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風流之凌霄不屈己王荊公

簡體傳統

千古風流之凌霄不屈己(王荊公上)

鴻

北宋有兩次變法，一在仁宗慶歷年間以范仲淹為首，二在神宗熙寧年間以王安石為首。這兩次變法的目的都是富國強兵，可是所遭到的議論卻截然不同。慶歷變法不過曇花一現，但后人對范仲淹皆敬重不已，而當時反對他變法的，都是世所謂小人。熙寧新政，自變法始直到神宗亡，前后有十七年之久，可是當時反對變法的，卻都是世所謂君子，即便曾經支持仲淹的人，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也都反對新政，而對王安石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大體而言，除去信口開河的，時人后人對王安石的人品才學皆持敬重態度，多道他受小人利用，可是對他的新政，批評者甚眾，而贊同者卻甚少。

自陳橋兵變，太祖皇袍加身，因恐舊事重演，宋朝一直抑武崇文，然而卻不得法，開國不到百年，已經國事多艱，尤以冗吏、冗兵、冗費為最，急待改善。范仲淹的變法雖然失敗，但有識之士，皆曉變法的必要。王安石年輕之時，就曾上仁宗《萬言書》，陳天下病，力主革新，可惜未獲重視。神宗登基，正是年富力強，對國事雄心勃勃，起用安石，再次變法。安石的新政，與仲淹相比，其最大區別在于，仲淹變法，以清吏治為首，而安石變法，以立法度為首。他在上仁宗的《萬言書》中總結說，今日之患，在不知法度，雖欲更改法度，又嫌人材不足。所以后人評論，往往稱仲淹為儒家，而稱安石為法家。當時反對安石者，其實往往也以攻擊此點為
上，而非攻擊其新政本身。

經過漢唐到宋，一般讀書人都比較瞧不起法家，動輒以商管相稱，嫌他們舍本逐末，以嚴刑峻法苛刻百姓，不若懷仁收服方是圣者之道。這事實上是安石變法時爭論最為激烈的一點。當世君子們，都以為人事方是第一要緊。司馬光屢次向神宗進言，法雖重要，人卻更為重要，只有選擇賢良，方是立國之本。神宗卻道，人雖重要，法卻終不可廢。安石變法，以立法度為主，認為天下應有正法，只要法之能成，誰來執行并無太大干系。這便也給了小人們一個機會。仲淹變法，第一要清人事，所以一定要反對到底；安石變法，于人事卻不多加追究，所以不妨先來附和。批評安石者，道他為小人包圍，也非空穴來風。安石其實也非絕對的法家。他對商鞅，雖然敬重，但是，“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所取的，更是商鞅的誠信之處。安石不重清吏治，其實也是吸收了仲淹變法失敗的教訓。慶歷新政，因官吏選汰太過而終止，安石便有意避免吏治，卻不料成了最被攻擊之處。

從新政本身而言，也有爭論激烈處。安石變法的核心，在于理財。當時天下，北遼西夏，皆虎視眈眈，邊境屢經戰火，雖已和議，但土地已失了不少，歲歲還要予其錢財，國家負担極重。所以安石變法，第一要改善財政，以開源為主。傳統儒家對財政的概念，認為天生財物總是一定，開源的唯一方法便是加重賦稅，而天下百姓已不堪再苦，要增歲收，只能以節流為主。可是安石以為，善理財者，不需加賦，便可增歲入。新政中涉財政之法，如青苗、市易，皆爭論極大。以青苗為例，安石主張，在農耕前先將錢貸與百姓，秋收后回收，并收二分利息，作為國家儲蓄，備饑年之需。這二分利息，便被批評為聚斂。其實，平日里百姓不得已而借高利貸，苦狀萬分，安石此法，實是要杜絕高利貸，將錢收為國家所用。這樣的措施，根本上是損害了地主的利益，所以反對者極眾。平心而論，安石的見解，實有超邁俗流之處，所不足處，在實行的方式。任何新政的頒行，自然是要有失誤的地方，很多法項，比如保甲等等，亦極繁瑣，實行當中自然問題也多。安石其實也知此事，但他以為，凡事要計利害。雖然有小害，只要不妨大利，就要不辭辛苦為天下立法。

時人攻擊安石，道他攜申商之術干君，道他聚斂，其實隱隱的，也反應了王霸之爭。王霸之別，是兩宋儒士爭論的一大焦點。王者以為霸者重功利而忽略了道德性命。王霸之爭，在南宋朱熹、陳亮之間，演到最烈，那其中因為涉及恢復江北失地，所以針對性極強，而在安石的時候，尚還緩和。安石以為，王者、霸者，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在用心。王者純利天下，霸者則以利天下的手段圖霸業。由此看來，安石雖談功利，骨子里還是儒家。

