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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214（2001）06－0051－03
　　20世紀60年代，英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Popper，K.R.）提出了著名的“世界1、2、3理論”。70年代后期，英國著名圖書館學家、情報學家布魯克斯（Brookes，B.C.）將波普爾的這一具有世界影響的理論引入圖書館學、情報學，提出了著名的“知識基礎論”。作為“知識基礎論”在情報學領域的拓展，布魯克斯進一步提出了更具創意更具影響力的“情報認知理論”。在20世紀下半葉世界范圍內的情報學范式轉移中，布魯克斯的“情報認知理論”成為情報學新的主流范式——情報認知范式的典型理論之一，被譽為“布氏認知論”或曰“布氏認知范式”。本文擬對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做一簡要的評介，以期對當前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信息學研究有所啟示。
　　 1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的理論基礎——“世界1、2、3理論”
　　波普爾于1967年在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上做了題為《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的著名演講，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所謂“世界1、2、3 理論”。這一理論把世界劃分為三大部分，即世界1 ——物理客體和狀態的世界，其中包括物質、能量以及一切生物和人腦；世界2 ——意識狀態和主觀經驗的世界，其中包括全部感性知覺、認識經驗、創造性的想象以及自我；世界3——客觀知識世界，即具有物化特征的文化、文明、 語言文字和科學的理論體系、科學上的假說、批判性論據等等。［1］
　　在波普爾看來，世界3雖然是人類的主觀思維（世界2）借物質存在而創造的，但它“并非是人類合乎目的的有意識的創造，而是為了其它目的的活動的副產品”。它一經出現就具有充分的自主，就能在自身的范圍內實現其發展。世界3，“如同桌子、椅子是實在的一樣”， 也是客觀的實在。因為，知識是人的主觀精神世界對于客觀物質世界的印象、抽象、反映和概括，它先是發生于人的腦中（這時的知識還屬于世界2的范圍，稱之為主觀知識），然后以某種符號方式表達出來， 并記錄于一定的物質載體之上，成為公開的知識。這種借助于一定載體形式而存在的知識的積累和傳播，使其成為依屬于人的主觀世界的一種資源。它不同于主觀世界，也不同于客觀世界，所以稱之為“客觀知識世界”。［2］
　　波普爾“世界1、2、3理論”一問世，即受到世界各科學領域的廣泛關注并引起激烈爭論。時至今日，盡管對波普爾這一理論的某些細節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但其主導方面，即強調“世界3 ”的特殊重要性、引發對知識的客觀進化的重視等，已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
　　波普爾在其對“世界1、2、3 理論”的具體表述中多次提到過文獻與圖書館。他認為，美術作品、書籍、雜志以及圖書館的內容等，都屬于世界3的范疇。他還以圖書館為例提出過兩個著名的思想實驗， 以此論證知識的客觀進化及客觀知識的相對獨立性。正因為這樣，波普爾的“世界1、2、3理論”引起圖書館學、 情報學研究者的關注與響應是不奇怪的。
　　布魯克斯是圖書館學、情報學兩棲學者，又是一個英國人，對于誕生于本土的波普爾的新哲學理論抱一種直觀的歡迎態度是合乎情理的。他為我國圖書館學界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波普爾的第三世界理論應受到圖書館學家和情報學家的歡迎，因為他首次為他們的職業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3］
　　 2布魯克斯的“情報認知觀”
　　 2.1布魯克斯的“知識基礎論”
　　在世界范圍內，情報學界較之圖書館學界對于波普爾“世界1、2、3理論”的引入要早，但也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彎路。大體上講， 情報學界對波普爾理論的早期引入基本局限于“世界3”的范圍和層面上。布魯克斯也是如此。1980年，他在一篇論文中認為波普爾提出的“世界3”實際上就是由語言、藝術、科學、 技術等所有被人類儲存起來或傳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產物所記錄下來的人類精神產物組成的客觀知識世界，為圖書館學和情報科學活動提供了理論根據，圖書館學家和情報學家的實際工作可以歸結為收集和組織“世界3 ”的人類思想的記錄并提供利用。［4］1982年前后布魯克斯這一思想被介紹到我國。 我國著名圖書館學家吳慰慈在1985年將之概括為“知識基礎論”，并列為國外當代圖書館學的五大經典流派之一。［5］
