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宋代貨幣是宋史尤其是宋代經濟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特別是新時期對宋代商品經濟的研究日趨深入，而貨幣恰是商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宋代貨幣的研究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1993年，姚思陟先生發表了《近年來宋代貨幣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4期)，從貨幣的演變與發展、貨幣流通、貨幣管理、區域貨幣問題、鑄幣以及錢監和錢荒問題等方面作過梳理。此后十余年來(1994—2004年)，關于宋代貨幣研究的論文有200余篇，特別是幾部相關研究專著和論文集的出版，如劉森著《宋金紙幣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車迎新等主編《宋代貨幣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李埏與林文勛合著《宋金楮幣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高聰明著《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文成著《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汪圣鐸著《兩宋貨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汪圣鐸編《兩宋貨幣史料匯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等等，表明宋代貨幣的研究在不斷地發展和延伸。本文擬對這十余年來的研究成果，分成貨幣制度、貨幣流通、貨幣思想和貨幣形制四個部分加以介紹。
　　一、貨幣制度
　　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認為，宋代貨幣制度總的來說是由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還是小生產經營方式，這一特征決定了宋代貨幣仍然以單位價值較小的銅錢為主，因為它最適合于小商品交換的需要，但是由于小生產者與市場聯系的普遍性，又使市場商品的交易量很大，在大宗商品交易和遠距離貿易時，銅錢因為值小量重，又有很大的不便，所以白銀和紙幣便在商品交換中起到了彌補銅幣不足的作用(14—16頁)。汪圣鐸《兩宋貨幣史》則指出，宋代貨幣需求量之大，遠遠超過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較大程度上是由于宋代財政支出存在著一種膨脹剛性的推動所致(10頁)。較為活躍的商品經濟和宋廷面臨的諸多財政困難，使得當政者對貨幣問題非常重視。姚兆余《論北宋時期的貨幣政策》(《河北學刊》1994年第5期)認為北宋時期的貨幣政策主要有：壟斷貨幣發行，增加貨幣投放；加強貨幣管理，包括統一錢幣規格、幣材和重量，整飭貨幣，回收雜錢劣幣，嚴禁私鑄錢幣和偽造紙幣，厲行銅禁和錢禁等；調節貨幣流通，維護經濟穩定。他的《北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征》(《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歸納了北宋貨幣制度的基本特征為：貨幣鑄造發行的壟斷性，貨幣流通的地域性；銅錢流通的主導性和貨幣發行的二重性即經濟發行與財政發行并存。俞兆鵬《宋神宗時期貨幣制度研究》(《南昌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認為神宗時期的貨幣政策包括：禁用私錢，推行折二錢；擴大交子流通區域；大量發行度牒、官告、公據等有價證券；增強白銀的貨幣職能；解除銅禁和開放銅錢出口等。這些變革相對穩定了貨幣流通秩序，防止了通貨膨脹，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仝魯閩《北宋熙豐變法時期貨幣政策探微》(《山東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指出神宗時期貨幣政策的目標除財政及貨幣本身之外，還寓予了抑制聚斂的內質，而廢銅禁、削錢法及以券代幣等措施對緩解“錢荒”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的錢幣流通區，不利于各地的經濟聯系，其生成的過程和原因值得探究。葉世昌《北宋不同錢幣流通區的形成》(《中國錢幣》1999年第4期)指出北宋時期鐵錢流通區和銅鐵錢兼用區的出現，各有歷史淵源并得到了宋代政府的改造。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總結鐵錢流通區形成原因，一是繼承了歷史的消極遺產，二是國勢衰弱、財政困難，三是防止銅錢外流。在西北銅鐵錢兼用區，鐵錢的實際價值是大大低于它的名義價值的，但北宋熙豐時期西北鐵錢卻能長期保持與銅錢的一比一的比例。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將這種現象歸之于政府的強大的信用支持。政府利用鹽鈔在入中時權衡鐵錢，維持鐵錢的名義價值，保持了鐵錢與銅錢的等額流通。他將這種通過信用制度維護貨幣制度的措施稱為“以鈔權錢”(142—159頁；352—355頁)。
