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蘇關系若干問題（發言提綱）

簡體傳統

　　此期中蘇關系的發展最具戲劇性，經歷了從結盟到蜜月再到分裂的曲折過程。總體說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從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到朝鮮戰爭結束（1950-1953年）是中蘇政治和軍事同盟的形成時期，特別是在朝鮮戰場上，體現了中蘇軍事合作的力量和影響；2、從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到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954-1957年）是中蘇之間全面合作形成高潮的蜜月時期，其突出表現為蘇聯在經濟、軍事乃至核武器研制方面對中國的援助；3、從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的提出到蘇聯宣布撤退在華工作的所有專家（1958-1960年）是中蘇之間矛盾和分歧不斷爆發直至公開化的破裂時期，問題的核心在于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相關歷史文獻的出版，尤其是俄國檔案的大量解密，國際學術界對于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研究不斷涌現出新的成果，揭開了許多歷史神話和謎團，盡管在學術觀點和史實認定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分歧，但總的歷史線條和畫面是清晰的。令人感到欣慰和振奮的是，經過長期的籌劃和準備，最近中國外交部檔案已經向社會開放，并且，中俄雙方外交部檔案館正在磋商兩國合作整理和出版中蘇關系歷史文獻的研究項目。其結果必然是推動中蘇關系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一、中蘇同盟條約簽訂與中蘇利益分歧的解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提出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方針，是毛澤東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的必然選擇。同時，從蘇聯在遠東和亞太地區的安全和戰略利益出發，迅速與新中國建立政治和軍事同盟，也是斯大林的唯一考慮。共同對付美國在亞洲的勢力擴張和實力威脅，是中蘇兩國建立同盟關系的戰略基礎。
　　然而，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實現這一愿望，中蘇各自卻有不同的設想。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系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蘇條約中保證中國的經濟利益。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上。由于毛澤東的堅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斯大林被迫同意了中國關于簽訂新約的主張。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后進行的具體外交談判中，蘇聯領導人再次做出了讓步。莫斯科最初起草的相關協定和文件，其主旨是如何維持由1945年中蘇條約所保證的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即蘇聯在一定時期內繼續租用旅順海軍基地，享有中國長春鐵路的股份和經營權，以及在大連地區的特殊地位。而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提出了蘇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問題，其要害在于：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后，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簡言之，除旅順撤軍的時間外，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原有設想。
　　經過談判，為了保證各自的根本利益，蘇聯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草案，而中國也同意了蘇方提出的不允許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和新疆地區的《補充協定》以及蘇軍在危急時刻有權使用中長鐵路的要求，同時，中國新政府還通過發表聲明的形式確認了外蒙古獨立的現實。
　　二、中國出兵朝鮮與中蘇的軍事合作
　　1950年4月金日成秘密訪問莫斯科，斯大林為朝鮮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民族統一開放綠燈。因解放臺灣戰役在即，毛澤東本不贊成金日成立即采取軍事行動，但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華傳達了莫斯科的意見后，被迫同意支持蘇朝的共同主張。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成功，朝鮮局勢逆轉，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時要求中國給予直接的軍事援助。
　　美國總統宣布臺灣地位未定以及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嚴重傷害了毛澤東和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中國共產黨所承担的國際主義義務使毛澤東感到必須肩負起對亞洲革命的責任，援助朝鮮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要求；美國軍隊逼近鴨綠江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脅。這些因素就是毛澤東力排眾議，決心出兵朝鮮與美軍作戰的基本考慮。總之，中蘇結盟的現實和中共的意識形態導致了中國出兵朝鮮的必然性，白宮對臺灣政策的改變激發了中共和中國人對美國的對立情緒和怨恨心態：中國與美國必有一戰，或者在臺灣，或者在朝鮮。
