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養成現代人格，避免歷史悲劇重演

簡體傳統

當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時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話說回來，還是跟自身的人格有關系。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有獨立人格，事情其實未必有那么可怕。現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現這樣的歷史悲劇。

　　共識網編者按：

　　2015年1月，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的新書《喻園心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收錄了李培根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心靈之約等不同場合的演講文本。經作者授權，共識網特從書中摘選《閑話人格養成》一文，鄭重地向讀者諸君推薦，此處標題為編者所擬。

　　在這篇演講中，李培根提到了我們歷史中的幾種“惡”，其中有些“惡”在我們當今社會中，亦極為常見。為了避免各種“惡”的發生，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培養一種健康的現代人格。在2014年的人大會上，李培根曾提出“不要用意識形態遮蔽人格教育”，要把“人的自由發展”放到教育方針的首要位置。

　李培根

　 作者簡介：李培根(根叔)，生于1948年，湖北武漢人。1981年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于1983年赴美留學，1987年在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獲得博士學位后回母校工作。2003年12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第105期“心靈之約”講座，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學們好!剛開學,估計大家比較閑，因為今天來了這么多人。既然比較閑，那我就跟大家說幾句閑話。今天的題目就是“閑話人格養成”。

　　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幾乎古今中外的所有教育家，從蘇格拉底、孔子到近代教育家，比如杜威，甚至科學家愛因斯坦，都非常強調道德教育，而這其中人格是最重要的。咱們看古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家已經背得很熟了。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他強調教育即“生活”、“生長”和“經驗改造”。他講教育無目的論的意思是，不要只把學生培養成專業人才，道德才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終目的。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這是他的哲學和教育思想主題，要學生努力成為有德行的人。愛因斯坦是大科學家，非常強調關于倫理教育。他認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往往只是為著實用和實際的目的，過分強調單純智育的態度，已經直接導致對倫理教育的損害。”而且愛因斯坦強調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應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應該只是專家。做和諧的人，道德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講，“教育一個人的知性，而不培養其德性，就是為社會增添了一份危險。”大家體會這句話，如果一個人學了很多知識，但是德行不好，對社會的破壞是很大的。仔細想想是這樣的，那些有知識而缺德的人，做出的事情會對社會產生很壞的影響。

　　我們看一看楊杏佛，此人在民國也算是名士了。他一九三幾年就去世了，當時只有30多歲，很年輕。他有一篇文章《人格教育與大學》，我讀了之后很感慨。他講“今日為國中禍亂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階級，而在知有格而不能為人之知識階級。”這是什么意思呢?他說今天咱們禍亂的根源，不在于那些沒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于某些有知識有文化知道有格卻不能很好為人的知識階級。咱們當代的大學生以后不能成為那樣的人，說道理都懂，但又不能為之，這樣國家就沒有希望。楊杏佛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說，“故欲挽狂瀾正風俗當自大學有人格教育始”，就是說大學要有人格教育。上面這段話說的是當年民國時候，但現在我們是不是也同樣能問一問今日之大學校長、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權門，藉教育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茍全性命，以學校為逐世之山林，本無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不知道諸位同學看到這些是不是也想問一問咱們今天的大學校長、教授。當然，我也是其中一員。

　　幾種常見的惡

　　看看社會中常見的幾種“惡”，有些是歷史上給人們留下痛楚記憶的，有些是你們能感受到的。一種是“平庸之惡”。“平庸之惡”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冷漠、麻木。當前在我們的國民之中，可能包括我們大學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會上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現象，大家也能感覺到世風日下。還有的人消極處世，一方面我們能看到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問題，這樣那樣一些不好的現象，但我們不是積極、批判地去對待，甚至自己有時候也這樣，這種現象在我們大學生中時有出現。年輕的這一代物質上的東西想得太多，比如享樂主義、消費至上或是消費主義。還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等等。所以現在有些人講“年輕人之惡”，我不知道這個提法對不對，我在這里是轉述給同學們。在你們看來，我們現在年輕人中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年輕人之惡”?有人(劉洪波)提到所謂“沙粒化傾向”。他講到青年，“真正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青年是什么?是與新文化、社會思潮、社會行動力、社會理想與抱負連在一起的群體。”換句話講，青年應該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會思潮，有行動力、有抱負、有理想。他認為這種群體是與初升之陽、朝氣蓬勃的意象相連，與國運民瘼同在的群體。但他感慨現在年輕人不是與新文化、行動力、理想抱負等等聯系在一起，“從此不再有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問題”。意思是什么?他認為現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政治意義上的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的問題;不再有理想問題，只有謀生問題;不再有青年社會，只有青年消費等等。我個人認為目前沒有這么嚴重，不至于我們的年輕人都到這種地步了。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但是不管怎么講，他所描述的這種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也就是說，在我們青年中間，在我們大學生中間，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極少數的人缺乏理想抱負等。

