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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于１９９５年６月１日至５日在上海舉行。來自比利時、葡萄牙、日本的專家學者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專著的作者及有關研究人員參加了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有關學術問題進行了重新認識，對有的問題加深了理解，達成了共識。
　　一、關于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的方法問題
　　比利是盧汶大學讓·拉德利埃教授認為，兩種哲學的比較，必須涉及到哲學與文化的關系問題，這是比較的基礎。現在的狀況是，哲學與文化相分離。造成分離的原因是，哲學把尋求普遍性、一般性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文化則呈現為多樣性。國此，哲學與文化產生沖突，哲學排斥文化，使哲學成為外在的東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拉德利埃認為，人類生活就是文化的框架，人類所有的活動包括宗教、意識、倫理等等都是文化。失去文化根基的哲學，不能真正反映世界面貌，因而是沒有生命力的哲學。但是，哲學并不等于文化，拉德利埃站在現象學和釋義學的立場，通過對意義產生的過程的闡述，來說明哲學和人類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的關系。他指出，進入有意向的人的活動中的那些事物，總是作為人的一種工具，或具有某種功用而與其他事物相聯系，這便是事物間的指向關系。把這些指向關系提示出來就是意義，而人的活動則是意義產生的基礎。哲學就是去發現正確的方法，引導人們走向真實可靠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哲學是智慧、是理解、是和諧、是啟發、是洞察力、是平和的心境、是正義、是真理，等等。
　　比利時盧汶大學名譽教授弗洛莉娃則依據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理論作為不同文化、哲學比較研究的基礎。她認為，人的身體是同時包含被感和感知兩種功能的實體，這種功能稱為感應性（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人的五種感覺以及時空，都是在對感應性反思基礎上展開出來的。在感應性中，被感和感知不斷調整，以期趨利避害，達到生存的目的。這種理論應用到文化、哲學的比較研究中，是把不同文化共同體之間的交往看作一個類似于感知和被感的過程。她認為，從這個角度去觀察，容易理解一種文化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中首先注意的是哪些方面，以及如何進行交流，文化交往的結果必然會在多樣性的基礎上達成某些一致性。
　　“意義問題”是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中一個重要而基本的層面，會議對哲學應扎根于文化和生活這一點取得了共識。但對其中某些問題，與會者認為應進行深入探討，拉德利埃教授對于哲學的表達，表明西方哲學在探尋不同于傳統的方向，但他同時又肯定哲學應當尋求普遍、一般，這反映出傳統哲學對他的影響。傳統哲學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它的邏輯性，普遍、一般作為相對特殊、個別的范疇，都是邏輯的語言。拉德利埃認為，如果哲學不講普遍性，那么交流也不可能了。但有人指出，哲學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不能用語言、尤其是邏輯的概念交流的，因為那是人自己的一種親身感受或體驗；它也不能用一般、普遍那樣的語言去描述，一旦描述出來了，它就成了知識而不是智慧，禪宗哲學就是一個例子。這里又涉及到了哲學究竟是知識還是對智慧的追求這樣一個古老的問題。
　　二、關于比較哲學研究的視野問題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道友信人生圈倫理學（ｅｃｏ－ｅｔｈｉｃｓ）的角度為比較哲學研究開辟出又一片視野。他在《生圈倫理學的認同比較研究》論文中，對生圈倫理學下了定義，他認為生圈倫理學既不是環境倫理學，也不是生態倫理學，它是廣泛意義的人類倫理學。也就是說，它不僅包括人的自然生存環境，而且包括文化和技術在內的倫理學。他比較了東西方哲學傳統兩種不同的認同形式，認為西方重個人認同，東方重集體認同。這種不同方式蘊含著的哲學意義是呢？今道友信認為，東方集體認同的危險是從個人心理上放棄道德責任，導致國家主義、功能性集體主義等等，因此，這不是一種精神認同，只是一種功能性認同。而西方人的個人認同心理則導致個人主義，社會生活渙散。在每個人身上，存在著兩種個人主體，一是作為公眾生活領域中的集體認同的功能主體，另一個是私人生活中個體認同的個人主體。東方人往往將其真實的個體認同主體融化于品詩、繪畫中，而從公眾領域逃離出來。這樣人們可以發現自我完善之路，卻無補于社會。西方人則不論從公眾領域還是個人內心都傾向于個體認同，但在高度技術化的社會，集體認同愈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擁用核能源，而作為集體認同的社會就可以擁有它。