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對得起大學的培養？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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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现在盛行的答案是什么？基本上，这问题有三个答案。最常见的答案是经济上的，尽管这实际上是两个彼此相关的答案：首先，为更多人提供大学教育对于国家的经济健康有益；其次，对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来说，上大学对其经济竞争力有益。

政客们喜欢强调第一点，这方面，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Richard Riley）在评论为了应对越发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必须教育工人时说：“当前，我们在培养学生，让他们准备好从事现在还没出现、还没发明出来的技术的工作，从而解决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是问题的问题。”奥巴马更简洁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天在教育上超过我们的国家，在将来会在竞争中超过我们。”

对于第二点——个人的竞争力方面来说，很明显，大学学历很久以前就取代了高中学历，成为进入熟练劳工市场的最低资格证明；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其一生中，挣的钱比没有的人多。一家权威院校宣称：平均起来，在其一生中，拥有文学士（BA）学历的人大约比没有该学历的人多挣60%。有些人估计，一张文学士学历，会让人一生多挣大约100万美元。更保守的分析人士考虑到获得该学历的成本，得出了更适中的数字。但是，上大学的一个理由是增强一个人挣钱的能力，这一点很少有争议。

仅就这些经济原因来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至少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美国一直在掉队。对于已经掉队了多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处于危险中，不能再对此不以为意了。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前景：美国下一代的成年人将比他们的长辈受教育更少。

在这种灰暗的概貌中，有一些特别让人不安的细节。首先，大学文凭的获得率，没有增长，甚至下降（跟其他国家相比），对于在美国人口中比例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来说，尤其不成比例。而经济状况跟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之大令人震惊，根据某权威院校的数据，在今天的美国，大致情况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超过九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岁时获得BA的机会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六万到九万美元之间，你的机会大约是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你的机会是十七分之一。

此外，在那些上了大学的人中间，来自富裕家庭的高分学生，相比成绩相当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因为名牌大学（名气几乎完全跟选择度呈正相关）充当着进入商业、法律和政府院校领导职位的渠道，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最好的”大学更多地是在助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而不是阻止它。但是，人们仍然把大学视为美国生活中社会流动性的发动机，如果它们成为了一个复制继承财富的系统，甚至比它们现在已有的情况还糟糕，这会是可耻的。

毫不稀奇的是，跟任何关于经济事务的讨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会发现主流观点的异议者。某些保守者会说，以增强性补贴的形式把更多公共投资注入到高等教育中是一个坏主意。他们说，轻松获得政府的资助是学费飞涨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认为这是一种柔情的幻想，相反，他们赞成一种遴选系统，比如人们在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根据小孩人生早期的考试成绩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朝着看起来更适合他们的学校教育类型奋斗：低分者去接受职业培训，他们将成为半熟练的劳动者和事业单位人员；高分者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将成为外交人员和医生等等。

另外有一些激进者，他们质疑，对于“基本上耗不起金钱和时间的低收入学生”来说，考虑到他们的低毕业率和高额债务，上大学的志向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些怀疑论者还指出，将来十年里可能创造的新工作中，大部分很可能不需要大学学历。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的福音”看起来是一条残忍的歧路，本来，“真正能给家庭和孩子提供保障的是：薪水不错的好工作，强大的工会，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交通”。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持上面两种立场中的任一种，或者立场介于二者之间，但仍然相信实现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想一下这跟另一种公共讨论——医疗保健的氛围的相似之处。人们有时会听说，根除烟草业会节省无数亿的资金，因为治疗身患肺癌、肺气肿、心脏病或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抽烟引起或恶化的疾病——的病人花费惊人。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控制抽烟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最近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成功），最后可能让我们开销更多，因为不抽烟的人更长寿，最终需要高昂的治疗费来应付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和不可避免的体弱。但是，戒烟并健康长寿这件事，谁会认为不是一桩好事呢？换句话说，以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来衡量其利益，并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或者说，至少说得不够全面。终结抽烟行为的最好理由是，不抽烟的人有更多机会过上更好的日子。重视大学——哪些人上大学，上大学后他们有哪些变化——的最好理由，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对社会有何益处，而是以可估算和不可估算两种方式来说，它对个人有何益处。