　　在布魯克斯前后，與之持著將波普爾“世界3 ”理論作為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基礎的相同的或相近的觀點的人也為數不少。著名的如前蘇聯情報學家、信息學家謝爾比茨基強調“文獻化的科學知識（科學文獻）存在于人的意識之外”，［6］聯機公共檢索目錄（OPAC ）的早期倡導者斯旺森（Swanson，D.R.）在1980年就提出將波普爾的知識的客觀增長理論（即世界3理論）作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 尤其是作為設計情報檢索系統的一般認識論基礎。［7］
　　1995年，美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情報學家迪克（Dick，A.L.）對于波普爾哲學思想在圖書館學尤其是情報學領域應用的現狀作了評介。他認為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過去過于關注波普爾三個世界中的客觀知識世界（即世界3），并把它作為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理論基礎， 以致于使波普爾哲學思想中的許多有益方面被忽視了。他批評道，一味受波普爾世界3理論支配的圖書館學、情報學尤其是情報檢索研究， 過于強調人工制品方面（如文獻、索引、文摘、數據庫，即世界3的物件），卻忽視或犧牲了人的因素（如作者、文摘員、情報專家、圖書館專家、用戶等），直到情報認知觀興起，這種狀況才開始得以扭轉。［8］
　　 2.2布魯克斯的“情報認知范式”
　　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情報學界關于情報科學范式轉移的呼聲日見高漲，這當然與另一位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T.）的“科學范式”理論被引入并被廣泛接受干系甚大。英國著名圖書館學、情報學家米克沙（Miksa，F.L.）在1992年系統地回顧了80年代情報學范式轉移的情形，指出情報科學在經歷了“機構范式”和“情報運動范式”的建構之后，“情報科學的研究興趣在轉向產生于人工智能和綜合認知情境中的主題”。［9 ］這里所謂的“人工智能和綜合認知情境”的范式觀轉移正是由布魯克斯真正肇始的。
　　顧名思義，由布魯克斯奠基的“情報認知觀”也應該與20世紀70年代末嶄露頭角的“認知科學”有所聯系。但人們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布魯克斯的“情報認知觀”真正的哲學來源卻依然是波普爾“世界1、2、3理論”。與他此前的知識基礎論有殊大的差異， 布魯克斯在80年代初陸續表述的更為系統的“認知范式”已從波普爾的“世界3 ”的單一層面或角度轉向了“世界3”與“世界2”的深層關聯上。
　　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于波普爾理論的主導方面已經給予了充分的認可，與此同時，布魯克斯認識到波普爾所謂“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也僅僅在“世界3”的客觀進化的物理層面上才有意義。在他看來，波普爾的世界1、2、3的劃分， 首要的貢獻就是把物質的直接存在形式與間接存在形式區分了開來。世界3、世界2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們在實質上均具有信息世界（嚴格說應是知識世界）的意義。波普爾曾反復強調，他所謂的“世界1、2、3”是普遍聯系的、相互作用的。 而相互作用并不是一句空話，還需要有“中介”。在布魯克斯眼里，情報科學就是一個現實的中介。他指出，“情報科學的理論任務可以歸結為研究‘世界2’與‘世界3’的相互作用，在可能的范圍內描述和解釋這一相互作用，幫助組織知識（而不僅僅是文獻）以便人們更有效地利用知識”。［10］
　　 2.2.1布魯克斯的情報科學基本方程式
　　為了更為精確地表達情報活動在“世界2”與“世界3”相互作用中所處的地位，布魯克斯指出了一個情報科學的方程式，即K［S］＋△I→K［S＋△S］。
　　布魯克斯將知識定義為“由概念間關系連接起來的一種概念結構”，而情報則是這種結構的一個小小的但卻舉足輕重的部分。這樣，該方程式就表明，在情報（△I）的作用下，原有的知識結構（K［S ］）被改變為新的知識結構（K［S＋△S］）。布魯克斯曾反復強調， 知識結構可以是客觀的（屬于世界3的范疇）也可以是主觀的（屬于世界2的范疇）。因而，情報科學的根本任務即是通過卓而有效的情報活動，既改善人類的客觀知識結構也改善人類的主觀知識結構。
　　布魯克斯的情報科學基本方程式現在已為國內圖書情報界所熟知和廣泛引用。其實，布魯克斯并沒有把他的那個方程式視為情報學的終南途徑。在他看來，他的基本方程式并沒有解決情報科學必須解決的問題，而只是提出了問題（盡管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如何解釋并運用這個方程式應當是情報科學的基本研究任務。他聲稱，考察人與記錄在已發表文獻中的客觀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更多地了解主觀知識結構，可能是解釋前述基本方程式的適當途徑。