　　紙幣的出現是宋代貨幣史上最耀眼的一頁。包偉民《試論宋代紙幣的性質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認為，宋代紙幣只是由于當時金屬幣材不足而出現的一種替代性貨幣，與真正意義上的由于信用關系發達產生的紙幣尚有差距，因此也就解釋了紙幣從產生復歸于消失這一曲折的歷史過程。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則以其信用程度為標準，認為宋代紙幣經歷了兌換性紙幣(筆者注：即替代性貨幣)和國家信用紙幣兩個不同的階段(51頁)。張文《宋代通貨膨脹問題辨析——兼論宋代紙幣的性質》(《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認為宋代紙幣的性質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從起源看，它無疑是一種替代性貨幣；從其后的發展過程看，宋代紙幣很快向信用貨幣轉化；從紙幣的后期演變看，它有重新向替代性貨幣回歸的傾向。這是一種混合貨幣，即介于替代性貨幣與信用貨幣之間的一種非無限法償的替代性貨幣。劉方健《東西方紙幣產生條件的比較研究》(《中國錢幣》1994年第4期)認為：西方紙幣的產生根源于商品生產和商品貨幣關系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發展狀態是健康的，紙幣在貨幣流通中的作用也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反觀中國紙幣的早產，并非當時社會的商品經濟已發展到非發行紙幣不可的程度，而是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要通過發行紙幣作為榨取財富的工具。由于紙幣履行了過多的政治職能，必然導致濫發濫用，隨時可能夭折。
　　宋代紙幣的種類有交子、錢引、會子等。賈大泉《交子的產生》(《四川金融》1994年增刊)認為，交子產生前已有的信用票據是其歷史淵源，唐宋時期商品生產的發展是其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而四川地區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是促成交子產生的直接動力。他的《張、薛田與交子——關于交子的產生時間、整頓和官交子務的建立》(《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從分析交子產生的時間入手，認為《宋史·食貨志》、《山堂考索》、《鼠璞》等文獻有關張發明交子的記載與事實完全不符，而薛田則是當之無愧的官交子的創制人。他的《交子界分的考察》(《四川金融》1996年第11期)還認為，私交子是不存在分界的，界是指交子的流通期和兌換期，交子的分界是從官交子才開始的，時間是兩年一界。關于南宋東南會子的起源問題，李埏與林文勛《論南宋東南會子的起源》(《思想戰線》1994年第1期)肯定了學界五種觀點中的一種，認為它是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與銅錢不便交換之矛盾的產物，它既不是來源于小鈔現錢關子，也不是來源于行在交子以及官會子，而是直接來源于民間的便錢會子。東南會子行用后，貶值嚴重，為保證它的有效流通，宋廷創立了錢會中半制度。劉森《宋金紙幣史》認為此法大約出現于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七月，至乾遭九年(1173年)正月最終確立。錢會中半制度是銅錢缺乏，以紙幣會子補充銅錢鑄行量的產物，也是商品貿易發達產生出對易攜帶的紙幣需求的一種曲折反映，更是紙幣信用低下，無法與銅錢抗衡而須以政治手段維系的見證。錢牌是南宋初期局部地區使用過的一種貨幣，對其性質的分析，歷來有軍用幣說、匯票說、大錢說、代幣說幾種觀點，吳圣林《論南宋錢牌的貨幣性質》(《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認為，南宋錢牌實際就是南宋地方政府發行的一種金屬會子。
　　二、貨幣流通
