《儀》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見北朝諸儒于《三禮》中，尤重《禮記》學。
　　又南北學雖趣尚互殊，而治經方法，則大體相同。漢人治經，多以本經為主，所作傳注，本為解經。魏晉以后人治經，則多以疏釋經注為主，名為經學，實為注學，于是義疏之體日起。我們只要稍翻看《隋書·經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傳》，即可見南北朝時期義疏體著作之多。其間為《禮記》鄭《注》作義疏而聲名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錄皇侃《禮記義疏》48卷，又有《禮記講疏》99卷。熊安生《禮記義疏》30卷，見于《北史·儒林傳》。皇、熊二氏的《義疏》，即為唐初《禮記正義》所取材。
　　隋、唐天下統一，經學亦歸于統一。隋朝祚短，經學罕可稱道者。隋立博士，《三禮》仍宗鄭氏。然據《隋書·儒林傳》所載，以禮學名家者，惟稱馬光“尤明《三禮》”，褚輝“以《三禮》學稱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劉焯、劉鉉，二劉于諸經皆有《義疏》，并曾“問禮于熊安生”，然并非禮學專門。
　　唐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經學，于是自漢末以來經歷四百年后，經學重又振興。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經籍去古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考訂《五經》文字。師古奉詔校訂經文，撰成《五經定本》。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以統一經說。貞觀十六年（642年），書成，凡180卷。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于是有詔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詔諸臣考訂，加以增刪，永徽四年，始以《五經正義》之名正式頒布于天下。據《新唐書·藝文志》，《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16卷（據《舊唐志》則為14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正義》36卷（據《舊唐志》則為37卷），總計182卷（據《舊唐志》則為181卷）。自《五經定本》出，而后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而后經書無異說。每年明經，依此考試，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為圭臬。自漢以來，經學的統一，未有如此之專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經正義》于《三禮》獨收《禮記》，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義正式將其升格為經，且拔之于《儀禮》、《周禮》二經之上。于是《三禮》之學，在唐代形成了《禮記》獨盛的局面。《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為底本，以熊安生《義疏》為輔。孔穎達在《禮記正義序》中批評皇、熊二氏之書說：“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益亂也。皇氏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可見孔穎達之學宗鄭氏，而偏尚南學。又唐人之《正義》，守《疏》不駁《注》的原則，因此《四庫提要》批評說：“其書務伸鄭《注》，未免附會之處。”[14]
　　三、宋元明時期的《禮記》學
　　由上可見，《禮記》之學，自漢末至隋唐，除魏晉之際一度幾為王學奪席，皆以鄭學為中心。然而這種情況，到北宋慶歷以后，為之一變。王應麟說：“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案作者為劉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經新義》（案作者為王安石）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15]可見慶歷以后，宋儒治經，務反漢人之說，治《禮記》亦不例外。皮錫瑞說：“以禮而論，如郊＠④是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魏王肅之說也（案參見《禮記·祭法》‘有虞氏＠④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下鄭《注》及孔《疏》所引王肅《圣證論》之說）。＠④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趙匡之說也（參見同上鄭《注》及陸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趙匡說）。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8]（《經學變古時代》）案皮氏所舉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論，宋人的《禮記》學不再宗鄭《注》，則于此可見一斑。
　　宋儒治《禮記》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當推衛ｓｈí＠⑤。衛ｓｈí＠⑤撰《禮記集說》160卷，日編月削，歷三十余載而成。《四庫提要》說，該書“采摭群言，最為該博，取去亦最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采錄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采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14]從《提要》的評價，可見此書的價值。然此書不宗《注》《疏》，以《注》《疏》與所采眾家相并列而舉之，亦宋學風氣所使然。
　　宋人不僅不信《注》《疏》，進而至于疑經、改經、刪經，或移易經文。如《禮記》之《大學》篇，先有二程“為之次其簡編”，繼而朱熹為之“更考經文，別為次序”，[16]即其顯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學自任，因此特重《大學》、《中庸》，將此二篇從《禮記》中抽出，以與《論語》、《孟子》并行，以為這是道統之所在。朱熹撰《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解》、《孟子集解》，合稱《四書》，遂使《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而獨自成學。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書》立于學官，于是《四書》亦為一經，此亦可謂《禮記》學之一變。此后治《禮記》而宗宋學者，即皆置《大學》、《中庸》二篇而不釋（如元陳ｈàｏ＠⑥的《禮記集說》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錄，以示對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禮記》由49篇而變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學。元仁宗于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頒布了“考試程式”，即明確規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詩》用朱熹《集傳》為主，《尚書》用蔡沈（朱熹弟子）《集傳》為主，《周易》用程頤《傳》和朱熹《本義》為主，《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為主（案胡安國學宗二程），《禮記》用鄭《注》、孔《疏》。[17]由此可見元人經學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禮記》無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試科目，《三禮》亦僅用《禮記》，益可見自唐以來，統治者重視《禮記》之學，遠勝《周禮》和《儀禮》。
　　元儒研究《禮記》之作，影響較著者，當數吳澄的《禮記纂言》和陳ｈàｏ＠⑥的《禮記集解》。吳澄當時號稱大儒，于諸經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吳氏治經，雖不為朱熹之學所囿，然其注述，于諸經文字率皆有所點竄，而于《禮記》則以意改并，以成“通禮”9篇，“喪禮”11篇，“祭禮”4篇，“通論”11篇，“各為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為五書，《投壺》、《奔喪》篇歸于《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為《儀禮傳》，亦并與古不同。……改并舊文，儼然刪述。”[14]可見吳澄之學，實蹈宋學之跡。陳ｈàｏ＠⑥《集說》，淺顯簡明，然詳于禮義而疏于名物。據《四庫提要》，其父大猷師事饒魯，饒魯師事黃＠⑦，黃＠⑦為朱熹高足弟子，且為朱熹之婿，是陳ｈàｏ＠⑥之學淵源甚明[14]。可見《禮記》一學，雖科舉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學風已大變。