安石變法的背后，其實包含了一套非常遠大而崇高的理想，同時也暗示了北宋新學的興起。神宗初召安石入對，問及國事之治，安石道，關鍵在于該取何法。神宗問，唐太宗如何？安石答，陛下取法，何取太宗？應取先圣堯舜之道方為最高。其實堯舜有何法？后人仰慕先賢，只是用堯舜代表自己心中最崇高的理想而已。安石又對神宗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這樣的氣魄，也難怪神宗惟安石為任。安石一生，其實也甚重人材，在新政當中，也有對科舉的改革。和仲淹一樣，他認為以文辭取考生，致使讀書人不懂治國之道，所以以經學代文學。而他比仲淹更進一步，以經學考試只是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卻是以學校代替貢舉。這份培養選拔人材的眼光，實在不可謂不遠大。

若論安石用人的不得法，確實有此一慮，但是其中也有不得已處。自景佑黨禍之后，朋黨之爭，甚為激烈。那些反對安石的正人君子們，不但反對得激烈，而且不肯與之共事。安石無君子可用，其實才是原因。至于親安石之人，真正的小人，不過十之一二，其中又有忠奸難定者，象呂惠卿這樣的人，雖好弄權，總也非絕對小人。程氏遺書有道：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致天下涂炭，故須兩分其罪也。這確是公論。

然而安石也非絕對無錯。他的不足，一在失于偏執，二在過于激切。天下法度的更改，那是何等大事，總不能一日成之，而實行當中，總有偏差，實在不可不糾過錯而一味向前。新政有益處本多，但推行得太急，益處反為害處所掩。當時人攻擊新政，大多從推行手段方面議論，于新法本身，其實難譏。安石的人品才學，為世所敬，他的新經義，頗有超越前人處，但他不該盡非前賢，也不該令天下只以己書為尊。所以有人批評安石自負。而當時君子，比如歐陽修，對安石極為看重；司馬光在新政之前，與安石實為好友；蘇軾蘇轍兄弟，也都為當時推重；洛陽程氏兄弟，原本支持安石變法，卻不能與之相始終。倘若安石能徐緩圖之，和這些人未必不能尋得共事之途，方是天下之福。不過，安石如此，司馬光也同樣的不夠高廣。倘若他能看到新政的好處，就算看不到，至不濟也該謀求共事之道，而不該一味的激烈反對。北宋士大夫，最大不足在于不同學派因為學術思想有異、進而政見有異，而難容不同意見，不僅新學安石如此，洛派程氏、溫公朔派諸人、蜀派蘇氏，皆是如此，以致相互攻擊，造成政治上的混亂。可嘆。

熙寧新政，于百姓確有苦處，其中一部份是因為實行的不得法，給小人奸徒以謀求利潤的機會，一部份也是因為神宗死后，高太后立時全面廢止新法。神宗在頒行新政時過于急切而致天下埋怨，但新政畢竟已經實行了十幾年，這突然的再度更改，如何不動國本？所以百姓之苦，不全因熙寧。后世對安石、仲淹的評價不同，其實也在其新政實施的時間不同。仁宗性軟，反對者一多立時終止新法，所以后人說他仁厚；神宗性剛，雖反對者眾也要進行下去，所以后人說他獨斷；這連帶著也影響了對安石的評價。神宗死后，元佑黨人當政，許多人對新政怨恨極多，不免累及安石，以致攻擊他的人品，甚至在編寫神宗朝實錄時，語多偏頗甚至妄加更改，致使安石身后仍受非議，對他實為不公。而到蔡京得勢，妄用熙寧之法，那就遠非安石本意，若將北宋亡國之根溯到熙寧新政，不免太過。其實太祖立國，禍根便在，到真宗時已經危機暗起。熙寧之后，吵吵嚷嚷的元佑黨事，就更是小人得勢，與安石毫無關系了。

補充:回復一 <田田>

關于王安石變法的主張和制定的新法，其實基本上我是認同的。但我認為后世的改革者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往往有過分抬高王的說法，什么“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之類。無論如何，在政治上，他的變法最后還是以失敗告終，王安石在政治上最終是一個失敗者。當然，我也無意否認王安石的才華和他制定的新法的部分先進。那么我們不得不將眼光投向變法失敗的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導致一個有才干的變法者的失敗。

歷史課本大多說“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 ”可我覺得這最多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根本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認為變法失敗的原因重要有三點：

一是關于變法的局限性。新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宋“積弱積貧”局面。趙匡胤自己兵變得來的皇位，將軍權、政權、財權最大限度收歸朝廷，造成官僚機構重疊，“相維相制”，“兵將分離”，所謂“積弱”。官員的俸祿等費用，加上兵費，使得國家財政連年虧空，所謂“積貧”。王安石變法根本并沒有直指弊端的癥結處。當時從表面上看，主要問題就是“三冗”（冗官、兵、費）。對于這種局面，從北宋初、中期開始，一些有識之士就不斷呼吁改革，范仲淹、司馬光、蘇軾、蘇轍等都提出改革“三冗”，宋祁說，“三冗不去，無以為國”。只有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非“三冗”之故。