在技術倫理領域，可能某些社會中的個人會反對一般的倫理原則，但又不得不接受社會成員所必需接受的原則。因此，當代技術化社會中的道德觀更接近于東方的兩主體：作為公眾生活中的集體認同和作為個人生活中的個人認同。但當代的集認同，不同于東方傳統中的功能性集認同，它需要加上作為私人生活中的個人主體的積極參與社會的認同，需要進行個體反思所達到的自覺認同。也不同于西方的不注意社會集體功能的純個人認同。現代集體認同應當是建立在個人認同基礎上的新的集體認同，這種認同包括個人與集體，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環境，個人與文化間的互動關系，在關系中實現認同。這種新的認同視野應當從語言學領域，人的本體結構，邏輯的觀察，宇宙的范圍等幾方面進行研究，以造就出一種共生集體認同關系，并同時在精神活動中表現出個體認同。這種新的認同是人所獨有的，具有人類文化意義的新的哲學視野。日本清泉女子大學的橋本典子教授指出，從日本古代神話中考察語言的產生和發展，有價值的語言的轉換是通過“間”（Ｍａ）完成的，“間”既是時間距離，也是空間距離。間即關系，意義在關系中產生。因此，哲學研究必須注意研究關系，這是意義產生的基礎，也是哲學發生的基礎。
　　三、關于比較哲學研究的目的問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仲禮研究員認為，東西方哲學都追求智慧以對人生、世界的透徹理解。但是，東西方哲學在表達方式、思維形式、論證過程等方面是存在差異的。比較研究的目的就是取長補短，建立更好更高的哲學，以促進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中國具有豐富、悠久的哲學傳統，但它并不排斥一切外來哲學文化中有益的東西，例如外來的佛教，它在與儒道兩家中國本土哲學思想的交流沖突中，最終產生出中國自己特色的指教哲學，而儒道兩家也吸收了佛教哲學的思辨精深的特點，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哲學思維的一次大發展，產生了宋明理學。從西方來看，西方哲學從古臘哲學算起，已有二千余年歷史，這不僅是西方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同時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自本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形態也在發生重大變化，現象學、釋義學等流派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哲學也在探尋新的表達方式和新的內容，東方哲學成為其注目點。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通訊的發達，世界各國、各民族的交流、接觸日益頻繁，為了人類的和平進步，為了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共同進步，進行不同哲學間的交流理解尤為重要。共創人類文明，共享精神財富，是我們進行哲學比較研究的主要目的。拉德利埃說，如今我們開展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無疑是一項重大任務，東西方都有著歷史悠久和非常豐富的哲學傳統，并且在當代哲學研究中充滿活力。我們開展比較研究，當然為了解決目前哲學中存在的一些危機，為了達到東西方人們間的相互理解，為了獲得智慧。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任務還在于承先啟后，建立一種更為完善的將來哲學，為哲學文化的繁榮興盛，為人類精神文明的提高做出哲學工作者應有的貢獻。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的米歇爾·雷登（Ｍｉｃｈｅｌ　Ｒｅｎ－ｄｅｎｄ）教授提出了由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為標志的主體哲學在當代遇到的挑戰，出現危機的看法。因為笛卡爾重建知識的方法是建立在主體確定性上的，笛卡爾認為，思想既是活動也是內容。在西方從他開始，第一次從思維角度談人的主體性，從康德到黑格爾，主體性哲學得到了發展。然而，從１９世紀始出現了對哲學主體性批判的潮流，這個潮流包括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結構主義以及利科、福科等。主體性哲學遭到批判的主要理由是，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表象知識分析的基礎上，得出認知主體和知識客體二個方面，并且認為主體意識當統馭客觀對象。根據這一分析，笛卡爾認為，真理不在于主客一致，而是主體意識的清楚明白。然而利科在尼采所開啟的方向上指出，笛卡爾過分相信了人自己意識中清楚明白的一面，即自信的一面。事實上，意識中懷疑的方面也常常會占上風，而且人往往不可避免懷疑。況且尼采早已指出，人有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有時也會撒謊。這里，從“我思故我在”出發去尋找真理是無濟地事的。