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語言研究中印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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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60X(2006)04-0014-04
  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兩國的國際地位獲得空前提升。與此同時,中印兩國的雙邊關系,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印成功,兩國關系升級為“戰略合作伙伴”。然而,我們對中印關系的研究,尚不能滿足作為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兩大文明古國互相發展國家關系的理論需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問題必須假以時日才能解決。今天,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抓住突出問題,加強對中印關系的深入研究。
  一、必須用自己的語言研究中印關系
  冷戰已經結束多年,但是冷戰思維依然存在。對于中國和印度的學者來說,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一思維的影響。不同的是,西方是冷戰思維的發出者,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久而久之,在政治上我們是冷戰思維的反對者,在思想上卻常常成了冷戰思維的受害者。
  冷戰思維完全是為西方政治服務的,在現代國際關系中毫無可取之處。而且,這套思維完全是公式化的東西,對中印雙邊關系來講,缺乏有效的針對性。但是,我們有時會自覺不自覺套用到中印關系研究中。例如印度歷來有對中國不友好、持強硬態度的政治人物,我們常常會稱其為“鷹派”。鷹派、鴿派,是典型的西方政治詞匯,在冷戰時期的西方論著中常常出現。然而,運用到東方,將其指稱印度對中國不友好、持強硬立場政治人物,則因缺乏個性特征、流于公式化而缺乏針對性和準確性。
  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在傳播佛教時,弟子們在使用語言上產生困惑,他告訴弟子要用“自己的語言”(Sakāya niruttiyā)。[1]今天,我們研究中印關系,也需要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維,即用中國、印度的語言和思維,而不可生搬硬套西方話語。不然會不得要領,不能切中肯綮。史詩《羅摩衍那》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戶曉。故事說,古代印度的十車王有四個兒子,羅摩、婆羅多和雙胞胎羅什曼那、設睹盧祗那。后來,王后吉迦伊因受駝背使女挑唆,要求十車王傳位于己出的婆羅多。羅摩為表示遵守父命,自我流放十四年。在流放路上,婆羅多率大隊人馬趕來請羅摩回京繼位。羅什曼那誤認為婆羅多趕來殺害他們,決心將婆羅多置于死地。但被羅摩堅決勸住了,并稱贊了婆羅多一番。[2]這位羅什曼那忠勇可嘉,但冷靜思考不足,是印度有名的文學形象。我認為,現代中印關系史中所謂印度的“鷹派”,稱他們為“羅什曼那式的人物”更確切、更逼真。他們本人可能也容易接受。羅什曼那知錯能改,是位有缺點的英雄。幾十年間,印度不是有好幾位所謂“鷹派”人物,后來都變成了中印友誼的重要推動者嗎!他們就是現實政治生活中的羅什曼那。羅什曼那們的缺點,主要是他們的角色造成的,即屁股指揮腦袋,職位決定思想。這類情況,各國都有。老的羅什曼那轉換角色了,新的羅什曼那又產生了。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羅什曼那,而在羅摩。只要羅摩有定力,能夠穩得住羅什曼那,事情就不會失控,就會有轉機,壞事就會變成好事。
  毛澤東和尼赫魯的關系,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為何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蜜月期發展到六十年代的兵戎相見,一直是困擾中印兩國和世界各國學者的難題。到目前為止,解答得最好的是譚中的《尼赫魯:消失的毛澤東“新相知”》一文。他著重介紹、分析了尼赫魯政治靈魂的三大元素,見地深刻。我認為,尼赫魯作為現代印度的締造者,非常像《羅摩衍那》中的羅摩(Rāma),他英明仁慈,但有時耳朵軟,不能力排眾議,聽到民間流言,兩次將自己貞潔的妻子悉多流放,最后悉多不得不求助于大地母親。羅易(Rāya)說尼赫魯“缺乏獨斷獨行的能力”[3],和羅摩聽到民間對悉多各種議論時的情況很相似,不能作出自己的正確決策。羅摩在處理和婆羅多的關系時,能夠制止羅什曼那的沖動,而尼赫魯在處理和毛澤東的新中國的關系時,釀成悲劇。在這里,不能完全責怪尼赫魯。因為,羅摩勸阻、制止的是一個羅什曼那,而尼赫魯當時面對的不是一個而是一大群羅什曼那式的人物。羅摩是偉大的,尼赫魯是印度的現代羅摩,也是偉大的。對尼赫魯性格上的弱點,我們應像諒解羅摩的弱點那樣予以諒解。
  以上,是我們的一種設想。以此為例,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語言和思維,來闡釋中印雙邊關系中的各種問題。今年是著名的乒乓外交三十五周年,美國派出乒乓球隊訪華以為紀念。乒乓就是我們自己的語言,雙方都能接受,收到意想不到的實效,成為現代中外關系史上的佳話與范例。中印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語言資源豐富,是發展中印友好關系的寶貴的歷史財富。只要我們切換思路,擺脫實際存在的冷戰思維的不良影響,就一定能開出中印友誼的新天。
