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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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近兩年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趨向活躍。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與知識分子自身有關的精神現象。王蒙是當今思想文化界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可以說是中國知識界的一位言論代表。他對精神現象問題的許多見解往往能引起讀者的諸多感想，雖然公開見諸報端的討論不多，但據我所知，私下里許多人對王蒙的觀點是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的。這些看法有的是對王蒙本人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評價，更多的則涉及到當代中國精神文化方面的許多問題。我講，他們與王蒙同樣熱心關注中國文化的建設。
　　丁：王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人。之所以這樣說，基于兩點：其一，是他的才華；其二，是他有不凡的經歷。五十年代，他是中國文壇上思想最敏銳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代表性小說，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政治思想，圍繞王蒙作一次對話，可能很有意思。
　　謝：最近知識界對王蒙的各種議論，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覺得是中國思想界走向活躍，價值觀走向多元的一個征兆。我注意到，最近對王蒙有批評意見的人，多是比他晚一代到兩代的知識分子，也就是５９年前后出生的“老三屆”和６０年前后出生的青年人。這次對王蒙的議論，決不同于前幾年的“稀粥大戰”。引起“稀粥大戰”的人，其意并不是在思想文化或者說價值觀的層面上與王蒙交鋒，而是出于其他功利性動機。而近來對王蒙的見解有種種不同意見的人，則多是有志于對精神文化作嚴肅思考的知識分子，從更廣的意義上界、思想界的關注，他也因此而遭遇不幸。八十年代前期，他是中國文壇上藝術創新的中鋒；八十年代后期，他又成為新時期作家從政的典型。作為一個開明的政府官員，他同時保持著高產作家的身份，在中國還不多見。九十年代，他辭去部長之職，重新回到純粹的作家行列中來。他寫小說，寫學術研究文章，寫各種雜感。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是他的小說最受關注，現在是他的雜感最受關注。他的小說家身份正在被社會淡化，他的學者身份，或者更確切地說，思想言論家的身份，正在被社會突顯。他存在的意義早已超出了文學界，而進入整個思想文化界。不知王蒙的初衷如何，但這已經成為客觀現象。
　　謝：確定了王蒙在九十年代的特定角色，我們就可以圍繞這個角色來細說了。我想先說一說我所見到的對他的三點批評。一是隨著前幾年市場經濟的確立，王蒙就作協體制的改革，提出國家不需要養活作家的激進觀點，引起了上海一些作家的批評；二是王蒙近幾年對王朔評價頗高，一些人不贊成王蒙的看法；三是王蒙對于重振人文精神的吶喊發出質疑，引出了相反的意見。有意思的是，與王蒙觀點相對立的往往是上海的學者。王蒙地處京城，這可不可以稱之為新一輪的“京海”文人的沖突呢？
　　高：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國的文化生態還沒有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不論是作家，還是學者，活動空間都很有限，其職業專長也不可能完全進入市場，讓他們不領來自國家財政的薪水，完全靠筆桿子謀生，對于多數人來說，還不現實。王蒙提出作家不要國家養活的主張，也許他自己可以接受，但對于知名度和表達空間都遠不如他的一般作家學者來說，就難以接受。與他同齡的知識分子，與他同樣致力于嚴肅文化的作家，絕大多數的生存環境并不像他這樣寬松。