現代的研究更表明，一切表象性的知識不過是出于人的一種解釋活動，這里與其說人是作為一種意識的主體，不如說更應該深入地從認識及能力的關系方面去考慮，這就要把人的身體及其各種能力，包括性的因素都考慮進去。總之，當今天人們再來追問人是什么的時候，已經不再是笛卡爾所說的那種確定的本質了。相反，不確定性，懷疑倒是在考慮人的本質時要注意的特點。顯然，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傳統的主體性哲學已經遭受到重大的危機，這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俞宣孟副研究員比較了東西方不同的形而上學，說明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是建立在本體論之上的超驗的領域，它以嚴密的邏輯推理構造的范疇體系作為哲學的第一原理。而中國形而上學并不是本體論的，也沒有體系式的第一哲學原理，它是直接指導人們生活，教導人們做人的道理，它既是追求的目標，又是追求的過程。中國形而上學作為一種哲學形態，同時也是生活態度，它既不脫離實際生活，又使人們追求高于實際生活的意義，以至于一些平凡的生活事實獲得了超越的意義，如茶道、花道、棋道等，而最終則是為人之道。因此，形而上學是人類所不可或缺的東西。西方形而上學由于采取了本體論這種特殊形態，已見衰落，結果導致哲學上的相對主義，在生活中則反映為缺乏信念和目標，形而上學成了一個貶義詞。然而，既然形而上學作為創造文化與意義的人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它決不會因本體論的垮臺而同歸于盡，事實上，本體論哲學倒臺以后，西方哲學中依然有對形而上學的新的探索，如現象學、釋義學及海德格爾哲學，尤其是海德格爾后期將他哲學中一個重要術語“是”（ｂｅｉｎｇ）等同于中國老子的“道”，這是值得重視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精神將在今后的世界哲學中發揮重大作用。
　　四、東西方哲學中幾個課題的比較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王淼洋研究員認為，在中國學術界，一般認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思想，即使認為有科學思想，也主要考慮其與西方科學思想不同的方面。王淼洋指出，中國古代不僅有豐富的科學思想，而且與古希臘的一些科學思想極其相似。他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證：中國的象生數與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思想相似；中國的五行說與古希臘的四元素相似；中國的陰陽學說與西方的宇宙萬物二極說相似；中國的天人感應說與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說相似。相似的原因是科學思想中有著確定性因素，定理是相通的。因此，由其科學思想產生哲學也有相通之處。從源頭上看東西方哲學，堅定了我們將來的哲學可以會通的信心。上海社會科學院范明生研究員則從中西方思維模式及其現代形式分析了中西傳統思維的不同，中國重辯證思維，西方重形式邏輯思維。他分別闡述了兩種思維模式在各自哲學中起的作用，提出現代的思維方式不應偏頗，而應強調兩者的互補作用。上海社會科學院陳超南副研究員，對東西方哲學中的感性與理性觀念作了比較，認為西方人的感性與理性是相對立的兩個概念，而中國的感性中帶有理性的因素，如情操、情理、情志等，帶有倫理意味，因而在中西哲學比較中出現困難。中國傳統強調情與理結合，是從樸素水平上提出的，西方則從心理學上，從認識論上談情與理，現代西方對情的理解也不僅僅局限于認識角度，如康德便認為應上升到倫理水平上看待情，情應與美相結合。這樣，情就成為了道德的象征，與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相近。這表明中西哲學美學可以互為貫通，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上海社會科學院周昌忠研究員，從認識論角度對中西科學作了比較，認為在認知心理傾向方面，傳統中國保守、守成，對自然取淡泊態度；西方是進取、創造，對自然取理性認知態度。在知識的性質方面，中國重經驗，重實用，表現為技術發達，不重科學理論，而西方是追求本質，重理論。在科學方法上，中國重獲得，用經驗的方法加以證明；西方重確立，用邏輯方法推論。知行關系上，中國重行，西方重知。理知品格方面，中國重倫理化人格，西方重智慧化人格。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中西比較，有可能從更廣泛領域看待中西差異，尋求互補因素。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責任編輯：光君）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尸下加三羊
　　＠②原字簿去氵
　　
　　
　　
學術月刊滬108-110,113B5中國哲學史何錫蓉19951995 作者：學術月刊滬108-110,113B5中國哲學史何錫蓉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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