　　再有一種就是阿倫特所言的“平庸之惡”，這種惡就比較大了。漢娜.阿倫特是二十世紀很著名的一個哲學家，是一個猶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后來逃往法國，又到美國。1961年時，她在美國聽說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從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納粹戰犯艾希曼，就向一個雜志《紐約客》請纓，希望深入報道這個審判。后來她在196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艾希曼，是二戰時期臭名昭著的戰犯，是黨衛隊的中校，侵襲猶太種族的指揮家。據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生產線每天要殺害12000人，到二戰結束的時候有580萬猶太人因此喪生。阿倫特說，“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是平庸的惡。這種惡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將人變成復雜管理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人被非人化了。人們對權威采取服從的態度，用權威的判斷代替對自己的判斷，平庸到了喪失獨立思想的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覺得這有點過于為他辯護，畢竟他殺害了那么多人。但艾希曼這種現象有很多，比如在我們國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雖然沒到屠殺的地步，但迫害事情卻常有發生。我們年輕的學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歷史，但我希望同學們在閑暇的時候能多關心關心文革那段歷史。

　　說到“從眾之惡”，文革時候的從眾之惡是很普遍的，比如掃四舊，很多文化古跡遭到破壞。再比如反日游行的時候，看到日本車就去砸。還有網絡上從眾的快意，講極端的話，覺得很痛快。我有時在BBS上看到大家的議論，有少數毫無理性，更談不上什么責任感。

　　還有一種惡是“工具之惡”。具體分為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心甘情愿地淪為別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淪為某種工具。當然多數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和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旗號下心甘情愿地淪為某種工具;還有一種就是被迫地成為某種工具，是很無奈的。但不管是哪種情況，都屬于沒有獨立人格。

　　我在這里舉幾個例子：1986年的時候，我國有三位著名人士發出了四十多封關于《“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的信，這三個人都當過右派，吃過不少苦頭，所以想開一個關于反右派”的研討會。我們某一位著名的科學家(曾經是大右派)就收到了這封信，他把這封信交給了中央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并附了自己的一段話：“XXX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與他們是不同的。”把這封信給了中央之后不久，他被增選為政協副主席。那位科學家是我從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這一行為讓我覺得很不解。如果你不愿意參加這個研討會，不管是因為不同意這個研討會的觀點，還是怕惹火燒身，你都可以丟掉這封邀請信，權當沒收到，或者找個借口推拒掉，怎么就告密呢?

　　后來我查到“監視告密”這一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很早就存在了。據說我國第一個“告密者”是商紂王時代的崇侯虎，當時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后宮，因“不喜淫樂”，被紂王殺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醬。鄂侯爭辯了幾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聽說之后感嘆了一聲。“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史記·殷本紀》)。西伯昌的感嘆并非當著紂王面，但是崇侯虎將此告訴了紂王，后來紂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發出如此感嘆，應該說這二人關系不錯，可恥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

　　這樣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們的歷次運動中都有這樣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學們可以多了解一下我們國家的歷史，包括我們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對這種歷史不了解、沒有記憶，對咱們國家沒有好處。我所說的這些，我們可以看一下幾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親弟弟曾為了表現積極，以子虛烏有的事告發了那位作家;某大畫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導致詩人聶紺弩入獄并被判無期徒刑;某著名學者被組織要求做中央某部的臥底。

　　工具之惡還表現在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種利己人格。“批林批孔”時，很多大知識分子充滿矛盾和焦慮，比如梁漱溟和馮XX，作為大學者，他們對孔子是充滿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馮XX在報紙上公開發文，由一貫的“尊孔”轉變成“批孔”，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而相反，梁漱溟始終不表態。我認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像馮XX那樣的學者，因為他當時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無論怎么講，客觀上像馮XX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在行工具之惡。