　　謝：從一般意義上講，王蒙的主張有道理。但這話由王蒙來說就有點兒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他雖然已卸去部長之職，但有些待遇還保留著，有高干的房子住，有公家的汽車坐。他還擁有已經在國內外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有利條件，這話從他口里說出，雖然合理，卻不盡合情。國家不需要養活作家的觀點，如果從一個不享受任何官方待遇的純粹的自由撰稿人口里說出，至少人們在接受的心情上少一些障礙。
　　丁：古人常說，言多必失。王蒙是一個喜歡表達的人，所以難免說出一些不妥之詞。但我覺得他的初衷還是積極的。他的鋒芒所向，并非作家同類，而是那個陳舊的體制。象我們這樣把文化人統統由國家包下來的體制在世界上已不多見。舊體制要不要否定是一個問題，采取什么步驟去否定是另一個問題。王蒙的話主要是針對前一個問題。我認為應當先理解再批評。
　　在我看來，王蒙的思維特點，倒不是激進，而是漸進。王蒙自七十年代末復出以后，其基本的風格是在體制內運作，通過在體制內的漸進，試圖擴大體制本身的活動空間。他不是像血氣方剛的年青人那樣奮不顧身地沖刺，而是像一個太極高手那樣順勢發力，游刃有余。他絕不莽撞行事，不提可望而不可及的綱領。他不激昂，但許多真話從他筆下從容流出，一些禁區似乎在無意間被打破。不知這是否可算費邊主義的風格？其意義是不應低估的。現在不少知識分子都意識到，我們不能總指望跳躍和突變，歷史的進步更多地是由漸變積累起來的。去年王蒙寫了一篇回憶胡喬木的文章。有人認為王蒙不該寫這個題目。有人覺得不過癮。我倒覺得這樣的文章很有味道。溫和的敘述后面，更能夠感受到歷史的沉重。王蒙評《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以官方對歷史的結論為據，有理、有節更有利。這些命題，別人往往視為禁區，有話要說，但不知如何公開表達是好。王蒙卻憑他的機智，作這些在別人看來不好下筆的文章，不知引起多少人會心的一笑。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這自然是王蒙的過人之處。他的功勞在這里，當然他的局限可能也在這里。
　　謝：我對這兩篇文章印象也很深。但王蒙對王朔的贊賞卻值得商量。從王蒙的本意來看，他是從兼容并包、倡導多元的立場上肯定王朔的。他和王朔中間隔著幾代人，價值觀并不一樣。許多老年人對王朔不接受，王蒙站出來替王朔說話，同時就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我們如果仔細回顧一下王蒙對青年作家的種種評論，可以說，他對藝術上走得比較遠的青年作家，大都是贊揚、理解之詞。從這一點上，我不禁要發出感慨，王蒙畢竟是當過文化部長的人！但王蒙雖然高明，還是有包容不了的地方。王蒙肯定了王朔對中國文人做作、虛偽、假正經、冒酸氣的調侃、諷刺，但也寬容了他對知識分子的一味貶斥。上海一些學者批評王朔，關鍵不在于王朔對知識分子弱點有入木三分的批評，而在于他的冷潮熱諷正迎合了市場經濟初期社會對知識分子排斥的一種傾向。上海一些學者率先倡導重振人文精神，雖然這個說法可能引起諸多歧義，但其用心良苦，意在維護當今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純潔性。王蒙對此未能從大處理解，他的質疑顯得有些摳字眼。而他對王朔的一味支持又顯得缺乏原則。
　　丁：王蒙當過部長，正是他風度比較從容，行事比較圓通的重要背景。比如，他和邵燕祥屬于同一代人，有過相似的經歷，同以思想敏銳見長。但邵不曾從政，就顯得比他急，容易激動。政治家的思維和思想家的思想是不一樣的。思想家追求思維的徹底性、精神的純潔性、價值的純粹性；政治家則注重對策的現實性，講究策略，講究適度，講究分寸，講究時機，講究實效，講究社會的可接受性。從過政的知識分子和沒從過政的知識分子，風格往往不一樣。與魯迅、薩特、薩哈羅夫相比，王蒙作為知識分子就顯得不那么純粹。他自己也不隱諱與魯迅的不同，他不但作過與魯迅命意相反的文章，如《論“費厄潑賴”應當實行》等，他還說過，“文壇上如果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５０個魯迅呢？我的天！”話沒說完，意思出來了。他主觀上就無意追求魯迅那種特立獨行的品質。
　　高：從政經歷，是不是一定導致性格的圓通？我想再舉一個例子，王元化八十年代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對于中國文人來說，也算是不小的官了。但王元化近幾年的行事風格和言論，讓人感到仍是書生本色，他作為思想家，身上那種對精神純潔性的追求仍然強烈灼人。我們不妨對兩位王先生作些比較。
