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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入話題，我先引述一段我的舊文。

　　2008年，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一篇標題為《中國的強大與軟弱》的文章，指出：許多人認為問題是中國仍然是共產黨專制國家，侵犯人權（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忽視公民的權益。說到西藏問題和鎮壓法輪功問題，這當然是對的，但是當今中國更大的問題來自于這個事實：中國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過分軟弱，根本無法保障人民的權益。福山舉例說：大量出現的侵犯普通中國公民權益的事件出現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層級的政府上面：農民的土地被征用，卻得不到公正的補償，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廠干活，非法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福山的解釋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獨特道路是1978年以后由鄉鎮企業帶動的，地方政府被給予自由來建立企業，進入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這些政府機構取得很大的成功，許多（人）發了大財，勢力強大。他們和私營開發商和公司串通一氣，創造出類似于英國工業革命早期魔鬼工廠那樣的悲慘條件。中央政府通過一切手段試圖嚴厲制裁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這樣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提供就業機會和稅收。中國共產黨很清楚自己騎虎難下。每年都發生數千起社會抗議性的暴力事件，每個事件都被當局控制和鎮壓下去了，但是他們似乎沒有辦法控制（產生）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福山得出結論：民眾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承擔責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而這個中央政府必須十分強大，足以強制地方精英遵守國家的規定。福山進一步強調：國家軟弱（會）傷害到自由的事業。

　　從一般學術觀點上來說，不能說福山的論述沒有道理，但是這個人在對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家的觀察中，顯然過于表面化了，或者說太倚仗中國以外的經驗了。在一部分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中，這是一個通病，這個通病導致某些人很弱智。如果福山是一個浸淫在中國歷史文化與現實中的人，如果福山同志和我們一樣在當下體制中存活，我想他會質疑自己的觀點。

　　這里涉及幾個重大問題：中央政府真的很軟弱嗎？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政治結構比喻為制作精良并有效運轉的機器，那么，這部機器的動力源究竟在哪里？它是以怎樣的方式傳送動力的？在動力傳送的過程中，哪些動能被耗損了，哪些動能被加強了？針對這些問題，我寫了《權力的動力傳送》（2011-1-7）一文。我認為，中國金字塔形的政府權力結構決定了中國中央政府一定是超級強大的，我們的日常經驗早已經見證了這一點。為此我論證了作為政治系統動力總成的國家（中央政府）是怎樣通過一整套復雜的權力運作機制來確保政治系統的有效運轉，即國家是通過怎樣的機制讓下一級權力保持對上一級權力忠誠，從而維護其超級強大的。我歸納出了保障這種結果的三種政治機制：一、組織人事任命機制權力對權力的篩選機制；二、社會特權保障機制權力對權力的關照機制；三、物質精神利益分配機制權力對權力的激勵機制，并分別做出了詳盡的分析（詳細觀點請參照拙作《權力的動力傳送》）。

　　直到現在我也不悔悟我的這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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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就在想，福山是一個很有洞察力的學者，在中國問題上怎么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呢？想來想去也就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世界對于西方學者來說，是理念的內容或者說思維的對象，就像是一個畫家面對遠處的一片山野，山野是他的客體，雖然他對于山野也會形成自己的見解，在潑墨暈染之間，也能夠把精氣神準確地傳達出來，但是在另一個層面，譬如在最直接的知覺層面，他就一定會缺失一些東西，比如，他一定無法感知山野中的寒冬酷暑，無法感知交替出現的風雪雷電，無法感知令人窒息的毒霧和陰霾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山野中的局部或者說細節出現某種程度的誤讀甚至曲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際，不是還有人點燈耗油地論證中國目前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制度和嚴密控制思想的文化制度的合理性嗎？倘若美國有一個家伙突然瘋掉了，寫文章鼓吹說全世界都應當走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文章甚至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被中央電視臺邀請到臺子上侃侃而談，你也沒辦法，正是所謂林子大了，什么鳥都飛，你總不能砰的一槍把狗日的打下來。

　　前幾年就有這樣一個家伙，在中國高層人物中間竄行了一段時間，然后寫了一本關于中國的書，叫什么他改變了中國，在一向嚴格管控書籍出版的中國，這本卻受到了輿論控制部門的鼓勵，不但大行其道，而且甚為暢銷！我不記得有什么人來反駁這個來自美國的東東，大概是輿論控制部門不允許吧？這就等于讓這位胡說八道的洋東東騎在中國人民頭上拉屎撒尿，你作為屁民卻沒有任何辦法，你只能濕淋淋地忍受著。