　　當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時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話說回來，還是跟自身的人格有關系。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有獨立人格，事情其實未必有那么可怕。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某種特定的時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發現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們自己的獨立思考，并不順著桿子往上爬，也沒有發生什么事情。尤其是現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現這樣的歷史悲劇。

　　還有“損人利己之惡”。錢理群這句話大家應該都熟悉：“現在一些大學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們身邊也有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見有東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個位置半天都空著。我們仔細想想，其實這也是損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東西擱在那里實際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費學校的公共資源。還有就是類似于告密、諂媚、讒言之類的，我不知道同學們之中有沒有這個現象。尤其是對于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等問題，如果你對一個同學不滿意，直接跟他講，用正確的方式，當面批評。而如果不提醒他，卻在領導那里告發，我不提倡這種行為。

另外一種是“痞子之惡”。一位年輕人，摸了寵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個人看了另外一個人一眼，被打成重傷。

　　還有“人格分裂之惡”。清華大學劉海洋把硫酸潑到狗熊身上;長沙某高校的學生與班上兩名女生發生戀情，造成感情糾葛，后來把其中一個女生殺害，并且碎尸、拋尸。

　　接下來說說“濫用權力之惡”。如某縣建設局局長，竟因家中的一塊瓷磚被農民損壞而串通交警部門對其開出一張巨額罚單。大家耳熟能詳的薄熙來和王立軍也是濫用權力的典型。我們一位校友是中國電子集團下的某公司董事長，他們公司是目前中國生產安防產品的最大公司，當年重慶政府就用他們的安防設備。他告訴我，在為重慶公安局安裝設備時，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軍，由于安裝噪音，幾位工人遭到王立軍的訓斥與責罵，當時安裝人員爭辯解釋了幾句，最后被強行帶走。最后，在電子集團高層介入后，幾名工作人員才得以釋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王立軍等人竟因這點小事而濫用職權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來事件可以很容易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更嚴重的惡就是“專制之惡”，那可是大惡。前不久金正恩處死張成澤，引起了軒然大波。金正日葬禮上扶靈的七個人大多已被整肅，真可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當今社會的惡我們或許已經親身經歷，歷史上的惡我們也有所耳聞，那么我們需要思考：有一些惡在法律上是難以懲治的，但我們該怎么去避免這各種各樣的惡?如何避免平庸帶來的惡?又怎么去避免我們自己可能存在的人格上的“平庸”?大學生都應該去思考，如果我們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人格，那么實際上也不容易形成專制的土壤。反之，我們的國民中，如果很多人都有著不健康的人格，那么在這樣的土壤上也很容易形成專制。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份責任，人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現代人格的主要成分

　　現代人格的主要成分，大家從一些書上可能有所了解，比如心理學把人格劃分得很細，而我今天講我們大學生主要需要的三個方面：法權人格、政治人格與君子人格。

　　法權人格，核心就是人的基本權力，人生而平等。我們要理解與尊重人的生存權，從西方啟蒙時代開始那些思想家就在追求自由、平等，馬克思也強調自由、基本的人權、人的尊嚴等等。

　　今后你們一部分人可能從政，即使不從政，但是對從政的人要要求他們具有什么樣的政治人格。有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老領導反思，覺得共產黨也要講政治倫理。以前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落到那樣的下場，這是毫無政治倫理的表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喪失政治倫理的事例太多了。

　　曼德拉

說到政治人格我想拿一個人作為例子——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我發自內心地敬重這位偉大的人。在南非的土著中，他算是出身高貴的。他坐了28年的牢，一般的人，哪怕是很有才華的人，坐28年牢后出來，都很難想象會變成什么樣子。但是曼德拉坐牢28年，期間受到很多非人的待遇，他堅強的意志一直支撐著他，真的令人佩服。他請求監獄為他在院子里開辟一塊小菜園，并且堅持鍛煉，做俯臥撐等等。這還是次要的，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出獄之后，說過這么一段話：“當我走出囚室邁向通往自由的監獄的大門的時候，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實仍在獄中。”他很清醒，就是一定要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如果出獄了想的就只是要報復之類的，他認為這會使自己的心仍然在牢獄之中。他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奪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見和短視的鐵柵囚禁著。”