　　學界一般認為，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是當時貨幣使用活躍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宋代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比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糧食和布帛成為主要商品，這就與戰國秦漢時期以鹽鐵為代表的地區特產品貿易大不相同，其基礎是堅實的。另一方面，當時市場商品的提供者主要是小農家庭和機戶等為主的小商品生產者。基于這種認識，高聰明《論宋代貨幣流通中的幾個關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2期)研究了宋代貨幣流通中的幾個關系：其一，商業與生產的關系上，商品流通過程中形成的貨幣財富的分配有利于商人和政府，而不利于生產者，貨幣多停留在流通環節，生產資本缺乏；其二，城鄉關系與貨幣流通上，城鄉間貨幣流通的方式帶有明顯的剝削性質，即政府、商人和地主對生產者的剝削；其三，政府財政與商品經濟上，封建政府財政的貨幣化依賴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財政貨幣化的程度最終決定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進而，他的《宋代貨幣流通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宋代貨幣流通的特點，即貨幣不斷向政府、商人與高利貸者一方集中并作為財富貯藏起來，造成貨幣的不斷沉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的財政轉移、不同的錢幣流通區等因素的影響，貨幣在各地區間的分布很不平衡；貨幣需要量和流通量表現出季節性變化，貨幣流通速度慢。
　　近年來一些考古發現亦可為當時貨幣大量沉淀現象提供實物證據。徐勁松《試論黃石西塞山宋代錢窖的性質》(《江漢考古》2004年第4期)認為黃石西塞山宋代錢窖可能是宋官府在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蒙古軍“進圍鄂州”前的緊急情況下，南宋朝廷由鄂州(今武昌)大軍庫順流運抵西塞山的庫錢。關于安徽出土的南宋兩淮鐵錢，章書范《安徽出土的南宋兩淮鐵錢》(《中國錢幣》1996年第1期)認為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始，至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止，共計97年時間里金朝軍隊曾九次大規模橫渡淮河侵犯宋境，兩淮路為必經之地，多數埋藏顯然是戰亂所致。
　　關于“錢荒”，續有討論。多數觀點都是從貨幣的供給量出發說明錢荒成因，認為王安石新法使錢幣需要量大增，而且交錢的時間比較集中；銅錢大量外流；許多錢貯于官府；錢幣不容易到農民手中；許多錢幣被私銷，等等。袁一堂《北宋的市糴與民間貨幣流通》(《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指出東南市糴由原來的政府糴米散錢變為單純的斂錢，使民間流通貨幣不斷減少，造成持續的通貨短缺，這是江南地區發生錢荒的主要原因，而西北地區是市糴糧草的重點地區，朝廷又人為地限制二路鐵錢的外流，所以陜西、河東二路的貨幣供給長期處于過量的狀態，一直被通貨膨脹所困擾。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認為在宋代商業繁榮的背后，商品生產并不發達，貨幣還只是單純財富的象征，沒有以生產要素(資本)的形式進入生產，因而它不斷被作為一般財富貯藏，在流通中沉淀下來，退出流通。這說明，宋代錢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內在矛盾，即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達與商品生產的不發達這一矛盾(333—344頁)。汪圣鐸《兩宋貨幣史》則認為宋代行用的銅錢數量龐大，事實上銅錢是過剩的，只是由于宋朝數目驚人的財政收支導致大量的銅錢在政府內部周期性循環運行，加之銅錢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的不均勻，最終造成暫時的局部“錢荒”(227—250頁)。龍登高《南宋楮幣與錢荒——兼與北宋錢荒的比較》(《中國錢幣》1998年第1期)通過比較北宋與南宋的錢荒指出，北宋政府通過增加鑄錢額或多或少削弱了錢荒的危害，減緩了通貨緊縮的趨勢；南宋時期則是錢荒與通貨膨脹并發，政府顧此失彼，陷入兩難境地，迫于財政壓力置二者于不顧，遂使錢荒與通脹進入惡性循環之中。由于錢荒，“省陌”盛行。程民生、張瑞生《論宋代錢陌制》(《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宋代的錢陌制是以足陌制與短陌制并行的形式出現，短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僅是一種“用錢”方式而已。張文《宋代通貨膨脹問題辨析——兼論宋代紙幣的性質》(《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認為，宋代的通脹是一種全局性的通脹，是由過盛的財政需求、無節制的信用泛濫以及不當的財經措施共同導致的，是一種結構性的混合型通脹。解決通脹，成為擺在宋朝政府面前的經常性難題。俞兆鵬《論宋徽宗抑制通貨膨脹的失敗》(《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指出徽宗朝抑制通貨膨脹失敗的原因是：無法緊縮貨幣，不能發展生產和難以整肅吏治。
