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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 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07)01-0050-(06)
　　關于山水詩產生的原因，前人論述已頗詳備，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 社會政治、經濟及地理環境的影響；2. 朝隱之風的影響；3. 論道談玄學講佛風氣的影響①。但在林林總總的論述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被眾多研究者忽視了，即藥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詩的興起與日漸成熟有密切關系。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于養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藥之舉與采藥之行成為時人追奉的風尚，成為他們重要的生活內容；為滿足服藥之需，人們“不遠千里”，“窮諸名山，泛滄海”[1] 以采藥石，山水在滿足時人藥石之需的同時亦培養和提高了他們的山水之趣，因此，采藥與服藥就與山水及山水詩有了直接的聯系。
　　一
　　晉末宋初是中國山水詩發展至為關鍵的一個時期。劉勰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2] (P208)晉末宋初，玄言詩從詩壇告退，山水之作聲勢大興，成為人所競作的新詩體。在當時眾多競作新體的詩人之中，殷仲文、謝混為關鍵性人物。殷詩《南州桓公九井作》，詩中多有山水景句，曹旭注《詩品下》“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條說此詩“見由玄言向山水詩過渡的傾向”，又闡釋了包括山水詩在內的詩歌發生的原因[3]。我們看謝混的《游西池詩》，山水景句幾占全詩一半。如果說殷詩對于山水之景的描寫還嫌粗略的話，那么，此詩山水景物的描寫則具體細膩多了，讀起來清新朗麗。殷、謝的創作給玄風彌漫的東晉詩壇吹進了一股清新的山水之風，沈約于《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中以“始革”和“大變”來評價兩人在改變當時詩風時起的作用：“(晉)(殷)仲文始革孫(綽)、許(詢)之風；叔源(謝混)大變太元之氣。”
　　那么，山水詩大興的晉末宋初是怎樣一個時代呢？鉤史索籍，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士人服藥之風大盛的時期，當時人好服一種叫五石散也稱寒食散的藥。據余嘉錫《論學雜著·寒食散考·魏晉南北朝人服散故事》所考及本文撰者補考，魏晉南北朝服藥有事跡可尋考者，兩晉約31例，相當于魏及南北朝所有人數的總和，其中魏約7例，宋約9例，齊約3例，梁約4例，陳1例，后魏、北周約4例、隋約2例，晉宋之交為服藥高峰期。魏晉南北朝人何以服藥成風？王瑤《中古文學史論·文人與藥》一章從三個方面進行說明：(1)當時文人對生死問題的憂慮及其消解；(2)從時人重視儀容的現象加以說明；(3)從五石散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房中術的角度進行解釋。其實，這三個方面說的是一個原因即養生。但魏晉南北朝人服藥非惟養生，亦為消疾。張仲景寒食散方本為治五勞七傷等雜癥而制，在時人的服藥故事中，服食以治雜癥、頑疾者不乏其人，如王羲之患“癲病”②，王徽之有“背疾”[1]，王獻之常年病痛纏身③，王氏父子服藥，除了好養生之外，主要還是為了治病；謝靈運患肺結核④，療疾消病為其服藥之主因，養生倒在其次；鮑照患腳上氣[4] (P1264-1265)，服食亦是不得已而為之。
　　此外，服藥之風的盛行，與當時的一種婚制——身份內婚制不無關系。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極盛，大族間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而彼此聯姻，即大族聯姻的對象基本上屬于門第相等的幾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內婚制使得婚姻圈極端狹窄，重親婚、血緣婚、異輩婚現象十分突出：如袁耽大妹適殷浩，小妹適謝尚，尚女又適浩從弟歆；謝安(尚從弟)女適耽子質，質子湛娶謝玄(安兄奕子)女，質女適玄從子子重。又如，晉明帝娶庾冰之妹，明帝之孫廢帝(海西公奕)娶庾冰之女；晉哀帝為孝武帝之侄，哀帝王皇后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簡文帝王皇后為王述之從妹，其子會稽王司馬道子妃為王述之孫王國寶之從妹；劉宋之時，徐湛之為宋文帝姊會稽公主之子，宋文帝之女南陽公主嫁徐湛之之子，徐湛之之女又嫁宋文帝子隨王劉誕，等等。這種“親上加親”的婚制造成了血緣關系的混亂，對后代的繁衍極為不利，世胄貴勝弟子體弱多疾，須以藥物調理。如陳郡陽夏謝氏、瑯琊王氏等家族長期受病患困擾，其家族弟子多好服藥，當與他們體羸氣弱多病，體質嚴重衰敗有關。
