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中國啟蒙文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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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中國啟蒙文粹》序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紀對“五四”的最后一個十年祭。
　　“五四”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啟蒙運動，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五四”的精神雖然長期湮沒不彰，但是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五四”的精神力量越來越顯得重要，它是全人類的需要，更是中國人民的需要。
　　中國的啟蒙應該說是從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轟開中國的國門之后就開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戰，應該說都標志著中國人民作為全體而言的覺悟與進步。然而就覺悟的程度而言，一個半世紀以來，還是“五四”先賢的覺悟為最深最廣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個性解放的奮斗目標，不但現在還沒有超越，而且還沒有達到。
　　“五四”運動從來就有寬窄二義。窄義的“五四”運動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幾千學生，以北京大學為首，游行到天安門，喊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開大會，發傳單，反對北洋政府向日本出賣主權，答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的一場學生運動。廣義的是指大體上從一九一五年起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即改稱《新青年》）反對舊禮教，提倡“民主”與“科學”的一場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因為“五四”學生運動的聲威以及繼起的歷次群眾運動而影響日益擴大，總的來說，它確定了中國要走向現代化的目標。中國的白話文與新文學由此推行到全國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轉。各種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規模地引進中國。除此而外，“五四”的影響還及于社會和政治方面，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都導源于“五四”，中國國民黨因此而改組，中國共產黨因此而成立，影響十分深遠，只是它的啟蒙的目標還沒有完成。今天所說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是合兩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為“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運動。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啟蒙。何謂啟蒙？啟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著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要“以現代知識”來“重新估定一切傳統價值”的“一種新態度”。
　　現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歸結為愛國主義。這當然是有根據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那一天使北京學生斗志昂揚、壯懷激烈地走向天安門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五四”的意義卻遠遠不是愛國主義足以概括的。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樣，是人的解放的開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
　　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會共產主義思潮傳入中國的開始，所謂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契機，也是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契機，其終極目標是解放全人類，其意義當然遠遠超出愛國主義的范圍。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的兩千二百年間，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專制主義，由專制主義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義。當然，中國文化是多層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稱為博大精深的。然而作為其核心的卻是專制主義。連近年來有些學者所艷稱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義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陳寅恪對中國文化的觀察與概括最為深刻簡練。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這實際上就是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雖不夫，婦不可以不婦。舊時中國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著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人歷來就生活在這一張從天到地，從朝廷到家庭無所不包的網羅之中，直不起腰來。對迫切要求現代化、趕上世界先進潮流的“五四”先賢來說，就是要引進作為專制主義對立面的“民主”與作為蒙昧主義對立面的“科學”，亦即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
　　這個要求，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在《青年》雜志創刊號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辦刊的宗旨為：（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辦了三年，出版滿三十期以后，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的反響，除了積極擁護者外，也招來了“八面非難”，因此陳獨秀又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書》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位先生之外，還有別的罪案沒有。請你們不要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來流傳全國，深入人心。這確實是“五四”精神，但是要進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還得深究一下“五四”領導人的主張。
　　“五四”運動，按陳獨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說，“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和我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我們不妨看看他們當時“最尖端”的主張：
　　胡適之言曰：“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發展個人的個性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担干系，負責任。”他還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陳獨秀之言曰：“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力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力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也。人權者，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論言之，人間者，性靈之體也；自由者，權利之實行力也。所謂性靈，所謂意志，所謂權利，皆非個人以外之物。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
