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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常說：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貍與狗才成群結隊。
　　胡適說：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寫。

　　胡適說：“麻將里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里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頒發勛章給胡適。胡是在報刊上登啟事：“4月5日的《益世報》上登出新頒發的大批勛章，內有：‘胡適給予三等嘉勛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是我，還是請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說到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時說：“我自己是賭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們北大同學加入。”
　　對于文學改良，胡適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復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對文學革命的累累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之流的話，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至少要推遲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在浙大體育館演講《自由主義》。這是胡適在大陸的最后一次演講。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但竺可楨日記記下了大致內容：胡適“述自由主義為中國之固有產物，以《呂氏春秋》為證，并引王安石白話詩。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師陽明、梨洲、舜水均為提倡自由主義。述東漢王充（仲任）之自由主義。但以為中國之自由主義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終不達到，而人民亦無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適演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胡適再一次說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在范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和老同學竺可楨見面，在談話中，胡適表達了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竺可楨在日記中說：“適之對于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臺灣一轉。”
日期：2009-05-16　23:45:51

　　教誨
　　胡適認為，“寬容”才是自由主義的第一要義。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說：“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
　　20世紀20年代，胡適曾對他的朋友路易絲??甘尼特說：“今天對于有才能的人來說，生在中國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們讓人推著很快地承担超過他們能力的責任——他們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適執掌中國公學后，校風為之一新。他反對黨化教育，國民黨政府規定，舉凡機關、學校一律要掛國民黨黨旗，每周一要舉行總理孫中山的紀念周活動。唯獨胡適的中國公學不掛黨旗也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他的學生羅爾綱稱，進入中國公學后，首先讓他感到痛快的，是學校不掛國民黨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國民黨紀念周。
　　1929年，胡適送給中國公學18年級畢業生一句話：“不要拋棄學問。”他說，“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后，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于你有什么好處？于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毀關于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后，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胡適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日期：2009-05-17　10:55:18

　　詈諷（一）
　　胡適有名，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倡導新文化，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寬和，所以胡適挨罵。
　　胡適以《胡適之》為題在北平某大學演講。他說：鄙人于“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文，章太炎國學大師大罵：“適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為往哪里去？”聽者哄然。

　　鄧之誠的祖父是曾任云貴和兩廣總督的鄧廷楨。鄧極不喜歡白話文，學生試卷中凡用“的”之處，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話說：“同學們，千萬要聽明白，城里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
　　胡適在上海中西女塾以“爭取大奶子”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女子是不配做母親的，因為她們的奶子被壓制太久，減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爭取做母親的權利，第一就應解放奶子。”性學博士張競生認為胡適的說法沒有理論根據，且有欺辱女生、嘩眾取寵之嫌，在報紙上大加撻伐。兩人進行了筆戰。
胡適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適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胡適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適是什么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日期：2009-05-17　19:08:01

　　詈諷（二）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胡適頗以故鄉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說，姓胡的、姓程的、姓葉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還說問過汪精衛、葉恭綽，他們都承認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調侃胡適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胡適曾為文，論中國深受“五鬼”之害，即貧、病、愚、亂、貪。而為患最甚的帝國列強，卻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寫詩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五四運動以后，蔡元培校長經常離校，校務多委托胡適辦理。在對外活動上，蔡也經常請胡作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這讓反對胡的守舊者大感不滿。林紓稱胡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黃侃更譏胡為繞蔡上下翻飛的“黃蝴蝶”。
　　胡適成名后，章士釗撰《評新文化運動》，文中稱當時的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魯迅也曾嘲諷胡適。胡適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對孫中山提倡的“知難行易”學說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專家政治”的主張，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明確指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1931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丁文江與胡適。此后魯迅（署名佩韋）發表《知難行難》一文，在文中對胡適等人進行了嘲諷：“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稱呼。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么。為什么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并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后，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后，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后，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日期：2009-05-17　22:39:51

　　詈諷（三）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并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1947年9月，胡適主持北大教授會，商討北大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向達教授在會上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1948年，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一幅漫畫《兩“胡”于“途”》，畫的是胡適背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中正的無頭僵尸。旁邊還附有一首打油詩：“真‘糊涂’，假‘糊涂’，為何冒死去救護？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里與‘胡’涂。”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于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愿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后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系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后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志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后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攻伐(一）
　　北京被圍困后，傅作義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并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集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離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勝利之后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頭于學術活動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
　　1949年，胡適走時曾留給北大同人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1949年后，胡適幾近窮困潦倒，沒有秘書，出外擠公車，卻因為不滿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放棄赴英教書機會。胡適在美寓居八年零八個月，只有在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費、版稅、儲蓄勉強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堅持到美國同住，生活更捉襟見肘，但胡適仍不肯自貶身價，申請美國綠卡。唐德剛以史記里“孔子適鄭”的故事形容胡適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憶，這段時間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車接送胡適，“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后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