　　養生的要吃，養病的也要吃；貴勝之家服藥為風雅，貧寒之家服藥為附庸；仙家道隱服藥，凡夫俗民服藥，桑門僧侶亦服藥；男子服藥，女子也服藥；名士藥動行散為風流，常人吃飯米中遇石亦稱石發，于是服藥成風。時人在這種追求感官的刺激中得到一種暫時的滿足，成為他們重要的生活內容、生活方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服藥的人很多，有的人服藥也就是服藥而已，并未對當時的文學產生什么直接的影響，正如晚清，吃鴉片并未給當時文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文學樣式，表明服藥與文學并無直接關系。而晚清之藥與魏晉之藥的不同在于：晚清之人服藥多錢買，魏晉之人服藥多親采。晉宋齊梁約47例服藥者當中，有采藥事跡可考者約為24人，故采藥在當時已成為大多數人生活的重要內容。采藥者可分為三個層次：
　　其一，仙道之人。他們既是服藥風口上的標向者，亦是采藥領頭人。因為仙藥不是現成的，也沒有一個固定的配方，要服藥先得“登危涉險”，“劬勞山澤中”，“掘采草木之藥”，然后根據仙書或《本草》進行配方，“煎餌治作”。[5] 也非每一藥必親采，亦可以錢制辦，但要服用大藥，就不是錢可以辦到的事情了，非得走山問水，訪于耕牧販夫，累年積月，等待時機親采不可了。于是，崇山峻嶺、深溝野壑到處留下仙家道隱尋藥采藥的身影和足跡：孫登于蘇門山采藥服食；許邁采藥于桐廬桓山、臨安西山；劉驎之、劉凝之均曾往衡山采藥；陶弘景遍歷名山，尋訪仙藥。
　　其二，貴胄名流。這些人要服食，花一筆錢，吃現成的也不是沒有，但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愿意親采的。因為當時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僅憑其門蔭，便可平途進取，坐致公卿，所以他們往往摒絕庶務，退隱山林，交游道隱仙家，逍遙采藥去，言“卒當以(此)樂死”[1]。且東晉南朝的士族多精擅醫學，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自序》中就提到當時的門閥醫學事跡：“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謨、殷淵源諸名人等，亦并研精藥術；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精曉醫術，這就為采藥之舉提供了一定的醫學常識及作為必要的前提而存在了。這部分世家弟子、名士要服食自然是“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6] 了。有些名士雖不諳醫學，但他們的交游不是精曉醫術的世家子就是道士，而道士也是通醫術的，如王、謝圈子中就集結了殷浩、殷仲堪叔侄、裴逸民、蔡謨、羊欣、許邁、支遁諸人；謝靈運隱居會稽，“藝菜當肴，采藥救頹”的時候，與他從游的就有王弘之、孔淳之等人。
　　其三，貧寒弟子。五石散藥物很貴，服者多為皇室貴宦世家子，貧寒弟子中服食者史籍見載不多，但也有服食的，有些人是追尚世風，有些人確實是身罹重患，不得已而為之，而貧家服食者非要親采不可了。如鮑照，常年受腳上氣困擾，亦是貧家子患富貴病，火藥間闕，故成為采藥隊伍中一員；江淹，少孤貧，且本素宦之人，不求富貴，又要服食，常往越地稽山一帶采藥。
　　但魏晉南北朝人士的采藥活動非為采藥而采藥，他們的采藥活動往往伴隨著游山玩水，即隋僧釋慧凈《英才言聚賦得升天行詩》中所云“欲采三芝秀，先從千仞游。”
　　二
　　采藥活動不僅直接培養和提高了時人的山水審美情趣，而且還帶來了山水詩發展的早期形態之作——采藥詩，兩者共同推動山水詩走向成熟，這樣看來，山水詩并非僅是文人純粹游山玩水的結果了。
　　1. 采藥活動直接培養和提高了魏晉南北朝士人的山水審美情趣
　　藥多生山澤，名山大澤多出好藥、上藥，且山澤“清寂”、“高潔”，是養性之佳所，便于行炁、合藥，所以修道之人必入山澤。蝮蛇聚居、虎狼出沒，瘴氣環繞的山澤在他們的改造下日漸成為一可居住、可養性、避亂世、遠腥膻的樂地，為后來士人進入山澤開辟了道路。而將“登山采藥”與“集嚴水之歡”(支遁《八關齋詩序》)進行有機結合的是晉宋以降的道士：
　　許邁，好山水，與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游遍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1]
　　劉驎之，好游山澤，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1]
　　劉凝之，性好山水，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6]
　　陶弘景，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7]
　　且晉宋以降的很多道士非僅以游山澤掘藥石為懷而已，他們多博學能文，對于世外的風云際會亦了然胸中，故吸引了山外大批的名流文士向山澤聚集，或一起登山涉水以采藥石，或詩文往來，談玄論道、切磋藝文，許邁、支遁與王羲之、謝安等人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1]；陶弘景交好謝朓，以丘遲、江淹、任昉、沈約等為徒。在凡道交往之中，道士們的山情水趣往往會通過這些名流文士往山外傳播，吸引更多向往山林的目光，成為一個社會、一個時代山水趣味的引領者。
