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樺:《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中國正處于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之中。社會每天都在發生變化；變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變化之大，引得世人矚目。然而，誠如前人所言：理論往往落后于現實生活。在今日中國，系統說明這種變化的著述少之又少，仿佛社會根本沒有這種需求似的。從政治和政治學的角度論述社會變遷的著作，在國內更是鳳毛麟角。許多執著地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人卻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何為人權？何為憲政？對于如何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憲政民主政體更缺乏深入思考和實證研究。筆者本非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但自認為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自覺有責任將所思所想記錄下來，呈獻給世人。倘若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對人們的思考略有一點幫助，對社會進步略有一點貢獻，則于愿足矣！

　　我將在本書的前言部分論述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對社會發生影響的主要思潮和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可能走向；在本書的正文部分回答什么是憲政民主，為什么要在中國建設憲政民主，怎樣在中國建設憲政。

　　在全書的起始，有必要首先搞清時代背景，即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執政的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是：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果我們超越“姓社姓資”的無謂爭論，用現代化理論和社會進化理論來考察中國社會的變遷，就不難得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判斷。其主要特征是：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專制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準確地說是憲政民主政治）。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和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誰也無法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與正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了。我們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個維度進行分析即可以清晰地看出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些重要特點。

　　在經濟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這樣幾個趨勢：（１）非國有化。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4237億元，其中國有工業3289億元，集體工業948億元，城鄉個體工業和其他經濟類型工業為0，非國有工業產值僅占總產值的22％。而到199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119048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33621億元，集體企業45730億元，個體企業20372億元，其他經濟類型企業27270億元。非國有企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70％以上。1998年工業總產值的增長指數（上年為100），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100.1，集體企業為109.1，個體企業114.7，其他經濟類型企業125.3。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比上年增長了0．1%，非國有經濟成份的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國有經濟成份。（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2000》）。截止1999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達151多萬家，從業人員2022萬人，注冊資本10287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0%、18%和36%；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注冊的個體工商戶達3160萬戶，從業人員6240萬戶，注冊資金3439億元；三資企業達32萬家。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指出：1992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標志性的數字：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第一次超過了50%。到90年代末，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已占到工業總產值的74%。這表明，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擎天柱在90年代已逐步讓位于非國有經濟，在國有經濟萎縮、下崗大量出現的現實情況下，非國有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參見1999年第10期《經濟與信息》）隨著經濟轉軌進程的加快，非國有化的趨勢也在加速。

　　（2）市場化。據統計，現有生產資料的價格90％以上是由市場決定的，生活資料的價格95％以上由市場決定。在國有企業的生產和其它經濟活動中，執行國家指令性計劃所占的比重已從改革前的95％以上降到5％以下；換句話說，今天的國有企業主要是面向市場進行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而不再象過去那樣僅僅是完成國家計劃的機器。至于在原有體制之外生長起來的非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就是應市場需要而生，并且是按照市場規則（當然，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運行的。90年代以來，市場化趨勢更加顯著。95％以上的產品價格先后放開，各種要素市場逐步開放，不僅商品市場發展很快，資金市場、技術市場、產權交易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勞動力市場等也都在蓬勃發展。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認為：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市場化程度大致在45%—50%。預計在“九五”計劃末（2000年）可達55%；“十五”計劃末（2005年）可達65%—70%，即完成轉軌進入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2005年以后我國市場化進程必將加快；2010年以后，我國市場化程度可達80%以上，使轉軌基本完成。2020年左右，可以躋身于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參見顧海兵文章“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載1999年8月13日《中國經濟時報》第3版）

　　(3)國際化。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206億美元；1999年增加到3606．5億美元，居世界第八位，其占GDP的比重達到近40％(1978年不到10％)。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98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超過4000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近300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企業當中，已有289家落戶中國。199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創紀錄的1450億美元(如加上香港特區則超過2000億美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愈來愈緊密，日益國際化。

　　(4)工業化。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20年來，這方面的變化十分顯著。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624.1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1018.4億，工業產值為1607億元。到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9552．8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14298．7億元，工業產值為39149．8億元。在過去的20年中，農業產值增長了13倍，而工業產值卻增加了23倍多。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已不到18％，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卻達到50％左右。1999年，全國的鋼產量為12426萬噸，原油1．6億噸，原煤10.45億噸，水泥5．73億噸，發電量12393億千瓦小時，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上述數字表明，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增速是相當快的。