　　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停止對胡適的“統戰”。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適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此信首先介紹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地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最后“勸胡適回到新社會”。但胡適看后笑笑，認為此信是“偽作”，理由是“陳垣不會寫白話文”。又過了幾日（6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學習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他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是一封“作偽”的信。為此，他征詢同為史學家的蔣廷黻，結論是：“廷黻與我均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日期：2009-05-18　22:05:02

　　攻伐（二）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澤涵寫信給胡適說：“我們開始覺得你們如果在北京，必定不會感覺不舒服的……我們的生活是很快樂的……”盡管當時在紐約的胡適正處于非常苦悶之中，但他還是在日記中批道：“這大概是有意說‘反話’”。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系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里是做學問的樣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運動開始，幾乎全中國都被動員起來，出版了八輯數百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針對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狀聲討，直指胡適是學術界的今之孔子，終于讓胡適在中國被斗臭、斗倒。胡適倒是幽默以對，“笑顏逐開，大為高興”，連稱對他的九大罪狀就是他在學術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鯁生曾先后致信和拜會了胡適的老友陳源，動員他與胡適聯系并勸胡適回國。9月20日，陳源受周鯁生之托馳書胡適，轉述了周鯁生的意見：“……‘胡適批判’……已經過去了。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胡適收到信后，在“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線，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適為哥倫比亞大學講完課時，當有學生問他：“聽說共產黨天天在中國大陸上清算你，你對此事作何感想？”面對這樣一個政治問題，他以一句幽默話作答，應付了過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曹聚仁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勸胡適回大陸看看。與以前其他人寫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將法。他在信中說：“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種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氣……”胡適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對他的統戰。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個字。胡適對此大不以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約200萬字，胡適極其耐心地看完這8本書，據嚴秀先生猜測，當時大陸無人讀完這些書，包括這8本書的作者們。有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胡適，“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回答：“沒有學術自由，哪里談的到學問？”
議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后，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吳佩孚支持王寵惠組閣，羅文干、湯爾和等人入閣，本屆政府被稱作“好人政府”。但是這個“好人政府”只維持了七十三天就下臺了。

　　胡適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后會議，為共產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爭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適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產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適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后，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后會議？”胡適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適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著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胡適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杰的政治，特別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胡適主編《獨立評論》，每周一總是終日為雜志工作，夜里寫文章常到3點，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見怪，胡適說，一星期之中只這一天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終支持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只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么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適晚年公開對美國媒體說，他對“自由中國”的期待當然也包含大陸在內，他反對“兩個中國”，也反對“一中一臺”。
日期：2009-05-19　14:46:13

　　際會（一）
　　毛澤東在担任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期間，一次在聽胡適演講時，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但當胡適得知他是未注冊的學生時，拒絕回答他的問題。
　　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并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
　　毛澤東在要不要出國留學的問題上，曾經請教過胡適。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談到關于他為什么不出過國考慮：“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五四”時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毛澤東一度支持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時，當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

　　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他與胡適的交往仍相當密切，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際會（二）
　　《西行漫記》記載說，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持，以后他也是這樣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接著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也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持；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毛澤東在此還特別說明，自修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胡適后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后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么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沒有得到回音。
　　抗戰結束后，毛澤東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后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共產黨勸降，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讓共產黨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澤東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澤東曾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他走后，中國共產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日期：2009-05-20　10:56:01

　　際會（三）
　　胡適在陳存仁家中吃飯，無論飲酒或講笑話時，對時局問題，常避而不談。那個時期，他的家鄉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變色，他只談到他的家鄉漬溪龍井鄉上村改為適之村，共有五百多個戶口，他家門口被寫了八個大字“胡適之家，不可亂動”，他家祠堂已改為五四運動展覽會永久會場云云。胡適談到這點，認為那位北大圖書館館員，看來還不會難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對胡適進行了統戰工作，胡適不為所動。1956年2月在北京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毛澤東在談到批判胡適時說道：“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
　　1957年，毛澤東說胡適：“……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1959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中午，胡適在臺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胡頌平由此便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告訴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后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于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那天，胡頌平還特地把心中一個疑問提了出來，他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胡適告訴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不過，毛澤東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