　　推而論之另一件事，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對作家行使意識形態管控功能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我認為同樣也是源自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讀，具體說來是對中國文學的誤讀。他們忽略了潛流在國家正統文學之下的真正具有精神建構意義的文學的大面積存在，忽略了具有獨立品格的作家的堅守，沒有看到他們的作品不能被出版，無法走進公眾視野的困境，相反，卻順從了極權專制主義對精神事物的價值尺度，在官方文學中找到了一個具有非官方色彩的文學樣本供奉了起來。

　　我這樣說，完全沒有輕視莫言作品的意思，我只是說，在我們這塊陰沉沉的土地上，有很多沒有獲得中國作家頭銜的中國作家，在用信念乃至于生命堅守著文學的品格，寫出了很多非常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精神品格遠在所有被官方支持和縱容的作品之上，然而它們無法進入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成員的視野，原因很簡單：這些活得很舒適的洋人不可能像中國普通人那樣感受中國的社會現實，他們也不可能用中國普通人的眼光和角度審視中國的文學現實，他們不太可能艱苦費力地沙里撈金，去閱讀就連出版都遇到巨大困難和阻遏的作品，去發現沒有進入公眾視野的孤獨地進行文學寫作的中國作家，他們做到目前這個樣子已經很不容易了，他們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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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一位文學界的朋友深夜打電話問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了兩句話：第一，這件事具有積極的正面的意義，因為這畢竟意味著世界把目光轉向了中國文學；第二，中國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這位朋友不理解我的第二句話，其實在這句話中，我表達的是這樣一種觀點：無論在政治、經濟領域還是在文化領域，我們都不能指望西方決定性地改變中國現實，他們辦不到。他們辦不到不是由于他們不想辦到，而是由于他們氣力不逮你就是把阿倫特請到中國，面對如此龐雜的中國現實，她能做什么呢？她只能抖動著那條極權主義的線，說：審視和解決中國問題的秘訣就在這里。別的她什么也做不了。同樣，你把羅爾斯請到中國，他除了聲言自由與正義是社會最高的善以外，同樣也什么都做不了。做就是行，是知的遞進，這樣的事只能由中國人來完成，冠冕堂皇的話是：只有中國人自己才有資格、有能力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重任。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我上面論及的內容了：在對具體的社會現實的關照中，西方學者的觀察與我們從感同身受中形成的見解往往有很大的差異，隨著中國社會矛盾像火山熔巖一樣聚集，隨著可以預感到的歷史事件很有可能隨時在某個時間節點上爆發，在具象的觀察上，這種差異只能會越來越大，我最近讀到一些（有的甚至是很著名的）西方學者論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現狀的文章，常常發出這樣的感嘆：這個人基本上是一個傻瓜。

　　傻瓜很容易犯錯誤，具體到前面議論的話題，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這次的確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他們在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書寫了平庸乃至于失敗的一筆。中國官方和民眾對這件事的看法為什么會大相徑庭？這件事為什么會在中國引起大面積爭論？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沒有任何人比中國人自己更有資格評判中國文學，中國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所有當代事件都會成為歷史事件，我相信，當歷史大潮漫卷過中國這塊晦暗未明的大地的時候，當歷史站出來質證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中國文學的時候，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那些先生們也許才會承認，他們確曾做過一件很讓人羞愧和懊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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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說我們被山野籠蓋，很難看到它的全貌，而與山野保持一定距離的西方思想家卻能夠看清它，他們告訴了我們山野的全貌和山川的走向，這就是波普爾、哈耶克和阿倫特之于我們的重大而深刻的意義之所在，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對他們總是心存感激。你無法否認，在無法控制社會信息流動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的思維更加健全，更加深邃，也更加睿智，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活躍在網絡上的思想者的思想，你就會生發出這樣一種感嘆：沒有任何人比中國人更懂得中國。

　　沒有任何人比中國人更懂得中國，沒有什么別的原因，我們就存活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僅僅憑著本能就可以直接感知到這里的寒冬酷暑，直接感知到交替出現的風雪雷電，直接感知到令人窒息的毒霧與陰霾我們只需要一點理性的提醒，就能夠直覺到西方學者無法直覺到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就存在于我們卑微的存在之中，它直接作用于我們的精神生活，決定著我們靈魂的狀態，決定著我們心靈的顏色。

　　我們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成為我們自己的。

　　我們為此感到自豪。

　　2013-2-5

2022-12-08 19: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