　　銅錢是宋代的最主要幣種，幣值問題是銅錢流通中的中心問題。宋代銅錢幣值變化的主要辦法是降低小平錢的含銅量或鑄造大面額的當十大錢，不管哪一種辦法都降低了單位貨幣的含銅量，也就破壞了已經形成的價值尺度，容易引發貨幣流通的混亂(《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97—99頁)。銅錢的外流是影響銅錢供給量的重要因素，周愛萍《宋明時期中國銅錢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初探》(《中州學刊》1996年第3期)從中日兩個角度分析了宋明時期中國銅錢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黃純艷《略論宋朝銅錢在海外諸國的行用》(《中州學刊》1997年第6期)認為宋朝銅錢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宋錢在海外諸國作為通行貨幣使用，而且需求量很大，如高麗、日本和交趾，流入的宋錢均作主幣行用。但在實行金銀本位幣制的東南亞(除交趾外)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區宋錢主要担當輔幣職能。
　　閻福善《陜西北宋鐵錢》(《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5期)將北宋陜西鐵錢的行用，以康定元年和熙寧八年為界標，劃分為三個階段。李清蘭《宋代四川鐵錢述略》(《中國錢幣》1994年第1期)指出四川鑄造鐵錢達三百六十余萬貫，且“不得出他境”，而諸路鐵錢則源源不斷地流入四川，使得這一地區行用的鐵錢品種多數量大。謝元魯《北宋前期四川鐵錢幣值與流通地區的變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5期)、《北宋中后期四川鐵錢幣值和流通地區的變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分析了北宋四川鐵錢的幣值問題，認為宋初實行的上供政策使四川地區銅錢匱乏，鐵錢與銅錢的比值由五代后蜀的2.5∶1急降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初年的14∶1，宋廷采用增鑄大鐵錢和允許銅錢入川的辦法，提高鐵錢的幣值，從而使鐵錢與銅錢在太平興國以后基本穩定在10∶1的比值上；而北宋中后期四川鐵錢幣值的波動，主要是受鐵錢成為交子的準備金和陜西地區鑄造鐵錢的沖擊，宋廷采用暫停鑄造鐵錢、禁止陜西鐵錢進入四川流通以及穩定交子發行數額等措施，使四川鐵錢的幣值在北宋中后期依然基本穩定。
　　王文成致力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研究，發表了專著和一系列論文。他的《唐宋之際白銀使用的發展》(《云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認為，隨著唐宋之際白銀的生產與加工能力的提高，白銀的使用范圍迅速擴大。入宋以后，民間使用白銀飾器的禁令被解除，白銀成為一般民眾的日常消費品。相應地，人們對白銀的認識不斷深化，白銀的使用獲得了重大發展，這是宋代白銀貨幣化進程得以展開的歷史前提。他的《南宋銀絹關系的演變與白銀貨幣化》(《云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認為南宋紹興中葉至乾道間出現的“以銀代絹”、“以銀買絹”現象，即是白銀貨幣化初步實現的表現。對此，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則認為，一方面由于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當時普遍盛行的回貨貿易、大量有價證券的流通、信用匯兌制以及紙幣流通的擴大等因素使白銀以輕赍身份發揮作用的場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圍大大縮小。從白銀較少作為價值尺度這一點來看，白銀的貨幣化還沒有完成(67—82頁)。
　　陳浩《杭州新出土南宋金牌、金鋌考敘——兼談南宋時期黃金的貨幣化程度》(《中國錢幣》2000年第1期)從南宋金牌、金鋌的銘文入手，以貨幣的五種職能為標準考察當時的黃金使用現象，認為南宋黃金初步具備了價值尺度職能，流通手段職能具有明顯的間接性，貯藏手段職能得到了充分發揮，支付手段職能主要體現在非商業性支付方面，世界貨幣職能顯現出雙向流動的特點，因此南宋黃金貨幣地位的基本確立是毫無疑問的。李小萍《南宋金銀交引鋪探究》(《中國錢幣》1999年第4期)也涉及了這個問題。汪圣鐸《試論宋代絹帛的貨幣功能》(《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認為宋代絹帛仍有一定的貨幣功能，可在流通領域代替銅錢行用，但這種功能較唐代大為減弱。
　　三、貨幣思想