  近十多年來印度學者對兩國關系進行了新的評價,如德里大學東亞研究系副教授談玉妮(Ravni Thakur)認為,印度對華態度可分四派。第一派認為中國是對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脅。“這種觀點在印度安全戰略部門與軍隊中占統治地位,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誕生,至今沒有安睡的嬰兒。”“可喜的是持著這一觀點的人不多,只是軍方和安全戰略研究的某些人。”第二派主張走中間路線,在大學和外交官中占多數。這一派知道中印之間存在問題的難度,但主張“盡可能在所有能夠合作的領域中開展中印雙邊合作。”他們是印度的主流派。第三派是“文明派”,這一派認為“兩國關系可以恢復到歷史時期那種和平共處、相輔相成的程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中印之間的永恒友誼。”第四派是左翼集團及其他社會主義組織,“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對中國親善”,“在所有領域和層次都不對中國進行批判。”
  從上述談玉妮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用的是自己的語言,沒有西方冷戰思維的影響。如果中印學者都能用自己的語言進行對話,建立一種學者間的對話機制,對于增進兩國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
  二、要深入研究印度的深層精神文化
  德里大學談玉妮認為:中印之間呈現非對稱形勢,即中國在印度人心中的分量比印度在中國人心中的分量要重得多。對印度來說,中國是頭等重要的國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國、俄國更重要。對中國來說,印度的重要性卻不是第一位的,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位。因此,要中國戰略觀察家客觀地了解印度是很難的,必須設身處地把自己擺在印度的地位才能做到。[3](P25)我相信,談玉妮的觀點有相當的代表性。要真正了解印度,除了設身處地之外,我們還必經深入研究印度的深層精神文化。
  世界文明,真正稱得上博大精深的只有中國和印度。而我們中國的印度研究專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停留在技術或數據的分析上,對印度的精神文化缺乏深入研究。我們對“博大”可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印度是一個“一應俱全、無所不有”的國家,對“精深”就少有人真正體悟了。所以,《今日印度》的封四上總是用啟功體印著“不可思議的印度”。為何不可思議?是因為對印度的深層精神文化了解不足,把握不準。
  我們做戰略研究的,總是忙于應付任務,于是“短平快”成了我們的作風,拿出來的常常是急就章。其實,真正偉大的戰略家都研究精神文化,并從它的高端哲學切入。《道德經》號稱五千精妙,毛澤東認為是一部兵書。毛澤東的這個見解引起了智者的重視,因為他本人不但是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道德經》講的是大戰略,戰略大到極處,便成了“道”,成了哲學,講的是“守中”、“為無為”、“不爭”,“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于天下”。實際上和印度《摩訶婆羅多》昭示的一樣,都是非戰思想。不管中國的戰略家還是印度的戰略家,都應該好好研讀《道德經》這部最偉大、最精深的戰略學經典。
  中印同為東方文明古國,但文化風格迥異。就中國戰略家而言,對印度文化的靈魂、即決定印度民族性格的核心因素,應該有深刻了解。同時,對中印民族思維中的若干重大差異,也應有充分的認識。這樣,就需要研究中印的哲學、美學、宗教和文學。“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Brahmātmaikyam),二者具有深刻的內涵,需要我們去體味和理解。可以說一句狠話,如果對“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這兩個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無認識,是一定搞不好中印關系研究的。
  另外,對印度的審美觀念、神話思維、口述傳統、分立思想等等,我們中國學者需要特別關注。不然,以中國文化的視角去觀察就很難理解。
  中國藝術追求“神似”,即“不似而似”;印度藝術追求“似而不似”,即自然與精神的和諧。印度人自古生活在想像世界中,天馬行空,世界上最大的數字,都是印度人發明的。在《摩訶婆羅多》里一仗后的尸體達1,660,044,165具。梵天神宮里的一天等于世上1555.2億天。《五燈會元》說:“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印度在十九世紀進入現代文明之前,幾乎所有的典籍都是口耳相傳,文本極為罕見,被稱為“漂浮的文明”。在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中,一切都是相對分立的:天神——妖魔,正義——邪惡,天堂——地獄。印度語言的構詞法,在數詞、形容詞或名詞前加一個前綴a(非、不、無、少),就變成了一個意義正相反的詞。在這種思維中,特別容易產生反對派。在佛教誕生的年代,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互相視作外道,佛教說有“九十六外道”,耆那教則認為有“三百六十三見”,可見思想極度活躍。凡此種種,都對印度文化及現代印度人的思維產生深刻影。向,我們不能不研究。