　　明人所頒“科舉定式”，經書所主，仍沿元代之舊，《禮記》仍用古《注》《疏》。到永樂年間，《禮記》始改為“止用陳ｈàｏ＠⑥《集說》”。[18]據《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廣等修纂《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書即告成，計有《書傳大全》10卷，《詩經大全》20卷，《禮記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書大全》36卷。成祖親為制《序》，頒行天下，科舉試士，以此為則，而“廢《注》《疏》不用”[18]。皮錫瑞批評說，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經正義》，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為人姍笑”，不過“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而所取之書，不過是“元人遺書，故谫陋為尤盛”。[8]（《經學積衰時代》）其中《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42家，而以陳ｈàｏ＠⑥《集說》為主。可見明代經學，不過宋學之遺，而較元為尤陋。明人關于《禮記》的著作，見于《四庫存目》者甚多，然幾無可稱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禮記通解》22卷，“于鄭義多所駁難”[14]，是亦宋學習氣也。
　　四、清代的《禮記》學
　　清代號稱漢學復興，然清初仍是宋學占上風。順治二年（1645年）所定試士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傳》，《禮記》主陳ｈàｏ＠⑥《集說》”[19]，是仍襲元、明舊制。然清初私學，以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已啟漢、宋兼采之風。如王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著述宏富，于禮則有《禮記章句》。其后治《禮記》者，如萬斯大撰《禮記偶箋》，鄭元慶撰《禮記集說》，方苞撰《禮記析疑》等，皆雜采漢、宋之說。乾隆十三年（1748年），欽定《三禮義疏》（其中《禮記義疏》82卷），廣摭群言，混淆漢、宋，第一次以朝廷名義，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于經學的壟斷。其時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博采鄭《注》、孔《疏》以及宋、元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實亦漢、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復興漢學為標幟的，始于乾嘉學派，這是清代的古文經學派。然乾嘉學派重考據，《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如江永的《禮記訓義擇言》（僅自《檀弓》撰至《雜記》），短促而不具大體；朱彬的《禮記訓纂》，又過于簡約，遠不及胡培ｈｕī＠⑧《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之嚴密詳審。道、咸時期今文經學派崛起，則又以《春秋公羊》學為主，對于《禮記》的研究，不過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禮運》、《王制》等）的“微言大義”，以宣揚所謂孔子托古改制之義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雖號稱“經學復盛”[8]（《經學復盛時代》），然于《禮記》之學的研究，則未堪其稱。清人于《十三經》，唯《禮記》無新《疏》。
　　收稿日期：2000-03-21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31～36K1歷史學楊天宇20012001《禮記》49篇的初本，為西漢今文禮家戴圣所編纂。自西漢至東漢，《禮記》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的本子。東漢末年鄭玄據諸本加以校勘，并為之作《注》，列之為《三禮》之一。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除一度幾為王學奪席，他皆惟鄭學獨尊，且唐于《三禮》獨重《禮記》。宋元明時期，《禮記》學頗染宋學習氣。清代號稱經學復盛，然《禮記》學則未堪其稱，諸經獨《禮記》無新《疏》。中國古代/《禮記》的編纂；《禮記》學的發展演變ancient China/the compliation of the Li-Ji/the development and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Li-JiOutlining the Theory of Li-Ji(Book of Rites) in Ancient China　　 YANG Tian-yu(History Institut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Henan,China)Dai Sheng,a scholar studying Li of cur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Western Han Dynasty,compiled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Li-Ji of 49 pieces.In the course of circulation from Western Han Dynasty to Eastern Han Dynasty,many editions derived from it.In later Eastern Han Dynasty,Zheng Xuan collated them and produced a new edition for which he wrote a commentary,and made it one of the Three-Li.In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from Three Kingdoms to Tang,the school of Zheng Xuan remained dominant all the time except that the school of Wang Su almost replaced it for a time.In Tang Dynasty,of Three-Li only Li-Ji was valued most.Throughout the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the study of Li-Ji was influenced much by the school of Song.In Qing Dynasty,the study of classical works was said to have flourished again,but the study on Li-Ji was not the case since of all the classical works only Li-Ji had no new commentary.楊天宇 鄭州大學 歷史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52 楊天宇(1943-)，男，安徽省安慶市人，鄭州大學歷史所教授，主要致力于歷史文獻學的教學與研究。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31～36K1歷史學楊天宇20012001《禮記》49篇的初本，為西漢今文禮家戴圣所編纂。自西漢至東漢，《禮記》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出了許多的本子。東漢末年鄭玄據諸本加以校勘，并為之作《注》，列之為《三禮》之一。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除一度幾為王學奪席，他皆惟鄭學獨尊，且唐于《三禮》獨重《禮記》。宋元明時期，《禮記》學頗染宋學習氣。清代號稱經學復盛，然《禮記》學則未堪其稱，諸經獨《禮記》無新《疏》。中國古代/《禮記》的編纂；《禮記》學的發展演變ancient China/the compliation of the Li-Ji/the development and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Li-Ji

網載 2013-09-10 21: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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