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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德國作為“二戰”的挑起國，自己也在戰爭中受到嚴重懲罚。戰后，德國建立起建立了反省戰爭的系統機制，使國家逐漸走向正常化。

大力推行“非納粹化”運動

被希特勒迫害致死的反納粹烈士紀念廊

準確的說，“非納粹化運動”并不是德國自我產生的，而是在美英蘇法四大盟國占領德國后推行的運動之一，但卻開啟了德國的正常化道路。

具體的措施有：

1、對納粹主要戰犯和組織進行審判。

其中最著名的是紐倫堡審判，法庭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對戈林、里賓特洛甫等24名主要罪犯進行了審判和處以嚴刑。紐倫堡審判后，各占領區還進行了較低級的審判。

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八分之一的人在紐倫堡審判前對納粹主義的邪惡并不知情”。而在判決結論宣布之后，有數據顯示“一半的人認為他們更多地意識到集中營的不人道”。由此來看，紐倫堡審判確實教育和震撼了德國人民。

2、廢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決議。

查禁和摧毀了所有納粹黨團組織，嚴禁法西斯組織重新活動，清洗了盤踞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的重要崗位上的納粹分子。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國精英人士填補各級領導職位。

3、戰爭結束后，盟國首先對教育領域進行了“非納粹化”。

暫時關閉所有教育機構和學校，對原有教師進行清洗。盟國幫助培訓了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師，編寫了新教材。各州憲法中規定，教育權利人人平等，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民主精神。

有關非納粹化的評價，學術界向來是褒貶不一。有學者認為，它“未能實現任何其先前設定的目標。”但不可否認，非納粹化運動代替了德國從未發生過的革命。確實在戰后德國人思想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開啟了德國人對二戰的表象性反思。

知識分子的担當

二戰后，知識分子承担起恢復德國人感知能力的責任，在文學、哲學等領域非常突出。

被譽為“新德國精神導師”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對戰后罪責反思以及民主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呼吁民眾主動地正視個人罪責而不是無視，主動地為納粹罪行承担責任而不是被動或沉默，啟迪了德國人對納粹的反思與檢省。

對法西斯的反省是德國文學的主流話語，揭露法西斯罪行是作家創作的主要題材。德國作家對二戰歷史的發問和反思一直沒有停止。

曾獲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海因利希·伯爾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德文學的代表。他創作的膾炙人口的作品《流浪人，你若來到斯巴……》、《亞當，你在何處？》、《九點半鐘打臺球》都與法西斯有關。

他的作品燭照當今，提醒身處戰后“經濟奇跡”的德國人不要忘記歷史，要勇于反思。

曾獲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代表作《鐵皮鼓》）也與二戰有關。他從德國人的小市民從眾心理角度解釋了法西斯主義為什么能在德國猖狂肆虐，借此抵制民眾對納粹歷史的回避和遺忘。

《鐵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二戰后德國反思文學形成了三個特點：

第一，通過戰爭場面的客觀描述揭露戰爭殘酷和慘烈；

第二，通過描述受害者的悲慘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國法西斯主義帶給世界人民的苦難；

第三，通過追溯和回憶，反思納粹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應當承担的責任。

不僅在文學領域，哲學領域的反思也沒有停止過。在90年代統一后的德國，由美國哈佛大學的副教授哥德哈根發表的《希特勒的志愿劊子手：普通德國人與大屠殺》一書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后被稱為“哥德哈根辯論”。

這個討論將德國人反思關注點由參與戰爭和納粹統治的群體轉向了普通人，這是阿倫特“平庸的惡”問題的延續。

德國人在這些研究和討論過程中認識到要警惕人性中存在的惡，人性中的惡在惡的制度環境下會無限放大，因此建立何種制度環境與公民責任密切相關。

德國影視作品中也不缺乏德國人的反思。

進入90年代以后，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并舉行討論。

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努力，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

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再現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

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臺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后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