　　貨幣經濟的發達，促進了貨幣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仝魯閩《宋元時期有關貨幣本質問題的認識及其深化》(《文史哲》2003年第1期)指出，宋代貨幣形態的多樣化，以及金屬貨幣與紙幣在流通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消長演變，既為貨幣金屬主義的發展，又為貨幣名目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條件。金屬主義學說側重于貨幣本質中的商品性問題，而名目主義學說側重于貨幣本質中的社會性問題，經歷了一個從強調兌換到強調政府信用，從強調稱提之術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設的認識深化過程，同時也注意到信用授受雙方的互動與協調。
　　賈大泉《宋代的紙幣發行和紙幣理論》(《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第1期)歸納了宋代的紙幣理論有兌換紙幣思想，即發行兌換紙幣不需要十足的本金；厲行回籠，穩定貨幣的“稱提”思想；錢楮并用的“子母相權”說和“錢實楮虛”說。葉世昌《說“稱提”》(《中國錢幣》1996年第1期)論證了“稱提”這個術語的涵義和來歷。高聰明《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認為，從理論上說，稱提理論是錯誤的，但宋朝政府據此采取的提升紙幣購買力的具體措施卻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361—365頁)。汪圣鐸《兩宋貨幣史》進一步指出，由于稱提的目的是要改變楮幣與鑄幣的比價關系，所以主張減少楮幣數量、增加鑄幣數量的稱提議論也不能一概視為錯誤意見。至于宋人提出的眾多用于稱提的建議，具有積極意義的成分較多(729—730頁)。
　　葉世昌著《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介紹了李覯、周行已、辛棄疾、葉適等人的貨幣思想。李覯認為貨幣是為了解決物物交換時衡量商品價值的不便而被“圣人”創造出來的。強調搞好錢法，認為從國家財政角度考慮，還是以錢多為好。他第一個將當時金屬貨幣供給不足的現象稱為“錢荒”，并分析了個中原因。周行已認識到國家發行的兌換紙幣不會被全部拿來兌現，這是中國最早關于兌現紙幣不需要十足準備金的理論。辛棄疾撰《論行用會子疏》，認為會子“本以便民”，而其貶值原因一是“朝廷用之自輕”；二是“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葉適認為紙幣的弊病有三：一是大城市只見紙幣流通，金屬貨幣退出了流通領域；二是紙幣貶值，使獲得紙幣的人都受到貶值的損失；三是引起市場上商品的缺乏。
　　楊澤宇、雷從勝《王安石與沈括的貨幣信用思想——兼論中國唐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認為，在貨幣流通問題上，沈括高于同時代人之處在于：他不是就貨幣論貨幣，而是從發展經濟的高度闡述了貨幣流通規律，分析了“錢荒”的癥結所在，提出五項解決的具體途徑——恢復對私人采銅的禁令；提高楮幣的信譽；主張以黃金作貨幣；加快貨幣流通速度；遏制銅錢外流等。此外，劉森《宋金貨幣史》一書中對宋人呂祖謙、宋孝宗趙眘、楊萬里、楊冠卿、袁燮、陳耆卿、吳潛、袁甫、林、戴植等人的紙幣思想做了介紹。
　　四、貨幣形制
　　幣材是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菱菱《從鐵錢、鐵兵器、膽銅的生產看宋政府對鐵需求的增長》(《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考察了宋朝政府對鐵需求的增長情況，認為宋神宗熙豐時期(1068—1085年)每年鑄錢用鐵量應在800萬斤以上，南宋應在二三百萬斤以上。汪圣鐸《關于膽銅生產的起始》(《中國錢幣》1996年第3期)考證了宋代開始膽銅生產的時間和過程。宋代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遺憾的是至今未發現相關的實物證據。謝元魯《宋代四川造紙印刷技術的發展與交子的產生》(《中國錢幣》1996年第3期)和儲建國《南宋紙幣印造述略》(《中國錢幣》1999年第4期)兩文考證了宋代紙幣的用紙和印刷技術。
　　“夾錫錢”的金屬構成是學術界較多關注的一個問題。葉世昌《夾錫錢是鐵錢而非銅錢》(《中國錢幣》1996年第3期)、戴志強等《“夾錫錢”問題再研究》(《中國錢幣》1999年第1期)均認為夾錫錢是鐵錢而非銅錢。李延祥、周衛榮《廣西賀縣鐵屎嶺遺址宋代錫鉛及含錫鐵錢冶煉技術初步研究》(《有色金屬》2000年第5期)考察了廣西賀縣鐵屎嶺宋代錢監遺址，發現了高中低三種含錫量的“政和通寶”鐵錢，根據文獻考證其為北宋后期的“夾錫錢”，其鑄造初衷是利用錫對鋼的脆化作用來防止敵國用宋朝鐵錢煉鋼鍛造兵器。劉舜強《北宋“夾錫錢”名實考》(《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1年第5期)稱對多枚宋徽宗時期鑄行的大鐵錢通過掃描電鏡和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兩種科技手段分析其微觀結構，認定夾錫錢就是鐵錢。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兩種類型的夾錫錢，一種徒有其名，一種名符其實？看來，這項研究還應繼續。