　　20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兩層結構轉化為三層結構。改革以前，中國社會呈現典型的“國家——個人”兩層結構，國家通過單位(工廠、公社、機關、學校等)制度直接統治個人。改革以來的最大變化就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民間社會，如民營企業、民間社團、各類中介組織、民辦媒體、民辦學校、城鎮社區組織等。其結果是“國家——個人”兩層結構轉化為“國家——民間社會——個人”三層結構。這使得國家對個人的控制能力相對減弱，個人選擇的機會日益多元化，個體對行政機構及其衍生物的依賴性大為降低；同時形成了范圍廣闊的社會公共生活空間及個人生活空間，人的潛能與活力被大大激活。(2)中產階層的產生與成長。改革以前，只存在黨政官僚特權階層和工人、農民、城市平民等下層社會，沒有中產階層。改革以來，隨著非國有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民間財富的迅速積累，一個收入豐裕、生活富足、資產殷實的中產階層正在形成。據保守的估計，全國個人金融資產超過100萬元的人數遠遠超過100萬，個人金融資產超過10萬元的則達3000萬人以上。如再加上其家屬，就更多了。盡管他們目前在總的人口構成當中所占的比例還不算大，但由于他們掌握著大量財富，主導著市場的發展趨向，控制著廣泛的社會資源，并且在日益積極地參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因此，他們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必將對社會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3)社會兩極化。一方面，富有階層、中產階層的人數在逐步增加；另一方面，貧困化的人口仍為數巨大，城市下崗、失業人數還有較大增長。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到1999年末，全國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650萬，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575萬，兩項合計已超過1000萬人。這還不包括城鎮集體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職工下崗人數、未經登記的失業人數、停工待業和停減發工資的職工人數及漏統的人數；如果加上這幾塊，人數當會超過2000萬。（另外一種說法是：1999年，全國有下崗職工1174萬人，其中492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 。預計2000年下崗職工將達到1200萬。《北京青年報》2000年3月15日第2版）有人估計，1998年我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在1540萬——1600萬人之間，加上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減少1700萬；兩者合計3200——3300萬人（胡鞍鋼，1999）。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經濟競爭加劇，下崗失業職工人數還會進一步增加。全國農村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和上億的過剩勞動力，他們的生活更為困苦，權益更沒有保障。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要大大多于生活較為富裕的中產階層的人數。(4)城市化。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到1999年底，全國建制城市已達663個，市鎮總人口為38892萬，占全國總人口的30.89％。城市比1985年的324個增加了一倍多。當然，不應簡單地把過去的地縣改為市等同于城市化。但是近些年來，城市人口急驟增加，城市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生活方式迅速傳播確是不爭的事實。愈來愈多的人群受到城市的文化生活、價值觀念、道德規范、行為模式與社會心理的影響，由農村向城市遷移，使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整個社會不斷上升的城市向心趨勢日益遞進。

　　從文化方面看，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文化作為一個社會民族風貌的主要展現，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

　　(1)與正統意識形態疏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革命年代制造的政治神話一一破滅，正統意識形態(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個人崇拜、計劃經濟、一大二公等)逐步走向衰敗，人們普遍發生信仰危機、信念危機、道德失范。隨之而起的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總之，無論是大眾文化還是精英文化以及時興的流行文化都表現出與正統意識形態疏離的趨向。

　　(2)“西化”思潮興起。西方社會作為先行的現代化范式近些年來對中國的影響波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在思想文化包括哲學、宗教、藝術、文學、政治等方面，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基督教宗教哲學、權力哲學、實證主義、現代派、后現代派的各種文學藝術作品，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影響日益廣泛。在工具文化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經濟科學、管理科學以及廣告文化、營銷文化、服飾文化等方面，西方影響更是十分深入。在大眾文化方面，如電影、電視劇、古典音樂、流行音樂、社交禮儀，西方影響可謂無所不在。以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英國BBC、法國廣播電臺的中文廣播為代表的西方傳媒，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3)多元化。由于正統意識形態控制能力的減弱以及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的多元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導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社會主義文化仍在據守自己日益緊縮的陣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思潮正在異軍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信徒日眾，呈現復興之勢；各種功法流派則多以準宗教的方式尋求擴展；各民族、各地區、各人群的亞文化，層出不窮，形式繁多。可以說，多元化是中國新時期文化的基本特征。