　　胡適看不上毛澤東的詩詞。何炳棣曾將毛澤東的兩首《沁園春》譯成英文發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獨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慶后立即發表的“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胡適看到后，對何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諍臣（一）
　　1932年11月28日，胡適與蔣介石首次會面了。胡對蔣頗有好感，他寫信給羅隆基稱蔣“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過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見面，胡送了一冊《淮南王書》給蔣，希望蔣能夠從中悟到“虛君”的治國之道，并對蔣進行了民主主義教育。第三次見面時，蔣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為不悅，好感盡失。
　　1938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武漢失守后，胡適成功拉得2500萬美元貸款，蔣介石致電：“借款成功，全國興奮”。胡適還自提一首詩以資紀念“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內戰進入后期，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蔣介石要胡適做國民黨的官，胡適先以“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要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為辭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堅決反對”為由推辭。
　　1948年，國民政府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當時蔣介石堅決表示不肯當總統。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國民黨連開了幾天會議，作了一個秘密決定，就是依從蔣介石屬意的胡適當總統，他自己退居副座。這個決定當時只有風傳，連胡適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陳存仁只見中央研究院的人亂作一團，會議到了半夜三點鐘還沒有結果。到了早上七時，外間又轟轟然地鬧到一塌糊涂。陳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來中央研究院外面來了六十名憲兵，都是來保護胡適的。其實，早在一個鐘點之前，胡適已秘密離開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個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堅決不肯担任總統，后來由傅斯年親自向最高當局解釋，說胡適只愿意國民大會開得成功，同時擁護蔣主席當總統。其實也因找不到胡適本人承認競選，這件事只得作罷。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慶日和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在南京黃埔路官邸專門設壽筵宴請胡適與江冬秀夫婦。平時請客從不備酒的蔣介石，特為胡適備酒賀壽，可謂破格示敬。盡管胡適對蔣氏夫婦的情誼深為感動，但當自己的助手胡頌平奉蔣氏之意勸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時，胡卻板起面孔極不高興地說道：“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

　　1949年1月，但是國民黨內要求胡適任駐美大使、外長的呼聲很高。1月8日，蔣介石請胡適吃晚餐，勸他去美國，并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這月，他收到了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的來信及“總統府資政”的聘書。幾日后，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吳，婉拒總統府資政一職。6月30日，胡適連發三封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一給蔣介石，都是堅辭外長一事。 8月20日，他在給杭立武的電報中說：“弟決不愿就外長，亦不愿就任何官職。弟昨始得見新布之千葉白皮書，更覺得我前所謂辯冤白謗，實有需要。若政府不許我向外聲明未就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乎？此意千乞代陳介、麟、百、騮諸公為感。”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乘客輪赴美，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之際，莫可奈何地為蔣介石盡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國的命運。4月21日，胡適抵達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軍已渡長江，國府偏安局面破滅的政治現實，胡適僅能強振精神地說，“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介石）的”。
日期：2009-05-21　10:00:00

　　諍臣（二）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頹勢一發不可收拾，胡適、雷震等人辦了一份雜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喪氣的軍民，挽大廈于將傾。胡適提議，當年戴高樂在國難中辦有一份《自由法國》，那么現在的這份雜志不妨叫《自由中國》。雷震即向蔣介石轉述這層意義，蔣對其大加嘉許。但等他們都移駕臺灣之后，這份刊物卻成為攻擊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利器，最終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蔣介石為營造禮賢下士形象，邀胡適回臺講學，這是胡適赴美后難得的風光場面，訪臺時萬人空巷，爭睹風采，蔣經國也代表前往接機。胡適利用這股氣氛大膽地對蔣介石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國》三周年茶會上強調言論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應該培養鼓勵合法的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自己担負起這個責任，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

　　1958年，在蔣介石敦請下，胡適結束幾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不但以上賓之禮待之，表示要從自己的稿費撥出一筆款項，配合中研院追加預算，幫胡適蓋屋居住；還為胡適就職典禮親自到中研院演說，直稱胡適的道德與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長重任。不過胡適不留情面地當場反駁學術與道德并無關系，中研院的責任還是在提倡學術，甚至一再說“總統錯了”，氣得蔣介石臉色大變，從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適在蔣介石70壽辰為其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然而蔣介石還是作出了繼續前臺執政的抉擇，還對下屬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去。”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范。他奉勸國民黨不要再玩弄“勸進”的花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直到陳誠將結果告訴他，他還是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1960年9月4日，為籌組在野黨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獄。在美國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的胡適，立即發電文給行政院長陳誠，指責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并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他并公開對外籍記者說，雷震為爭取言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精神，“對得住自己、朋友，也對得住國家”。胡適也強調，雷震絕對是個“反共愛國”的人，因此他“不是營救雷震，營救的是國家”。

　　同年11月18日，胡適拜會蔣介石，說雷震的軍事審判使他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但蔣介石刻意問胡適，不知是否聽過他曾與人說，胡適這幾年來“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連稱蔣介石的話太重，先搬出當年赴美求援時所講“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又無奈地說，“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里去！”雷震入獄后，胡適從此遠離政治，沒有去探監，沒能出來領導剩余反對勢力組黨，《自由中國》的后人痛批胡適退縮，担不上自由主義大師位置，殷海光更對胡適嚴加撻伐，讓重清譽、好面子的胡適郁郁不已，自承在內心深處，也就是思想上，與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獄中日記寫到，夢見胡適對他說，担心探監引起蔣介石更大的懷疑，不得不卻步。