　　相較道隱服藥、采藥多屬個人性行為而言，士人的服藥和采藥都是集體進行的，他們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交游圈子，成員來自社會中上層的各色主流人物，如以王羲之與謝安為中心，聚集了謝尚、謝奕、謝萬、謝玄、殷浩、殷仲堪叔侄、郗愔、王修之、王胡之、桓伊等世家名流，李充、孫統、孫綽父子等著名文人，許邁、杜咼、許詢、支遁等知名道隱桑門。他們多聚居在會稽、永嘉一帶，常常相攜，逡游東浙諸郡經年累月，以采藥養疾之名兼行賞山水清暉之實，澹而忘歸。時人在與山水肌膚相摩、相親，神情相媚、相悅的過程中，山水之情油然而生：王子敬行走在會稽山陰采藥途中，沿路“峰崿隆峻，吐納云霧，松栝楓柏，擢干竦條，潭壑鏡澈，清流瀉注”，不禁脫口而道：“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8] (P145)在他們眼中，山水不再是作為消極避世的借口，而是作為賞心樂事的審美對象，正如戴逵《閑游贊序》所云：“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斗。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爾……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愿，于是畢矣。”在這種心態下，他們能夠積極地欣賞山水之美，從中體悟山水的真趣，才有了王右軍“我卒當以樂死”的感嘆。且時人對山水的喜愛似乎具家族遺傳性。如瑯琊王氏、陳郡陽夏謝氏、丹陽句容許氏、太原孫氏、譙郡戴氏、南陽宗氏等家族，山水之好有如一種“病菌”，滲透在他們的血液、氣息當中，通過祖孫、父子、兄弟、叔侄世代傳承互染。而這些集名士、文人、朝廷命官、佛道信徒、掘藥人于一身的世家之子又作為山水之好的“帶菌者”，通過他們的交游，將這種家族性的遺傳“病菌”傳染給更多的人進而遍及整個社會。至晉宋之交，不管在朝與在野、世族與素族，對山水之美的欣賞與愛好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山水之美不再為世族、士人所獨專，此以永和九年王羲之主持的蘭亭之游為代表，這一次山水盛宴聚集了當時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凡41人，預者或為父子、或為兄弟、或為姻親、或為僚屬，或為朝官貴勝名流，或為道隱桑門凡夫。
　　如果說，道士因入山采藥而成為一個時代山水趣味引領者的話，那么，文士則因入山采藥而成為一個時代山水趣味的傳播者，并將之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山水無處不在，時人的血液之中流淌著山水，神情之中關乎山水，《世說新語》賞譽篇、容止篇中常以山水喻人，以定人品高下、容止風度；言談之中依托山水，有《世說新語》言語、棲逸諸篇載時人言談為證；書信之中盡道山水，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吳均《與朱元思書》、《與顧章書》、陶弘景《答謝中書書》等；作文更離不了山水，《世說新語》賞譽篇一○七條載孫綽批評衛永的文章說：“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而孫綽本人是神情和作文都關山水的。山水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內容及審美的基本格調，而山水作為審美基本格調的確立，為山水詩發展奠定了基礎。
　　2. 采藥詩中的山水描寫
　　那些采藥詩人在尋采藥草途中所記的名山勝景川澤風光的詩歌，我們暫且把這些詩歌稱為采藥詩，一些既是服藥者也是掘藥人的著名山水詩人如陶淵明、謝靈運、鮑照、江淹都有撰作，這些采藥詩的價值往往被論者所忽視，但它們作為中國山水詩早期的發展形態，卻是山水詩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這些采藥詩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采藥活動與山水描寫同時入詩，以下各選每一朝代采藥詩人代表詩作以明之：
　　嵇康《游仙詩》(遙望山上松)首二句寫采藥途中所見之景：“遙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蔥”，中間十句抒發對仙人的懸想之后言及采藥：“采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
　　桑門支遁《八關齋詩三首》之三記與“同意者”的一次采藥活動，其中“廣漠排林筱，流飆灑隙牖”，“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岥，婆娑清川右。泠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為寫景；“從容遐想逸，采藥登祟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寫采藥。
　　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寫自己一次銅山采藥經歷：
　　土昉中經，水芝鞱內策。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跡。羊角棲斷云，榼口流隘石。銅溪晝森沉，乳竇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蹀蹀寒葉離，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愧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一至八句為掘藥之記述，九至十六句為掘藥途中景色之描寫。
　　又梁江淹《采石上菖蒲詩》：