　　從政治方面看，突出的變化為：(1)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政治制度的轉變。“極權主義”是指政權對社會生活一切領域(包括人們的思想深處)進行無所不在的控制的政治制度。而“威權主義”或一般意義上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指的是雖然不民主，但是只要不向政權公開挑戰，它就不進行嚴格管制的政治制度。在威權政治的統治下，雖然還沒有政治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是開始有了一定的經濟自由和社會自由，比起極權主義時代，社會氛圍還是要寬松了許多。原來人們不敢做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如承包土地、做買賣、個體經營、創辦企業、發家致富、繼承財產、證券交易），在威權主義時代變得可以做可以說可以想了。社會生產力也因之得到啟動，得到解放。當然，威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仍然存在諸多的弊端和矛盾，我們將在本書第六章給予分析。

　　(2)技術官僚統治。在毛澤東時代，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統治的時代。在鄧小平時代，是老革命家與行政官僚、技術官僚混合統治的時代。而到了江澤民時代，則是典型的技術官僚統治。從中共的政治局委員到省市一級的主要負責人幾乎是清一色理工科高等院校學歷，同時具備多年的黨政領導職務從政資歷。這些人雖然仍具有意識形態上的承襲性，但大多較為務實，較具功利主義色彩，較重視操作技術、策略、權謀、手腕，較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和實際問題，較具有靈活性。正是由于技術官僚執掌政權，使得費邊式的漸進改革道路成為可能，但也使轉型期的中國政治顯現出缺乏人文主義底蘊的局限。

　　(3)法制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在漸漸地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立法機關制訂和頒布了上百部法律、上千部全國性法規、上萬件地方性法規。這些法律法規覆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外交等各個領域，為國家的治理奠定了法治的基礎。民眾的法治意識得以不斷增強，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已成為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用法律維護人權、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也已成為愈來愈多的人們的自覺選擇，民告官的事例屢見不鮮；律師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現。執政黨也開始強調“依法治國”，并在黨章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要“使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當然，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距離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遙遠。

　　綜上所述，對轉型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點的概要描述。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我是先談經濟，然后談社會、文化，最后談政治。這樣的順序絕不是隨意的排列，而是依照社會發展的自身進程所作的排序。中國的改革進程始于經濟領域；在它演進的過程中，逐步放射到社會、文化、政治領域；尤其是當改革使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之后，則政治改革必將不可避免地隨之到來，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也是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在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只有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制度化，以保證經濟、社會、文化在良性軌道上持續進步。認識這一現象，對于理解政治改革的動因、條件、時機、作用具有重要意義。當然，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一種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假如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半期的一系列政治變化，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難以啟動的。所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注定是行不通的，我國今天的社會現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世紀交替、千年更迭的今日中國，各種社會思潮風起云涌、此伏彼起、激揚鼓蕩，對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地影響。要搞清當今中國問題的實質，自然應對現今正在流行的主要的社會政治思潮有一個大致的了解。1999年，廣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作《呼喊——當今中國的5種聲音》，作者是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馬立誠。所謂的5種聲音，即主流的聲音（鄧小平理論）、教條主義的聲音、民族主義的聲音、封建主義的聲音、民主的聲音，其實就是5種社會思潮。此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普及性的學術叢書，題目叫作《保守主義》、《社群主義》、《法團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作者分別是5位學者。叢書介紹的是流行于當今西方社會的幾種思潮，在今日中國亦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我認為：對當今中國影響較大的社會政治思潮如下：