　　至于被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護法的蔡元培，姑且不提他說過“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為現代共和國家“絕對之原則”這樣一些名言讜論，僅以陳獨秀在紀念他的文章中說的，他任北大校長時“對于守舊的陳煥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
　　正是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后，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
　　由此可見，“五四”先賢的思想傾向就是三百年來早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
　　至于還有一位“五四”運動中特別杰出的人物，中國新文學的開山大師魯迅，不但以其文學的天才刻畫出中國人在兩千年的專制主義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Q和《狂人日記》中的“我”，大大擴大和加深了“五四”運動的影響，而且也在思想戰線上樹起一面不朽的個人主義旗幟，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慶齡一起組織保衛人權大同盟，為確立和發揚中國的民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大約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紀念的時候，在海內外忽然興起了一種論調（大概是因為探索中國為什么會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出現二十年的“極左思潮”與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吧），據說中國之所以出現文化大革命是因為“五四”精神過于激進的緣故；據說“五四”先賢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為代表，主張徹底推翻中國的舊文化，結果使中國社會失其統緒，中國傳統價值完全失落，社會無法維系，逐致造成后來的十年浩劫。
　　“五四”先賢的思想過激了嗎？
　　胡適是“文學革命”開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國文人可以下筆萬言，洋洋灑灑地用白話寫文章，都應拜他之賜。當時在主張保存古文的人如林紓到胡先骕這樣的人眼中，他已經是一個過激派了。然而在整個二十世紀，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以“寬容”為自由主義的第一要義。他往往因此而傾向妥協，遭人詬病。然而，他本人倒是立場一貫，守正不阿，到晚年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呼吁蔣介石開放民主。如果胡適還要被稱為過激，那真不知天下還有誰不是過激派了。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當之無愧的第一員猛將，反對起作為儒學用以維系社會的精髓的“名教綱常，君道臣節”來，真有千軍辟易的氣概。但是如果說他全部否定孔子，也是誣蔑不實之辭。他不但在一九一七年就說過“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暮之年還作《孔子與中國》，其中明確地說，“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地說有。”
　　何況，據羅榮渠考證，“打倒孔家店”之說，出于胡適在給《吳虞文錄》作的序中稱贊吳虞是“只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句話，其中并無“打倒”字樣。后來，倒是張申府提出過“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實上，多虧“五四”先賢們的努力，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只知道孔子說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為公”……這樣一些話，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們（不僅是知識分子）所領會的，極其繁瑣的、據說都是孔子說的或轉述的、一體遵行不得有違的那一套“周公之禮”。那套細致嚴格的規定，陳獨秀在《孔子與中國》中言之略備，現在即使是專家學者也弄不清了。把這一切統統忘掉，是中國的一大進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賢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處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確實曾經提出過“全盤西化”，后來又改為“充分世界化”的胡適說：“如果對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組織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換的形式，因此引起舊文化的消亡，這確實是全人類的一個重大的損失。因此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我們應當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他同我們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這個問題的解決，惟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的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相連接起來。”
　　這不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艷稱的“綜合創新”或“創造性的轉化”嗎？
　　所謂“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現，其原因應當到中國歷史中去找，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找。
　　應該說，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歷史中都曾有過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只是中國在這方面的傳統實在太長久，太深厚。誰叫我們早早當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還是四夷“向風慕化”的“天朝上國”呢？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從戊戌到五四，不論看起來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何等強烈，其實還是刺激不到深處，刺激不了全民。中國傳統文化托體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人口四萬萬（現在是已經超過十二萬萬了）”的這個龐然大物，真是有足夠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來包容、來消解，尤其厲害的是還可以篡改與轉化這些刺激，使許多一度反對之者最后又回到原來的樣子，而以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它是對“五四”精神的完全背離與反動。
　　正如幾十年來不少中國人說過的那樣，中國是一個大染缸，不論什么東西進去，都可以染成一團墨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必須要有足夠的估計。
　　如果我們不能繼承“五四”先賢的志業，進行持久的、全面的、認真的啟蒙，歷史不但已經重復了，而且還不是沒有可能再重復，至少至今還沒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證。
　　我們當然不能對歷史提出苛求，但是從學理上看，“五四”對傳統的批判確實還不夠全面。第一，“五四”先賢把批判的矛頭針對儒教，卻放過了其實同樣是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正統的法家。曾經有過一場爭論：三綱之說起源于儒家還是法家？結論還是歸到儒家。然而中國專制主義的鼻祖秦始皇卻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統一中國的。其次，“五四“先賢還有贊揚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太平天國革命的，其實農民革命勝利的結果還是回到專制帝王的統治，兩千多年來未嘗有一日脫出這個循環。
　　中國近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特性是重視思想學術而輕視政治的作用。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運作和制度的建立。現在，幾乎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傳統哲學是“政治/倫理哲學”，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倫理哲學，它對兩千多年來的政治與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對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樣的主導與規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就是中國傳統哲學在百年來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來的一次強烈表現，它在政治上大搞個人迷信，在倫理上強調斗私批修，總之都是要扼殺個人，扼殺個性。