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

后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

政府推進反思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

德國政府在推進反思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1949年5月8日聯邦德國議會委員會以絕對多數贊成票通過了《基本法》。《基本法》的第一部分里，列舉了公民所享有的民權和政治權利，而且權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有權起訴，這是對納粹國家侵犯個人權利的直接回應。

立法者們還鼓勵爭論和強調法制，前者在于保障國民的自主參與，后者則致力于國民有序參與政治而不失混亂。政治重建和民主設計是西德“清算納粹過去”、反思納粹歷史的重要表現。

德國最高領導人為推進德國反思更是不遺余力。

德國二戰后的領導人雖然不斷更換，但每屆領導都承認戰爭責任，并且一些領導人還用自己的方式對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

自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到1995年統一后德國總理科爾再次跪在二戰死難者紀念碑前，再到2013年大屠殺紀念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對納粹罪行負有‘永恒責任’”，這些都表明了德國領導人對于納粹統治及屠殺行為的反思態度。

而德國人在每年5月8日的二戰紀念日都會舉行集會游行等活動，同時，他們也會到紀念館或博物館進行參觀。

德國領導人積極的反思態度贏得了其他國家的認可，這種認可又反過來體現在對德國民眾反思的信任上，從而為反思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空間。

戰爭雖然結束，但德國對戰犯的追溯和對受害者的賠償卻沒有結束。

2013年9月4日，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德國負責調查二戰時納粹戰爭罪行的司法部表示，一共調査了49名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守衛，其中30人應該被起訴。

在二戰結束將近70年的時間里，這種追捕一直沒有間斷，盡管有人質疑這種追捕是否還有意義，因為這些被起訴的人很多都己走到生命盡頭，但相關追捕負責人也回應，年齡并不能成為他們逃脫罪責的擋箭牌。

與此同時，德國對于在二戰中受害國家和受害者進行了巨額賠償。據報道，“到2002年，德國賠償金額達到1040億美元，它每年還繼續向10萬受害者賠償6.24億美元的養老金”。

反思從教育做起

在德國公民教育中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群體之一就是學生。

德國學生在歷史課堂上

對于學生這個群體，反思的實施主要是通過設置課程來實現的。涉及反思的課程主要是政治課和歷史課，歷史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納粹的統治，樹立正確的二戰史觀，而政治課建立在歷史課基礎上，以歷史的眼光引導學生關注與參與現實和未來政治。

為了保證全國政治教育中反思的整體效果，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長組成了聯邦文化部長聯席議會，討論政治課和歷史課的教育內容和教學要求。

在這些要求中，知識要求里包含需要讓學生認識政治制度體系中的歷史真相，并作出相應的評價，教學內容的選擇需要將歷史、現實和未來緊密聯系，引導學生形成歷史感。

在其能力要求中強調學生要掌握關于人權、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的知識并理解這些內容。

在德國學校歷史課中，納粹歷史，特別是大屠殺歷史是其重點內容，在德國教育法中明確規定，德國歷史教科書必須包含足夠分量的納粹歷史。

在審定歷史教科書的時候，發現教科書中沒有足夠分量的納粹歷史內容的介紹，那么教科書在審定中是不會獲得通過的。

教科書制定中除了強調納粹時期歷史所占比重要符合一定要求外，還強調要從多角度來看待這一歷史時期所涉及的問題。

在歷史課的知識考察中，對納粹獨裁統治時期的歷史也沒有忽略和忽視的傾向，而是明確把20世紀德國的民主與獨裁歷史作為重要考察內容。

在歷史課能力要求中指出要有“在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對歷史事實和問題給予評價的能力；對歷史事件、過程和結構的現實意義加以辨析和描述的能力”。

其中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要有“對史學家的評述加以評判的能力”。也就是說在反思過程中，可以提供各種檔案材料和史評，但是引導學生不停留于或不受制于已有的材料和評論，鼓勵學生能夠不斷將反思加以再反思，使反思更加深化和徹底。

結語

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說：

“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反思自己在過去的作為和不作為。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可以讓后代不重蹈覆轍。”

德國人對待沉重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共識網 花滿樓 2015-08-23 08: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