　　一曰社會主義。據《簡明社會科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的解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發展社會生產力；變革、完善和發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存在階級斗爭；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等。官方過去一直把前三條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這三條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有相當比重；計劃經濟已為市場經濟所取代；按勞分配早已不再是惟一的分配方式。所以中共十五大不得不作了如下修正：“這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從世界范圍來看，蘇聯和華約組織的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紀全球性的社會主義大試驗遭受重創。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從此無影無蹤，更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只要世界上還存在不平等、不公正和兩極分化的現象，社會主義就不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在國際上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是民主社會主義，直接來源于前蘇聯和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理論；后來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曾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目前在俄羅斯和部分東歐國家還有一定影響；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主要來源于第二國際，主張“和平長入”、“議會道路”、“階級調和”和“社會改革”；這種觀點在西歐和北歐長期處于主流地位，在歐盟國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歐盟15國中有12國是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黨、工黨等）執政、或社會民主黨與其它政黨聯合執政。鄧小平有一大發明，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然是“中國特色”，也就是說與其它種類的社會主義不同，自然不宜把它歸類，可算作另一類景觀。可以預料，即使中國實現了憲政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也不會消聲匿跡；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它仍會作為左派力量的旗幟繼續發揮影響。

　　二曰民族主義。徐迅在《民族主義》一書中說：“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1844年才出現于社會文本中，其基本含義是：對一個民族的忠誠和奉獻，特別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即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的民族優越，特別強調促進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對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P40）該書還認為：辛亥革命奠定了中國民族國家的基本政治框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構成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結構，而抗日戰爭鍛造了中華民族情結，民族主義情緒以此為寄托。孫中山早期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國主義“共管”或“瓜分”的厄運，從而建立起獨立的“民族的國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山先生又倡導“五族（漢、滿、蒙、回、藏）共和”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的替代概念是“愛國主義”，特別是在出現“內憂”和“外患”的情況下。可以預言，只要有民族國家存在，民族主義就會成為取之不盡的政治資源。幾年前，當有人出版《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時，主流社會不屑一顧。到1999年5月8日北約的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以后，整個華人世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說“不”浪潮。香港“鳳凰衛視”推出了名為“中國人今天說不”的特別報道；1999年5月13日深圳世界之窗舉行了“中國人今天說不”大型演唱會；1999年5月17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封面印了一個靶心和“中國說不”四個鮮紅的大字。所以，對民族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影響不可低估，在一定條件下，民族主義完全可能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替代物。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義是一柄雙刃劍，既可傷人，也可傷已。處理得當，可以轉化成一股強大的民族凝聚力，促進國家的現代化；處理不當，或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或妄自菲薄，自輕自賤；最后必然自食其果。從近代歷史看，民族主義往往成為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動力源泉，代表著國際關系上的平等意識的覺醒。從人道主義角度看，它具有一定歷史正義性。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又往往成為戰爭和殺戮的精神之源，諸如德國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極端形態的民族主義。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本書還將反復論及。