大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的，尽管人们很少从政客那里听到它。这是代表民主的观点18世纪末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托马斯•杰弗逊说：“我们的政府，其基础是民意。”因此，如果新共和国要繁荣昌盛并且基业长青，它首先需要的就是有教养的公民——杰弗逊的这条信念，约翰•亚当斯也有，尽管亚当斯几乎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跟杰弗逊意见相左，但在这一点上，他赞成杰弗逊，说：“全体人民必须主动承担起教育全体人民的责任，也必须愿意承担其费用。”

在今天尤其如此。每天，我们所有人都遭受着呼吁和游说的狂轰滥炸，其中很多都是歪曲和欺骗——各种广告、政治诉求、权威意见，旨在攫取我们的忠诚度、金钱，或者更严格地说，我们的选票。有些人说，医疗保健改革将使国家破产，而其他人说，这是期待已久的正义行为；有些人相信，堕胎是撒旦的行径，而其他人认为，否决一个女人终止意外怀孕的权利是一种虐待；有些人想让我们确信，特许学校是解救前途暗淡的学校系统的一种方法，而其他人同样确信，他们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有些人把核能视为我们摆脱化石燃料的最佳机会，而其他人，尤其是随着日本发生海啸后，将其描述为迟早要发生的绝世天劫。任何此类有着互相冲突主张的清单都可以无限地扩充下去，对于这些互相冲突的主张，公民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调和。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最好的机会就是有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够区分煽动言论和负责任的观点。

大约100年前，牛津的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约翰•亚历山大•史密斯（John Alexander Smith）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绅士们，”他对新入学的班级说（那个年代，学生都是男人），“你们学习的课程中，没什么东西对你们今后的生活有丁点儿可能的用处，只有这一点例外：如果你勤奋而又用脑地学习，你会有能力发现，一个人什么时候是在胡说（rot）；在我看来，这一点如果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对于rot这个单音节英式英语词，美国人喜欢用它的双音节同义词bullshit——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在大学所能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性能颇佳的胡说（bullshit）计量器。这是一门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技术。

这样说可能听起来有些草率，但也道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服务于民主的教育不仅要给更多人提供教育机会，还要明确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何种教育。对此，最近前耶鲁法学院的院长，现在参与“伟大经典”（Great Books）计划给耶鲁大学本科生上课的安东尼•克龙曼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一本有着双关语书名《教育的目的：我们的大学为何放弃探索生命的意义》（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Meaning of Life）的书中，克龙曼推荐一门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建构性观念的学习课程（在耶鲁，这门课是自愿选修的；在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它是必修课）。在耶鲁，较少的学生，大约10%的上课学生加入了这个名为“指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的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是要求所有学生都学习的“核心课程”，鉴于学校是随机指定在各学期学习这些课程（目前要求在22岁之前完成），所以这样做有个好处，不会让学生们只倾向于结交同一社会经济状况或种族背景的同学。核心课程还能防止教员有褊狭观念。高级和初级教授跟研究生导师一起，每周聚谈一次，讨论指定的教材——对于来自不同领域，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教师来说，这是考虑大量问题的难得机会。此外，在其各种好处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通过一种通识教育体系，把大学里所有学生都联系在了一起：一旦接受过该核心课程，就不会再有学生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了。

这样一种课程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在克龙曼列举出来供讨论和争辩的观点中，其价值跃然纸上：

个人自由和宽容，民主政府，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和普遍人权的理想；信赖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监管下作为组织经济生活、识别需求的机制；在政治领域，鉴于官僚的功能划分有条有理，机关与官员之间也进行了合法的区分，因而信赖官僚行政的方法；接受现代科学及其技术产品的应用无所不在的事实；所有这些东西，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提供了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的地方，人们把它们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心怀最强烈的道德和物质理由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任何一个获得著名大学BA文凭的人，对这些观念和做法的来龙去脉，它们出现至今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不能捍卫它们时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西方传统内外的替代观念，都应该有所了解。对于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有教养者的一个标志就是，承认自己的作为永远都不够，从而越发努力。

大学的这两种情况——对国家和个人竞争力的争论，以及对包容式民主公民权的争论——都是严重而紧迫的。但是，这里还有第三种情况，或许是不用一种俗套而模糊的说法，就更难把它说清楚，这种情况更鲜为人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平实而激昂的方式来表述它，是一次在向一群我所在学校毕业多年的校友发表一番讲话之后。之前我一直在赞扬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在两年时间的文学和哲学经典课程之外，还要求每个学期学习美术和音乐。最近，已经加入了一门称为“科学前沿”（Frontiers of Science）的新课程，该课程旨在确保学生毕业后对当代科学发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谈话的重点是有关杰弗逊的观点——公民教育。当我讲完后，一名年长的校友站起来，说了句意思大约如下的话：“教授，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你忽略了要点。”我不由得心生一阵不安，问他要点是什么。他说：“哥伦比亚教会我怎样享受生活。”