　　王雪農《有關宋金官鑄銀鋌(錠)形制特點和等級標準的幾個問題》(《中國錢幣》2000年第1期)認為宋代銀鋌形制的特點有兩條演進線索，一是形態演進線索：從唐代長方形的條狀，北宋改變為中間束腰的曲線版式，保留了原鑄造時留下的蜂窩狀孔洞；到了兩宋之際，又改變成兩端圓弧、中間束腰的砝碼形態，這種形態貫穿整個南宋。二是銘文特征的演進線索：銘文由鏨刻到砸印，其內容由多到少，銀鋌的鑄造機構最初多為官方機構發展為包括眾多私家店鋪的多種機構。這也反映了宋代白銀使用的日益廣泛。
　　宋朝所鑄行的金屬貨幣數量為歷代之冠，因此對宋代錢幣形制的研究就是個大課題。針對有的學者對利用錢文劃分版別提出質疑，白秦川《用錢文劃分宋錢版別有合理性》(《中國錢幣》2002年第4期)認為錢幣的直徑、外緣、內廓、穿孔等會因刻工、砂型、流通磨損等產生差別，而錢幣文字，只要是一個人書寫的，其風格總是一致的。因此錢幣文字特征應是一個錢監的基本特征。
　　宋代的紙幣雖沒有留下實物，但發現的若干鈔版如日本《東亞錢志》(1935年出版)所載的北宋鈔版拓片和1983年安徽省東至縣發現的“行在榷貨務對樁金銀見錢關子”版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盛觀熙《兩宋鈔版辨析》(《中國錢幣》1994年第4期)認為兩塊鈔版無論在書法書體、形制式樣等方面都與宋代的時代風格有著較大的差異，因此，前者似非北宋官方正式頒行之物，后者為南宋時期民間仿官方私自雕刻的偽“會子版”。姚朔民《“宋紙幣版”再檢討》(《文物》2000年第4期)則以為北宋鈔版拓片上的文字與當時文獻所反映的形式、政府政策、甚至語言表達方式與北宋末年的“崇寧錢引”處處相合，故而認為這塊鈔版可能就是印制“崇寧錢引”的鈔版。2004年在安徽省東至縣召開了“兩宋紙幣研討會”，國內學者對“東至關子版”的真實性、用途和金屬成分與工藝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高聰明《“兩宋紙幣研討會”紀要》，《中國錢幣》2005年第1期)。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十余年來宋代貨幣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相當豐碩的，涉及的內容廣泛而深刻，且在不少問題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譬如，紙幣的性質，“錢荒”的成因與影響，“夾錫錢”成份的分析，等等。這些成果必然會對后續研究產生積極的示范和導向作用。
　　對于今后此領域研究的繼續展開，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進一步拓展視野，重視對比研究。中西之間、宋朝政權與遼夏金元政權之間、不同幣種行用區之間、不同幣種之間，以及宋代貨幣與當時承担一定貨幣職能的匯票、本票、支票等票據之間等，均有橫向比較的必要；北宋與南宋之間、唐宋之間以及宋元、宋明之間的貨幣問題各有特質，亦需要縱向對比研究。劉方健先生比較中西紙幣產生的背景，龍登高先生比較北宋與南宋的錢荒，對我們都是很好的啟迪。其次，在理論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有必要加強學科間的聯合，引進更多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宋代的貨幣問題涉及廣泛，諸如礦冶、鑄造、印刷、體制、法律、財政、商貿、外交、考古等。因此，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單純地爬梳文獻中的史料已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重視考古新發現，應用現代科學儀器分析宋代貨幣實物，都不失為開展研究的好辦法。再次，在具體內容上，總結宋代貨幣政策的教訓，探討貨幣與當時有價證券如度牒、鹽鈔、茶引等的關系，宋代貨幣金融立法和實施的情況等方面，都大有文章可作。譬如，宋代貨幣使用中存在著多個令人疑惑的悖論：一方面宋代的金屬鑄幣額空前絕后，另一方面則是錢荒的呼聲日甚一日；一方面鑄造的大量銅錢退出流通領域，另一方面則是發行紙幣和各種票據緩解通貨緊張；銅錢在宋政權內購買力相對較低，而在國外卻很高，遂使宋錢“一朝所鑄而四朝(指宋遼夏金)共用”，并大量流向周邊鄰國，厲行錢禁也無法遏制；錢賤而銅貴，民間銷銅之風難以禁絕；南宋時期出現錢重與物貴并立的奇特現象。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有待學者繼續努力。

中國史研究動態京7～14F7經濟史葛金芳/常征江20072007
葛金芳，常征江，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作者：中國史研究動態京7～14F7經濟史葛金芳/常征江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57: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