　　三曰民主主義。中國的民主主義最早起源于西方政治思潮的輸入與孫中山提出的民權主義。中山先生多次談到他所主張的民權主義就是民主主義。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及稍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請到中國來，產生了深遠影響。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和1989年的“****”民主運動均可看到它的巨大身影。近年來，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潮正伴隨著全球范圍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中國蓬勃興起。從理論和思想啟蒙的層面看，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董郁玉、施濱海編的《政治中國》；劉軍寧、王焱編輯的《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著的《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等一批書籍的出版。從實踐層面看，鄉村依法民主選舉和罷免村長（村委會主任）與城鎮民主選舉人民代表的情況正在逐步普及。已見諸報端的典型事例如浙江省瑞安市潘岱鄉白蓮村村民罷免村委主任（1999年4月13日《光明日報》第3版、1999年4 月17日《中國經濟時報》第4版）；河北省安平縣大何鄉報子營村村民罷免村官反成被告（1999年4 月16日《南方周末》第1版）；哈爾濱市松北鎮集樂村村民投票罷免“村長”（1999年4月30日《南方周末》第1版）。直選鄉鎮長的試驗已經開始，如1998年年底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步云鄉直選鄉長；1999年初深圳市龍崗區大鵬鎮直選鎮長。人大監督政府也有一定進展，如九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審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廣州市人大代表多次質詢政府官員（2000年4月21日《南方周末》第2版）。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的如1998年大陸民運人士公開申請籌組民主黨。總之，在民生問題得到一定緩解以后，民主主義在中國一定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四曰平民主義。有人將它與“民粹主義”等同。實際上，民粹主義是一種極端形態的平民主義，它動輒強調“全體人民”、“全體群眾”，在政治上強調普遍的群眾參政、廣泛的政治動員和反對國家權力。中國大陸近年來興起的平民主義與這種民粹主義是不同的。它主要代表的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失的弱勢階層。一些作家和學者紛紛著書立說為之呼吁：如梁曉聲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井》、秦暉的《天平集》等。盡管他們未必都認可平民主義，但是說他們的書中表達了社會弱勢階層的愿望和聲音，應該是不錯的。他們大都對傳統的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持批判的態度，也不反對國家權力。但是他們都強烈地反對腐敗、要求社會公正、要求保障公民的各種合法權利。在政治上，他們都贊成改革，支持民主；主張擴大參與，加強群眾的監督。孫立平在《平民主義與中國改革》一文中寫道“在目前的知識階層中，對改革的一種相當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從理智上說，他們仍然堅持中國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甚至以“瓜分國有資產”為特征的“非國有化”的道路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一條路子；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中所付出的代價，對腐敗現象的本能的反感，以及對腐敗在社會層面所可能引起的負面反應的憂慮，又使他們不能不對改革形成某種保留的態度。......如果考慮到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上就有的“為民請命”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取向上更趨向于平民主義，不是沒有可能的。”（載1994年第5期《戰略與管理》）孫立平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問題是中國愈來愈走向多元化，知識分子也在發生分化，統一的知識分子取向已很難有存身之地，平民主義只會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但是在平民百姓中，平民主義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五曰自由主義。朱學勤1998年12月25日在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題為“1998，自由主義的言說”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該文提出“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在1998年以前，自由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一種貶義詞；還很少有人自稱為“自由主義者”。1998年以后，則到處都有人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并且公開傳播自由主義。不久前發生的胡適熱、顧準熱、陳寅恪熱，還有有關儲安平的書的出版，都說明了這一點。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不少人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中國現階段的自由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在經濟上，一般都贊成發展民營經濟和保障私有財產權；在政治上，都贊成實行憲政民主、代議制、法治和保障人權。自由主義的影響目前主要限于思想界學術界和知識界，但是由于它代表著先進的價值和理念，所以傳播的速度很快，比如保障私有財產和維護人權的觀念就已相當深入人心。

　　上述各種主義（當然不限于這五種主義）均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各自代表著一部分人的利益。從政治的意義上說，它們當中都包含著一定的合理成份，都屬于政治資源。我認為應盡量吸收它們當中的合理成份，剔除其中不盡合理或者有害的部分，盡量整合各種社會政治資源（本書第十三章對開發政治資源的問題作了專門論述），以形成一種合力，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大業。只要不是走極端的社會思潮，如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極左、極右等；凡是具有一定合理性與有益價值的社會思潮，都應寬容地予以吸納、揚棄、整合，以盡可能地化解社會沖突，促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最后，再來談談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路向問題，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我愿意介紹個人的看法，既是與大家交流，也是向各方請教！

　　我認為，按其發展方式劃分，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可能有下列幾種路向：一、和平漸進的道路，即所謂的“臺灣模式”；二、暴力革命的道路，即所謂的“羅馬尼亞模式”；三、以和平發展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沖突的道路，即所謂的“蘇聯---俄羅斯模式”；四、國家分裂并導致戰亂，即所謂的“南斯拉夫模式”；五、與上述四種模式都不太一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下面對這幾種可能發生的前景作一簡述：