日期：2009-05-21　15:52:33

　　傷憾（一）
　　1931年9月，北大剛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功夫，造成了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胡適就任北大校長后，雄心勃勃，稱“既已做了北大校長，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績來，否則對不起北大，對不起自己。”他的目標是“一心一意把北大辦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大學”。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適57歲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內的北大校慶紀念會上，胡適致詞：“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里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是在沒有面子再在這里說話。”語至痛切處，痛哭失聲，會場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適急匆匆拉著夫人坐上了國民黨的專機，已經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書籍無法帶走，甚至連小兒子也來不及通知，包中只裝著正在校勘的《水經注》稿本和視若生命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臨行，留下一便箋，內云：“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季羨林的回憶文章寫道：聽說，他（胡適）離開北平后，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后，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日期：2009-05-21　21:06:03

　　傷憾（二）
　　1949年1月，蔣介石要求胡適去美國，而后又聘請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但胡適卻只在意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說：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系，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并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這個時候的胡適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長的職責。1949年3月9日，北大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到報紙上梅貽琦刊登的一則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開演講，就給梅打了電話，恰巧胡適也在梅貽琦處，接了電話后，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國，三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過，要求幫助。胡適當即親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憑著這一紙證明，焦才能漂洋過海，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學院。而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拿了胡適的信要到浙大借讀。

　　1957年春天，他在紐約因胃潰瘍大手術之后，立下了英文遺囑，幻想“光復大陸后，北大成為自由大學時”，他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他此刻已感覺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國大陸了。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款希望樹立胡適銅像。
　　胡思杜明確表示不隨父母南飛，自己留下來暫住親戚家中，看局勢發展再決定行止。胡適無奈，只好遂了這位他呼曰“小三”的兒子的意愿。想不到這一別，再也未能相見。胡適直至去世，都未獲悉留在大陸的那個后來號稱與他斷絕父子關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運動中自殺身亡。晚年的胡適在遺囑中，竟還為這個小兒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遺產。
逸事（一）
　　胡適在家鄉念過九年私塾，在這里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生逃學，先生抓著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師收入太少，一個學生每年才交兩塊銀元，老師生活困難，當然沒精力認真去教，學生只有念死書，背死書。這樣自然很苦，不愿去學，更談不上去用功學習了”。胡適的母親為他多交學費，才使兩位先生認真為他講書。
　　1904年始胡適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就學。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于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溫源寧這樣描寫胡適：“四十出頭了，胡博士還顯得很年輕。臉刮得挺像樣，衣服穿得挺像樣，他真是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頭發漆黑，不見二毛；前額突出，跟奧古斯都大帝相似；一雙坦率的大眼；兩片靈活的嘴唇，顯得能言善辯；面色紅潤，卻不是由學者的‘生活樸素，思想高超’而來，也不是由俗人的‘飲食豐美，生活放蕩’而來。中等身材，十分勻稱，一舉一動，輕快自如。從外表看來，胡博士是由俗人變為學者，而不是由學者變為俗人。”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后，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胡適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連美國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后，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后，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游”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聽后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呵。”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日期：2009-05-22　12:32:54

　　逸事（二）
　　胡適留學歸來，青春少年，聲名遠播，更兼風度翩翩，對女士溫柔體貼，紳士風度十足。他講課的時候，看到女生坐在窗邊，寒風吹進來，他會很細心地走過去替她把窗戶關上。與女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有說有笑，溫厚機敏，幽默風趣。自然，免不了有許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寫來許多神魂顛倒的情書。1926年，湯爾和贈給胡適一詩，描寫的就是當年胡適周旋于紅袖之間的情形：薔花綠柳競歡迎，一例傾心仰大名。若與隨園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門生。纏頭拼擲賣書錢，偶向人間作散仙。不料飛箋成鐵證，兩廓豬肉定無緣。

　　胡適的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號“半卷博士”。
　　胡適在介紹自己的事業時，只介紹文學是他的“娛樂”，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政治是他的“興趣”，卻從未說過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適在評論中國傳統戲曲時說，居然竟有人把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跑龍套，等等，當作中國戲劇的精華！
　　胡適說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然發現的。
　　上世紀30年代，趙元任和楊步偉去安徽旅游，游覽了黃山，順便去了歙縣胡適之的老家，兩人贊嘆真是山清水秀之鄉，楊步偉和趙元任寫了一封信給適之說，你們有這種好風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這個人。適之回信說：“韻卿（楊步偉字韻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謝謝你。”

雜談 2013-11-28 21: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