　　政治人格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曼德拉說，“我為反對白人統治進行了斗爭，我也為反對黑人統治進行了斗爭，我懷有一個界定民主與自由社會的美好理想，在這樣的社會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處，有著平等的機會。”這也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人格中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幾千年前，管仲就講過：“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另外，政治人格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理性，然而現實卻恰恰有許多非理性的事。大躍進的時候，我讀小學，雖然很小，但那個時候我已經能看到很多非理性的事情。農村把家里的鍋什么的都砸掉去煉鋼鐵，然后講我們煉出了多少鋼多少鐵，太荒唐了。文化大革命，那更是非理性。非理性就很可怕。今天朝鮮的金正恩，現在聯合國說他反人類，前幾天聯合國文件還在講這件事，大體意思是金正恩對朝鮮的反人類罪是負有直接責任的，這是肯定的。而我們講曼德拉、甘地等，這都是理性的代表。理性就會有民主，會有寬容。當然政治人格的理性還會影響到社會，理性當然會符合社會和自然規律，也會有利于競爭發展，這也是社會和諧的象征之一。

　　還有一方面的政治人格是忍讓。鄧小平是忍讓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曼德拉的忍耐是另外一種，我覺得他是很理性的。當然，咱們中國傳統文化里有一種忍耐，我不太提倡。舉個例子，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的弟弟要去做官，婁師德就問他：你要去為官，是不是準備好了?他弟弟說：我準備好了。他說：你怎么準備好了呢?婁師德的弟弟就講：別人要是往我臉上吐唾沫，我只是把唾沫一擦，不去跟他一般見識。婁師德說：這還不行，你不要擦，就讓那個唾沫自己干掉。這個，有點太過了。還有韓信忍胯下之辱，勾踐臥薪嘗膽，這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故事。

　　政治人格需要大氣。曼德拉很大氣，這種大氣是政治家非常寶貴的一種品質。不說政治家，就是一般的領導，也要大氣。我講歷史上一個顯示大氣的故事。吳越王戰敗的時候，宋朝皇帝趙匡胤的臣子就告訴他，吳越王是有謀反證據的。后來吳越王去覲見宋太祖，太祖很客氣，還交給他一封信，說這封信現在不要打開，回家了再看。吳越王離開的途中，打開一看，信上寫的全是他謀反的證據，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那講的是事實，但是趙匡胤卻禮遇他，沒有殺他，他很感動。所以，后來趙匡胤的寬宏大量就使得吳越王非常忠心。所以有時候，大氣是很有用的。另外一個是李世民的例子。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靠政變上臺，他以前不是太子，太子本來是李建成。政變之后有人向李世民告發魏征，說魏征以前參加過李密和竇建德的起義軍，李竇失敗之后，魏征就在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并且他還勸李建成要殺掉秦王李世民。這樣看魏征顯然是李世民的仇人。然而后來李世民用了魏征，而且魏征經常敢于直言。李世民講，“魏征往者實我所仇。”就是說過去魏征的的確確是他的仇人，“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怎么理解呢，就是他跟李建成的時候，為李建成盡心，這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李世民是這樣理解的，魏征每犯言勸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而魏征也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所以說大臣敢不敢說實話，關鍵看領導。彭德懷說了實話，結果如何?所以大家都不敢說實話了。

　　第三個方面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儒家等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最核心的就是“忠恕”思想，忠心為忠，如心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等，我覺得這是傳統文化中很光輝的地方。君子講究仁，仁的本質是什么?“愛人”與“孝悌”、“克己復禮”。順便說一下，學者們認為禮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古人強調做人要知恥，有羞惡之心。龔自珍說“士皆知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前幾年，胡錦濤講八榮八恥，如此普通的東西為什么仍然要總書記去講呢?大家要理解這良苦用心，因為當今社會上，不知恥的人不在少數。尤其讀書人更應該知恥，讀書人都不知恥，國之大恥。

　　君子人格講誠信。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在誠信這方面我們與西方某些國家相比顯得遠遠不足。并不是說西方什么都好，只是說我們在某些方面文明程度的確不如人家，誠信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曾說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誠信，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很難想象，如果誠信缺失，中國能夠崛起，能夠成為工業化、創新型國家。