　　瑤琴久蕪沒，金鏡廢不看。不見空閨里，縱橫愁思端。緩步遵汀渚，揚枻泛春瀾。電至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竟未悅，半景方自嘆。每為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采石上草，得以駐余顏。赤鯉儻可乘，云霧不復還。一至四句寫年歲漸老，九至十四句為采藥之緣起，五至八句為沿途所見之景。
　　僅揆數例，余不一一。
　　其次，采藥詩中的山水描寫有一個由虛到實、由作言仙談玄背景到作抒情主體的轉變過程。
　　早期的一些采藥詩中亦有山水及采藥活動的描寫，但多為虛幻之景，是想像中的山水，且往往作為言仙談玄的背景出現。如，郭璞《游仙詩十九首》之九：
　　采藥游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胸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鮮裳逐電曜，云蓋隨風回。手頓羲和轡，足踏閶闔開；東海猶蹄涔，昆侖螻蟻堆。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詩中之景句“東海猶蹄涔，昆侖螻蟻堆”是詩人想象采藥服食之后得道飛仙，遨游天際，俯視人間所看到的景致：偌大的東海不過路上蹄跡中的積水、巍峨的昆侖就像螻蟻之堆。最后兩句是由前兩句生發出的玄理。
　　又，庾闡《采藥詩》：
　　采藥靈山票，結駕登九嶷。懸嚴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云珠落，漼漼石蜜滋。鮮景染冰顏，妙氣翼冥期。霞光煥藿靡，虹景照參差。椿壽自有極，槿花何用疑。
　　藿靡的霞光，參差的虹景，還有蔥蘢的椿樹，鮮艷的槿花，都是幻想中的仙山景致，非人間所有，僅作為游仙背景出現。
　　晉宋以后采藥詩中的山水描寫則多為實景，對山水的描寫成分較前大大增加，并在對山水的描繪中注入詩人的情感。試看帛道猷《陵峰采藥觸興為詩》：
　　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云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間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帛道猷為晉宋之交的桑門，愛山水，曾在會稽若耶山、沃洲山等地優游。《高僧傳》卷五《義解二》載其《與竺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采藥，服餌蠲疴，樂有余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云云。全詩以景色描寫為主體：連綿的山峰、直竦云天的林木、遠山籠罩在云霧之中，縹緲朦朧，一陣山風吹來，草木搖曳，一切顯得安詳而寧靜。這時候一聲雞鳴打破了山間的靜寂，原來這山間深處也是有人家的，于是沿著小徑繼續往更深處走。詩人的感情融會在景色描寫之中，藥及采藥者作為背景已被隱去。全詩十句，六句寫景，兩句紀行蹤，兩句發慨，山水在詩中的地位大大增強，與后世真正意義的山水詩別無二致。帛道猷于晉咸安二年(372)前后創作這首詩，13年之后的太元十年(385)，謝靈運才出生，后人把改變山水在詩中的地位、創作真正意義山水詩的第一人歸于謝靈運，其實這個第一人當屬帛道猷。
　　此時采藥所登之山不再是虛幻的仙山，所涉之水不再是神話傳說中的瑤池之水，而是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可以肌膚相親、可以為知己的山和水。這些詩作雖然零散且數量有限，沒有形成規模，但為當時詩壇提供了一種新的詩歌創作形式。謝靈運，這個既是服藥者也是采藥人，集眾家之大成，最終完成了山水在詩歌創作當中由附庸身份向主體地位的轉變，在他筆下，對于自然山水，“寓目輒書”，“外無遺物”，其寫山水之作“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曲新聲，絡繹奔會。”[9] (P161)到了南北朝末期，人和自然山水之間則不僅完完全全地確定了審美關系，并且已經是“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10] 那樣地親密無間了，山水詩的創作經鮑照、江淹、謝朓等人的努力也日見豐潤。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蕭統編《文選》，即將此類詩編為山水游覽一類，并在主題和文化意義上確定下來。蕭統《文選》所選詩人，大寫山水詩的謝靈運，是入選詩歌最多的人之一。[11]
　　關于藥與魏晉南北朝文人及文學的關系，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王瑤《中古文學史論·文人與藥》二文均作了充分論述，但兩位先生僅論藥及服藥對魏晉文學的影響，至于藥及士人、文人們的服藥行為如何具體影響到文學及何種類型文學，沒有涉及。本文以為魏晉文人因服藥而采藥，在采藥的過程中，山水審美趣味得以培養和提高，而山水趣味的確立是山水詩發展的基礎。是采藥這一行為，使藥與魏晉文學發生了關系，成為中國山水詩的催生劑之一種。
　　注釋：
　　①此以陶文朋、韋鳳娟《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為代表，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②《太平御覽》卷七三九引裴啟《語林》說：“王右軍少嘗患癲，一二年輒發動。”余嘉錫說：“右軍病癲，它書未聞。裴啟與右軍同時，言或不妄。”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28頁。