　　宣統遜位以后的民國歷史實際上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繼續在起作用的特點。雖然風云多變，然而草蛇灰線，軌跡宛然。袁世凱當上了大總統還不過癮，非要當皇帝不可。雖然只當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囂然，一方面群臣勸進，這是最初的表現。賢哲如孫中山，因為政治運作的需要，還說“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犧牲自由。”蔣介石是在“五四”啟蒙運動以后，以國民革命的名義誓師北伐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的，他利用民族主義來轉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的口號，作為排斥異己實行獨裁的理論基礎。抗戰勝利之后，還在南京演出了一場獻九鼎的個人迷信的國粹丑劇。
　　毛澤東消滅蔣介石的八百萬大軍取得了中國革命勝利。他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學者受了他幾十年的教育，但是卻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就不能不“實質上”打上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印記，重復歷史上農民革命的特點。農民革命初起時，總是帶有特別“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謂“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隨著革命的勝利，為了克服平均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就必然要求越來越嚴酷的紀律，直到實行孔子所說的“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的古訓。
　　青年時就有“湖南農民王”之稱的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一部《毛選》，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接著又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謂大匠不但示人以規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與成因。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在“五四”時期，（據他自己對斯諾講）又對胡適倍致敬仰，但是，成為政治領袖以后，就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對農民革命幾乎沒有停止過提示，尊之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正脈。五十年前，全國解放前夕，吳晗到西柏坡向他請示對朱元璋的評價，毛澤東就指出吳晗對朱元璋的批評過當，因為朱元璋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鞏固政權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出事以后，毛澤東親自出來批判，又在中國歷史上舉出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四個人許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時候，他還舉出了一個盜跖以反襯孔子之惡。盜跖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農民起義領袖了。自他以下，毛澤東對不少人都有過評論，最著名的如大躍進期間號召全國學《張魯傳》，學習五斗米道“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精神。
　　以上是指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作而言。就意識形態而論，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提出揚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爭是中國思想政治史的主線。說實在的，當時頗有一些自以為對中國歷史有點知識的人口雖不言，實際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個。現在想起來，毛澤東的確可稱獨具卓見。不過說儒法斗爭，也許還是說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補更妥當一些。他說，“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揚儒抑法之非），實與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與許多史家評中國歷代實行的都是“外儒內法”、“儒表法里”相一致。如果我記憶不錯，朱元璋就曾因為孟子倡言“民貴君輕”，差一點把他革出文廟，不得配享從祀。法家思想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視，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總之，以我愚見，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歷史原因，決不可能僅僅因為幾個知識分子在幾年內思想“過激”就能產生出來的。何況，“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十分活躍，除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而外，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新村主義，……不一而足，還有教育救國論、科學救國論、實業救國論，……甚至還有張東蓀的主張只立不破、以新換舊的“不罵主義”，倒確實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只可惜這樣的多元化在法律上并無保證，政權還是一個專制的政權，不過由于軍閥混戰而控制力稍松，暫時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這些思潮中哪種思想后來被歷史選中，只有整個文化傳統才是其答案。順便說一句，當時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銷路只有一千份，以后也沒有超過一萬五千份。這個數目怎么看都不能說是很大的。
　　海內外某些學人之指責“五四”過激，一個理由大概是因為正是“五四”時期，從俄國輸入了馬列主義，當時稱之謂“布爾什維主義”，中文有的即譯為“過激主義”或“過激黨”。但是它在“五四”時代，也不過是“百家爭鳴皆欲以其學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國人之接受馬列主義，不但因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正當北京學生與全國人民憤怒抗議日本二十一條企圖鯨吞中國而列強裝聾作啞之時，加拉罕代表蘇維埃政府對中國南北政府發表宣言，建議廢除沙俄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和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雖然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達北京，而且北洋政府還稱之為誤傳而拒絕與蘇俄政府談判，可是對中國人民來說，它同日本與其他列強的態度卻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對比。同是一個俄國，革命以前同革命以后，對中國和世界的態度就全然改變，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中國人不聞風響應，并且想進而探討所以有此改變的原因，可以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何況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國中，共產主義思潮強過于中國的國家并不少，但是它們后來并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來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國后來走向“極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極左”這個詞兒倒是外來語，而且確實是與馬列主義有關的。