　　現代人格養成之關鍵

　　最后一個話題，我說一下現代人格養成的關鍵，或者說我們怎么去養成現代人格。我分別從下面幾個方面去談。

　　懂得人的意義。這涉及到我們的價值取向是什么，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是什么，我們還得尊重別人的價值，真正人的尊嚴在哪里?獨立、自由本身就是人的尊嚴。當然如果基本的生存都成為問題時，不會顧及什么獨立自由。但大家想一想，我們僅僅吃得飽穿得暖就有尊嚴嗎?不是的。懂得人的意義還得愛自己、愛別人。我看到澳大利亞一個重度殘疾人，尼克-沃爾齊克，他的事跡令人感動。他說他愛自己，他已經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總是想自己為何與別人不一樣。他說：“不要想自己沒有的東西，多想想自己擁有的東西”“我不過是比別人少了一點身體的零件而已”。他活得非常有尊嚴、有價值。前年他到武漢做過講座，現在他也算世界上一個有名的人。

　　對我們大學生來講，要懂得人的意義，最好業余讀一些書，比如說雅斯貝斯的《生存哲學》，就是從更深、更高的層次去理解人的意義、活著的意義。雅斯貝斯的《生存哲學》主要有三個部分，一部分是存在論，一部分是真理論，還有一部分是現實論。《生存哲學》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和價值體驗。比如分析什么是人的自由存在。這個自由存在很重要，哲學是以一種科學思維所無法達到的思維方式來把握自由存在，使人自由或者說使“我”回到自身。我在學校里講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目的是希望學生自由發展，讓同學們更好的成為你自己。雅斯貝斯講實現人的自由或者使“我”回到自身，那么生存的真理就是突破一切世俗的存在，發現我自身以及你的自由存在是什么。當然哲學這個東西有時不是一說大家就能很明白，但我覺得你們有時間看看，哪怕似懂非懂，多少是有點好處的。人是有限的，但是要超越有限去達到無限;人是暫時的，但是又期待超越暫時去達到永恒。當然，人們在超越世俗世界的同時，又必須在世俗世界中才能實現自我。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這個世俗世界，但是，你又要試圖在相當程度上去超越世俗世界。我覺得只有這樣，你才能去體驗人活著的真正意義。

　　再一個話題呢，我講一下人格與事業。這就不那么抽象，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在自己的事業當中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時你也要以健康的人格去成就你的事業。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澀澤榮一，這個人可以講是“日本近代工業之父”、“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他在日本名氣很大。1867年時他到法國參加巴黎世博會，感到西方列強與日本之間有強烈的反差，比如法國的政府官員與商人之間沒有什么高低之分，他們關系是很平等的。但是日本不一樣，日本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點相似，日本幕府、官僚、武士與商人的社會地位天壤之別，商人見到幕府、官僚、武士無不點頭哈腰。中國直到今天，很多做得很大的企業家見到官員也是點頭哈腰的。澀澤榮一那時痛切地認識到要想使日本興盛起來，就必須打破官貴民賤的舊習，排除輕商賤商的思想。

　　那么，他是怎樣在事業中完善自己的人格呢?他有一本書叫《論語與算盤》，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們也學論語，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縮小論語與算盤之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我讀到這些很有感觸。論語里頭講很多東西，那是談為人處事的，如仁、君子等等。一個日本人把論語和他的事業結合起來，顯然驗證我開始講的那句話。一個健全的人格可以幫助自己的事業變得輝煌，人也在事業中感悟并完善自己的人格，這就是事業與人格的關系。同學們畢業之后走向社會，你們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從商從政，都有這個問題。雖然澀澤榮一是講論語和算盤，算盤代表商，但你做別的，作學問、從政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要讓健全人格成就事業，同時在做事業的過程中不斷使自己的人格完善。

　　再說一個人，李嘉誠，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個人。他創業初期的時候，資金非常少。他早期做的是塑料花生意，開始的時候，有一個外商要大量訂貨，需要有富商作担保，李嘉誠跑了幾天，也沒找到担保人，于是他以實相告。那個外商看他這么誠實，決定不必担保就和他簽約。但李嘉誠講：“雖然先生你這么信任我，但我還是不能和你簽約，因為我的資金真的有限。”外商聽完后不僅和李嘉誠簽了約還預付了貸款，幫他解決了流動資金的問題。所以這一筆生意為他奠定了后來發展的基礎。李嘉誠的成就不是靠忽悠別人，而是靠真誠，這是人格的力量。

