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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安徽績溪上庄村人。

1910年（18歲）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25歲）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58年臺北，胡適、蔣中正合照

胡適墓誌銘

他曾歷任：1917年（25歲）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27歲）北大代理教務長、1922年（30歲）北大教務長、1932年（40歲）北大文學院院長、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1938（46歲）中華民國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6年（54歲）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1957年（65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南港）院長等職。胡適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年表

1891年12月17日未時生於江蘇川沙縣（今上海浦東新區）。
1893年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隨著母親離開臺灣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庄，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終於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約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創辦《努力周報》。在《努力周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p128)
1937年77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一華一民一國一政一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赴美國，發表《共一產一黨一統一治一下決沒一有一自一由：跋所謂陳一垣給胡一適的一封公開信》[2]，旅美時，與張一愛一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一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後其負責人雷一震被捕，胡一適一度受到株連。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北南港。

思想與學術
 
胡適（右）和胡先驌[1]（左）合照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3]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政治主題
檢 • 論 • 編 • 歷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4]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來源請求]

《嘗試集》出版後，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來源請求]。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來源請求]。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見胡適文存三-廬山遊記─p171）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5]，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來源請求]，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6]。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647至653頁）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參胡適文存三「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82頁）

孔子研究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

「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故...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見胡適─容忍與自由─1959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國雜誌）

新詩

胡適最為後人所傳誦的新詩有：

1923年12月24日（32歲）所寫的「秘魔崖月夜」： 這首詩曾被民歌手蘇來譜成曲，由包美聖主唱。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1924年（32歲）所寫的：「多謝」

  多謝你能來，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過神仙生活。
  匆匆離別又經年，
  夢裡總相憶。
  人道應該忘了，
  我如何忘得了？
1924年（32歲）也是微雲—胡適作詞 趙元任譜曲

  也是微雲，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游伴，只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害我相思一夜。
傳說以上三首新詩都是胡適為了他的嫂妹--中國第一位農學女教授曹誠英（曹佩聲）所作。

1920年10月10日 夢與詩（收錄於嘗試集）作曲:張弼-銀霞演唱

  醉過方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 胡適--舊夢

  山下綠叢中,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
上面這首胡適的新詩曾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改編成:「何年何月再相逢」 -- 鄭麗絲演唱 作詞：皮羊果　作曲：羅萍

  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
  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湧
  繁華綠叢中　又見鴻雁飛過
  驚起我的舊夢　往事心頭湧
  遙想當年舊情濃　相識無人懂
  今日相聚　何年何月再相逢

蘭花草 作詞：胡適　作曲：陳賢德/張弼　主唱：銀霞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　苞也無一個
  轉見秋天到　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顧惜　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開　能將宿願償
  滿庭花簇簇　添得許多香
胡適.老鴉(收錄於嘗試集）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饑。----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晚年
 
1958年臺北，胡適、蔣中正合照1947年1月24日，蔣中正想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8頁）

1948年4月3日，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行政院，所以想叫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行政院長，胡適也同意了，但蔣中正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他選總統而變卦。（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24頁）

1948年12月，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

1948年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大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宛機場上了飛機。夜裡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61至2063頁）

1949年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船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內戰問題尋求美方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共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83、2092、2097頁）

1949年6月19日，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095頁）

1950年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見(中國時報網站）─黃清龍(前中國時報總編輯）-胡適與蔣介石、毛澤東-2008-01-02 05:30 ]

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見唐德剛─胡適雜憶─風雲時代出版─74、75頁）

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臺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臺大醫院療養，隔年1月出院。
 
胡適墓誌銘1962年2月24日，於臺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

影響

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7]，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毛澤東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因為胡適的提議和倡導。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季羨林不是胡適的學生（他的老師是陳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林語堂在其留學中，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是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的，等他回國從飛機場下來的時候，口袋裡只有1毛錢。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專家周質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並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於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見周質平─胡適叢論p21)
雷震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曾經是蔣中正施行獨裁、箝制言論自由的極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中正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請胡適來領導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臺灣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成立，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自由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權運動。
1930年代前期，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的論爭。
1941年在美國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1948年9月發表《自由主義》。
1949年《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

評價
 
胡適墓胡適雖然掀起新文化運動，卻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雖然一生恪守中國傳統文人道德，卻受西方文明洗禮，蔣中正的輓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

「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主要論著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於《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於《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於《每周評論》第31期）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遊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於《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於《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譯《短篇小說》（193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後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遠東，1953年）
著《南遊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編《臺灣紀錄兩種》 （1951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臺北，自印本）

家庭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臺東直隸州知州，著有《臺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於廈門。
母親：馮順弟。
妻子：江冬秀。由胡適其母包辦。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興起後，胡適並未像其他青年一樣毀掉婚約，而是繼續維持，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1917年成婚。
長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女兒：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國大陸，1954年被迫與胡適斷絕父子關係，但仍被鬥爭，後於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

相關條目

新文化運動
白話文
問題與主義論戰
胡適公園
中西文化論戰

參考文獻

1.^ 胡適雜憶（增訂本），唐德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ISBN 7-5617-1799-7，第40頁
2.^ 見蕭啟慶《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台北：聯經，2008）頁399，ISBN 978-957-08-3228-0
3.^ 見胡適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載《胡適言論集》甲編，華國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頁。
4.^ 魯迅《墳》論照相之類
5.^ 《神會和尚遺集》：「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6.^ 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關於中國唐代禪宗史研究近七十年來的爭辯與發展〉
7.^ 余英時曾表示：胡適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化約論（reductionism）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所以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認定古代並沒有什麼「名家」，因為每一家都有他們的「名學」，即「為學的方法」。後來他更把這二觀念擴大到全部中國哲學史，所以認為程、朱和陸、王的不同，分析到最後祇是方法的不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法論的觀點」）

胡適(適之) 2010-07-31 18: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