當然，蘇聯模式，或者干脆就說斯大林模式，對中國所起的壞作用不應低估，但是它頂多也只能是輔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還是要到中國社會、文化的歷史中去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模式的“主動創造”特別多，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還有人認為，“五四”啟蒙運動的最大缺點是沒有大力提倡“經濟自由主義”，這話在今天看起來尤其重要，因為中國自古重農抑商，專制帝王還一再扼殺市場經濟。這也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歷來不重視經濟的緣故。不過“五四”時期正是歐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中國民族工商業第一次得到機會大發展的時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傳入中國以前，中國大學里的經濟學課程實際上都是沿著嚴復開辟的路子，祖述亞當斯密的學說，亦即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不過，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一樣，中國人作為全體真正意識到“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的重要性已經是到二十世紀末的事情了。
　　我淺陋不學，于外國的事情所知極少，不敢妄議。但是總覺得民族國家雖然在它最早的發源地——歐洲已開始弱化，卻仍然還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單位，仍然還會存在很長的時間。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長期的歷史趨勢，大概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詞均取其最大義，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在內）。我們如果能夠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發生的來龍去脈來，也許對其他在現代化道路上蹭蹬不進的國家也會有借鑒意義。至少對與中國有近半個世紀在意識形態上相似的俄國，對與中國同稱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與我們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鄰的日本，上個世紀末就由落后國家經過明治維新一躍而為世界強國（這被稱為第一次開國），又在二次大戰后努力發展經濟（這是所謂第二次開國），有“經濟優等生”之稱，被西方人稱為“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實際上成為“亞洲價值”的代表與樣板，到了本世紀的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氣，現在又面臨第三次開國的任務了。這些國家的興衰升沉也許都有自己深刻的歷史背景，有似乎馬克思所謂“死人拉住活人”之說。以我之陋，不敢深論，只能以此一孔之見作野人之獻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參考。
　　關于“五四”啟蒙運動之所以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而歸于夭折的歷史，前幾年有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之說；征之上述蔣介石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壓制中國人要求個人自由的事實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恰好發生在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以后，主權不保，國將不國之際，“五四”運動不但抵制了這一類賣國行為，而且使民氣高揚，思想學術界與整個國民的面貌為之一新，這又該如何解釋呢？中國古訓“殷憂啟圣”“多難興邦”，外國也不乏國家振興于危亡之際的例子，這又該如何解釋呢？平心而論，如果抗戰軍興，主持全國政權的國民政府能夠實行共產黨提出的“三七五減租”和各界開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項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戰爭時期的整個局面也許就會有很大不同。又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政府能接受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提出的各項政策，也包括民主啟蒙的政策，中國政局的發展也許又會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只是我這樣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據親身經歷提出的一些猜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歷史不能假設，追悔是沒有用的。更何況，在共產黨取得勝利，掌握全國政權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經建議過的各項政策，連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為過時的、甚至反動的政策，徑自進入社會主義，啟蒙也就成為既陳之芻狗了。
　　說到底，啟蒙這兩個字原來是外來語的翻譯。歐洲的啟蒙不但也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時間，而且它是繼承了幾個世紀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反對中世紀以神本主義為基礎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歷史而來，而且也經歷了各種風刀霜劍。我們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們灰心喪氣，只能使我們再接再厲。灰心喪氣只能延長痛苦，而決不能回避問題，中國要現代化，啟蒙是必不可少的，個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長長的八十年過去了，中國人民付出了血、淚、汗的代價以后，終于取得了民族獨立，在物質文明方面也總算取得了可觀的進步。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問題，即使過去有過，現在也不應當再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應當可以順順當當地完成啟蒙的任務了。固然“三綱六紀”“綱常名教、君道臣節”這樣支配了中國人兩千年的話，早已不入于當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剛過去不久，它的陰影還壓在中國人的心頭。不妨提一個不客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幾個人敢說自己不是奴隸，不是奴才？”就這方面說，不能否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遺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來的極端主義的心理狀態，深深埋在中國人民的心底，隨時可以復蘇而反撲過來。一個世紀以來反復有所表現，除本世紀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義和團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輪功就在世紀的兩頭遙相呼應。真是所謂“心中賊難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拍岸，中國的大門既已打開，也就決不能長期自處于其影響之外。中國有文化大革命這樣近乎獨一無二的反面教員，我們對之進行細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魯迅所謂“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會太遠了。“五四”先賢的遺音絕響必然會重新振作，他們的嘉言懿行必然會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他們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會成為全中國人民的信念。九曲黃河歸大海，萬流雖細必朝宗。到那個時候，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極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極好的公民教育，尊嚴地以自由、自律、自強、自勝的姿態參加全球價值的建設工作。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啟蒙的火炬重新點燃起來！
　　一九九九年六月
　　（此文為《中國啟蒙文粹》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