　　中蘇在朝鮮戰爭中的合作主要表現為：1、蘇聯在武器裝備方面對中國軍隊的援助：飛機和60個師的配套裝備；2、蘇聯空軍參戰并成為對聯合國軍空戰的主力；3、在軍事決策方面對中方的支持：1951年初是否休整和1952年夏秋是否接受美方的停戰條件；4、在外交舞臺上的合作：1951年6月停戰談判的提出和1953年3月促成停戰談判簽字。
　　三、中蘇蜜月與蘇聯對華經濟援助
　　斯大林去世后中蘇關系出現了新的轉機。赫魯曉夫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時送給毛澤東的禮物：促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援華項目的簽字，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出讓中蘇合股公司的蘇方股份，增加援建重點工業項目和軍事貸款，提供原子能反應堆和加速器等。從而打開了中蘇全面合作的新局面。
　　大量蘇聯軍事和技術專家（約18000人次）來華工作，為中國完成一五計劃、奠定工業化基礎做出了非凡貢獻，這是此期蘇聯對華全面援助的象征，中國向蘇聯學習的主要渠道，也是中蘇友誼的具體體現。至今在中國人民內心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蘇聯歌曲，蘇聯電影和蘇聯的建筑物，但是最令他們難以忘懷的就是蘇聯專家那種嚴謹的科學態度，忘我的勞動熱情，無私的奉獻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蘇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
　　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的主體是提供重點工業項目的整套設備和技術，據中方資料，整個50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項目共計304項，單獨車間和裝置64項。正是這些項目和設備，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中蘇同盟的存在，特別是在兩國全面合作的背景下，確定了蘇聯必然要在核武器方面幫助中國——提供核保護或者核技術。1954-1955年蘇聯決定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打開對中國的核援助之窗，1957年10月又將這種援助的范圍擴大到導彈和原子彈的研制方面，其主要是因為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澤東。蘇聯不斷地提高對中國核武器研制幫助的層次和力度，是中國能在短短10年內制造出原子彈的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赫魯曉夫內心深處對毛澤東的不信任，特別是中蘇在核戰略和核政策以及處理國際事務等方面的分歧不斷顯露，蘇聯的幫助是有限度的，且時刻都在考慮如何對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約，而當中蘇關系開始出現分歧跡象的時候，蘇聯首先關閉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門。
　　四、蘇共二十大與波匈事件
　　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必須改革，這是蘇聯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國內的社會壓力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交織在一起，除了年邁昏庸的斯大林以外，幾乎所有的蘇聯領導人都看到了改變現狀的緊迫性。斯大林彌留之際迫不及待地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充分說明了黨內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貝利亞在內務部實行的改革和針對柏林起義提出的新方針，馬林科夫提出的農業政策和對烏克蘭問題的處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決朝鮮戰爭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變斯大林的“既定方針”已經在各個方面悄悄興起。盡管由于黨內斗爭的需要，某些改革措施沒有展開，但當這種斗爭趨于平靜以后，蘇聯新領導人感到改革已經是當務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認識，這就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必然出現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要求。
　　以往人們的印象似乎是蘇共二十大以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啟了中蘇分裂的大門，但這是一個神話。其實，對于蘇共新領導人公開批評斯大林的舉動（并非人們理解的全盤否定斯大林），毛澤東一開始是支持的，雖然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了蓋子，捅了婁子”，不過，其主要傾向還是贊賞赫魯曉夫搬掉斯大林這塊壓在中共和其他共產黨頭上的蓋子，并一吐常年積壓在心中的怨氣。至于中共的一些不同看法——主要是對斯大林的全面評價和對斯大林所犯錯誤原因的解釋，實際上基本上都被蘇共接受了。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波匈事件期間中蘇兩黨的密切磋商與合作。
