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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西柏坡。圖中右起為毛澤東、師哲、米高揚、伊萬-科瓦廖夫。

本文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

近日，由師哲口述、李海文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由九州出版社推出新版。此次新版增補了一萬多字，本報摘編了書中新增的部分內容。

康生安排江青照顧毛主席

1940年我從蘇聯剛回到延安不久，就聽到一些同志們對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議論。因為當初決定我還要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康生、江青鉆空子主動向我介紹一些情況，澄清事實，表現自己，希望我在共產國際方面為他們講好話。

江青是1937年秋冬到延安的，進魯迅藝術學院學習。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夫婦隨王明從蘇聯回來。回延安后，康生在組建中央社會部時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他的夫人曹軼歐担任中央黨校干部處處長。中央社會部在離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棗園村。

江青與康生同是山東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縣城東門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二女兒即江青，自幼聰慧，身材修長，面容姣好，是個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內東街南區的聊城小學讀書。她每天上學都要經過東街的張家。

張家是從膠東遷來的富戶，在東街買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東，大門向東開。張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親口對我講過：江青每天上學從他家門前過，他是目迎目送。1957年我到山東担任省委書記，專程到諸城考察。陪我的縣委書記主動介紹了江、康兩家的情況。從縣委書記介紹的情況看，江青上學是要經過康宅的門前。

上世紀20年代康進上海大學學習，結識了同學曹軼歐，由朋友結為夫妻。曹軼歐為人厲害。康生與江青到上海后沒有什么來往。

江青十幾歲時因家境困難外出學藝。后在上海，以藍蘋為名演戲，拍電影，參加進步活動，坐過牢。

康生先請江青到棗園玩，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嚴格的規定，未經許可，任何人從中央社會部的門口過都不行。不久，康生將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專門組織了一個小班，有江青、張茹之等五六個女同學。這個班直接由曹軼歐管。

康生讓江青主動去找主席。沒有康生指示，江青也沒有這么大的膽子。沒有康生安排，江青也無法進入主席的住地。

我回國不久，康生就同我講：在中國要搞好社會關系，建立友誼，有兩個法寶：一是教書，當教員，可供桃李滿天下。中國人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學生自然要擁護你，不像蘇聯人師生關系淡薄。二是當月下佬，為他人介紹老婆。

江青告訴我，是康生找她談話，說：主席一個人，生活上沒有人照顧，你去關心關心。

此時，主席的夫人賀子珍已到西安、新疆，準備去蘇聯。主席做工作，賀子珍執意不回來。有人告訴她，別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蘇聯治病。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兒，主席望望她說：“你對我能有什么幫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務。”

“你能負担得起嗎？”主席又問。

“能，試試看。”說完，她就幫助主席打掃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凈、整齊。收拾床鋪時，不僅將床單掃凈，連褥子都掃凈，重新鋪了。這些事都是警衛員做的。警衛員都是來自農村的毛頭小子，掃不了這么干凈。

主席沒有留她吃飯，她也比較拘謹，干完活就走了。

過了兩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經過幾天又亂了。她仔仔細細地打掃一番。之后，見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動地說：“我給你縫縫。”這次主席說：走這么遠的路。留她吃了飯，才走的。

當時主席住在北門內鳳凰山麓的李家窯洞。中央黨校在延安城東北五公里處橋兒溝鎮。

不知從何時起，她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說：“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當時主席住著三間石窯洞，左邊是書報室，中間是會客室，右邊是主席的辦公室和寢室。

毛主席和江青結婚沒請張聞天

江青經常到主席那兒的消息很快傳開了。大家議論紛紛，多有微詞。中央黨校的學員們集體簽名給黨中央寫信，堅決反對主席與江青結婚。當時劉曉領導的上海市委亦打來電報反對此婚事。我記得王世英參加了簽名。當時在黨校學習的人不少都是從白區來的，知道江青的底細和為人。江青是演員，多次婚變發表于報端。而且她在獄中的表現，如何出獄的，引起人們的懷疑。中央黨校的學員們寫了兩次信，要求中央書記張聞天轉給毛主席。

張聞天是留學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黨校的學生見寫信不奏效，又派代表來見張聞天，說：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國和西方的習俗不一樣，在中國，領導人的婚姻必然影響到政治。一定要張聞天向主席轉達大家的意見。不得已，張聞天挑了一封口氣較緩和的信轉交主席。主席是不認輸的人，很生氣，決定和江青正式結婚。

不久，由主席設宴，款待大家。連張鼎丞都請去了，唯獨不請張聞天夫婦，就是因為張聞天轉了那封信。

1940年她在中央醫院生了李訥。不久，她就把輸卵管結扎了。金大夫為她做的手術。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兒也隨她姓李，名字也是江青起的。