　　③《全晉文》卷二七載王獻之與親友之間往來的書信，其中除了談及服食、藥效之外，更多內容為自身疾患之況。
　　④《宋書》卷六七錄《山居賦》云：“苦以術成，甘以熟。”自注曰：“術，術酒，味苦。，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療病。治癰核，術治痰冷。”自道其病狀為“癰核”、“痰冷”，即肺結核。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50～5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王偉萍20072007
服藥/采藥/山水審美情趣/山水詩
　　taking medicinal herbs/picking medicinal herbs/aesthetic interest in landscape/landscape poetry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al Herbs and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the Mediaeval Times
　　WANG Weip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edicinal herb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gorous emergence and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the Mediaeval Times in China. In order to shake off disease and maintain good health, people at that time were crazy about gathering and taking a medicinal herb named Hanshisan, which is composed of amethyst, sulphur, and so on. They made light of trekking a long distance to pick it from mountains, lakes, rivers and islands, which enhanced their interest in landscape. As a result, there existed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medicinal herbs, rural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poetry. Especially, by the end of Jin Dynast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Dynasty, people frequently gathered the medicinal herb and took it quite often. It was at that time that Chinese scholars' aesthetic interest in rural landscape was established,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aesthetic taste of landscape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poetry.
文章指出，藥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詩的興起與日漸成熟有密切關系。出于養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藥之舉與采藥之行成為魏晉南北朝時人追奉的風尚，成為他們重要的生活內容。為滿足服藥之需，人們“不遠千里”，“窮諸名山，泛滄海”以采藥石，山水在滿足時人藥石之需的同時亦培養和提高了他們的山水之趣，藥因此與山水及山水詩有了直接的聯系。東晉，尤其是在晉宋之交，服藥與采藥的活動極為頻繁且更加地普遍化，中國士人山水審美情趣亦于此時得以確立，而山水審美情趣的形成，是山水詩發展的基礎。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50～5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王偉萍20072007
服藥/采藥/山水審美情趣/山水詩
　　taking medicinal herbs/picking medicinal herbs/aesthetic interest in landscape/landscape poetry

網載 2013-09-10 2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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