　　1956年10月接連發生的波蘭危機和匈牙利危機，對于正處在政治困境的赫魯曉夫不啻火上澆油，此時來自中共的幫助使得赫魯曉夫度過了難關。但是，與人們過去的認識不同，最近披露的歷史文獻證明，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和影響，主要并不在于中共的意見阻止了蘇聯對波蘭的軍事干預或者決定了蘇聯對匈牙利的第二次出兵行動，在這方面應該說，中共的意見不是根本改變而只是支持或促成了蘇共的決定。中共的作用和影響主要在于，事件結束以后，毛澤東的鮮明立場和周恩來的穿梭外交彌合了蘇聯與東歐國家關系中的裂痕。毛澤東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期間與各國共產黨領袖的輪番談話，進一步修補了蘇共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系，加強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
　　當然，與此同時發生的另一種情況——中共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亞洲的范圍以及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地位的提升，預示著中蘇之間爭奪領導權的開始，從而埋下了中蘇分裂的種子。
　　五、中蘇分裂的過程和根本原因
　　1957年夏天赫魯曉夫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其目的在于對抗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增長的勢力。這個建議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神經，以至他大動肝火，怒斥蘇聯大使尤金，并迫使赫魯曉夫千里迢迢趕到北京。中蘇領導人的會談解除了表面上顯現出來的雙邊關系危機，問題也按照毛澤東的意愿得到了解決，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蘇聯的一個口頭建議何至于引起毛澤東如此大做文章？或許毛澤東是有意調動赫魯曉夫，以到達其更加深遠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在緊接著爆發的炮擊金門事件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對金門采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臺海危機，毛澤東的真實目的究竟是要收復被國民黨占領的沿海島嶼還是要往美國人頭上套上“枷鎖”，目前在研究者中尚有爭議。但是，從大量檔案材料來看，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卻是事實。毛澤東此舉，一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確實令赫魯曉夫惱火。在中國保證不把莫斯科拖進危機的前提下，蘇聯發表了為中國提供核保護傘的公開聲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危機。盡管如此，赫魯曉夫卻由此做出了暫停向中國運送原子彈樣品的決定，這無疑激起了中國人的怨氣。
　　然而，最讓毛澤東無法忍受的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莫斯科會議以后，毛澤東決心采取一切手段加快中國經濟建設的步伐，并在“超英趕美”的口號下發動了全民上馬的“大躍進”運動，其目的是要顯示出中國的建設速度要快于蘇聯，發展道路要優于蘇聯。同時，毛澤東還要向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提供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這就是1958年夏天在中國大地興起的人民公社制度。對于毛澤東自我感覺良好的這兩個發明創造，蘇聯采取了沉默和冷淡的態度，這已經使毛澤東心中不快。當中國的經濟形勢由于全國上下這種急躁情緒和荒唐做法而陷入困境時，不僅中共黨內普遍產生了不滿情緒，赫魯曉夫也公開表態提出不同看法，這就更加激怒了毛澤東。于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一方面拿彭德懷開刀，以整治黨內反對者，一方面決心向赫魯曉夫及所有懷疑、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宣戰”。
　　1959年10月中蘇兩黨在北京會談中發生了激烈爭吵，盡管會后雙方確定的方針都是以維護中蘇兩黨團結和友好關系為目標，但前提卻是要對方承認錯誤，這就奏響了中蘇之間大論戰的序曲。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無法說服頑強的中共代表，惱羞成怒的赫魯曉夫終于采取了導致中蘇分歧公開化的關鍵步驟——突然撕毀合同，撤退了所有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
　　中蘇同盟在短短幾年里就從蜜月走向破裂的歷史告訴人們，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中有一種內在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弊病就在于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把黨的關系等同或混淆于國家關系。這種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和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規范下的結構形式，其本質上是排斥各黨獨立地位的，并體現出各國（各地）共產黨都要服從于一個指揮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并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么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和獨立主權。于是，一方面，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利益和主權的完整性很難得到保證；另一方面，隨著各黨、各國作用和影響的變化，新盟主便會脫穎而出，原有領導者的地位則必然遇到挑戰，這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系經常處于不穩定狀態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蘇同盟最終解體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