1941年中直機關搬到楊家嶺后，江青嫌人多嘈雜，1943 年和毛主席搬到棗園去住。

整風時期，江青在中央黨校學習。主席把她交給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當時主席兼著中央黨校的校長。中央黨校審查江青的歷史，她的黨籍都有問題了。因而她比較老實。到七大之后，她才有了組織鑒定。有了結論，她非常高興，來找我。我是支部負責人。這樣她才恢復組織生活。

她的生活習慣和主席的不一樣，愛挑剔。在延安的時候，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現還是拘謹嚴己，在公開場合不露面，不敢露崢嶸，頂多就是提出要買些東西。

如做皮衣，一定要買寧夏的灘羊羔羊皮。吃藥，要從香港買。買山東的特產阿膠等等。當時國民黨封鎖我們，要辦到這些事都比較困難。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慮我黨、國家的大事上，但為了達到她個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擾毛主席的工作。為了保證主席安心工作，我們不得不滿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為此任弼時批評我兩次。

高崗陪江青出巡到綏德調查，有一段時間不在延安。我批評高崗：你把延安丟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趕快講了實話，說這是為了照顧主席，他才去的。他說：“我不能得罪她。”中央轉戰陜北時，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留在陜北。周恩來的夫人鄧大姐、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都到了河東后委，只有江青這位夫人留在陜北。她的職務是協理員，也做不了什么工作，還給機關添了不少麻煩。

轉戰陜北之后，她自認為有了政治資本。中央領導到香山后她去了一趟蘇聯，開國大典前回到北京。開國大典時，她想上天安門，毛主席不同意，她氣得要死，但也無可奈何。

她后來逐漸越來越不像話。“文革”期間她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政治局委員，飛黃騰達，不可一世，無法無天。不少當年反對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這都是江青一手導演的，這個賬應記在她的身上。

毛主席將事情想得簡單了，沒有想到江青會是這樣。主席并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情況。

毛主席對江青并不滿意。從后來公布的材料來看，從1974年起，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沒有把權交給江青，從這點證明他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偉大的政治家。

李海文：

我與師哲回憶錄

師哲是1905年出生，我是1975年跟他認識的，我認識的時候他已經70歲了。他1982年才真正地平反，然后他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毛主席說過，我們跟共產國際的關系，就是前頭不太好，跟蘇聯的后頭也不太好。他正好是中蘇關系最密切的時候，担任了翻譯。后來他就花了幾年的時間，寫了一個稿子。但是這個稿子，他沒有經過什么整理，胡耀邦批了以后就放在中央檔案館。1986年的時候，師哲已經81歲了，他得了中風，行動有點不便，但是還可以行動。他就把這個稿子交給我，他就說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他這個書出版。

當時我正好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室工作，有機會看到大量檔案。那時候我正在忙《周恩來年譜》（我是《周恩來年譜》的副主編），等到了1989年的時候，《周恩來年譜》就告一段落了，這樣我就開始給他整理這個稿子。我給他查了很多的檔案，凡是能找到的都查了，如果他記憶有誤，我就跟他直說，這個檔案是怎么記載的，你是不是有誤。一般只要我能拿出文字的東西來，他就認可。如果我不能拿出文字的東西來，他就說我的記憶沒有錯，我就尊重他（他80多歲了，很固執）。我就按他的記憶寫出來。然后在下面做一個注，我根據自己的研究說明這個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原來的稿子是按人頭寫的，就是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樣寫下來，很多事是重復的。我給他按歷史順序這樣順下來的，寫完以后，我就送給他看。看了以后，他就要改。如果他認為問題不是很大了，就改幾個字，他就自己動手了。如果認為問題比較大，他就把我找去跟我談，直到我理解為止。他記憶力非常好，他這個書里頭一共涉及六百多個人。這次出版特別好在哪兒呢？就是給這個人物做了一個索引，所以你一查哪一個人在哪一頁，你都可以查到。

他改完了以后，就把稿子給我，然后我就再找人抄清，抄清以后再送他審，所以這個書就非常可靠。后來他這本書出版以后，很多外國朋友都來找他，包括韓國的、日本的、德國的、烏克蘭的、俄羅斯的。而且日本人還給他把這個書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然后日本人還給他拍專題片，所以他一下活躍起來了。當時我給他做這個書的時候，一開始他們家的保姆就說，他這個書能做得完嗎？80多歲了。結果沒有想到，這本書出了以后這么多人找他，他特別高興。最后他活到94歲。

整理：新京報記者 張弘

新京報評論 2015-08-23 08: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