二是王安石實施變法的手段不妥。要知道雖然目標是對的，但用什么手段怎么到達目標才是關鍵，特別在中國，良好的人事關系是辦事情的基礎。王安石個性上有先天缺陷，不能接受異見。對持不同意見者拒不接受，一概用白帖子斥退，失去了變法前的良好人事氛圍。王安石上萬言書時，得到很多士大夫的支持和贊揚，以為王安石執政，“太平可立，生民咸被其澤”。包括司馬光也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可惜，這些人，在王安石的不善處理下，可調和的矛盾被激化，朋友一個個變成了敵人。改革只有批評者和反對者，而缺乏促進者。

第三點是對于改革實施后人民的反應的處理。王安石的一句“人言不足恤”也太偏頗了，太過頭了。雖然商鞅變法時，人民也曾怨聲載道，但商鞅強力推廣,克服了舊有社會的惰性，久之,則法令通行。實際上任何改革的進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大規模改革的成效又有滯后性,人民的怨聲不可避免。王安石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卻不知新法之弊確實有之。他才干雖高，亦無法做到盡善盡美。

羅羅嗦嗦說了些荊公的不足，但無論如何荊公人本身的才學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勇氣，我還是佩服的。

回復二 <鴻>

其實我對王安石的重新認識，來自<京本通俗小說>。那是民國時候發現的宋元小說的一部殘抄本，于是重新發行。我多年前看的那本，是影印民國的版本的，連斷句都不曾有。那里面有一個故事，極言王安石變法的錯誤，簡直把他說成一個禍國殃民之人。在那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初中歷史課本之外的說法，看到那個故事，心里大吃一驚，才知道于此事竟是人言殊異。這才開始注意熙寧變法，這才知道，古人的評論，其實非遠大于是。正反兩方面都了解了之后，到底還是覺得，安石新政，是遠大于非。所謂“十一世紀的改革家”，雖然說的馬列了些(順便說一句，這話本就是列寧說的)，但是仔細想想，他的確是。雖然變法失敗，但是我向來以為，不可只以成敗論英雄。

北宋立國，其實從太祖開始，就埋下禍根。因為害怕舊事重演，而首都又無險可守，自不可避免造成冗兵，政府設計的不合理，自然造成冗吏，那么冗費也就自然產生。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北宋的弱點，實在是需要改變根本的立國格局，這在朝廷的變法里面，當然是不可能做到完善的。變法所能做的，是從可能的角度盡量的改變這種狀態。其實安石對時局的認識是相當清楚的，他的所謂保甲等法，其實就是要改變北宋的征軍制，使國家不養閑兵。就是因為安石的做法，在極大的程度上動了弊政的根本，所以才會反對者眾。新政的確觸犯了富人的利益，這的確是它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北宋的政治，可以說是完全的士大夫的政治。安石的理想，包括調和社會矛盾，所以想將富人的錢一部份收歸國有，這也是他所謂“善理財者不需加賦而可充國庫”的一個方法。但是一般反對者卻不做如此想。比如蘇轍就說，天下安定的方法應該是富者安富，貧者安貧，你要劫富濟貧，豈不是做亂天下嗎？其實我覺得，新法中的青苗等法，設計是好的，安石的主張也有超越時人處，只可惜推行的太急，又被小人利用。

至于安石是否能夠接受不同意見，我覺得，他并不是那么狹隘的。在他擬定新政條項的時候，其實也是廣泛征求意見的。比如他定了青苗法后，拿給蘇轍看，蘇轍就說了許多反對意見，而安石并未動怒，反而說，既如此，我再好好想想，做一下修改。于是又回去修改。蘇轍可是反對安石最激烈的人之一。其實安石待人，并不嚴苛。到了新政實行以后，反對的人大多因反對而反對，并不肯認真的想一想如何變法才是好的，只是看到實行過程中產生的失誤，卻不肯提出修改的方法以使新政良好實施，只一味的說是新政本身該廢。說來說去，都是差不多的話，所以長久下來，安石也自不要再聽。其實我尊重安石，亦尊重司馬光，但是在這一件事上，他們實在需要各分一半的過錯。只不過神宗死后，元佑黨人當政，得意之時立時全面廢止新政，對安石也多所詆毀，使得原本平常的事情在他們嘴里一說就顯得安石多么多么不近人情。就連安石的兒子，本來英年早逝已經很慘了，還給他們說成神經病，真正可憐。楊慎說過，安石變法雖然人皆反對，但是如讓蘇軾來做，其實更不如安石。這話的確有理。其實蘇軾雖然也反對安石，但是他還是能看到新政的好處的，就是因為他能看到，所
以又不見容于元佑黨人，也可憐。

至于當時民間的反應，其實對百姓而言，新政本身并沒有造成很大傷害。反對者所謂的擾民，其實都是小人利用新政的實行為自己謀益，如此而造成傷害。新政的實施，有不得法處，安石主張不以小弊廢大利，這雖然對，但是有時候明明可以糾正的小過錯，他卻也沒有盡力糾正，這就是他的不是了。神宗以后，天下也并不就安定了，可是當時人一說，就把問題推到熙寧新政的頭上，也委實太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