　　一、和平漸進道路。亦可稱之為“臺灣模式”（東南亞和東歐的大多數國家均可歸入這種模式）。其特點是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將之歸結為“臺灣模式”，可能會有不少人提出反對。1999年6月，我應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發表講演時，就有來自臺灣的學者提出意見，認為對“臺灣模式”應持審慎的態度，因為臺灣的政治還在轉變之中；且存在不少問題。我當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見。我注意到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觀點：“臺灣的民主的發展主要是形式上的意義，實質上非常單薄，十分空虛；其中，因為[民族主義興起]導致的[民粹主義]，是造成民主發展流于形式和憲政紊亂的主因。”（見1999年9月18—20《歐洲日報》第12版）但我仍認為提“臺灣模式”對于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是有重要借鑒意義的。中國大陸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充斥著打打殺殺的事件；主張暴力的政治激進主義不絕如縷；加之毛澤東大力宣揚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暢行其道；使得不少人至今仍崇尚暴力。其實和平漸進才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代價最小的途徑；當然也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代價最小的途徑。中國自由主義的鼻祖胡適先生曾于1948年9月4日發表了著名的《自由主義》一文。文中說道：“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最后我要指出，現代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我很贊成胡適先生的意見。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同源、文化同根、語言相通、習俗相近，許多方面的條件相似；因此臺灣人民能夠選擇和平漸進的發展道路，中國大陸為什么就不行呢？我覺得每一個有頭腦的中國人都會這么想。“臺灣模式”最主要的經驗就是政治領袖應該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奉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適時地調整政治方針與治國方略，以推動歷史進步。據說當年在臺主政的蔣經國先生聞知民進黨成立時，十分震怒，冷靜下來以后，認識到這是時勢使然，也就理智地接受了現實，并毅然解除了黨禁和言禁。這一舉措在今天看起來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在當時更是眾說紛紜，國民黨內部反對的人甚多。不過做了也就做了，不僅一舉甩掉了歷史包袱，重新塑造了執政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奠定了蔣經國的歷史地位。“臺灣模式”的另一經驗就是筆者提出的“新三民”主張：即公民社會的充分發育，公民意識的啟蒙培育，民主實踐的訓練積累。若沒有這幾條形成的時和勢，僅僅寄希望于領導人的開明是靠不住的。所以“臺灣經驗”說到底就是朝野雙方的結合。缺少哪一方面，社會發生變化的契機都不能成立。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走的就是和平漸進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賴于與之相關的社會各個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識。這是二十一世紀對中華民族政治智識的考驗。

　　二、暴力革命的道路。亦可稱為“羅馬尼亞模式”。和平漸進的道路如果走不通，而各種社會矛盾又愈積愈深的話，就可能使中國大陸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國人既有和平傳統，也不乏暴力傾向。政治領導層如果拒絕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而又不能有效地克服腐敗和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就不能排除羅馬尼亞式的底層民眾揭竿而起、造反起義的情況出現。這從部分民眾中流傳的“我們現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陳勝、吳廣”的話語就可以得到印證。從理論上說，根據人民主權的原則，人民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政體以及所走的道路，包括有權選擇暴力革命的道路；特別是當他們別無選擇的時候。但是筆者征諸我國近現代史，卻得出這樣的結論：暴力革命不僅代價巨大，而且會給民眾造成極為慘痛地傷害，且在中國無助于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實乃下下之策也。羅馬尼亞是一個只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國家，且屬于基督教文化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因此它可以通過暴力革命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中國大陸的情況根本不同，遠的不說，近百年來發生的暴力革命不知要比羅馬尼亞多多少倍，然而不僅未能建立起憲政民主政體，而且使老百姓白白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這一教訓太深刻！太沉重了！因此非到萬不得已，決不可以再試。

　　三、以和平發展為主，但不能避免暴力沖突的道路，即所謂的“蘇聯——俄羅斯模式”。爭取走和平漸進的道路，已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前途將是一馬平川、從此可以高忱無憂。蘇聯——俄羅斯的發展道路就說明了這一點。俄羅斯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要比中國大陸高出許多，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未嘗不希望和平發展，但是嚴酷的現實一次又一次地打碎了人們的善良愿望（從“八.一九政變”到“炮打白宮”到“車臣事件”）。中國的社會問題一點不比俄羅斯少，中國的腐敗現象也不比俄羅斯少，所以要完全避免暴力沖突恐怕很難做到。現實的主要問題是：失業和下崗的職工愈來愈多，流民也日益增多，社會向兩極（貧和富）分化的速度超過了中產階層化的速度，而政府的權威卻在不斷地流失（主要是因為普遍的制度化腐敗）。這樣下去確實十分危險！正因如此，中國未來走和平發展為主，但夾雜著暴力沖突的道路的可能性在增大，至于可能發生的暴力沖突的規模和造成的破壞程度，是難以預測的。