　　 2.2.2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范式”的四大要素
　　布魯克斯的情報科學基本方程式是他的“情報認知范式”的核心而并非全部。他認為，他的“情報認知范式”作為一種基本范式，是超越于機構范式和情報運動范式的，但并不排斥其它范式的科學成分。作為一種范式轉移，他的情報科學認知范式包括著四個主要因素：1.客觀知識的組織；2.數據公開化、方法客觀化；3.情報知識是存在于認識空間的超物質的實體；4.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認識空間。［11］
　　 2.2.3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范式”昭示的情報學兩大發展目標
　　布魯克斯是當代世界情報學范圍最具有遠見與卓識的權威學者之一。他敏銳地意識到，情報認知范式在他的努力下必將成為新的發展階段中情報科學最有活力、最有前景的科學范式。但任何科學范式都不可能沒有隱含的科學危機，他認為情報認知范式的隱含危機很可能是使人們過于執著于對于個體的認知結構的研究與改善，過于強調情報專家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而導致情報學社會維度的缺失。
　　有鑒于此，布魯克斯從他的情報認知觀出發，為情報學進一步提出了兩大發展目標［12］——
　　目標1，情報學應發展成為人們認識世界1、2、3，尤其是認識世界2、3（即知識世界、信息世界）的“認識地圖”。就這一目標而言，布魯克斯不但強調情報學必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對主、客觀知識結構的重組與改善方面，而且強調這種重組的主、客觀知識結構應該是公開的、客觀的、可測度與可利用的，像地圖一樣是合用的、一目了然的。
　　目標2， 情報學應該發展成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體外大腦”。就這一目標而言，布魯克斯比他同一時期任何一位情報學權威都看得更高、看得更遠，不但強調了情報學作為一種集體智慧的認識功能，而且突出強調了情報活動作為一種認識主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人類主、客觀知識進化中的特殊的“活化”功能。
　　 3結束語
　　世界范圍內的冷戰結束后，情報學這一冷戰時代的寵兒面臨著發展取向的重大抉擇。適逢其時，科學學、認知科學、新知識理論、傳播學、信息科學在更高更深的層面上風云際會，左右著影響著新時期情報學科學范式轉移的趨勢。以布魯克斯為代表的一批情報學有識之士，把波普爾世界1、2、3理論、 庫恩科學范式理論這兩大最有影響的學說與認知科學的精華融會貫通于情報學基本理論，針對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時代人類對知識活化、知識組織與利用的更高要求，創造性地提出并進一步完善了一種被稱之為“情報認知觀”的科學范式。 這一范式經過近20年情報活動實踐的檢驗與發展， 現在已成為左右情報學發展的主流范式。考察這一范式的典型理論——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的起源與理論內涵、得與失，對于目前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信息學正在進行中的科學范式轉移無疑有著許多難能可貴的啟示。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銀川51～53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師宏睿20022002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是將波普爾世界1、2、3理論、 科學范式理論與認知科學的精華融會貫通于情報機理后形成的全新的情報學范式。經過近20年的情報學實踐檢驗與完善，現已成為當代情報學的主流范式之一。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世界1、2、3理論/科學范式師宏睿（1968－），女，199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圖書情報學系本科，現為寧夏自治區黨校圖書館館員，已發文3篇，曾獲1997－2000年度校級優秀科研工作者稱號。 作者：圖書館理論與實踐銀川51～53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師宏睿20022002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是將波普爾世界1、2、3理論、 科學范式理論與認知科學的精華融會貫通于情報機理后形成的全新的情報學范式。經過近20年的情報學實踐檢驗與完善，現已成為當代情報學的主流范式之一。布魯克斯/情報認知觀/世界1、2、3理論/科學范式

網載 2013-09-10 2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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