他想说的是，大学让他充分感受和领悟了本来会将他排除在外的某些体验。他阅读费劲的文学作品和理解基本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还有他对颜色与形状、旋律与和声的敏锐性，都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现在，风烛残年的他对此欣慰不已。这样一种教育是阻挡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一道篱笆。它的世界里，没有教条的位置——只有对事实的意义，或事实本身的争论的位置。它平息人类的欲望，让他们去接触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憧憬，却又超出了一个人仅凭一己之力想向自己阐明的东西。这位绅士提醒了我，它是充实的人生中无可估价的体验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学有责任诱导并激励学生朝此方向努力。

如果说这一切看起来过于虔诚和真挚的话，我想起了一番可与之媲美的个人评论，我曾经听我的同事朱迪斯•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的。他是布林茅尔（Bryn Mawr）学院的前院长和当时的巴纳德（Barnard）学院的院长，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就他们应该对大学有何期待的问题，他说：“你们想要的是，你们的大脑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伴随你们度过余生。”朱迪斯和那位哥伦比亚校友两个人所说的，有时称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在今天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它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这个词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前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的院长维克多•费拉尔[Victor Ferrall]建议，废除掉这个讨厌的形容词，换上“broad[广博]，open[开放]，inclusive[包容]”等平实的词汇，或者就用“general”[通识]这个词汇。）“自由教育”这个词源于希腊和罗马——那里的女人被认为低男人一等，奴隶制是文明社会一个可以接受的特征——保持的“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古典传统，因为“那些自由人或绅士都具备学习的闲暇”。这个词，在中世纪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保留，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学术复兴时期又得以传承，在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教育的传统又在欧洲得以幸存和繁荣，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依然只是统治精英的囊中之物。

从这一段长长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与众不同的贡献在于，它一直在努力将自由教育大众化，开展它，体现出基本的美国原则：所有人，无论其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用一句马修•阿诺德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了解世人最伟大的思想和言语”有助于这种追求。这种有关受教育内涵的观点经常受到嘲讽，认为是既势力又狭隘，脱不了旧时窠臼，还不能欣然融入新时代；但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这一点，阿诺德说得很明白，在一句（绝少受到引用）的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借助这种知识，让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习惯接受新鲜而自由的思想的涤荡。”换言之，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现在。

对自由教育最有说服力的捍卫，大概还是阿诺德的同时代人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中，在一个涵盖科学和通常称为“人文”的定义中，他将自由知识描述为：“能够自足于自己的前提，不依赖于其后果，不期待圆满，拒绝任何目标的‘告知’（就是这样称呼的），或任何艺术的吸纳，从而在我们的沉思中，将自己充分地展示出来。”在当今的美国，每一种院校里——从资金不足的社区学院到最富有的常春藤联盟高校，这种教育都岌岌可危。学生压力重重，按部就班，受训生活于一个接一个的任务中，接受残酷的排练和测试，直到最后，胜者脱颖而出。他们鲜有时间进行纽曼所说的沉思。太多的大学极少有所作为去挽救他们，使他们摆脱这种软弱无力的狂热，不至于让自由教育边缘化，或者说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如果确实提供了自由教育的话。

在这个方面，尽管先辈有盲从和偏见，但我们还是不要急着说，今天的大学比过去的大学进步。想一想曾经流传于大学、100年前所写的小说《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1912）。书中，年轻的耶鲁大学学生宣称：“我要去做我们这个时代男孩子能做的最好的事，我要去混日子。”斯托弗说这番话是在久远的过去，他所说的，在我们今天听来，像是悠闲的富人轻蔑地自夸。但是，这里有一种更高贵的意思，“混日子”是口语化的说法，意思就是纽曼所说的“沉思”，它一直是美国人生活的希望的一部分。在那首伟大的富有民主精神的诗篇《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说：“我混日子，邀请我的灵魂一起，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当然，每一所美国的大学都应该力挽这种颓势，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美国的大学，只有在它们向所有在生活吞噬他们之前有能力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思考和反省的人——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敞开大门，它们才是真正地忠实于自我。

《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中信出版社/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