　　四、國家分裂并導致內亂，即所謂的“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在鐵托統治時期，實行鐵腕統治，并輔之以政治經濟改革和民族自治政策，所以國家統一沒有出現什么大的問題。鐵托之后，南斯拉夫聯邦四分五裂，1999年還爆發了引起世界性沖突的“科索沃戰爭”，余波至今未散。中國的情況與南斯拉夫既有不同，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如在國家結構上，南斯拉夫實行的是聯邦制，而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南斯拉夫聯邦是由若干個歷史上曾經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主體組成的，這一點與中國的情況也不太一樣。相似之處是，中國與南斯拉夫都是多民族國家，都經歷過政治強人的統治時期。中國雖已通過談判和平收回了香港和澳門，但仍存在國家分裂的問題：其一是臺灣問題。臺灣島內主張獨立或維持現狀（不統不獨）的人不在少數，海峽兩岸的關系一直繃得很緊，戰爭幾度擦肩而過，對于怎樣實現國家統一，兩岸還遠未達成共識。其二是民族問題。主要有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內蒙古問題，上述三個區域中的藏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都有一部分要求獨立，且近些年來暴力沖突一直未斷。其三是地區差距問題。由于中國是一個巨大型國家，所以也存在東西南北的問題，即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南部地區與北部地區存在著顯著差異。總的來說，東部和南部要發達一些，東南沿海地區要富庶一些，西部和北部比較落后。近些年，在“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作用下，地區差距呈現擴大之勢。富裕地區一直要求擴大自主權（實際是自治權），貧困地區則要求中央政府多給予各種優惠（中央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搞西部大開發）。在和平時期可能問題不大，一旦發生戰亂就可能產生連鎖反應。上述三個歷史與現實的重大國情問題若不能得以有效解決，戰亂與分裂的前景就難以排除。

　　五、沿續政經分離的路線，政治上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經濟上繼續推行改革開放。即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亦即中國式的威權政治模式。已故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去世前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出，應該探索一個人所皆知的問題：為什么蘇聯的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改革引起經濟崩潰、政治沖突。對比之下，中國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卻取得了很大成就，經濟制度的漸進轉型，社會的變遷，在二三十年內取得歐洲數百年演變的結果。他的看法是，由于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過程完全不同，因此中國在持久革命后重建的國家，與蘇聯一舉而成的革命成功后所重建的國家完全不同。俄國革命是沙皇政權戰敗崩潰，二月革命后政府無能，農民自發革命行動領先，軍隊解體，俄國布爾什維克政黨迎合革命潮流，數月之間一舉奪得政權。而中共建國應從三灣改編算起，“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彈丸之根據地到全國的勝利，以黨建軍建政府。成立根據地的割據政權，這個“國中之國”經歷了國內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內戰外患，波濤起伏，死里逃生。因此在革命時期已逐漸形成的黨國（Party—state）與蘇聯革命后方開始建成的黨國，有迥然不同的特征，使中國能順利從計劃經濟轉變到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或多種所有制混合的經濟制度。中國革命運動雖曾一度“以俄為師”，但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鄒讜的分析正確與否我們暫且不論，但他提出了一個觀察中國問題的獨特視角。我國一直以來所走的發展道路與蘇聯、東歐國家及日本、歐美國家都不太一樣，和其它國家（如同處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韓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菲律賓、越南）的情況以及面對的問題也有很大不同。不下一番功夫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研究，是很難把中國的問題搞清楚的。這也正是為什么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在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作出預測的時候總是大跌眼鏡的原因所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政經分離的路線會沿續多久？朝著什么方向演進？中共的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怎樣長期共處？中國的新威權政治將會以怎樣的形式繼續存在？政治改革將滯后到何時、何種程度？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中國的憲政民主道路會有怎樣的“路徑依賴”？都需要冷靜地觀察與深入地調查研究。

　　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每個人的看法都會有所不同，畢竟我們已經進入多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學會寬容和理解別人的意見。但是，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贊成第一條道路，即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第二條道路“暴力革命”，社會代價極大，對誰都沒有好處，應該全力避免。第三條道路“和平與暴力交織”，也不是一種好的前途。第四條道路“國家分裂和內亂”，絕對是一種很糟糕的局面，當然是不可取的。第五條道路“維持現狀”，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和愿望，但不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不是提出了“三個代表”說嗎？那就應該盡快實施人民所熱切希望的政治改革啊！），更不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從長遠的眼光看，注定是行不通的。上述幾條發展道路，孰優孰劣，只要不是心存偏見的人，相信是不難分辨的。俗話說“事在人為”，只要我們中國人發揮出自己的智慧與才能，順應世界潮流，趨利避害，共同推進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建立憲政民主政體，就可以爭取到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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