　　另外，我覺得人格養成很重要的一方面在獨處中練就。大凡優秀的人都善于獨處。一方面同學們要善于與人相處，人是社會中的人，不可能不和人來往。我們要善于與人相處、與人協同、與人合作，但是每個人畢竟都有獨處的時候，是否善于獨處也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個人的素質。或者說你獨處的時候可以干什么?當然獨處的時候我們可以干很多事，比如說讀一點書，這是很好的習慣。但是獨處的時候，練就自己的人格更重要。孔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的時候，總是在獨處的時候。曼德拉說：盡管我是一個喜愛社交的人，但我更喜歡孤獨，我希望自己左右自己，自己做計劃思考。還有四書五經中的“慎獨”一說，大學里說“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意思是別人看不見的時候，有的人會做一些不好的事，而在人前則會隱藏他們不好的一面，這某種意義上是人性使然，但絕非君子所為。真正的君子在獨處的時候更要審視自己的人格。中庸里頭有段話講得很好，“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就是告誡人們，別人看不到，聽不到的時候，我們做事情都要謹慎、講道德，所以獨處的時候是考驗自己道德的時候。另外呢，獨處的時候，仔細思索更容易有自知之明。仔細想想，你會發現只有獨處時才能夠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別人不難，難的是認識自己。曼德拉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后來當了兩年時間總統，就辭去了非國大的主席，舉薦姆貝基担任總統。這在當時是令整個國際社會感到震驚的一件事。真有自知之明啊!

　　我認為人格應在現代科技發展中升華。為什么講人格會扯到科技發展中呢?我想還是有關系的。比方說，能源環境與人的生存關系，生態倫理也是現代人格中間的一部分。你雖然對霧霾沒有什么辦法，但是不等于說我們在生態倫理方面一點事都不能做。其實每一個同學都可以做一點點事情，我舉例子，比方說：水，盡量節約一點;電，盡量節約一點;紙張，盡量節約一點。這都有關系。我們想想，生態倫理應該成為每個公民人格中的一部分。哪怕在賓館中，我離開房間時一定會注意關燈，這是很小的事情。我不關燈不會多收我一分錢，關燈不會獎勵我一分錢，但我絕不會因為得不到獎勵就不關燈，我覺得這總有一點好處。我們都是普通人，做不了大事，小事還是可以做很多的。

　　還有科技中的以人為本，這方面東西太多了。我提到過比爾·蓋茨搞的微軟“創新杯”，就是資助世界大學生的科技創新活動。他強調大學生要關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很多主題都是以人為本，他就把以人為本和科技創新活動聯系起來了。所以我覺得比爾·蓋茨這樣做也是現代人格的很好體現。

　　再一個呢，我希望大家關注一個問題，就是要對科技發展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人文拷問。我最近在中國科學報上面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叫俞強的先生寫的，在2013年12月16日的《中國科學報》上，兩個月前讀到的。他講怎樣把“智基因”和“勇基因”放在一個人身上讓他成為智勇雙全的人。生物學上有一個現象叫基因連鎖，就是“智基因”和“勇基因”同在一個染色體上，并且很靠近，在精卵細胞分裂的時候，智勇兩基因會同時存在于一條染色體上，并傳給下一代。當人類對智勇基因很清楚，知道怎么把智勇基因放到一起，世界上智勇雙全的人就多了，到那時，每一個國家的領袖都是哲學家加政治家。“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實現，世界和諧的理想國就一定會實現。這，就是文化生物學的社會學意義。我不知道大家聽到這個有什么感覺，我認為這似乎不是人類所需要的。當然我不懂生物學，但我相信，即使他講的基因連鎖在技術上都是可以實現的，但我顯然不相信到那個時候“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實現，世界和諧的理想國就一定會實現。有這個可能嗎?不可能的。所以說，我覺得對科技發展，尤其是生命科學發展，還包括人工智能等等之類的，就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進行人文拷問的。前面提到我們要懂得人的意義、活著的意義，那我問一個問題，某些科學家所描繪的世界是值得我們生存的嗎?比如說女人不生孩子的世界，智勇基因什么的，同時還有理想國等等，我覺得那本身就是違反自然的。我們某些科學發展，它的意義到底何在?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講人的意義、生存意義，生存在這樣的世界上是不是有意義的?

　　當然人格的養成，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別人的關系，我們要養成自己的現代人格，也要在與別人的關系中練就我們自己的人格。這個我今天就不講了，下一次有機會再給你們講“我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