　　謝：這個想法很好。都有從政經歷，王元化之所以不同于王蒙，其一，一個是學者，一個是作家。我覺得，在當代中國，在追求真理的執著性方面，學者往往比作家來得徹底。同是在禁錮的年代，學者中至少還有顧準這樣的人在獨立地思考。而作家中很少有人在獨立地寫作。至少沒聽說王蒙當時獨立地寫過什么。這里說的作家，不包括還不曾被社會認可為作家的那些搞地下文學的青年人。學者的思維方法和作家的思維方法不一樣，邏輯思維比形象思維剛性大，彈性小。
　　其二，年齡不一樣。王元化比王蒙年長一代。人常說，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王元化先生七十多了，可常常逾矩；王蒙剛剛六十，倒不逾矩了。這里除了個人性格原因，恐怕還有文化背景的原因。
　　王元化出生于二十年代，父親是清華的教授，少年時代是在清華校園里度過的，建立了一定的科學文化背景，后來才參加革命。王蒙出生于三十年代。解放時，他正上高中。他是在求知渴望最強烈的年代參加革命。四十年代末，中國思想活躍的青年學生都傾向左翼，傾向革命。如果說上一兩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背景有來自西方的因素，那么他們則更多地以俄蘇文化為背景。王蒙五十年代有《青春萬歲》，八十年代有《布禮》，到九十年代寫文章談起蘇聯革命文學和革命歌曲，仍然有獨特感情。正好前幾天在《新文學史料》上看到一篇吳葆剛回憶他父親吳組湘的文章，提到“王蒙曾是我們河北冀高的團總支書記，后調東城區委工作。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正統能干的共產黨員。”這種印象和王蒙作品傳達的精神是一致的。
　　王蒙這一代知識分子性格的形成，青年時期的信仰起重要作用。王蒙他們也吸收西方文化，但比較全面地接觸西方文化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這時他們已經人過中年，有了一定成就，担負一定的領導責任。這種年齡接受一種外來的文化，必然是實用性多于情感性，是跟上時代潮流的需要，底色還是革命文化。他們上一代卻是先接受西方文化，后接受左翼革命文化，底色正相反。這在王元化這樣７０多歲的知識分子身上還不明顯，到冰心、巴金、蕭乾這些８０多歲、９０多歲的知識分子身上，看得就更清楚了。
　　丁：王蒙性格的形成，固然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時代的產物和國情的產物。用精神純潔性的絕對尺度衡量，也許他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他在現實文化格局中的建設意義不可低估。他不只是細處見圓通，大處也不失原則；細處有機智，也不乏大智慧。他提出的許多命題，看似小事，往往小中見大；并不激昂，卻能切中癥結所在。比如他對“貴族馬克思主義”和“流氓馬克思主義”的區分，就可謂言簡而意深。他表達方式的藝術，也時常令人嘆為觀止。表達的有度，并不等于精神的不純粹。九十年代之初，許多追求精神純潔性的知識分子都不知怎么表達是好了，其中不但包括比王蒙年長的幾代人，也包括比王蒙年輕的幾代人。但王蒙仍在表達著，從容不迫地談論著《紅樓夢》。不論在怎樣復雜的情況下，他總能審時度勢，對現實保持一種適度的張力，并由于他的努力，使現實的精神空間得到拓展。應該說，王蒙的存在，本身就是九十年代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里的一個文化奇觀。
　　精神的純潔性，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永恒而高遠的追求。中國知識分子，有執著追求的傳統，也有脆弱的傳統。嶠嶠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就目前的環境而言，還沒有形成純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這種環境，需要由本身不夠純粹，但又向往純粹，或者精神上純粹，但表達方式不那么純粹的知識分子來爭取和創造。所以，我覺得，在今天，多一點王蒙更好。
　　
　　
　　
東方京046-04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高增德/謝泳/丁東19951995 作者：東方京046-04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高增德/謝泳/丁東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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