  三、提速關注中印關系前沿熱點問題
  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和印度的學者對兩國關系中的前沿熱點問題的敏感性常常不夠,即往往不能在第一時間里抓住或回應兩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動向、新觀點、新理論。這個問題,尤其要引起我們中國學者重視。這里,我想結合印度經濟學家G·K·契特以及J·蘭密施的若干新觀點,來談談我的看法。
  契特教授是印度著名經濟學家之一,曾任尼赫魯大學校長,現任印度總理經濟顧問。他長期對中印兩國的經濟進行比較研究,在印度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2005年10月,應深圳大學章必功校長之邀來訪,期間參觀了珠江三角洲,在深大作了兩場報告,一場題為《以樂觀主義和審慎態度觀照印度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一場題為《以一個局外人的視角審視中國經濟發展的改革經驗》。兩個報告內容互為呼應,中心思想是中印將在21世紀比翼齊飛。契特教授的觀點,一反許多印度人的常態,對中國經濟抱非常樂觀態度,對印度經濟抱謹慎樂觀態度。他的學術態度是一貫的,并非一時應景。我認為,他的觀點與理論,應該引起我們的經濟學家的關注。
  蘭密施是又一位印度主流派經濟學家。2005年他將近年來發表的20篇文章集成一冊,以《Making Sense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的書名出版。全書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指出印度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1962年的邊境沖突事件上。他認為42年過去了,人們應該忘卻過去,從頭開始。他非常贊同鄧小平的“擱置爭議,發展優先”的看法。他認為,信任和務實是前進的關鍵。第二部分講中印經濟關系,蘭密施認為中印是世界貿易的領頭羊,應摒棄前嫌,互相信任,建立友誼,和平共處,進行更緊密的經濟合作。第三部分,他對中國的若干問題進行分析評述,不時與印度的情況進行參照比較。應該說,書中洋溢著許多新見解。
  此書還有一個巨大的創意,將China和India合成一個新詞Chindia。這讓人想起1924年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梁啟超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字“竺震旦”。譚中教授認為,Chindia這個新詞是“中印合璧”之意。他在為此書中文版寫的《跋》中寫道:“如果蘭密施的書早出一年,我就會把‘中印合璧’譯成Chindia而不是Sino-indic ratna了。”他對Chindia的中文翻譯反復考慮,最后認為“只有‘中印大同’才是Chindia的最好的中文符號。”
  我認為,Chindia這個全新符號的出現,是中印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譚云山畢生從事中印友好事業,創造了“中印學”一詞。他的哲嗣譚中繼承父業,用半個世紀的研究,在新著《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蕩》中,用五章的篇幅寫“中印合璧”,就是不能將其創造性地譯成Chindia而心有憾意。不過,他又說,Chindia這個詞,由一位印度學者創造出來比中國人創造更有意義。印度通譚中的這句話頗有深意。Chindia這個符號,具有極為深刻、豐富的內涵,它出現在中印崛起的21世紀,決不是偶然的。它所昭示的、蘊涵的、象征的內容,隨中印兩國的發展強大而顯得越來越豐富和深刻。
  按照談玉妮的觀點,蘭密施是印度中間路線派的主將之一。這一派特別強調發展中印貿易與經濟合作,使兩國的發展能取長補短、相輔相成。縱觀蘭密施的著作,談玉妮的這個評價是言之有據的。我們中國學者應該對蘭密施作出自己的回應。溫家寶總理在出席中印建交55周年紀念活動時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政策。發展中印友好合作,是中國的既定國策。”[3](P25)執行既定國策,對我們學者而言要從實際出發,用自己的語言和思維,創造性地搞好中印研究。
  收稿日期:2006-06-15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17D6中國外交郁龍余20062006
中印/關系研究/三大問題
中印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與此同時,中印關系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加強研究中印關系應注意三大問題: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用西方的語言;克服“短平快”作風,深入研究印度深層精神文化;以高度的學術敏感,提速關注前沿熱點問題。
作者: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17D6中國外交郁龍余20062006
中印/關系研究/三大問題

網載 2013-09-10 21: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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